传统基础书法教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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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础书法教育概述
张祖斌
提要：
古代因印刷术的欠缺或不发达，知识经籍的传播主要靠人手抄写，又因古代知识以文科为主，“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另自隋唐始，因科考的需要，书法教育蔚为壮观，从国家最高学府至民间乡塾蒙学都非常重视书法教育。书法教育在古代蒙学课程设置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蒙学书法教材，唐代之前为字书教育，唐代开始为法帖教育，二者相与并行。传统蒙学书法教育很讲究教学方法，呈阶梯性、系统化趋势，重视执笔，精于笔法，讲究结构，强调口传手授。教师的书法理论与实践水平直接影响弟子的科场命运。本文试从古代蒙学中书法课程的地位、教材、教师、教学法、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作粗略的探究。观今鉴古，古代蒙学基础书法教育中的优秀成果,对我们当今的基础书法教育具有积极的、深远的指导意义.当代基础书法教育应进入自觉时代——前瞻性地主动地进行基础书法教育学科建设，并探讨其发展。
关键词：传统 书法 基础教育 学科建设

序言：古代官学中的高等书法教育
汉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体系。汉字书写的另一种境界——书法（日本称“书道”），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知识结构以文科为主，科技知识所占例甚微。先秦至清，学校的教育内容大部分为经、诗、书等，“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再者，宋以前，尚未发明雕板印刷术，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写手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自隋唐设科举以来，考生书法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因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也蔚为大观。而官学中的书法教育是历史正统、时代主流，我们有必要对基有大致的了解、归纳。
中国古代，书法教育起源很早，至少从商代起，书法教育内容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书”，即识字与写字。至秦，李斯创玉箸小篆颁行天下，统一六国文字。从中央到地方，皆以李斯“玉箸篆”为法则，由官方培养刀笔吏。汉初，“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1学童自小学习文字之学，接受识字与书写教育，到17岁以上成人可以处事时，始可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官员书写不合法度，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西汉的高等学府 ——太学，虽只授经学，但书法教育也开始受到重视。至东汉因经学教育的需要，蔡邕受命手书的石碑——《熹平经石》立于太学，它是我国古代由政府颁发的第一部书法范本，它提高了书法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并为后世书学的确立起了铺垫作用。灵帝时，创鸿都门学，更从艺术的角度提高了书法在教育中的地位。至魏，正始年间，为继承汉之传统，以古文、篆、隶三种书体刻石经立于太学，史称“三体石经”。此时，正书（楷书）、行书、草书地位蒸蒸日上，太学“设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两晋时期，草、楷、行诸体日渐发展、成熟与普及。至东晋，“二王”出，书法艺术创历史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因佛教繁盛，大规模的佛经抄写更促进了书法教育的巨大发展。隋始行科举，初创书学，书法正式进入官方高等教育殿堂。当时“国子监设书算学，各置博士2人，助教2人，招收学生40人。”2至唐代，开国帝王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兴教政策。由于文字自身的发展演变与周秦汉相去甚远，经书文字多谬，颜师古受命考定《五经》，著《五经定义》与《干禄字书》颁行天下。在稳定繁荣的太平盛世，在教育蓬勃发展时期，由锐情经术、酷爱书法的开明君主李世民最后完成了书学的建立与完备。书学，于唐代始，历宋、元、明、清，皆为中央官办高等学府，专门从事正统、主流的书法教育。
唐代东西两京皆设国子监，各设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书学是培养收法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书学排在算学与律学之前，可见其地位不算低。入学资格在于学生家庭官阶和门荫地位。书学教师“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也有法定的内容，“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馀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3地方上的府学、州学、以及县学，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从贡举的科目设置以及“若有乡闾无景行及书判全弱，选教纵深，亦不在送限”的举选规定来分析，书法也与中央一级的学校一样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4
大唐皇帝李世民崇王羲之书，尚“楷法遒美”，故唐代楷书名家辈出，创书法史楷书之高峰。
宋三百年，朝庭重文轻武，教育考试制度也更加完备，书法教育也相应得到提升。在国子监设立书学，配备书博士一名，宋真宗赵恒曾亲自到为臣下及贵族子弟教授书法，世所末闻。宋徽宗又设书艺所，据宋史记载：“书学生，习篆、隶（楷）、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其可观为下。”这一课程设置，兼顾了“文化课”与“专业课”，应是较为合理，要求也是较高。5宋代这种书法教育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
元代的官方文字是“八思巴字”，汉文化受到一定冲击。为了笼络汉臣与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元廷创办国子监（另有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下辖国子学，请汉臣传授儒家经典，鼓励皇族子弟学习书法，在国子监内，教师与学生很重视书法教育的。大书家赵孟兆页深得元世祖恩宠，君臣皆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形成了队伍宠大的赵派书家群。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教育，设国子监，教学活动的主要有讲书、习字、背书、作文。“习字”，即书法训练，规定“习书依名人法帖，每日习二百字”。至明成祖“下诏求四方善书者，复授中书舍人职……还特选拔二十八人专习王书”，“台阁体”大行天下。
清代的学校制度大致承袭明代旧制，在京师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学生所学科目有五经、四书、性理、习字等科。书法训练规定每日数百字。清代皇帝皆好书法，或“专尚香光“，或“竞讲子昂”，“乌、方、光”的馆阁体书风盛行。
隋唐到明清，由于科举对教育的导向力，学校的教育内容完全服从科举需要。比如唐代岁举常科有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明字科主要选拔典校古籍经书的人，其考试内容与书学教学内容十分吻合。
自北魏始，地方也设有官学，虽然地方官学中没有设立书学，但隋唐至明清，学校课程的设置唯科举是求，所以地方官学应与中央官学的教学一样，在教育内容中都设置书法教学部分。
在中国古代书法教育中，各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与个人喜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科场，也影响了书法教育，从中央至地方，莫不如此。统治者所崇尚的书法思想或价值观，如“礼乐”一般，必具很典型的、很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
从书法艺术的历史发展这一角度来考察，古代各朝各代的文教策，尤其是科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书法艺术和书法教育的发展。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中，高峰迭起，名家辈出，书法艺术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芭。台湾学者白先勇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线条文化，书法，是核心中的核心。”
当代书法教育呈现出倒金字塔的形势，高等书法教育形势大好，取得很好的成就，而中小学基础书法教育却很薄弱。如何评价当今的基础书法教育呢？我们还得从历史说起，先了解传统的基础书法教育情况。

蒙学基础书法教育
古代官学高等书法教育，它是蒙学书法教育的背景，了解它，有益于我们探讨、理解古代蒙学中的书法教育。
古代基础教育——“小学”阶段，称为“蒙养”教育，一般指七八岁至十五六岁儿童的教育阶段。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攘括初级的蒙学教育，这种初级教育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汉代称书馆，唐代称村校，宋代称村学、家塾、冬学等，元代称社学，明代称家塾、义学、社学等，清代称教馆、私塾、义学、义塾等。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基础性质的蒙学一般不为史书记载，我国古代语文教学研究专先生曾说：“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而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6
对古代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育，我们无法按历史的演变，系统、详尽地描述，只能根据一些散见的资料，从课程、教材、教师、教学法、教学组织等几个方面来尽量描述出一个大致的模样。
一、习字在蒙学课程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从古代官学高等教育中的课程设置来看，书科地位是比较高的。然而在古代蒙学中，或许并没有“课程设置”这样清晰的概念。可是习字训练的重要性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知识结构以文科为主，科技知识所占例甚微。先秦至清，学校的教育内容大部分为经、诗、书等， “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 再者，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民间世俗的眼光来看，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好，人们常常称其学业也好。蒙学期间没有扎实的书写基本功，蒙童的学业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明代董其昌：
董其昌十七岁时参加松江会考，学问虽佳，却因字写得差，而被知府衷贞吉降为二等” 7

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启蒙教育中，作为书法基本功——习字课程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按照清人的观念：
书者，小技也，然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教焉。乃有用之技，人生不可缺者也。上然制、诰、谕、敕，中而为表、奏、启，精于八法者固佳，否则亦走笔顺利、清晰整齐。8

这实际上道明了书法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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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美术大观》2008年第7期书法的家传与古代士大夫的家庭书法教育——以颜之推、郑板桥、曾国藩为例

（西安美术学院书法研究中心   贺文荣）

在中国古代，家庭书法教育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因为写字是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行为，须臾不可离；而且在古人的观念中，书法有重要的人格塑造和社会教化等功能，故而长辈对晚辈的书法教育非常关注。在古代，书法水平常常被看作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神采风度、或者一个家庭、家族文化蕴涵的标志，对弟子的书法教育的重视，显示出长辈承续家族文脉的努力，因此，在个人才能培养和家庭、家族文化建设中，书法一般很受重视。古代士人和士大夫家庭的书法教育大致是着眼于此的。除此两点之外，书法的家传与家教之所以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关，还和古代职业教育有关。据历史记载和现代学者的考证，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子就建立了严密的世禄世官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官和百工必须家族世守其业，不可随意更替。《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贰事，不移官。”[1]朱彬《礼记·训纂》云：方性夫曰：‘祝若《周官》大祝之类，史若周官《大史》之类。以其作辞以事神，故曰祝；以其执书以事神，故曰史。……医则医师，卜则卜师之类。百工则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类，以其类非一。凡此皆执技之名也。不贰事，则欲其无异习；不移官，欲其有常守。’” [2]这种制度使职官所掌握的知识和学问通过父子相传的形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史”和“卜”都是和文字书写有关的职官。这种世守其业、父子相传的特点在上古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后世仍有不同程度的残留。
但这里要讨论的是主要是士大夫和普通士人的书法家传和家教。在古代，书法的家庭教育是一种渗透性很强、很零碎、很日常化的行为，一般较少见诸文字，所幸的是，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很发达，家训保留了一些家庭书法教育的材料。我们以颜之推、郑板桥、曾国藩三家为例，因为他们在中国家训史上很有代表性，在书法史上也很有典型性。同时，他们各自又有不同的典型意义。颜之推和曾国藩可视为士大夫的代表，但意义又有不同，颜氏家族既是士大夫的典型，又是中古书法世家的典型；而曾国藩既是朝廷政要，又在文韬武略方面在相当的造诣。郑板桥可作为一般士人家庭的典型，同时在书画家中也有代表性。
《颜氏家训》共有七卷，其按内容共分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等二十个类目，关于书法的教育列于最末一卷，也就是第七卷的《杂艺十九》。仅从全书分卷布章上我们也能大概窥测颜之推对待书法的态度，在颜之推看来，书法只是“杂艺”之一，不宜过分重视。颜之推秉持的是儒家的“道艺观”，对书法的采取的是“游于艺”的态度。《颜氏家训·杂艺十九》论及书法只有三条，但其中论书要旨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书法要重实用，不宜过费精神，更不能受其所役。他说：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3]
他教导子孙学习书法要以真草二体为主。真书是“章程书”（据唐兰先生观点），上书言事，必能用到；书写尺牍则常用到草书体。就是对于这样具有实用性书体，也只要“微须留意”，他同时带有警告语气说不能太精于书法，不然，必受其累。接着他举了王羲之、和王褒的例子：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猬之人，以能书拔者多也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4]
    对于王羲之，颜之推认为以精书“自蔽”，萧子云虽不无叹服，但语中犹含遗憾。说完了王褒的事，他忘不了语重心长地再次警示“慎勿以书自命”。由此观之，颜之推对于“技”的轻贱态度可谓昭然。不唯颜之推如此，其实古代士大夫多持观点。宋代的石介在《答欧阳永叔书》中说：“且夫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钟、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伎以事上者。与夫皋陶前而伯禹后，周公左而召公右，谟明弼谐，坐而论道者，不亦远哉！”[5]就是酷好书法如欧阳修者，也不免常常流露出轻贱书法为“技艺”心态。对待书法的这种矛盾心理，在古代具有书法家、画家身份的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郑板桥即为一例。在郑板桥家书中，谈论书法的极少，这种情况和颜之推相似，而他对于书画的观点也与颜之推极为相近：
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设以房、杜、姚、宋在前，韩、范、欧阳在后，而以二子厕乎其间，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门馆才情，游客伎俩，只合剪树枝、造亭榭、辨古玩、斗茗茶，为扫小吏作头目而已，何足数哉！何足数哉！愚兄少而无业，长而无成，老而穷窘，不得已亦藉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愿吾弟发愤自雄，勿蹈乃兄辙也。古人云：“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者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6]
在他们看来，士人家传身教修习书法，练的不过是修身、齐家的本基本功，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抱负所在。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郑板桥视王维、赵孟頫为两画师，而对于房玄龄、杜如晦之流的大贤名相表现由衷的敬佩。可以想象，在这样思想指导下，其家庭书法教育必然是重视基本功的训练，重视书法的实用性，而轻视书法的艺术探讨。
在士大夫的家教中，常把人格修炼和个性的陶铸寓于书法的学习之中。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多次谈到书法的学习，他曾以学习书法为例教儿子欲成事业必有持恒之德，即他说的“有常”。他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常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7]
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还谈到执笔的方法、攻习书体要专精、师法取径等问题：
……尔所临隶书《孔庙碑》，笔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执笔太近毫之故，以后须执于管顶。余以执笔太低，终身吃亏，故教尔趁早改之。《无教碑》墨气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耸，吴子序年伯欲带归示其子弟。尔字姿于草书尤相宜，以后专习真草二种，篆隶置之可也。四体并习，恐将来不能一工。
   尔前寄所临《书谱》一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处，请其批评。初七日接渠回信，兹寄尔一阅。十三日晤柳臣先生，渠盛称尔草字可以入古，以送尔扇一柄，兹寄回。刘世兄送《西安圣教》，兹与卷并寄回查收。
    尔前用油纸摹字，若常常为之，间架必大进。欧、虞、颜、柳四大家是诗家之李、杜、韩、苏，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尔有志学书，须窥寻四人门径。至嘱至嘱！[8]
    如上节所论，古人书法传授重“口传手授”之法，这种方法多偶然性，不系统，也常常会掺杂太多的个人经验；但是此法的优势也是明确的，即师徒相互了解，容易鞭辟入里，也容易使学习者体会到书法的微妙、深入之处。从曾国藩的家书中可以发现，曾的儿子所临习的书法，常常交寄曾国藩过目，而曾每阅过，必有意见反馈。这种很日常化的教习方式常常能获得细致、深入、持久的效果。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很有价值，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书法史流派和书法学习如何取径的认识。
二十二日接尔禀并《书谱叙》，以示李少荃、次青、许仙屏诸公，皆极赞美。云尔钩联顿挫，纯用孙过庭草法，而间架纯用赵法，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等语。余听之亦欣慰也。
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谓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尔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尔若能光大先业，甚望甚望！[9]
这封信是回复曾纪泽临写《书谱叙》的。上节已论到，明清人传授书法，很重视“学序”，而论“学序”，必然会谈到书法史的流派和发展脉络。流派既明，脉络既清，则由何登堂，由何入室，先法何帖，后师何人，了然于胸。这样既能去师法单一，难以脱体之弊，又不致犯见异思迁，所学驳杂，终无所成之病，正符合古代人陶铸万象，终成一家的思想。这封信末尾的几句话则寄托了曾国藩希望儿子光大其家族几代人善于书法的传统，这些观念与前面提到的颜之推、郑板桥的观点并不矛盾。曾国藩的所重在于家统庚继，并不是希望成此一技之长，更不愿意他的儿子为一艺所役。
    综言之，在家庭书法教育中，士大夫书法在观念上是以儒家“道艺观”为主导的，重视书法的实用功能，认为将书法作为一项立身的“技艺”是不可取的。他们不过是把书法作为修身、齐家的途径，作为治国平天下修炼和准备。因此，在家庭书法教育中常常寄寓着人格修养，品操修持的目的，通过日常化的“口传手授”，自然而然地实施着他们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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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注疏》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影印，285页。

[2] 朱彬《礼记训纂》卷五，中华书局，1996年版，197页。

[3] 庄辉明、章义和撰《颜氏家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241页。

[4] 庄辉明、章义和撰《颜氏家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342页。

[5] 曾枣庄主编，《全宋文·石介五》卷六百二十二，巴蜀书社，1988年1月版，225-226页。

[6] 郑板桥《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见童小畅译注《郑板桥家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138页。

[7] 李志敏编《曾国藩教子书》，京华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16页。

[8] 李志敏编《曾国藩教子书》，京华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18页。

[9] 李志敏编《曾国藩教子书》，京华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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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育与文化传承 2014年01月09日
来源：人民日报






　　书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对于文化传承具有深远意义。青少年是继承和发展书法艺术的重要力量，教育部门对书法教育的关注程度，关系着书法文化的传承。
　　当前，书法教育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能够有效组织书法比赛、书法知识问答等活动，积极培养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另一部分地区虽然将开设书法课情况纳入教育督导，但并未对其进行及时考查。
　　在中小学，许多教育工作者也没有认识到书法课的重要性，大多书法课被语文、数学等挤占。还有学校直接在发课表时进行备注，名义上是书法课，实际上却上着其他课，这么做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书法课成了走形式。然而，许多家长已经认识到，一手漂亮字不仅能让孩子在考试中受益，更可受用终身，于是不得不将孩子推向课外辅导班。可是，课外辅导机构往往以盈利为目的，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初学者难以区分好坏，师德也未经考核。
　　中小学书法教育不仅是文化传递过程，也是文化生成过程。在古代，书法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人格精神的一种文化活动，强调个人修为，有“字因人贵”、“书如其人”等说法，并讲究“技道两进”。现代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书法在智育、德育、美育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立人”功能。同时，书法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人本身，人的成长、心智的成熟又反过来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书法文化进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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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既是书法学习的重要阶段，又是个体成长的重要阶段。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培养人、塑造人的角度来认识书法教育，明确书法教育“以道立人”的文化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必须从书法文化创造的角度看待中小学书法教育。中小学书法教育除了教孩子书写规范、工整、易认的汉字外，还有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创造等文化价值。因此，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意义超过了写字本身，应该上升到对民族文化的识同、传承、创造的高度。　　曾经有文化学者说：“文化使人能直立行走，只有在文化包裹的气氛中人才能呼吸，文化如同人体内的血管系统是属于人的一部分，而血管里流淌的是主观精神的血液。”如果中断了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那么，这个民族很有可能面临精神匮乏。人民教育出版社五年制小学第九册语文书中的课文《难忘的一课》，讲到一名老船员来到台湾一所小学，当他看到年轻的教师在认真地教学生们一笔一画写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其实，这个教师不只在教孩子们怎么书写汉字，更重要的是在向祖国的花朵浇灌优秀传统文化的养料，书法文化在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得到了传承。
　　在中小学普及书法教育，对孩子们的成长具有重大影响，能在孩子心里成功种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小学书法教育在传授书法能力的同时，更是对书法文化的传承、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如今，学生们的写字水平普遍较差，正是淡漠了书法意识、忽略了书法学习所致。所以，各师范类院校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扎实的书写能力，是一名合格教师的基本功。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多组织些书法比赛、书法内涵评价、书法专家授课等，给大学生提供良好的书法学习氛围。众所周知，书法这门艺术是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之上的。各院校都应逐步提高大学生对书法的鉴赏能力，让这些未来的教师掌握鉴赏书法的技巧和方法，明白鉴赏书法的作用所在，也懂得什么才是书法艺术。
　　让中小学生掌握书法技能，首先要有相应的课程设置和课时保证。掌握书法的书写技法，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漫长过程，没有一定时间保证，蜻蜓点水式的教学无济于事。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书法教育的教师，我呼吁，有关教育行政部门要保证甚至延长书法教学时间，教师也要系统地掌握书法基本技法和技能循序渐进，细水长流，才能奏效。（陈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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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文化传承重在实践

2012年08月29日
来源： 光明网

中国美术馆近日推出了当代书法邀请展“翰墨传承”，伦杰贤、魏哲、胡抗美、刘洪彪、鲍贤伦、孙晓云、张旭光、刘文华、陈振濂、吴东民、陈加林、陈洪武、王学岭、张继、王家新、陈忠康、龙开胜等17位书法家参与，短笺长幅，艺文相生，意态多姿。与一般书法展不同的是，此次展览旨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阐释当代中国书法传承与发展的内涵。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对展览的策划举办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演变，经历了30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它不仅承载着汉字独特造型和笔墨韵律，更融入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2009年，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传承”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涵，也是书法家们进行艺术创作面临的重要课题，千百年来书法家们进行了不断诠释与丰富，形成了灿若星河的传统体系。传统可资借鉴，更需转换发展。在这个课题面前，许多书法家在深入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理念，积极创新，为中国当代书法注入了诸多新的元素，使之呈现出独特多姿的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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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崔护《题都城南庄》 刘洪彪

本次参展的17位中青年书法家，均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书法各成风貌，渊源有自；学识兼容并蓄，广收博取；创作开放吸纳，勇于突破。而他们的传承观和实践之路正反映了中国书法艺术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真实路径。

“近20年来书法发展表面看起来繁荣热闹，展览频频，出版物大量涌现，书法博士硕士培养人数逐年增多，建立多处书法名城等等，但恰恰忽略了书法最基础最关键的幼儿训练。”此次入展的唯一女书法家孙晓云说得十分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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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胡抗美最近一再谈到“书法本体”。他认为：“写字不是书法，更不是艺术；唐诗宋词、名言警句等文本内容不是书法作品的内容；书法技法是书法家必备的条件，但技法不是艺术。”

而王家新一直将书法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是“愉悦而寂寞的行程”。他从学龄前开始在父亲的督导下学习书法，按私塾的方式描红。他认为，有志于书法者更应向字外探求。而随着他对国学体系经史子集的阅读渐宽渐深，我们从他的字迹里，渐能看出滋养而出的一股书卷气。这是书法家的书写取向，也是他的智慧之处。“无论史家、文士与艺匠，伟大的自然力和博大的人文传统始终是我们心智永恒的依傍、笔下无尽的资源。”

何处感受张旭的“脱帽落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如何看待高凤翰的“不抱云山骨，那成金石心”？书法家魏贤说，书法创新“要不断向禁区开拓”。对于人人所追求的“独辟蹊径”和“不与人同”，书法家张继说，这些都带有强烈的主动意识，难免有构思、设计与策划的成分。如何巧妙地融入自然表现之中，不仅需要智慧、悟性、眼界、学识、技巧，更需要胆量。

“因为文字与书写的断裂，造成书法作为国民基本文化素质的缺失，以及汉字整体认识的缺失，继而造成了对书法史论的误读、误解以及对中国文字、文化发展的误读、误解。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孙晓云说，书法文化发展的承传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传承以保护为基础，书法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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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家庭书法教育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因为写字是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行为，须臾不可离；而且在古人的观念中，书法有重要的人格塑造和社会教化等功能，故而长辈对晚辈的书法教育非常关注。在古代，书法水平常常被看作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神采风度、或者一个家庭、家族文化蕴涵的标志，对弟子的书法教育的重视，显示出长辈承续家族文脉的努力，因此，在个人才能培养和家庭、家族文化建设中，书法一般很受重视。古代士人和士大夫家庭的书法教育大致是着眼于此的。除此两点之外，书法的家传与家教之所以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关，还和古代职业教育有关。据历史记载和现代学者的考证，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子就建立了严密的世禄世官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官和百工必须家族世守其业，不可随意更替。《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贰事，不移官。”[1]朱彬《礼记·训纂》云：方性夫曰：‘祝若《周官》大祝之类，史若周官《大史》之类。以其作辞以事神，故曰祝；以其执书以事神，故曰史。……医则医师，卜则卜师之类。百工则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类，以其类非一。凡此皆执技之名也。不贰事，则欲其无异习；不移官，欲其有常守。’” [2]这种制度使职官所掌握的知识和学问通过父子相传的形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史”和“卜”都是和文字书写有关的职官。这种世守其业、父子相传的特点在上古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后世仍有不同程度的残留。但这里要讨论的是主要是士大夫和普通士人的书法家传和家教。在古代，书法的家庭教育是一种渗透性很强、很零碎、很日常化的行为，一般较少见诸文字，所幸的是，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很发达，家训保留了一些家庭书法教育的材料。我们以颜之推、郑板桥、曾国藩三家为例，因为他们在中国家训史上很有代表性，在书法史上也很有典型性。同时，他们各自又有不同的典型意义。颜之推和曾国藩可视为士大夫的代表，但意义又有不同，颜氏家族既是士大夫的典型，又是中古书法世家的典型；而曾国藩既是朝廷政要，又在文韬武略方面在相当的造诣。郑板桥可作为一般士人家庭的典型，同时在书画家中也有代表性。
《颜氏家训》共有七卷，其按内容共分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等二十个类目，关于书法的教育列于最末一卷，也就是第七卷的《杂艺十九》。仅从全书分卷布章上我们也能大概窥测颜之推对待书法的态度，在颜之推看来，书法只是“杂艺”之一，不宜过分重视。颜之推秉持的是儒家的“道艺观”，对书法的采取的是“游于艺”的态度。《颜氏家训·杂艺十九》论及书法只有三条，但其中论书要旨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书法要重实用，不宜过费精神，更不能受其所役。他说：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3]
他教导子孙学习书法要以真草二体为主。真书是“章程书”（据唐兰先生观点），上书言事，必能用到；书写尺牍则常用到草书体。就是对于这样具有实用性书体，也只要“微须留意”，他同时带有警告语气说不能太精于书法，不然，必受其累。接着他举了王羲之、和王褒的例子：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猬之人，以能书拔者多也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4]
    对于王羲之，颜之推认为以精书“自蔽”，萧子云虽不无叹服，但语中犹含遗憾。说完了王褒的事，他忘不了语重心长地再次警示“慎勿以书自命”。由此观之，颜之推对于“技”的轻贱态度可谓昭然。不唯颜之推如此，其实古代士大夫多持观点。宋代的石介在《答欧阳永叔书》中说：“且夫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钟、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伎以事上者。与夫皋陶前而伯禹后，周公左而召公右，谟明弼谐，坐而论道者，不亦远哉！”[5]就是酷好书法如欧阳修者，也不免常常流露出轻贱书法为“技艺”心态。对待书法的这种矛盾心理，在古代具有书法家、画家身份的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郑板桥即为一例。在郑板桥家书中，谈论书法的极少，这种情况和颜之推相似，而他对于书画的观点也与颜之推极为相近：
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设以房、杜、姚、宋在前，韩、范、欧阳在后，而以二子厕乎其间，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门馆才情，游客伎俩，只合剪树枝、造亭榭、辨古玩、斗茗茶，为扫小吏作头目而已，何足数哉！何足数哉！愚兄少而无业，长而无成，老而穷窘，不得已亦藉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愿吾弟发愤自雄，勿蹈乃兄辙也。古人云：“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者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6]
在他们看来，士人家传身教修习书法，练的不过是修身、齐家的本基本功，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抱负所在。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郑板桥视王维、赵孟頫为两画师，而对于房玄龄、杜如晦之流的大贤名相表现由衷的敬佩。可以想象，在这样思想指导下，其家庭书法教育必然是重视基本功的训练，重视书法的实用性，而轻视书法的艺术探讨。
在士大夫的家教中，常把人格修炼和个性的陶铸寓于书法的学习之中。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多次谈到书法的学习，他曾以学习书法为例教儿子欲成事业必有持恒之德，即他说的“有常”。他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常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7]
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还谈到执笔的方法、攻习书体要专精、师法取径等问题：
……尔所临隶书《孔庙碑》，笔太拘束，不甚松活，想系执笔太近毫之故，以后须执于管顶。余以执笔太低，终身吃亏，故教尔趁早改之。《无教碑》墨气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耸，吴子序年伯欲带归示其子弟。尔字姿于草书尤相宜，以后专习真草二种，篆隶置之可也。四体并习，恐将来不能一工。
   尔前寄所临《书谱》一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处，请其批评。初七日接渠回信，兹寄尔一阅。十三日晤柳臣先生，渠盛称尔草字可以入古，以送尔扇一柄，兹寄回。刘世兄送《西安圣教》，兹与卷并寄回查收。
    尔前用油纸摹字，若常常为之，间架必大进。欧、虞、颜、柳四大家是诗家之李、杜、韩、苏，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尔有志学书，须窥寻四人门径。至嘱至嘱！[8]
    如上节所论，古人书法传授重“口传手授”之法，这种方法多偶然性，不系统，也常常会掺杂太多的个人经验；但是此法的优势也是明确的，即师徒相互了解，容易鞭辟入里，也容易使学习者体会到书法的微妙、深入之处。从曾国藩的家书中可以发现，曾的儿子所临习的书法，常常交寄曾国藩过目，而曾每阅过，必有意见反馈。这种很日常化的教习方式常常能获得细致、深入、持久的效果。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很有价值，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书法史流派和书法学习如何取径的认识。
二十二日接尔禀并《书谱叙》，以示李少荃、次青、许仙屏诸公，皆极赞美。云尔钩联顿挫，纯用孙过庭草法，而间架纯用赵法，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等语。余听之亦欣慰也。
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谓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尔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尔若能光大先业，甚望甚望！[9]
这封信是回复曾纪泽临写《书谱叙》的。上节已论到，明清人传授书法，很重视“学序”，而论“学序”，必然会谈到书法史的流派和发展脉络。流派既明，脉络既清，则由何登堂，由何入室，先法何帖，后师何人，了然于胸。这样既能去师法单一，难以脱体之弊，又不致犯见异思迁，所学驳杂，终无所成之病，正符合古代人陶铸万象，终成一家的思想。这封信末尾的几句话则寄托了曾国藩希望儿子光大其家族几代人善于书法的传统，这些观念与前面提到的颜之推、郑板桥的观点并不矛盾。曾国藩的所重在于家统庚继，并不是希望成此一技之长，更不愿意他的儿子为一艺所役。
    综言之，在家庭书法教育中，士大夫书法在观念上是以儒家“道艺观”为主导的，重视书法的实用功能，认为将书法作为一项立身的“技艺”是不可取的。他们不过是把书法作为修身、齐家的途径，作为治国平天下修炼和准备。因此，在家庭书法教育中常常寄寓着人格修养，品操修持的目的，通过日常化的“口传手授”，自然而然地实施着他们的教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