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研究的一般结构(对库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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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研究的一般结构(对库恩的批判） 精选

      一般的共识是：基础科学研究就是使能得到证明的理性学说和经验公式不断增加，从而形成更为基础性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抽象科学理论。

      然而，如果特意的强调由基础科学导出的具体结果（尤其是技术性成就，论文数量等），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科学进步就是科学成就的数量化增长。这就是“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论文数随时间表现为幂律增长（实证性的）。从而，用论文数来体现科学进步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这种观点下，人们普遍的把用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看成是科学进步。越新就越科学。【现在想来，我们在1980-1990那十年间的确是如此想的。】

然而，在科学进程的历史长河中，“错误”，“迷信”，“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很难有确定性边界的。但是，增长模式理论要求做出二种选一的推论。在既无法否定“过时的理论（如经典科学理论）”的科学性，又无法否定“新理论（如量子力学）”的科学性时，增长模式理论无法做出二选一的结论，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这样就必须引入“科学革命”概念。然而，这个“革命”指的是：旧的科学成就被新成就挤走，而不是增长模式理论下的“旧的”被“新的”所否定。

为了量化这种科学革命，把论文增长律最大值的时间点看成是革命的时间节点而区分出革命前期和革命后期。

量化的“增长模式”的观点在我国的科研管理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数论文）。

库恩对此的批判是：这种科学史家概括的“增长”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陈腐的理论（如欧几里德几何）不是因为它不科学，而是它过时了，难于满足现代科学研究的情况。

      因而，他认为：用理论、定律和定理表达出的一套逻辑演绎及对应的科学知识一起形成认识过程的既定模式。应用该模式达到扩大科学定律和科学概念以及获得知识增长的过程的突然加速才是科学革命。

      这个过程的内在要素被库恩称为“规范”。“规范”可以用科研人员的数量来定量化的测度。不同的规范对应于不同的学科。学科的发展也就归结为规范的均衡化或者是规范的竞争化。按这样一个观点，规范是基础研究的“元质点”。

量化的“规范模式”的观点在我国的科研管理中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数科研人数）。

      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也是库恩公开声称的结论：科学中不存在定理和定律。在任何情况下，定理和定律对科学进步都不是必需的。从而，只有“规范”才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

      按此观点，只要给大批量的科学家大量的钱（科研投入极大化），就可以造成科学进步。这就是现代科学研究管理的基本前提。

      目前，各国竞争性的加大科学研究费用就是对这个观点的认同。我国有关管理部门也不甘落后。

      但是，由于其隐含的前提：否定科学中的基本定理和定律的地位（判决性作用），也就无从判断那个具体的研究项目应当支持，那个具体的项目不应支持。这样，库恩在无法摆脱的矛盾中（哲学上的虚无主义+科学上的经验主义）提出了“管理必须有耐性”，以间接的方式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投入与科学进步之间并没有确定性的关系（或必然的因果联系）。

      我个人的研究结论是：基于库恩科学革命论上的基础科学研究管理实践必然是失败的。无论如何：以科学中不存在定理和定律来推动的基础科学研究必定会把对形成更为基础性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抽象科学理论的研究排斥出去，从而把科学导向虚无主义的方向。我国过去的30年来的基础科学研究管理模式的现实结果就是：对更为基础性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抽象科学理论的排斥，并以此为基础而获得“自由自在”的“科学”成果，这类成果对工业、社会而言的正面作用很小，反面作用却是明显可见。

      而高校对库恩科学革命论的接受则是表现为对基础科学理论学习的弱化和对科学中的定理和定律的轻视。

      我在想：西方各国要求科研项目成果必须OPEN是出于社会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动作，其内在的原因可能就是这类成果对工业、社会而言的正面作用很小，反面作用却是明显可见。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19-784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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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的管理（对库恩的批判2）

      库恩理论的要点：科学中不存在定理和定律。在任何情况下，定理和定律对科学进步都不是必需的。从而，只有“规范”才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在1970后对美国的研究与发展管理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性指导作用。首先，它奠定了外行管理内行的合理性，从而使得政府能以理直气壮的口气管理政府的科研投入。其次，为科研的国家计划性管理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这两个要点是关键性的。其它不过是粉饰之词。

      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很自然的照搬了美国的模式。

      这个模式的要点是：1）对基础科学研究，有：双重评议法，单一评议法，盲审法，无分析法。2）对应用性研发，有：各类基金，各类专项，各类中心，各类计划编制（行政机构）。各自采用自身的一套办法。3）国家性计划科研与开发，有：NASA，针对军事的各种装备系研发中心。

研发管理的资金来源、管理方式、项目的评价方式、计划的编制方式等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外行管理是其本质。专家只不过是初审的作用而已。

因而，可以说：在美国，科学家对项目的决定权相比与我国是非常小的。

美国的这种专业化官僚化管理，或者正面说是科研经纪化管理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与其应当产生的成就相比，效率到底有多高？对科研经费的浪费到底有多严重？

没有人掌握有效的数据，从而也就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但是，由此而反推出：美国的研发经验就是这样的。从而我们采用就是对的。基于库恩的科学革命论，“规范”化管理是科学进步的动力。从而，外行来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是最佳选择。等等，就是非常有风险的抉择。

      我个人认为，相对于马克思的社会需求，尤其是来源于工业的需求（本质上是对利润或资本收益的最大化需求），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根本动力的理论而言，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是一个向虚无主义退化的理论。

      如果以一个小学科得视角看（个人的体验），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很有说服力。但是，从科学全局看，库恩的理论就把现代科学贬低到了早期的经验积累-归纳的经验主义模式。

      我认为，社会需求，尤其是来源于工业的需求，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根本动力。但是，满足这类需求的研究应分别开来：1）一类是试探直接满足的应用性研究，2）一类是试探间接性满足的基础性研究。

      对应用性研究，就应该是外行来评价：对社会需求或工业需求的满足程度。然而，对基础科学研究，就只能是用内行来评价，由做应用研究群体所提出的对基础理论的需求来评价。

      混淆两者的层次性差别是灾难性的。而库恩的药方是片面性的、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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