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离学校教育：“在家上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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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离学校教育：“在家上学”运动
      李新玲 教育家杂志

   2011年年初，一个名为“不上学联盟”的网名经常出现在杨东平、孙云晓、王旭明等教育界人士的博客留言中，言辞明确，直指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打开链接，是一个名为“在家上学联盟”的网站。
   这个网站的开办者名为徐雪金，江西人，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生活在浙江义乌，和夫人经营一家外贸公司。2008年，徐雪金曾办了个小私塾，几个亲戚的孩子在一起上学，制定了比较完备的课程体系，主要是英语、语文阅读、艺术、体育、数学。但是持续了一段时间，有的小孩觉得不如在学校人多有意思，亲戚也有顾虑。
后来，自己的小孩儿也面临选择学校的问题。女儿上过一段时间幼儿园，但由于要服从老师的指令，个性活泼的女儿并不太快乐。经过考虑，徐雪金干脆在家里自己带小孩上学。
徐雪金实践“在家上学”，并建立其“在家上学”联盟。

   “学校教育从知识上来讲，分类太细，其实生活是一个整体，不应该割裂成课程，不利于小孩发展。”所以徐雪金教育小孩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相信孩子”，相信孩子有很强的生命力，有无穷的潜力，家长不必过多地灌输，家长要做的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探索。所以，徐雪金对待孩子的态度是“不干预”，让孩子们遇到问题再找大人来解决。
   由于实践“在家上学”，徐雪金经常在网上寻找各种资源，包括一些国外的英文资料，并与各地网友交流，主要是通过QQ群，或者是浏览各自的博客，相互留言进行交流。后来，徐雪金萌生了办一个网站的想法，把“在家上学”的信息和有用的资源集中到一处共享，便于大家即时沟通。
   很快，他租用了服务器，“在家上学联盟”建起来了。在这一网站上，内容版块不断增加，分为在家上学理念、在家上学实践、学校教育批判、家庭教育、私塾私学等。此外，为了方便各地网友交流，网站还专门辟出一块领地——同城盟友，聚集了广东、北京、上海、成都、浙江、南昌、深圳等地的网友。
   目前，联盟已经有了五千多个会员。据徐雪金统计，其中真正实践“在家上学”的会员有一千多人，在他看来大多数会员还是抱着看一看的态度来加入的，并不是真的想对自己的孩子采取这种教育形式。另外，徐雪金还提到一个因素，目前很多家长不愿用真实姓名，也不愿主动对外展示自己，因而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远远超过“联盟”的会员数。
除了广州、深圳、北京、南京这些大城市，像河北邯郸、江苏徐州、湖北咸宁这些中小城市也有网友在寻找同盟者，从中可见“在家上学”在全国的分布已很广泛。
              现实：网络为“在家上学”带来便利
   当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敏锐地意识到“在家上学”将会成为未来一个新教育形式，想组织一次研讨会时，工作人员最先想到的是在网上找到实践者。
“不上学联盟”（www.bsxlm.com）成为最初、最大的信息源。全国各地的在家上学实践者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沟通，他们通过QQ线上联系，通过论坛、博客、微博，把自己的经验和感想与大家分享。重要的是，通过结识同盟军，让有些孤独的心理得到支撑，变得强大。
2011年8月，第一次“在家上学研讨会”在大理成功举办，经过媒体报道之后，一下子成为社会热点。各地媒体也开始挖掘本地“在家上学”的案例。
   广东肇庆姚泳光介绍自己“星光学堂”的建设时说：“我购买了两台电脑，接上互联网，使孩子可以看名师视频教学，名师视频教学几乎包括教科书的所有内容；安装了卫星教育频道接收器，使孩子能够收看空中课堂，实时了解全国各地先进的教育状况。”
姚家姐弟的英语、数学学习都是在网上或是借助辅导书完成的。儿子每天上午用两个小时完成规定的自学内容，主要方式是看书和上网学习。在学校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学完的内容，他经常专注地看两个多小时的视频就掌握了。
   早在1987年，英国计算机安全专家内尔·巴雷特在他所著《赛伯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一书中，就用专门章节对网络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以及对教育的影响进行论述，“因特网形成了它自己的教育功能，反过来，因特网也导致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因特网可以支持不同类型的教育，提高每一种教育的效果，包括学校教育、继续教育、再教育和再培训，应急教育。”
   网络对于教育的影响到底在哪里？2011年9月，在大连举行的“聚焦教育变革——2011中国教育信息化峰会”上，英特尔全球教育总监布瑞恩·冈萨雷斯为大家介绍了“颠倒的教室”。他解释说，学习的过程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知识传授的过程就像现在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另外是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可以说是知识内化的过程。

   “颠倒的教室”并非是一种设想，这与山西目前推行的教学改革不谋而合。
因为借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改革，“每天只上半天课”的山西新绛中学老师受邀请参加论坛。这所县级中学采用小组式学习，在每个班中，6名至8名同学分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天下午自主学习，有不会的问题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解决，如果还有不懂的问题，则写在问题纸上，第二天上课前交给老师。在这所学校，不仅每个老师有一台可以无线上网的笔记本电脑，每个班级中都有可以随时上网的计算机，老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学生可以随时挑战老师的权威。“只上半天课”的学校，近三年高考成绩不断提升。
   从这些网络对教育方式、效果，以及知识获得渠道等方面的影响不难得出结论：网络让“在家上学”更为可行，“颠倒的教室”同样可以适用于“在家上学”。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十几万人进行网络课程的学习，覆盖了一百多个城市。从科目上看，涵盖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网上的教育由于信息传递速度快，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听课。网络课程得以普及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方面，学生选择老师更加容易，上课时间也更好安排，对于家长工作忙，不能在寒暑假接送的学生，网络课程能够实现在家教学。另一方面，学习分为两个基本步骤，一是理解，二是记忆。学生在课堂上听了一遍，但并不能记住所有的知识点，总会有遗忘的知识点，而网络课程的优势则在于能够对不懂的知识点反复听，达到反复记忆的目的。
   当然，网络学习有明显的优点，并存着缺陷。一位在网校任教的老师分析，首要的是互动性差。网络课堂由于受到带宽等技术问题的限制，学生和老师不能灵活互动。学生有了问题，没办法直接提问，通过邮件等方式提问，得到的答复周期也较长。一些网校试图通过引进新的教学模式，尝试通过技术手段来弥补不足，比如利用动画、PPT等形式让讲课变得更为直观。
困难：“在家上学”尚缺社会支撑

   教育者需要专业的学习和训练，教育方法、方式都有技巧，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或者孩子需要辅导，而父母因为知识水平不能胜任，那么“在家上学”是会遇到困难的。另外，孩子要用的书籍、要掌握的知识要点、必不可少的科学实验、社会实践，都要父母去寻找去安排，家庭缺乏学校统一完备的资源，这也是“在家上学”的短腿。
   “我们走了一年，才觉得真不容易，太难了。很多事情并不像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这是北京“七色花园实验班”的一位组织者的感慨。这个实验班的孩子原来都在一家民办学校读书，由于一些原因，这所学校被迫关闭，有的孩子去了公办学校，有的去了国际学校，有十几个家庭的父母就决定自办实验班，延续他们认可的教育方式。
   一年之后，这些采用“互助式”教育的家长客观地反思走过的办学之路，感触颇多：“我们不像学校，也不像是孩子自己在家学习，而更像是一个大的家庭教育。那么与学校教育最大区别是什么？孩子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出现的问题都可以把责任归到学校身上；可是孩子在家接受教育，所有的教育责任都要家长自己来承担，任何责任都不可能推给别人。”
   除了如履薄冰的教育方式，包括教材、教室、老师、体育课场地、社会实践，甚至一顿午餐等问题也都要靠这些家长动用各自的社会资源去解决，事无巨细。据报道，在美国，“在家上学”纳入合法渠道，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和教师指导手册，自编教材也被允许，人手不够还可以找职业教师。“在家上学”与学校教育相通，教不下去了随时可以回到学校。美国选择自己教孩子的家长都有很深的教育背景与丰富的人生阅历，多才多艺。他们不仅谙熟教育学、心理学，还有足够的智慧、经验指导孩子，比如交往能力的培养、训练。
   岳阳市平江县五峰私塾84岁的老先生宣布“封馆弃教”以后，中国最后一批私塾永远地消失了。
   

  美国的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为鼓励学校与家庭建立联系，每年为每个在家上学的孩子提供价值1000美元的课外资料、教材、教具等学习用品，并允许在家上学的孩子参加当地公立学校的课程。这样做可以使学校和家庭双方受益，学校为了保持与家庭的联系可从政府那里获得每个孩子3000美元的补助，家庭学校也可收到1000美元的补助、学习用品和来自学校专业教师的指导。
   正如一篇文章所述，美国父母为了给孩子在家上学找到最适宜的方法，常会多方尝试，或者多种办法混用。在课程和书籍资源方面，《美国在家教育：2003》发现：有78%的是利用公共图书馆；77%的借助在家教育书目、出版物和专业人士；68%的使用零售书店或其他书店；60%的使用与在家教育无关的教育类书籍；将近一半使用某个在家教育组织的课表或书籍；37%的来自教堂、犹太集会或其他宗教组织；23%的来自当地公立学校或社区。2003年有41%的利用远程教育；大概20%的通过电视、视频或广播；19%通过网络或电邮；还有15%的使用专为在家上学者设计的函授课程。
   目前在我国，对于“在家上学”，法律还没有确认，当然也就没有被纳入教育部门的规范之中。不过，对于“在家上学”的实践者来说，确实需要各种支持：资料、经验、教材、方法……
        法律：走出灰色地带，“在家上学”的权利
   星光学堂位于广东省德庆县马圩镇东升村，2010年创办，主办者姚泳光曾是一名教师，在公办学校教学18年，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亲历应试教育18年”。在创办学堂之前，他的两个孩子在家上学已三年多，儿子今年读五年级，一直在家上学；女儿现在读初中三年级，从六年级起在家上学。姚泳光曾是一名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他上语文课时，就教学生背《三字经》，这在当时还被认为是封建残余，遭到校长的强烈反对。但他还是继续坚持，因为他看到“中国教育改革纲要提到一句话——要把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几年后，广东省教育厅开始大力推广传统国学教育，《三字经》也成为学生的必背篇目。
   姚泳光很尽职，非常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1996年开始，他不再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仅在课堂上布置作业，并当堂完成。他强调学生经过教导后，自学能力、学习动力就都具备了，但这种做法被称为“懒人教学”，受到质疑。
姚泳光非常努力也非常固执地推行着自己的教改，可是公办学校的考核机制，无法让他真正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姚泳光说，他是在进行一场实验，看一些新教改方法的效果如何。“但我很关注学生和家长的态度。同事们认为我完全是一个另类，许多东西他们根本接受不了，比如孩子完全可以自学，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必须进行激烈的改革才能改变现在的教育状况。”自知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姚泳光很早就萌生了自己办学的想法。1993年，姚泳光就尝试创建了民办学校，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因素，没能办下去。可是自主办学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过。
（文章来源：《教育家》杂志2012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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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教育工厂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璐

发自：北京 2014-04-18
编者按：依托新教育理念和互联网技术而诞生的新教育形式正在“叛逃”传统课堂。推动者们多数不认同“工业化批量生产学生”的传统教育，期望回归教育的本质。这些个体式努力在使中国教育多元化的同时，也如“行为艺术”般遭遇非议。

诸如韩寒者是“叛逃”传统教育的少数成功者。对于绝大多数新型教育试水者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叛逃”后的回归——在依旧强大的传统教育机器面前，这仍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

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育体系，那就从自己开始改变。”一位在家教育者说。

在王晓峰的中式学堂，用神话故事来讲每一个汉字，半年只讲几十个，数学则是在数豆子中建立量和序的感觉，还有一门叫“啊”的手工课。

家长们问得最多的是：如果转回体制内的学校，孩子成绩能跟上吗？董雯嫣在同学聚会时介绍她的教育理念，结果同学们都不搭理她，觉得她走火入魔了。

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王晓峰和张冬青夫妇有两个孩子。现在他们有一百多个孩子了。
北京市回龙观渥丘园，校长办公室里，50岁出头的王晓峰翻着书，一面看窗外孩子们在泥地里蹦跶。小朋友不时溜进来，一会儿奶声奶气来告状：大车老师大车老师，有人欺负我；一会儿带来一个布艺的小房子要给大车老师看，里边躺着一只初生的小猫。
这里是R学堂，一所起始于“在家上学”理念的新型私塾。
近年来，成都蓉榕、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上海的於杨……越来越多“在家上学”的案例见诸报端。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3年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显示，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他们为孩子选择了一条传统教育体制外生存的道路。
“办学校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很快乐，很健康，而不仅仅是考试、学习。”王晓峰说。
王晓峰是1963年生人，后来上了北大分校中文系，张冬青是他的同学。
王晓峰的大女儿外向又独立。一路名校上过来，越来越受不了学校半军事化的管理。到了高二，扛不住了，要退学。后来大女儿进了一家网络公司。闲暇时当背包客。
从老大的成长过程，王晓峰夫妇看到的是，应试教育对一个孩子伤害有多深。
张冬青一直在大学教中文。她感觉学生们学了十几年语文，越学越差。不提理解力、感受力、审美力，“能够文从字顺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做到这点都不容易了”。
她讲张爱玲的《花雕》，学生就说封建主义、大男子主义。她讲诗经《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学生就说是封建主义残余。分析西方小说，他们就说资本主义。
“他们真的已经不会自己思考了。”张冬青一面教一面想：是什么样的教育过程把他们变成这样了？
他决定自己教女儿。时至今日，他仍然初心不改：应试教育无视孩子的人格成长，我做得再烂也比他们好，我们关心孩子的成长。
需要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成为母亲以后，董雯嫣撇去世相的浮泡，开始思索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解决教育问题，首先，你得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人的前世今生，人与自然，人与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董雯嫣是1974年生的内蒙古人，自幼便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考高分，进名校，从不思考这一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方向。
从北京广播传媒大学毕业后，她做记者和主持人，抢新闻，看资料，有时整宿不睡。这样疯狂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她觉得心里有个声音提醒她：你的状态不正常，你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她开始思考孩子的教育。几乎市面上所有的中外育儿书籍，她全看了一个遍，但愈发困惑。她订杂志。这一期说：生命在于运动。好不容易运动了一个月，第二期杂志又说：生命在于静止。“当场就被打蒙了。”董雯嫣说。
她终于想通：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完全来自信息。如果没有很完整的独立个体，信息是干扰，不是帮助，它会让人失去中心。
她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求佛问道。
有类似经历的还有Bonnie。不过，她对教育意义的探寻，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开始了。
很多年以后的一场咖啡早茶会，当Bonnie坐在北京丽都广场的星巴克，吃着帕尼尼，和若干国际幼儿园的妈妈们讨论着中国教育缺憾、双语文化下的均衡发展时，Bonnie心里想：“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育体系，那就从自己开始改变。”
种一棵树，在孩子脑里最终，董雯嫣找到了华德福这个概念。
华德福教育始于1919年的德国，是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斯坦纳基于人智学理论发展起来。人智学理论由基督教教义衍生，吸纳了大量东方哲学元素，是强调人的身体和心灵协调发展的全人教育。如今，华德福学校已遍及世界各大洲，2004年，第一所中国大陆华德福学校在成都成立。
“从每个孩子出生那天开始，他的灵性就超过了你们所有的成人，然后你保护他的灵性就对了；然后在保护的基础上给他一些引领。”
思路是一致的：跳到体制外。而不同的父母，又各有倚重。董雯嫣希望自己的孩子具备完整独立的人格和灵魂。王晓峰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各方面都强。Bonnie则希望孩子能进美国斯坦福大学，她很喜欢商学院的一句校训：Change Lives， Change Organizations， Change the world。（改变生活，改变组织，改变世界。）
她建议妈妈们从阅读开始培养孩子。于是2013年，Bonnie创建了一个叫“Readfirst（阅读第一）”的微刊，定期给家长提供书单，推荐其他国家的教育模式，分析国内体制下的一些问题，帮助家长如何去适应以及调整自己。
她经常提起公民教育。“所谓公民教育就是，学会尊重你的家长、你的老师、你周围的人，遵从公共秩序，不要随地吐痰，穿整洁的衣服。这种公民教育中国现在是缺乏的。”
而这时的Bonnie也在一家韩国教育集团担任北京总经理。
一次，在首尔的一堂英文文学精读课，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正在精读《海底两万里》。老师要求他们写一篇关于尼莫船长的性格特征，5分钟即兴写完，然后上台去做演讲。
Bonnie眼前一亮。美国私校的英文授课模式——培养学生们用英文进行创造性思考、批判思考和逻辑性思考的能力，她感觉这是中国市场所缺乏的。从2012年开始，Bonnie和她的同事们将这种名为Elan（伊莱）的教育模式引入了中国。
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发展起来的“英文健身房”。这里全英文环境，像是在中国高楼大厦里的一块飞地。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读到海量的英文分级原版图书，在外教辅导下，开始创造性写作和学术写作。比如，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和朱丽叶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戏剧用的是怎么样的场景？让孩子去写一个自己的故事或一部自己的戏剧。
“就像在孩子的大脑中种一棵英文树，树根就是对孩子的英文进行创造性、批判性和逻辑思考的能力。只有根扎得越深、长得越密，吸收的养分越多，这棵树结出的果实‘英文读、说、听、写能力’才越甜美。”Bonnie认为。

北京一家新型私塾，体育课上孩子们在老师们带领下做热身。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还能回到体制内吗？董雯嫣采纳了德国模式，Bonnie移植了美国模式。而王晓峰夫妇的中式学堂，一切从“无”摸起——如何教，全无计划。
王晓峰和家长们先被“在家学习”的方向所困。于是召集了一大拨幼儿家长。大家坐着开聊，都说现行教育如何不行，大伙当如何如何，但睡一觉，又都没信儿了。到2006年8月底，开学前夕，只余了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也要办。便一户贡献一万块，租房子、请老师，张罗了起来。
夫妻俩都是北大中文系出身，语文课貌似最容易解决，“首先是阅读，学认字”。张冬青进修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一学期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古代历史传说、文化背景、典章制度、宗法继承……半年下来，只讲了几十个字。
“如果孩子一开始认识文字，就从这个角度开始，那多有厚度！”张冬青说。也有人说，这不太难了吗，这是研究生课程。
张冬青答：中国文字有特点，它是象形的，所以甲骨文都是画出来的，这恰恰符合孩子的特点。那背后的典章制度、历史你可以不讲，但神话可以讲。便用讲故事的办法，把字讲给孩子们听。
低年级的语文课，从绘本开始。像是《爱心树》、《猜猜我有多爱你》、《驴小弟变石头》、《活了100万次的猫》。夫妇俩看了绘本都很欢喜，“你会爱上它们的”。
除了阅读，孩子们还需要经历，王晓峰便会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去外地游学，最近一次的目的地是福建培田古村。
脑子学的东西就是学问，它跟你的身体和心灵没有直接关系。你要随时让孩子的心和他所学的东西关联着。”王晓峰说。
“现在太过重视脑力的开发，忽略了心。”张冬青说。
在现行体制内教育，往往是语数英独统天下。但在这里，事情反了过来。王晓峰二女儿所在的那个班，三年级以前没有正式学数学，“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上这个课。”张冬青笑着说。英语也是后来才补上的，大人没想明白，就先找英文歌英文童谣放给孩子们听，“保持语感”。
后来他们从一本父亲为女儿编写的数学亲子教程中得到了灵感：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牧羊人去放羊，他没有数的概念，如果要知道羊有多少只，就用四个石子摆出羊的四个蹄子，就能代表一只羊了……
大多数时间里，低年级的同学通过数豆子数玉米数棋子来学数学。每个人发一堆，各人数自己有多少颗。然后各种数法，正着数顺了，倒着数。然后各种分，合和分，加乘就是合，减除就是分。
“一年级的孩子数，数几十个就乱了，但这是一种能力，手、脑、嘴、眼、心，对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背后量和序的感觉。”张冬青说。孩子们还玩四巧板、七巧板，搭积木，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几何。其他还有艺术课，美育课，学武术的体育课，还有一门叫“啊”课——就是手工课，孩子们起的名字。
孩子慢慢多了起来。王晓峰夫妇的课堂也从一个三居室，到三个三居室，后来干脆到回龙观渥丘园觅了五亩地，自己盖房。越来越多的家长参与到这所基于社区发展起来的小学里。他们给园子里种上竹子，给教室安装PM2.5空气净化器，不断给图书馆送书。
家长们通常会问：如果转回体制内的学校，孩子成绩能跟上吗？
“没问题呀。”王晓峰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事。也有高年级的孩子转走。王晓峰观察，通常半年时间就能适应过来。至于高考，王晓峰还没想那么远，他半开玩笑地说，到时候也许不排除，组织一个突击冲刺班。
“他们觉得我走火入魔了”当王晓峰的课堂一点点掘进的时候，Bonnie“阅读第一”的网络粉丝队伍已经迅速壮大到五万多人，北京、上海居多，覆盖全国各地。
不过眼下，她又有了新的困扰——每天白天工作、下午晚上带孩子，凌晨还在更新微刊，快忙得没时间睡觉了。
董雯嫣正在接受为期一年的华德福教育。学校在京郊，倚靠着凤凰岭苍莽的山。下课铃悠然响起，像叩响一口钟。这时孩子们跑出来撒欢，爬树，打乒乓球，把室外的木地板踩得哗哗响。2014年9月，董雯嫣将在这里任职。
前一阵，董雯嫣参加大学的20周年同学聚会，她对身在电台电视台教育台的同学说，给你看看我们学校，你有机会给我们宣传宣传。同学们不搭理她。“他们觉得我走火入魔了，神神叨叨的。”
而面对老同学的各种拉风各种冷落时，她的反应只是：很好玩儿。“我才发现，我比以前有力量了。”
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家长和孩子需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面试，才能确定是否入学。“今年很明显，真的能感觉到一个大潮，有孩子是从北大附小、人大附小转出来的，好像大家都从体制里往外逃一样。”
去年，董雯嫣把家搬到了学校旁边的村子里。房东要求长租，她也不多想，直接跟房东一签十年。“我相信这里会有十二年级的，我现在很相信直觉。”
《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基于216个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48.60%的家长对在家上学的未来走向非常乐观，认为在家上学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39.66%的家长对在家上学审慎看待，认为只是少部分家庭的选择；只有6.15%的家长对其不乐观，对现状担忧；还有5.59%的家长选择“难以说清”。
王晓峰显然属于最乐观的那部分：“其实每一种教育背后都是一种价值观，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它应该就是丰富多彩的，它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的社会才有意思。”
说这话的时候，午休的教室里飘出《音乐之声》的原声乐；幼儿园的娃娃在窗帘后头呼呼睡着；一个单眼皮的小男孩趴在《昆虫记》的绘本上，他读到《蝎子：神秘的隐士》；教甲骨文和昆曲的老师正忙着准备南下福建的游学；而窗外，结了队的孩子在秋千上晃荡，在坝里跑啊跳啊，像地里结出一个个野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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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寻找“另一个课堂”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2014-04-18
来源：南方周末

• 越来越多的家在寻找这种新的教育，是为了探讨更加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而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公立教育。 他们为什么寻找“另一个课堂”
  

谁在选择“在家上学”生活在北京的17岁女孩徐安苒初二时离开了公立学校，决心在家上学。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她给出四个原因，第一，她认识的不少朋友在家上学，效果非常好，至少在学业上非常成功。第二，家庭成员间更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她的父母想得比较多一点，觉得在初高中非常重要的阶段，要给孩子一些相对正面的影响，学校环境则很难保证这一点。
第三个是实际的户口问题。“我的户口不在北京，爸爸在北京工作，如果我一直在北京上学的话，在中考和高考会碰到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觉得在家上学更好，可以躲过这个困难。”最后一个是兴趣爱好，初中和高中很多时间花在路上来回折腾，没有时间做真正有意义和感兴趣的事情，在家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这个群体的发现者和鼓励者，来自他们的不完全估算，以“在家上学”名义聚集起来的中国大陆人数大约为1.8万人，真正实践者有两千人。
“在家上学”这个词现在涵盖的人群，第一部分是真正的在家上学的这个群体，形式是由父母自己教学，也有的聘请家庭教师协助，还有家庭之间互助教学。另外一个群体是微型学校，由家长互助教学开始，或者由父母创办起来的学校。还有的是传习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学校，如私塾学院、华德福学校，还有教会学校。
“这些群体我们以平均数来算的话，在整个大陆的总数在10万人以内，包含了幼儿教育部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最初在家上学通常都是一些家长无奈地逃离应试教育的选择，包括像郑渊洁的儿子离开学校，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相信在国外也是如此，因为不满大一统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家长采取自助式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今天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寻找这种新的教育，则是为了探讨更加符合儿童成长需要的、更加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而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公立教育。
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具有哪些特征？家庭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最多，月收入5万元以上的也比较多。父母的学历以本科学历最多，职业分布以专业人员、教师、医生等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企业员工，再就是自由职业者。和国外有所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大陆选择体制外教育的这些家庭，没有宗教信仰者比例略多，占到60%。
目标大多也是出国至于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一半以上的家庭给出的理由是，不认同公立学校的教育理念。其他的原因还包括，比如在学校教学进度过慢，还有孩子厌倦学校的教学生活。
在家上学的成效到底如何，这些群体的自我评价，认为孩子学习成效最明显的是视野和知识面，再就是口头表达，文字和写作，数学和计算。但另一个同样明显的问题是，看出与人交往能力、社会化方面比较弱。
既然是对公立教育的不满，那么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教材和方式就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自信乐观的徐安苒用自己的例子证明了互联网时代对现有传统公立教育的颠覆，以及它给自学者带来的伟大帮助。她介绍了目前在家自学的最主要方式：一是在线付费教学。美国有不少以“在家上学”为主题的网站，第二个就是请家教，有几个在家上学家庭组建小组，由父母担任老师，或者请一个老师给学生上课。课外补习班也是一种方式，在周末报一个课外班，一个星期的学习全都按照课外班定的走。最后一种完全是自学，可以购买一些教材，还可以利用网上的公开课。
徐在建立了一个网站，把那些同样在家上学的孩子聚在一起，“我们都是在家上学的，而且将来都是申请美国的大学，所以说就特别有共同语言，志向也特别一样”。
和选择国际学校一样，选择在家上学，最后的目标大多也是出国。
徐安苒在这个问题上有她自己非常成熟的观点：“没有文凭就没有出路吗？没有社会的承认学了也是白学，相信这也是非常多家长和学生关心的话题。虽然我的亲戚朋友非常担心出路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自己觉得我走在了正轨上。在家上学朋友要确立目标，我自己知道要做什么，在家上学只是一种学习的形式，并不是为了逃避应试教育。”
“本土”留学“在我的内心深处住着一个‘权威’，在需要为自己作抉择时我常常因为害怕它而无所适从；我也时常不知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表达它们；我一直不了解自己的爱好是什么，兴趣在哪里；我习惯性地自卑，进而质疑自己的价值；我甚至不知道如何接纳自己，在世俗的成功标准下感到失败，情绪受到挑战时基本无法自拔。”
“如果可以重来，我希望从小就去另一种课堂。”
这是《菁kids》杂志副主编桂桂自己的内心感言，而她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为那些想在公立教育系统之外做选择的父母们，提供中国本土的国际学校的信息。而这本杂志正是应中国家庭希望实现低龄学童“本土留学”的需求而生。
这本直投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马春蕾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办有一本给在中国的外国家庭看的生活类英文杂志，其中介绍国际学校的部分占有很大比重。没想到的是，这本杂志的中文读者越来越多，对国际学校的信息非常饥渴。2010年，他们创刊了针对中国家庭的中文杂志。
标准意义上的“国际学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提供双语教学的贵族学校，而是指专门为在中国境内持有居留证件的外籍人员子女进行教育的机构。国际学校的官方名称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学校最早主要是为了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的上学问题。如瑞典学校、大韩学校、北京法国学校等，直到1990年代末才开始接收非使馆人员的子女。这些国际学校原则上只能接收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员及港澳台人员子女。
来自中研普华的国际学校调研报告显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外籍人员子女人数快速增长，国际学校的数量增加，类型也开始多样化，分布开始从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发展。其中，以同时招收中国和外国籍学生的泛国际学校最为突出。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中国国际学校学生人数每年以13.8％的成长率增加，而学生当中43％是中国本地生，外籍华裔又占到60％。
在最重要的青春期把孩子送到国外，完全独立的生活，这是低龄留学家长最忧虑的问题。再加上美国高中过于高昂的学费，于是相当多的家庭把目光投向了国内的国际学校。马春蕾办了三年的国际学校教育展，中国家庭的数量增长惊人，教育展中招收中国学生的国际学校展台人头攒动，而那些传统的只向外籍人士开放的国际学校就门可罗雀。
逃离高考桎梏，超强的英语教育、多元的环境、注重孩子个性和兴趣、作业负担不重，以及对独立思维的训练，这些都是为孩子选择国际学校的原因。但很多家长的纠结在于，相对于国内公立学校，国际学校中文和数学相对薄弱。于是，不少家长对孩子作出的整体规划是，在公立学校读完初中，然后转入国际学校。
北京的赵女士就是如此，她儿子初中在人大附中就读，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她认为，儿子在那里受到了非常好的初中基础教育，他自己也很爱这个学校。但是，申请国外大学需要的SAT和TOEFL成绩，活跃的和具有批判性的思维，良好的社会活动经历等，这些在国际学校可以更好地获得。
趋势之下，2014年公立学校高中国际班也成为一种风潮，开设学校数量、招生人数迅速扩张，国际班学费也水涨船高。截止到2013年，北京市的公立高中里，有17所开设了共计22个国际班，而2009年才只有6个。
来自北京教育局的数据，2013年，高中国际班的计划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1355人。人数激增的背后是同样激增的学费。北京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学费定价大多数集中在8万-10万元/学年的区间。这个数值远远超过了北京市普通高中800元/学年的标准。
这些为出国而打造的国际班在发展中也出现不少办学混乱的问题，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生建学就曾表示，教育部将加强高中阶段涉外办学的管理工作，允许在高中阶段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但对“出国留学预备班”的形式不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