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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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求学之路
■乐黛云
　　数十年政治风浪，最难忘的锥心之痛，就是我为儿女得到公平的求学机会而奋斗的那些年月。
　　1976年，汤丹去黑龙江兵团已近七年，大部分“兵团战士”都已东零西散，有的参军，有的病退，有的因家里有困难困退回京。那时国家政策虽已有所松动，但真想办成病退或困退仍需通过连、团两级领导的批准才行。夏天，汤丹来信说，他们副连长暑假要到北京“了解情况”，许多家长都在准备送礼，让我们也准备一下。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按现在的话说是“月光族”，没有什么积蓄，要想备一份厚礼并非易事。幸而老汤忍痛卖掉老先生送他的《全唐文》，所得六百元还有剩余，东拼西凑，买了最好的烟和酒，在海淀的一家小旅馆找到了汤丹的副连长，对他说不尽地卑躬屈膝，说了几箩筐我一辈子也从未对人说过的好话。他终于答应考虑放汤丹回家。接着，汤丹的连队的确也有几个同学回家了，我和老汤满心欢喜，等着、等着……但始终没有汤丹的踪影。到了1977年初，社会上风传高考即将恢复，这更弄得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时，高考是孩子们唯一的出路和希望。后来，我们又邮寄了一批高级烟、糖果给汤丹去打点团军务股长，这次总算找对了门路，汤丹终于在1977年返回了北京。
　　我们的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读书，汤双在校时总是名列前茅。汤丹在北大荒近八年也没有中断过学习。他们两人都认为参加高考，录取不是问题。我可没有那么乐观，倒不是担心他们的能力，而是老汤因为“梁效”的问题还在接受审查。当时的政治气氛虽已大为宽松，但老汤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两个孩子是否能通过“政审”我心里实在没底。
　　高考结束，汤丹、汤双都说考得不错，成绩肯定远在录取线以上。他们一个报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报了北京大学，自以为胜券在握，只等那一纸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但我始终放心不下，生怕他们“政审”过不了关。高考后我即托了几个在招生办工作的朋友去打听结果究竟如何。得到的消息让人无比沮丧，由于“政审”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给汤丹的录取通知书被扣在了招生办。而北大为了“政治正确”根本就没给汤双发录取通知书。朋友们劝我不必去申诉，因为正在风头上，申诉也无用。他们劝孩子们好好准备，明年再考，也许那时政策会更为宽松。高考后，汤双很沉得住气，始终一言不发，自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将来总有出头之日。汤丹却不一样，她已经在北大荒浪费了八年最宝贵的时光，这次高考也许就是最后的机会。她认为此事太不公平，和一些情况类似的考生一起在招生办门前“请愿”，结果当然是无人理睬、无功而返。我则在心里留下了沉重的负担，唯恐这次“请愿”在档案上留下了记录，影响她来年的高考。
　　汤双和他的几个朋友自初中三年级以来就得到我国著名数学 家秦元勋先生的指导，学完了不少大学的数学、物理课程。1977年，在高考结束之后，中国科学院开始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允许以同等学历报考。秦元勋鼓励他们几个去试试，至少可以取得经验。汤双于是报了应用数学所的研究生。那天，下着大雨，我打着伞满怀希望地将汤双送进考场。结果汤双的考试成绩还真的跨过了录取分数线，应用数学所准备招收十二名研究生，他是第十一名。可惜由于政审通不过，汤双还是与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研究生的机会失之交臂。秦元勋是应用数学所的副所长，是个爱才之人，他到处为汤双奔走呼吁，却也无济于事。
　　我们一家四口心心念念，巴望着第二次高考的来临。我从暑假开始就到处托人打听今年录取的政策。得来的全是好消息，大家歌颂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英明指示，特别是北大党委明确宣布，在招生方面，“父母有问题，不应影响子女”，更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但是，阅卷开始，我仍然不放心，四处求人去看看两个孩子的卷子有没有在招生办，结果是卷子还是扣在政审办公室。招生办的朋友给我支招，让我去找北大党委，如果他们肯开一纸证明，说明孩子父亲的问题已作结论、不影响孩子录取，也许还有通融的余地。我连夜行动，到处磕头，到处碰壁，不得要领。我后来想如果当时有个魔鬼要我出卖灵魂来换取对两个孩子的公平待遇，我可能也会同意。幸好有一个好人（我至今感念他）指点我去找党委招生小组负责人，也就是北大招生办主任尹企卓同志。我找了他十几次，始终不见踪影。最后只能在吃饭时堵在他家门口。当时也顾不得礼貌，径直走到他的饭桌前，声泪俱下。他貌似和善地安抚我，说明天就到党委去帮我开证明，让我十一点钟去取。我当即信以为真，欢欢喜喜地回了家。孩子们也很高兴，和爸妈一起轻轻松松地吃了一顿饭，这是十几天来没有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尹企卓开的密封证明，兴冲冲地到了市招生办，交给了我那个朋友。他很高兴地说，有了这个证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罢。当天下午我又迫不及待地去打探消息。我的朋友告诉我:“你拿来的那个证明不管用，上面明明写着：父母问题虽不影响子女上学，但为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建议不要录取在北大!”我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汤双这次高考为了躲开北大的麻烦，第一志愿特意报了浙江大学。这个证明上的“建议不要录取在北大”纯属无的放矢，但却贻害无穷。我的朋友说，北大为了政治原因专门注明自己不会录取，别的学校还敢录取么？
　　这回真是“叫天天不应”，无所措手足！但一看到孩子们委屈不解的眼神，我那贵州边民的野蛮斗志又复活了。我决不认输！我要为正义、为孩子们奋斗！老汤有个多年老友孙长江，原是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为人聪明正直、交游广泛、急公好义。他和汤双也一直很谈得来，有点忘年交的意思。我去找他，他当即和他的一帮有大智慧的朋友们商议。他们都认为应先以汤双的录取为突破口，如果他能进大学，汤丹的“政审”则顺理成章不再会成为问题。他们建议我直接给主管科学和教育的方毅副总理写信，由孙长江通过科委副主任童大林转送。方毅同志什么也没说，很快批示：“建议录取在中国科技大学”。汤双就这样进入了全国第一流的中国科技大学。汤双拿到录取通知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他的通知书上只有学校，而科、系一栏为空白，这也许是那年发出的最为特殊的一张录取通知书吧。
　　果然如孙长江他们预期的那样，在秋季入学结束后的大学“扩招”中，因为汤双已经被录取，北大再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录取成绩超过录取线很多的汤丹。汤丹终于在1978年底拿到了北大分校的录取通知。当汤丹到校报到时，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儿女最终如愿以偿走进了大学，一场噩梦总算是结束了！如果没有孙长江等人的鼎力相助，结局如何，实难预料，我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特别是想到还有极少数因“出身不好”，或“父母有政治问题”被挡在高等教育门外、被剥夺了梦想的优秀青年，心里更是为他们遗憾万端……

《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03月21日第9版文汇笔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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