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陈晓明：现在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知“晚熟早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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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陈晓明：现在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知“晚熟早衰”

2014年04月15日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罗皓菱

陈晓明：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陈晓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走向世界的文学，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先锋派。在这个高峰上，中国一直没有完成一个现代主义的，和西方现代、当代的文学经验的一个连接。


陈晓明简介
笔名东尧子，福建光泽人。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著作有《无边的挑战》、《解构的踪迹》、《后现代的间隙》、《表意的焦虑》等。近期再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描绘了自1942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形成的变革历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近日在某文学颁奖典礼上被评为年度批评家。北京青年报记者就当下文学、阅读、大学人文教育等面临的问题采访了陈教授。陈教授说：“现在的孩子无知者无畏，他们问《红楼梦》为什么要读，但西方人不会说《圣经》我为什么要读，人家会说你发昏了，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这叫对知识的敬畏，我们中国今天对文化是没有敬畏之心的。”
现在的学生基本没有知识谱系
北青报：现在人人都在谈“碎片化阅读”，这对大学的人文教育有什么影响吗？
陈晓明：现在是一个经典危机的时代。过去的教育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体化的教育，有价值的正和反，对和错，高和低，先和后。现在完全被打乱了，现在是一个平面化的、碎片化的，互相矛盾的，抵消的，多元的状态。
所以现在我们教学就面临一种困扰。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大学中文系，读一、二年级时，学科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基本上知道。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谱系是非常清楚的。而今天的学生，他们的知识谱系都乱掉了。西方大学的教育，这种知识谱系的教育是非常清楚的。
《红楼梦》为什么要读
西方人不会说《圣经》我为什么要读
北青报：说到经典的危机，不久前网友评选读不下去的十大名著，《红楼梦》居首。王蒙就很气愤，说连《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读书人的耻辱。王蒙的这番言论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家觉得对于文学价值的判断已经多元化了，凭什么说一定要读《红楼梦》呢？《红楼梦》又为何一定好呢？
陈晓明：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他们推翻过去的传统，但他们自己是在传统教育中过来的。他们想到(这些传统)对后面的一种贻害，但推翻的同时也就没有权威，没有经典了。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存在这种造反有理的潜在心理。陈胜、吴广就是造反有理，一个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另一个是“彼可取而代之”，它是这么一种态度。所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让这种想法登峰造极。
现在的孩子无知者无畏，他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读？西方人不会说《圣经》我为什么要读，人家会说你发昏了，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就是不能想去问为什么，这叫对知识的敬畏，我们中国今天对文化是没有敬畏之心的。
现在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知通常“晚熟早衰”
北青报：要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呢？
陈晓明：大学还是要以经典阅读作为基础。但现在的经典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像应付式的，越来越像课程式的阅读。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那么的充满着敬佩，深深地投身其中。现在的年轻人对知识的认知会有一个延后的成熟期。有人说现在的女性34岁才成熟，男的要43岁才成熟，这有点夸大。但我们关于整个知识的成熟变得越来越晚了，变成一种晚熟了，晚熟又早衰。
北青报：您在大学里就开过经典导读课？
陈晓明：对。学生打基础阶段一定要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经典的知识谱系，而这套谱系是不能够随便摧毁的。如果说你都可以怀疑《红楼梦》要不要读，后面你什么都可以怀疑了，最后你就根本不知道读什么了。
视听文明让书写文字受到排挤和挤压
它的存在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必要
北青报：你还提出一种说法，就是“剩余的文学性”？
陈晓明：我们不再像20世纪那样文学在社会历史中占据中心地位。今天我们进入一个视听文明时代。在它的主导下，书写文字受到了某种排挤和挤压。它的存在变得更加坚韧，变得更加必要。今天的文学写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难。文学史留给作家的已经非常有限，大家都在挑战这种极限。今天的读者需要足够的耐心与足够宽广的胸怀去容忍剩余文学，去体味剩余的文学性，这才能让我们的文学生命传承，能够在你的精神世界中找到一些慰藉。
微信是一种对文字的重新拯救
北青报：您觉得微信对文学是一种拯救？
陈晓明：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我说微信对文学的表达有一种“拯救”的帮助。微博一开始的定位是面向社会，公众化、社会化，微信用于朋友之间的交流，而且很多是一个私密性的交流、一种信任的交流。有时候用微信跟一个朋友交谈，像面对面坐着。我可以没有看到朋友，但是我们都同处在一个圈子。所以，我突然觉得微信既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电子化时代的东西，又是非常前现代的东西，它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回到一种内心，能够和朋友潜心交流。
北青报：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陈晓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走向世界的文学，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先锋派。但莫言和贾平凹突然间出来，这几个作家太强了，把中国文学一拉，拉回到传统。所以，“50代”这些作家在整个90年代推动了中国文学回到本土，回到乡土。余华、苏童、格非他们转化成个人写作，他们放低了搞现代派的冲动。这样一个变化一直持续到21世纪，整个中国的乡土文学因为出现了几个大师，于是中国文学往乡土、中国历史叙事、个人的经验的道路奔跑。一下达到一个高峰。在这个高峰上，中国一直没有完成一个现代主义的，和西方现代、当代的文学经验的一个连接。
这个任务“60代”作家没有完成，落到了“70代”的身上。对这一代作家来说，他们一直在完成一个中国和西方文学、现代文学对话的东西。怎么真正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西方文学的经验交融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质变？70后们才四十多岁，门罗写《逃离》时70多岁。现在的文学创作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你很难预料有一代的作家他们在50岁、60岁会做出什么东西。所以，对“70代”作家我是看好的，我觉得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大的裂变要从他们这里产生出来。
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