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群体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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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群体的自私

                             ——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新课题

                             高德胜

[摘要]过群体生活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但自私始终是包括部落、种群、宗教、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不同层次群体的本性之一。过去时代，人类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离，并没有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群体自私性的影响基本上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但在全球化的今天，群体，尤其是超大群体的自私已经具有了全球效应，有导致毁灭人类的巨大风险。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克制、超越群体、尤其是超大群体的自私是时代赋予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新课题.

[关键词]  群体   自私   全球化   道德教育
  （发表于《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年第1期）

   道德教育往往是指向个人的，对群体则视而不见。实际上，群体也有自己的德性。个体的德性需要涵养和教育，群体的德性同样需要濡化与超越。有史以来，人类的活动始终既是个体的，更是群体的。个体与群体是一种“互嵌”式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群体间的交往都是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因而是局部性的，或者说，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虽然同在一个星球上，但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1]P9 这也是群体间的伦理与道德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各群体间的交往前所未有的深入，正在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关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再不重视群体间的伦理与道德，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一、自私的群体

  “人类始终被组织成群体”[2]P70，没有群体归属对个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且不说群体生活在人类诞生过程中扮演的极为关键的作用，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始终是生活在部落、种群、宗教、民族、国家等层次不同的群体之中。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往往想当然地以为群体比个体“好”（道德上的善），对群体自私的一面缺乏认识，正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说，“我们当代的文化未能在人类的相互关系中意识到群体利己倾向的力量、程度和顽固。”[3]P14（导论）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充分证实尼布尔所言非虚。群体无论大小，都具有“同一性”和“相异性”两个特征，而这两个特征不是可以割裂的，而是配对使用的，“同一性只有和相异性联系起来才能形成”[4]P292 也就是说，一个群体之所以成为群体，是因为群体成员具有同一性，但同一性的另一面就意味着相异性：群体成员的同一，是以与其他群体及其成员的相异为前提的。为了保持自己群体的同一性，就必须保持与其他群体的相异性，因此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排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人类普遍患有“异类恐惧症”，与陌生群体的成员“保持距离并憎恨他们的接近是人类群体普遍与永久的特征。”[5]P84 同一性使群体富有团结协作精神，而相异性则使群体自私而偏狭，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描绘我们自己：人类既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富于团结协作精神的生物，但也可能是这个星球上对同类最狠、最刚勇好斗的生物。
   群体精神既有关爱协作等光明的一面，也有自私、排斥、敌对其他群体等阴暗的一面。群体的光明面和阴暗面没有先后，是同时演进的，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的最早时期。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更新世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组成了小群体，因为联合起来的小群体在生存上具有优势，既能较好的抵御猛兽，也能有效的抵御敌对群体的侵略。从那时开始，人类祖先的在群体内部就有了自己的“群体逻辑”，比如公正、可靠、诚实、关心、支持和帮助。但这些在群体内部实行的东西，一概不适用于群体之外，对外部群体则有另外的逻辑，即“外群体逻辑”——仇外和侵略。[6]P14-15 如果说“群体逻辑”是道德逻辑的话，那么“外群体逻辑”则是一种战争逻辑。为了本群体的生存，消灭竞争性、敌对性的群体是非常英勇而道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战争逻辑呢？因为“在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所有有利的生态环境都被利用，环境的承载能力达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群体如果要想找到较好的生活环境并对其进行开发，就必须不断地同外来群体进行斗争。”[6] P10 说白了，还是生存压力。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就已经基本上超越了其他物种，将其他物种远远甩在了身后，除了自然环境，惟一能够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只有同类，“外群体逻辑”正是对人类这一境况的直接反映。
   人类社会总是被分割成相互对立、彼此竞争的群体。“种族性似乎界定了先于国家之前出现的群体的归属”，种族“是根据同一性与相异性的关系，并参照共同的血缘来界定的，而且有一个政治的和战斗的组织。”[4]291-291 从图海纳对种族概念的界定上我们就可以嗅到种族所具有的强烈排外与自私气息。种族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距离薄如蝉翼，因为只要根据种族特征对人和群体进行划分，即进行种族化，就意味着“根据某些群体先天所具有的生物特征，将其贴上构成独特生物群体的标签。”[7]238 而贴上独特生物群体的标签在鲍曼看来，已经是“第三级”即神秘化的种族主义[①]了。
   宗教既是群体精神的寄托，又是区分群体的标志，因为宗教能“通过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限，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8]P96 大多数宗教所倡导的仁慈和博爱都是有界限，都是限于宗教群体内部的，超出宗教群体之外，同样是另外的逻辑。人类学家约翰·哈通对此洞若观火：“大多数宗教都具有目光偏狭短浅的特点，因为多数宗教是在群体与群体间展开竞争、作殊死较量的时候才产生的，一方能否生存完全取决于与另一方的竞争。这种宗教以及由此培育出来的道德观极端狭隘自私，虽然孕育这种宗教道德观的竞争早已不复存在，但这种观念仍然像不死的幽灵一样经久不散。”[9]206-207 宗教的自私和偏狭实际上不难理解，只要回顾历史，我们就能轻易地发现人类历史上多数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悲剧背后都有宗教的影子。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不准了杀人”、“不得滥杀”的戒律，但这类戒律都只是就宗教群体内部而言的，对异教徒则通通不适用。
  “民族是最大的集团，是极其庞大的家庭”[10]P150，但这“最大的集团”同样不改自私本性，尼布尔指出，“民族的自私是公认的”[3]P68，从乔治·华盛顿到乔治·布什都公然宣称这一点。乔治·华盛顿的名言是：只有在符合其自身利益时，民族才是可以信赖的；而乔治·布什的名言则是：“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拿来谈判的”[1]P2。民族与作为自己前身的部落、种族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界线，同样遵循同一性与相异性的逻辑。“我们意识”（Wir-Bewusstsein）[10]P150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容，是民族这一群体同一性的表现，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者意识。“我们意识”使民族成员联结在一起，大家共同享受着本民族的优待；他者意识则意味着对外族成员的排斥、区别对待、甚至是敌对。按照常识，我们以为先有正常的民族，然后才有偏激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民族和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孪生的，没有对他者的排斥，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根本难以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盖尔纳认为“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2]P73
   如果说“民族是最大的集团”，国家则是“具有最无可争辩的中心权威的人类群体，也是成员资格界定得最清楚的人类群体。”[3]67 国家虽然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它从来都是“多面孔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是与宗教结合，就是与民族联姻，从宗教或民族那里获得凝聚力和合法性。与宗教群体、民族相比，国家的自私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历史上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行动是完全无私的。”[3]P60国家总是要求自己的国民无私爱国，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个体国民那样能够为其他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所强调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将个体国民的无私转化为国家的自私。弗郎兹·博厄斯认为，国家虽然庞大，但在群体本性上与原始部落并没有多大差别，同样是需要敌人、需要对抗情绪的封闭团体。 [11]P42
二、全球化对群体自私危害的放大
   不可否认，自私作为群体的本性之一，在不同群体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甚至在人类物种的进化过程中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古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确是至理名言，任何群体都需要竞争者和假想敌。从单个群体的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了对其他群体的警惕、排斥、敌对，才有了群体内的团结与归属，才有了群体永不停歇的创造。从人类物种的角度看，正是群体间存在的生存竞争，使人类这一物种始终尽最大可能进行创造，遏止了人类物种蜕化的可能，使人类始终处于进化过程之中；正是“各有私心”的群体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自己的潜能，才创造出了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
   也应该看到，自私作为群体的本性之一，也给人类带来了无边无际的苦难。人类历史上连绵不绝的战争，都与人类群体的这一本性有关，以至于使“战胜、消灭或征服”[8]P35成了群体间交往的主导方式，在不同群体包括民族的群体记忆里埋下了伤痛与仇恨的种子，一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发芽、疯长；以至于使人类的整个历史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简化为战争史，战争成了常态，而和平与友好交流则成了战争间歇的插曲；以至于到了今天，人类掌握了无与伦比的改造自然的工具，却将这种工具用于打倒其他群体，“人类仍然还没有学会在没有邪恶与血腥下共同生活”[3]P60！
    值得庆幸的是，直到20世纪以前，人类不同群体都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在地球的“碎片”中，群体自私性所带来的苦难都是局部的、地方的，不至于影响全球、整个人类。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切都不同了。虽然人们对全球化有多样化的理解，但无论怎样理解，都无法否认全球化首先是一个事实：“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因而个体、群体和国家越来越相互依赖。”[7]P47
    作为事实的全球化具有多重效应，既有不同文化的交汇与理解的加深，也有风险和危险的扩大，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风险和危险也全球化了。吉登斯将全球性的风险归为三类，即人为风险、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7] P59。风险与危险的全球化首先是指这些风险与危险是指向全球的，具有全球性的威胁，对这些全球风险的后果，所有的个人和群体都无法逃避、无法幸免。第二，风险与危险的全球化是指这些风险的起源和后果都是不确定的，我们既无法确切地断定一个风险是由哪个群体引起的，以便追究其责任，也无法确切预料一个风险的后果，以做好准备。第三，风险与危险的全球化还指这些巨大的风险超出了单个民族或国家的负荷，任何单一的国家和民族，无论有多强大，都无法一力承担这些风险，更不用说去解决这些风险。
    风险与危险的全球化需要全球性的共同努力，但群体的自私却是全球共同努力的最大阻碍。虽然从长远看风险与危险具有全球性威胁，但由于“社会风险地位”[②]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短期内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自私心的驱动下，不愿做出共同努力。由于风险的起源无法确定，很多国家和地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承担抵御或消除风险的共同责任。风险后果的不确定性，也是很多群体产生风险麻木、甚至盲目乐观的情绪。由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无力承担全球性的风险，需要全球性的共同合作，而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因自私而逃避责任的行为，都会打破这种至今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共同合作。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群体，尤其是民族和国家的自私，有可能导致人类走向无法预知、甚至是毁灭性的未来！
    在过去时代，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离，人类各群体，包括民族与国家这样的人类超大群体分别生活在地球的不同“碎片”上，彼此并不是一个整体，一个群体自私性的膨胀，至多影响相邻的一个或几个群体，几乎不可能造成全球性的灾难。也就是说，在过去时代，时间和空间还可以充当超大群体自私性的缓冲器和隔离器。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时间和空间的缓冲与隔离作用已经失效。也就是说，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自私行为，受害的已经不止相邻的几个民族或国家，而是全球性的。比如，强大的美国坚持“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拿来谈判的”，但“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会导致上百万人口死于日益不可预测的天气和土地流失，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使用着这些土地，由于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和局部的洪灾而丧失。”[1]P2
    全球化既起到了使各民族超越群体界线思考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命运的功能，也起到了激惹民族性、暴露、放大民族自私的作用。问题是作为超大群体的民族国家与过去时代的国家已经完全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自私自利的技术手段。比如，一些核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可以使我们的地球毁灭多少次。在地球毁灭是“最终结局”的全球化时代，假如某个强大的国家或民族自私性无限膨胀，整个世界都是没有办法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私欲膨胀的民族或国家，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自私，总以为自己代表着人类的价值，其所发动的战争是为人类而战，这样的自身定位往往具有巨大的欺骗性，使整个民族成员或国家公民都处在为人类而献身的极度亢奋之中从而失去理智和自省精神。
   也许战争作为民族自私性表现的方式，对世界上处于和平生活之中的人来说不具有日常性和迫近性，但战争不是表达民族或国家自私的惟一方式。以生态风险为例，历史地看，目前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造成的，根据历史原则，即“谁造成，谁治理”的原则，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全球生态责任，但由于群体自私性作祟，哪个发达国家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要说额外的责任，就连平均分担的责任一些发达国家也不愿意承担！生态灾难已是切肤之痛，按理说后发国家应该吸取教训，避免加剧生态的恶化，但还是民族自私性在作祟：凭什么发达国家以前可以污染，我们现在就不能？正是群体自私的背后黑手，导致历史原则和现实原则都无法贯彻执行，人类的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
三、超越群体的自私——道德教育的新课题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事业和政治活动都处在了漫长历史的十字路口上。”[12]P111 确实，是放任群体，尤其是民族国家种超大群体的自私，使人类走向不归路，还是对群体的自私进行适当克制，在一定程度超越群体的自私，共同走向人类的救赎与自救之路，人类必须做出选择。尽管有很多人对人类群体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认为要群体超越自己的自私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来都不要低估了人类的能力与智慧，只要摆脱麻木，尽早警醒，智慧的人类也许无法做到尼布尔所说的“一贯无私的态度”（其实也并不需要），起码可能找到克制、超越群体自私的方法。
    教育当然无力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独自承担这一关乎人类命运的重任，但教育却可以以贡献自己柔软而绵长的力量，通过培养关心人类命运的主体来辅助人类做出正确的选择。
    人类群体的力量来自群体成员的忠诚，因此培养这种忠诚始终是教育的主要价值追求。从教育学生忠于小组、班级、年级、学校这些微型群体开始，逐步扩大到忠于较大的群体如家乡、城市，再到忠于民族和国家这种超大群体。培养群体成员的忠诚，这是任何群体都会做，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但在过去时代，各群体所培养的忠诚往往是无条件的忠诚，即无论群体如何行为，个体成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并积极参与。但全球化时代，为了克服、超越群体自私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的忠诚——批判性忠诚。
    批判性忠诚的首要精神当然还是忠诚，但这种忠诚不是无条件的忠诚，而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批判性忠诚对群体的忠诚是建立在对群体狭隘自私的批判之上的，比如鲁迅，他对中国比谁都热爱，但他对国民性的批评比谁都尖锐。一个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这样的超大群体，如果拥有一批像鲁迅这样的具有批判性忠诚的人，对群体的狭隘性将是一个很好的制约。当然，这种批判性的忠诚往往为群体所不容，往往被当成缺乏忠诚的证据。这更说明批判性的忠诚需要教育的培养，只有教育培养出大量具有这种品性的群体成员，群体才能慢慢接受具有这种品性的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首先应该拿自己开刀，允许、甚至帮助受教育者批评班级、学校存在的问题，[③] 从教育的起始阶段就不避讳个体对群体的批判。
    爱国精神的培养是各个国家永恒的教育主题，但按照批判性忠诚的逻辑，教育应该培养的是一种适度的爱国主义。极端爱国主义是将个人的无私转化为国家或民族的利己主义，历史上，这种极端爱国主义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排斥联系在一起，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伤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极端爱国主义封闭了个体所有的理智和良知，使民族成员成为自己可怕欲望的“炮灰”。在这一点上，教育也曾起到过相当不好的作用，把握不好，今后还会再次成为帮凶，因为“如果我们试图在青年人头脑中灌输对国家权利的强烈的欲望，如果我们在教育中将国家利益置于高于人类利益之上，那么，我们向青年人所教授的就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国家的理想主义，就是扩张而不是内部发展，就是对战争的崇拜。” [11]P65
    在全球化时代，个人和群体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压缩的、狭小的空间里，这样的生活变化既有利于群体的接近与交往，也容易激惹、甚至强化对其他群体的恐惧、偏见和排斥。如何促进各群体间的接近和交往，增进承认、尊重与宽容，破除偏见和排斥，是全球化时代教育的新课题。过去与当下的教育重点都放在对层次不同的本群体，比如对本班、本校、本地、本国文化与价值的传递上，这无疑是应该的，但强调过了头，很容易滑向对层次不同的外群体，比如外班、外校、外地、外国文化与价值的排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图海纳认为，“从前的教育把重点放在文化和社会价值上，而现在的教育把重点放在（历史的和文化的）多样性与对他人的承认上，…… 在一个空间和时间都被‘压缩’的世界，非实行这样的教育方针不可。”[4]P374 倒不一定是一个重点向另一个重点的转移，而是两个重点的兼顾与平衡，比如，我们既要培养学生对本班、本校、本地、本国的归属与认同，也要培养学生对他班、他校、他地、他国的承认、宽容、尊重；既为成为本群体的一员而自豪，也能够为外群体而喝彩。
   “我们需要追问，从长远来看，哪一种方式将会更好：是继续生活在称为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中，还是开始把自己当作想象的世界共同体的成员。”[1]P172-173也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成员需要有民族国家以外的更大的群体归属。但对人类是否能够获得这种归属，尼布尔持怀疑态度：“超越民族的人类共同体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激发不出人们的忠诚来。”[3]P73在尼布尔看来，民族国家是人类群体的极限，比民族国家更大的人类群体无法获得认同与归属。将整个人类作为共同体确实巨大，但民族国家作为共同体对个体的感知来说，也是非常巨大，或者民族国家已经超出了个体的感知，所以研究者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称为“想象的共同体”，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民族意识是由知识分子和学者宣扬起来的，并在有教养的城市市民阶层中逐渐普及开来，其核心是一种虚构的共同出身、共同的历史结构以及具有同一语法结构的书面语言等。”[10]P152-152想象是没有边际的，既然可以想象出民族国家这样的超大共同体，也就可以想象出人类群体这样更超大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尼布尔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与21世纪的今天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各群体面临的共同任务越来越多，共同命运感前所未有的增强。因此，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协同努力，超越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也许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看，对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归属的建构，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通过文化教育，激发人类成员的共同命运感。“由于每天都面对着相互依存的迹象，我们迟早会认识到，没有谁有权把地球，或地球的任何一部分，视为他的个人财产。从相互依存的观点出发，‘共同命运’（solidarity of fate）并不是选择问题。”[12]P18 虽然“迟早会认识到”，但如果太晚了，人类可能需要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所以文化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这种认识的早日到来。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应该始终贯穿这样的精神理念：在人类的共同命运面前，任何民族和国家，哪怕是最强大的民族和国家，都无法逃脱。在全球风险面前，损害者和被损害者的命运是一样的。强大民族与国家基于私利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损害，从长远看都会应验“飞去来器效应”，都会落到自己头上。第二，培养本国公民对全球事务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在群体归属感获得过程中，共同行动起着关键的作用，“要达到融为一体的惟一条件就是参与解决问题的共同行动”[6]P83。第三，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很多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世界公民这一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发达国家一种“阴谋”，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教育中盲目跟风，就上了别人的当。这种敏感和担心不无道理，但世界公民也是对全球化的事实与人类共同命运的回应，是人类成员“没有选择的选择”。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这种担心和敏感或许就可以释然：我们所要培养的世界公民只是一种有能力生活在民族和全球的人。这种人首先是认同并保持本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还能够从全球、人类的角度，考虑人类行为长远、长期的效果，有维护全球利益的意识、意愿、行动。当个人考虑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全球共同利益并力图为这种共同利益行动的时候，更大的群体认同，即人类认同实际上已经有了存在的基础。正如民族国家有赖于公民的认同与忠诚，人类认同也依赖于无数个人的全球意识，这正是文化教育的着力点。
    第四，普世伦理教育。既然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人类就应该有一个超越不同群体的共同伦理。如前所述，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群体内的道德，这既是凝聚本群体的力量，也是与外群体进行区分的标志之一。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同样应该有自己的共同伦理。“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性的伦理，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没有一种世界伦理则（人类）无法生存。”[13]P83这是从应然的角度看的，从实然的角度看，这种共同伦理也是存在的，“种族不同、文化迥异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迈进，是有其深刻根源的，那就是人类的共同本质。”[14]P27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不论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多大的不同，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似的文化结构或文化要素。无论应然还是实然，普世伦理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人类不同层次的群体，尤其是民族国家这样的超大群体，囿于自身利益，有意无意地不愿承认、宣扬普世伦理，甚至会为普世伦理的传播设置障碍。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如何在塑造本民族精神的同时，传播普世伦理，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教育的又一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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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在鲍曼看来，种族主义有三级，“初级种族主义”具有普遍性，是对异类的自然恐惧；“二级种族主义”或者说是理性种族主义，即为为种族仇恨提供了作为逻辑基础的理论；“第三级种族主义”或者说是神秘化的种族主义的标志则是运用了准生物学的论据。见《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84-85页。

[②]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一个具体的风险，对不同的人影响不同，比如气候变暖，对在大街上工作的阶层比对在冷气房中工作的层面的影响当然大很多，也就是说，人们有“社会风险地位”的差别。见贝克所著《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③]比如，学校一般都会对学生进行校规校纪教育，是要求对学校所有规则与纪律的无条件服从，还是允许学生通过合适途径对不合理的规则和纪律提出疑问？我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有意识地选择后者：让学生思考学校不合理的规则有哪些？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改变这些不合理的规则？参见王逢贤、高德胜主编《思想品德》（七年级上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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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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