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务机关曾将《日瓦戈医生》用做颠覆苏联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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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一百三十余份档案解密：
美国特务机关曾将《日瓦戈医生》用做颠覆苏联的工具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09日   04 版）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10月23日， 影摄:哈罗德·K·米尔克斯

中情局假托巴黎俄侨出版社之名，在华盛顿总部印刷厂秘密印制的俄文便携版《日瓦戈医生》。图片：中央情报局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华盛顿邮报》4月6日在“国家安全”刊头下发表彼得·芬恩（Peter Finn）的长文，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解密的一百三十余份档案，追溯冷战期间，西方情报机构利用苏联文学禁书，策动反苏反共活动的一系列秘密行动。
    为达此目的，特务们选中了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本国不获出版的小说《日瓦戈医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用做宣传武器和破坏的工具。
    在行动期间，中情局不仅是幕后的策划者，还亲自上阵，做了（盗版）出版商、（便携版）印刷商、（二渠道）发行商，甚至（局里的）文学评论家。
    不过他们宣传的至少是一本好书。
    一
    1958年1月，英国情报机关将《日瓦戈医生》手稿的两卷缩微胶卷送到中情局总部，建议善加利用。美国人立刻为之心动。一封递送中情局苏联处处长的备忘录中写道：
    “此书拥有巨大的宣传价值，原因不只在于其固有的信息和令人深思的本性，还在于它的发表环境：我们有机会让苏联公民思考其政府错在何处，因为公认最伟大的在世俄国作家所写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竟然不能在他自己的国家，以他自己的语言，让他自己的同胞来阅读。”
    此番有关中情局秘密印刷《日瓦戈医生》的解密档案超过一百三十份，详细记录了行动规划的细节，包括怎样将此书送达苏联人民手中，怎样推动该书在人民中间不断传阅，涉及莫斯科和苏联阵营其他国家的多个城市。
    该局秘密出版了两种版本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硬皮精装本在荷兰印刷，而纸皮本的印装地点就在中情局总部。
    解密文件显示，出版和发行工作由中情局苏联处具体执行，局长艾伦·杜勒斯监管，并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行动协调小组的批准，后者负责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行动协调小组管控秘密计划，并授中情局以“开发”《日瓦戈医生》的专权。
    文件记录显示：“美国政府之手……不得以任何形式暴露。”
    这批秘档是应彼得·芬恩与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的彼得拉·库维（Petra Couvée）的请求解密的。
    二
    芬恩写道：
    “冷战期间，中情局喜爱文学——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乔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纳博科夫。书就是武器，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苏联或东欧不可得或被禁了，就能用作宣传，以挑战苏联所宣传的现实。冷战期间，多达一千万册图书或杂志作为政治战役的一部分，通过铁幕后的特工秘密分发。就此而言，《日瓦戈医生》实在是中情局的一个黄金机会。”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既是史诗性也是自传性的，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中，书中所怀念的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乃万恶的旧社会。因此，1956年，《日瓦戈医生》在国内被退稿并遭到批判后，帕斯捷尔纳克将手稿转递意大利左翼出版商吉安贾科莫·弗尔特里奈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后者顶住了苏共和意共的多重压力，于1957年11月在意大利出版了这部小说的意文译本。
    华盛顿的苏联专家们很快看懂了莫斯科为什么憎恶此书。1958年7月，中情局苏联处处长约翰·莫里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帕斯捷尔纳克的人道主义思想——即人人有权享有个人生活，应该作为人受到尊重，而不论其政治忠诚的程度，对国家贡献的多少——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人人要为共产主义制度牺牲的苏维埃道德的挑战。”
    在意文版出版后不久，便有中情局特工建议：
    “要最大限度地出版各语言版本的《日瓦戈医生》，以求最大限度地在自由世界发行与喝彩，并考虑［促成］诺贝尔奖这样的荣誉。”
    2007年，读书报曾刊文《中情局暗助〈日瓦戈医生〉出版？》，报道俄国作家伊凡·托尔斯泰（Ivan Tolstoy）宣称，西方特务机关在1957年一手导演了《日瓦戈医生》俄文版在西方面世，以使此书符合瑞典学院关于作品必须以原文出版的规定，为帕斯捷尔纳克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扫清了道路。
    托尔斯泰在所著《被洗过的小说》（The Laundered Novel）一书中声称：“我毫不怀疑，在确保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中情局起了关键作用。”
    至于中情局为什么要这样做，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是为了让苏联政府丢人现眼，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们毙掉了一本多么优秀，多么充满人性光辉的作品。
    但芬恩和库维检索解密档案，未发现中情局印刷俄文版《日瓦戈医生》是为了帮助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证据。
    三
    为了搞好发行工作，中情局选定了战后的首届世界博览会——共四十三国参展的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在五百英亩的展区内，美苏两国建起了巨大的展馆，对外宣传本国的生活方式。特别让中情局动心的是，比利时政府已向苏联公民发放了一万六千份签证。
    考虑到小说印刷须秘密进行，中情局特工首先联络了纽约的一家小出版商，后与荷兰情报机关BVD接上了头，安排海牙的一家学术出版社印刷。档案中录有美国特务向总部请示首印数的记录。
    荷美特务组织密切配合。1958年，中情局向BVD六百九十一名成员中的大约五十人支付了津贴，并将新招入的荷兰特务送到华盛顿培训。
    芬恩和库维“根据对数位前荷兰情报官员的采访”披露，中情局驻海牙的特务沃尔特·齐尼在美国大使馆与到访的荷兰特务约普·范德威尔登讨论了小说出版计划。齐尼告诉对方，任务很急，但中情局愿意提供俄文手稿，并为小额首印支付优厚的费用。他强调，此事决不能追踪到美国人或任何特务机关的头上。
    于是，1958年9月6日，靛蓝色亚麻布面装订的首版俄文《日瓦戈医生》由海牙的穆顿出版社出版，随即装入一辆大号旅行车的车厢，送到齐尼家。两百册寄往华盛顿，其余大部分送往中情局在西欧的情报站或情报员驻地——法兰克福得到两百册，柏林一百，慕尼黑一百，伦敦二十五，巴黎则只有十本。最大的一包为三百六十五册，运到了布鲁塞尔。小说分发当然不能在美国展馆进行，但中情局的盟友就在附近，即梵蒂冈的“上帝之城”馆。流亡的俄国天主教徒在馆内拉了张帘子，办起了一家小图书馆。实际由中情局出版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就在帘子后面悄悄递进了苏联公民的手中。不久，此书的蓝色亚麻布封皮就扔得到处都是，因为有些人拿到小说后，就马上做了去皮和解体工作，分成好几部分，以便塞进衣袋，免得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当年9月10日，中情局便在备忘录中满意地写道：“可以认为本次行动圆满完成。”
    远在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很快听到了消息。就在同一个月，他致信友人：“《日瓦戈医生》以原文出版的消息是真的吗？好像参观布鲁塞尔展览会的人已经见到它了。”
    四
    然而，特务们立功心切，不免知法犯法。中情局曾指望荷兰出版商与弗尔特里奈利签订合同，但意大利人暴跳如雷，拒绝出售版权，所以海牙的俄文版就成了盗版书。美国新闻界很快揣测中情局插手了此事，但终未获得证实。
    伊凡·托尔斯泰提供了一个非常离奇的“盗版”过程，称当年一位中情局特务在英国人的配合下，从一架迫降在马尔他的飞机上偷走此书手稿，然后在两小时内将其全部拍照，再放回原来的手提箱，并让飞机重新起飞。
    1958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苏联立刻将该奖视为反苏挑衅。帕斯捷尔纳克先致电感谢，四天后又迫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压力，转而拒绝受奖。11月5日，特务发电报给杜勒斯局长：“看到在苏联人身上取得的明显效果，一切苦工都值了。”
    中情局认准了文学的力量，第二年4月便出台了行动指南，指导各地特务如何鼓励西方赴苏游客与当地人谈文学，谈《日瓦戈医生》。相关备忘录写道：
    “我们感到《日瓦戈医生》是一个绝佳的跳板，可将与苏联人的谈话引向‘共产主义对抗言论自由’。游客们不仅应该准备与所接触的苏联人讨论关于这本书的基本主题——为了自由和个人尊严的呐喊——还应该探讨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人困境。”
    五
    由于苏联当局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攻击与羞辱，中情局苏联处很快上马了《日瓦戈医生》纸皮本的出版计划。莫里处长写道，他相信存在着“学生和知识分子对获得此书的巨大需求”。
    官员们评估了海牙硬皮本引起的风波，决定力避在外地印刷：
    “鉴于所涉及的安全、法律和技术难题，建议《日瓦戈医生》的秘密袖珍版在总部出版，使用弗尔特里奈利的首版文本，并将其归到一个虚构的出版商名下。”
    中情局在华盛顿设有一间印刷厂，用于印制袖珍书，冷战期间出版过多种文学作品，每本的大小都适合“放进男式西装或裤子的口袋”。
    1959年7月，至少九千册袖珍版《日瓦戈医生》“以单行本或上下册”的形式在中情局印刷厂出厂——上下册是为了藏在身上。在中情局安排下，该书看上去是在巴黎印刷的，出版社用法语写做“社会出版社和世界印象社”（Société d’Edition et d’Impression Mondiale），后有白俄团体出面认领了该社。
    中情局记录表明，袖珍版由“与西方的苏联游客和官员有接触的特工”发放。
    195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维也纳举行，中情局又调拨了两千册，在参会的苏联及东欧学生中散播。
    维也纳此时成了中情局的文学批发中心。大约有十四种语言的三万册书在此流向苏东，其中还有《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和《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日瓦戈医生》则不仅有俄文版，中情局还计划印刷波兰文、德文、捷克文、匈牙利文和中文版。
    当苏联青年的车队到达闷热的维也纳时，成群的白俄蜂拥而上，通过敞开的车窗，把中情局出版的《日瓦戈医生》扔给他们。
    克格勃伪装成科研人员，随行监控苏联青年，但是让学生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手下留了情。一位参会的苏联学生后来回忆，克格勃告诉他们：“拿着，读吧，可是千万别带回家。”
    1960年5月30日，7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郊外的佩列捷尔金诺去世。《日瓦戈医生》一直在苏联被禁至1988年才获准出版。中文版大约在同一时间问世——如果中情局的袖珍中文版从未出厂的话。
    彼得·芬恩与彼得拉·库维合著的《日瓦戈事件：克里姆林宫、中央情报局和为一本禁书展开的战斗》（The Zhivago Affair: The Kremlin, the CIA and the Battle Over a Forbidden Book）将于今年6月17日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帕台农出版社发行。
    《华盛顿邮报》网站已将文中所涉中情局档案中的三十七页扫描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