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游三联：100种阅读方式，同一个通宵书店

教师之友网

夜游三联：100种阅读方式，同一个通宵书店

2014年04月20日

来源：时代周报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书店24小时营业不仅违背零售业规律，同时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背离—总体来说，晚上12点之后的书店开业没有意义。但对一家通宵营业的书店来说，黄昏里亮起的那盏灯，恰恰是个开始才对。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书店24小时营业不仅违背零售业规律，同时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背离—总体来说，晚上12点之后的书店开业没有意义。

尝试通宵营业的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成了各色人等的新去处。 CFP 供图

新闻背景
在全国大小实体书店接连倒下的今天，三联书店通宵营业的逆流之举，部分得益于国家拨发的书店扶持资金。2013年，财政部中央文化产业发展资金首次对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12个城市的56家实体书店给予奖励资金9000万元。三联书店得到100万元。
实际上，早在2012年3月，大众书局上海福州路店就开始了“24小时通宵营业”。刚开始的几个月，“夜间段”的营业额只占书店总额的15%到20%，营业成本却占全天成本的三分之一，店家曾经考虑缩短营业时间。近两年，大众书局的夜间读者流量虽然有所提高，但“单纯计算夜间收入仍然亏本，全天统计能够保平”。
即便是以通宵营业为特色的台湾诚品书店，其目前的经营策略也是“复合式经营”：非书部分营收比重达到70%，商场餐饮占到20%到25%，书店部分只占30%。值得一提的是，港铜锣湾的诚品书店曾尝试通宵营业了一个月，随后停止。
对此，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书店24小时营业不仅违背零售业规律，同时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背离—总体来说，晚上12点之后的书店开业没有意义。
本报特约记者董子琪发自北京
“你好，我是记者，我能采访下你吗？”
“不好意思，我也是记者。”
“这个点还有记者啊？”
“对啊，我觉得现在剩下的都是记者吧！”
以上这段对话，发生于2014年4月12日晚零点30分，地点是北京三联韬奋书店。
自4月8日起，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开始为期24小时×7天的试运营。据三联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试行24小时营业当天的夜间销售额为1.4万；第二晚为2.4万，第三晚超过3万。
三联韬奋书店依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座落在北京市景山街道。寻找三联韬奋书店像是一趟文化之旅。书店的东面是中国美术馆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美术馆的造型很像布拉达宫，镶着金边。新文化纪念馆则是一座古朴的红楼。晚上路过时，纪念馆不宽敞的小广场上，四五个大妈正合着配乐《伤不起》扭着广场舞，传达室里一片漆黑，没人制止，也没人喝彩。大妈们的身姿虽然欢快，却显然有点寂寞—《伤不起》的旋律在我脑子里盘桓了整整一个晚上。书店的西边有商务印书馆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南面北面是王府井大街、华侨饭店、北京人艺。当晚八点多，人艺有演出《天之骄子》和《解药》。演出馆外墙打了金灿灿的光，映衬着正红硬朗的首都剧院招牌，唯独不见观众进出，恍如回到想象中的苏联文艺时代。书店向北直走，是张自忠路和南锣鼓巷。据说附近还有个大佛寺，但我一直没找到。这导致我后来停留在一栋飞檐走壁的建筑前，因为没有找到名称标识，就想着先把门牌号码照下来，回家后再查—突然传来一声喝令：“不许照相！内部单位！”我虚心请教，请问是什么内部单位啊？保安仍然重复，内部单位！第二次的语气有所缓和。
虽然周边布满文化单位，但三联书店附近仍有多项挖马路、建地铁的工事，挡得连书店大门都快看不见了。所以，进出书店的路线最好经过微妙的设计，不然就要从拦着水泥的绳子下面钻过去，或者脚踏泥沙冲到马路中央。
因为对路边的卤煮、涮锅、羊肉泡馍实在没有胃口，我揣了杯冰咖啡，比其他读者更早进入了三联韬奋书店开启的“夜间”模式。
19∶30—23∶00遭遇大叔
晚上七点半的三联书店，人头攒动，几乎挤不进去。《三联生活周刊》的三期海报从书店天顶上吊下来，色泽鲜亮，喜气洋洋。书店本来就不大，且格局不规整，是斜着的半扇状空间，地下地上加起来一共只有两层—楼上本来还有个二层，后来辟给雕刻时光卖咖啡了。当时还有热心读者由此哀悼“三联书店代表的阅读时代的凋敝”。
但在此刻，三联书店的热闹景象和凋敝一词完全不搭边。从童书到经管，每个分类柜台前都站满了人。人一多，再挨得近，就觉得像澡堂，想脱衣服、摔柜子、踩拖鞋。人的动作也都变得粗暴，不管什么书，不管看不看，都要翻一翻—虽然新近出版的图书都包着精美的塑封，但每一垛书的第一本都被撕开了。店员们增加了新的工作量：把那些摊开在书周围的被撕开的塑封收起来扔掉，就像那位眉间皱成一座山的小哥，熟练地一把窝住塑料软皮，塞到书堆后面。那些摆在最前面的书店主推新书，像李零的《鸟儿歌唱》、高居翰的几本绘画史、宇文所安和孙康宜合著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边缘都已经被揉破了。
晚上逛书店的读者，都显出某种戏剧性。比方我一进门，就听见一个二十五六岁模样的男生对同伴说，我们就是要做这种书。说着他摸了一下某本书的书皮，评价为“布封面，有质感”。他又摸了摸另外一本书，下了定语：“我们不喜欢这种书，没有质感。”再走几步，一对中年情侣正聊天，“亲爱的，这本书你还没写出来，人家就出了，还分一二三”。女的说话有点闽南腔，妆容精致，紫色打底裤下穿了双运动鞋，手里攥着一本“十大古镇”之类的书。可能是被“亲爱的”收买了，男的只是无力地争辩了几句诸如“角度、思路略有不同”之类的。在京剧歌曲的CD架边，几个大学生拦住一位个子小小的老人说要采访，老人声音沙哑，说自己是唱歌剧的，安庆人，小孩中考第一名……全然忘了要回答大学生问的“你觉得书店能不能长期夜间开放”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大声说粤语的女人，一个跟班似的男人陪同着，一路避开浩荡人群。十分钟后，两人原路走了出去，声音小了大半截。
尤为出乎意料的是，午夜十二点前，很多小朋友在书店消磨时光。书店的童书区摆了张桌子，陈列着三联为数不多的“创意产品”，无外乎是印着三联字样的布袋子和笔记本之类的。桌帷布下面，并排伸着几个小脑袋，正以向日葵的专注姿态翻阅书籍。一个爸爸领了小女儿逛书店。小朋友问，有给我看的吗？他爸就指着赵赵的《丫头》说，你看这个就是给你看的，讲小孩子的。说完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指着另一本书继续解释，等你长大了，这个也能慢慢看懂。我好奇地偷瞄了一眼，爸爸指着的书是《大数据》。也有妈妈带着小女儿来的，小女儿还没柜台高，估计也不认识字，闹腾，说自己不想看书。很想逛的妈妈就敷衍小孩说，去，去问收银员要纸笔，你就趴这画画。书店里那么多人，小女儿就这么双腿跳上台阶，去找收银员阿姨了。甚至还有新晋妈妈，脖子上挂着网兜，带着几个月的婴儿一起逛书店—如果新生婴儿夜里不睡，这倒也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
更多人坐在通往地下的楼梯上，人手一书。这地方空间较大，但人来人往，吵得心慌慌的。我拿了一本野岛刚的《两个故宫的离合》，找到一块粉色小泡沫垫坐着，看了半天，只看进去一个标题。旁边的小姑娘穿着校服，正低头认真地看龙应台的《孩子，你慢慢来》。对面是个大叔，头发花白，戴着眼镜，衣服裤子都像很久没洗了，穿一双商标都有点模糊的耐克鞋，露出里面的大红色袜面。他一直在看《三联生活周刊》，把杂志放得离脸只有一拃的距离。我闻到他身上的味道，明白了为什么单单是我这个地方没人坐。

我捡起粉红色小泡沫垫，在人相对较少的三联系列书刊前面盘腿坐下，结果比桌子矮了一截，根本看不见上面摆了些什么书。随手一拿，都是说吃的，台湾美食、茶道、日式料理，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过了阵子，有人要来我身后的书架找《管锥编》，店员领着，嘴里说，劳驾。我就擦着地往前挪了挪。结果，那位要找《管锥编》的秃顶矮个子大叔没找到想要的书，反而一直盯着我，而我只能装没看见。不料大叔竟然顺势盘腿坐在了我旁边，问，看钱钟书吗？出于礼貌，我随便搭了几句。他接着介绍，我在广州，我煲汤很好喝，我是来北京开会的，我下半年要出书，到时候给你发邀请函。我是经营养生会所的，主要写道家的书。你看你看……大叔开始找手机，低头翻起了照片。最后递过来一张他抱着大白鹅的合照……大叔继续说，我去年辟谷七天，有了仙气，鹅都愿意亲近我。听到这里我认真看了看大叔，现在的大叔黑且胖，确实没照片上仙气。大叔一直要和我探讨俞平伯和胡适的红楼梦观，我只好忍痛放弃这块人少的地方，客气地说解释要去别的地方转转。但无论走到第几排，大叔都能装作和我突然碰见，并热情地问我在找什么书。最后一次，大叔问的是“你知道旁边有喝早茶的地方吗？我请你喝早茶”。

教师之友网

23∶30—00∶30记者访问记者
晚上十一点多，我开始觉得肚子饿，于是出门买熬（夜）点（心）。一推开书店的玻璃门，吓一跳，一个大炮样的摄像头正对着我—其实人家是在拍书店。摄影师来回掂量了很久，挪动支架，摇摆镜头，为的就是拍到“三联韬奋书店”几个字，还有店里隐约的人影。店里同样咔嚓声不绝于耳，不管是不是摄影师，很多人都挂着相机，来回摆拍，全程记录，仿佛如此方不虚此行—通宵书店已成京城文化生活新景点。
一个女生拿起《这个世界会好吗》欣喜地找来同伴；一个大叔做出沉思者的姿势，摆拍他看美女封面的摄影集；一个女孩蹲在书架夹缝中摊开一本小精装书，其实为了衬着书堆自拍；更多人是不停地发微博，发朋友圈。有人夹着本《浅谈哲学》，面呈懊恼状地发微信发了大概半小时；还有个人的手机，每次拍照都会发出“相机启动”的女声提醒。他的衣服掉色，裤子拖地。他找各种封面拍照，有时是猫的大绒脸，有时是旅游书的封面，看不出有什么规律。
吃完熬点，我躲在投资理财柜台后面。一个男生背着书包左右逡巡，他抓住了我并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时报记者，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笑嘻嘻地回他，对不起其实我也是记者。他的惊讶大于窘迫，反过来问我，过了十二点，这还有记者吗？我说，好多呢，刚在楼下好几个采访，听都听不过来。他说他在楼上雕刻时光写稿，报道这个已经好几天了，不想再写了。他一边掏出名片给我说多多联系，一边扭头下楼了。书店经理从库房出来，亲热地和他打招呼，哎是你啊还在啊还没走啊。
我没说谎，楼下真有好多采访正在进行。有拿着话筒的，有带着摄像的，还有拿着反光板的，热闹极了。有一个我还以为是什么导演或者经理模样的人物正在接受访谈，他站在镜头里，问题解答非常专业，权威感十足。比如为什么南方的夜生活比北方多，他说，因为北京比广州冷，晚上人们都不爱出来；对于三联书店今后的出路，他点点头认为，当然不能像诚品，我们要做文化产业，书不好是不行的，否则卖完咖啡还能卖什么别的呢？后来他开始介绍自己是怎么知道书店夜里也开张的，他是怎么来的。原来他也只是读者。
00∶30—1∶30忙碌的收银员
临近半夜，因为不透气，地下一层已经开始蒸发出长途大巴车的蔫吧味道，人们的睡姿远比我想象中收敛得多。窝在外国小说的柜台角落里，女孩的长发决绝地蒙住半边脸；趴在蓝色小桌子上，男生把电脑索性移到一边，却忘了关掉直直照着他的台灯；穿着红色T恤制服的店员，眼睛熬得红红的，蹲守在电脑目录查阅机边。他们主要负责帮助那些查书的读者确定某本书的具体位置。俩人一台电脑，一人忙碌的时候，另一人就有点东张西望的神态。但只要一靠近，他们就会像被激活了一样站起来主动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问他们觉得工作还好吗？熬夜辛苦吗？他们都说挺好的，挺好的。上夜班也好，白天正好可以照顾家里，不过顾客都比他们精神多了。等三点多人都睡着了，他们也可以拿着书看一看。“客人都是一批批来的，三点一批，四点一批。”
一楼的收银员和保安也都眼睛红红的。我问收银员知道楼下有什么读书活动吗，会有要去干预的时候吗？他说哪有时间啊，生意挺好的，晚上比白天好，收银的都忙不过来。我又问，有奇怪的人来捣乱吗？他笑笑说，这几天还真没有呢，但是店长嘱咐要注意安全。
也许正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除了一个胖胖的女收银员和一位可以凌晨两点提前回家的店长外，其他店员都是男性。
1∶30—5∶00疑似相亲
地下一层最里面的中国断代史书架区，坐了一群年轻人，分两排，一人屁股底下一张坐垫，书包堆在一起，好像远足野炊，还开了瓶大可乐，似乎是个零点后的读书会。组织活动的是个咋咋呼呼的女生，瘦巴巴的身材，动作幅度却极大，习惯边说笑边推打。除了她，剩下的十几个全是男生。他们乖乖地听她陈述活动规则，然后每个人从书架里随便拿出一本书开始读，有人读了几句宋明理学就没下文了。这群人说完了博士论文又开始说南水北调。女生尖着嗓子力陈自己的见解，被另一个年纪略大的人驳斥你懂什么。她扑过去，拧了人家一把，又自顾自笑得滚成一团。
没人邀请我加入他们，我只是踮着脚从书架上方观摩他们的讨论。这时书架里冒出来一个戴眼镜的白衬衫男生，他先看看世界地图，又看看我，说，你长得真像我同学。我说，你什么同学。他说，大学同学。他神情焦虑，眼皮眨巴，说，我好困，你想去楼上坐坐吗。我们沿楼梯走上楼，途中发现广州辟谷大叔正兴冲冲地和另一批有摄影设备的采访团队合照。
咖啡馆里，人都躺着，只有咖啡机轰鸣着制造咖啡、奶泡、沙冰。台湾女生大声说自己买到了去内蒙古的便宜机票，但又不知道具体去哪儿，真是亏了。说倦了话的情侣挤在一起看电影。组合像年轻版欲望都市的四个女生横躺在沙发里。我想去柜台问问经理晚上生意怎么样，又觉得是废话。等回到座位，发现白衬衫男正在上facebook。他问我用facebook吗。我说用啊。他问我怎么上去的。我解释了一下。他要加我。我就自己输入名字加上了。他是个IT男，毕业五年，来北京四年，是在豆瓣上发现这里通宵营业的。我听他说得磕磕绊绊的，但还是很努力地在表达。坐了好一会，他没有意思要点任何东西吃喝—难道我要主动邀请点单？我开始疑惑。在他开始问我若干问题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场景太像相亲了，对比周围其他像开趴体一样欢腾的人们，我却在这被干巴巴地拷问个不停。我耍赖皮说，好了我要下楼了。
凌晨两点多，我想出门溜达溜达，最好能去长安街。带着买的两本书，我往王府井大道走去。这才注意到地上湿漉漉的，可能刚下了一场雨，或者本来夜里湿气就重。建筑工人戴着安全帽还在干活，运沙子，挖地面。路上没有车，但有行人，戴着耳机买汽水的年轻人若无其事地经过了我。华侨饭店的灯都熄了，彩色喷泉也停了，内蒙古宾馆也看不见闪光了。有轨电车的天线闲置着，不时霹雳出一个小火花。只有711、汉庭和一家陕西面馆是亮着的。走着走着，发现王府井大道比我想象中远，于是原路折回。这个时候，除了一家蜗居在高低不平建筑工地上的书店，我的确无处可去。
3点多，地下一层的小桌子终于空出一个位子来，我找了两本说鞋子和蕾丝与女权关系的“文化阅读”书目，大致扫了一眼。我昏沉极了，也顾不得观察其他人，直接睡了过去。

醒来时，两个手机都耗尽了电量，我也没带手表。花十分钟平复麻掉的手臂时，我发现周围已经没人睡觉了，对面的人又开始精神抖擞地记笔记。我起身，把书丢在桌子上，走向两个店员左右守候的电脑前，模糊地看见屏保上的那面大钟盘，仿佛已过五点。他们问，要查书吗。我问，现在几点了啊。稍胖的一个小心翼翼地晃动鼠标，退出屏保，看了看计算机的系统时间说，五点零七分。我松了口气，终于，再过二十分钟，就有第一班地铁了。
天擦亮，五四大街上早起的人在遛狗，建筑工人依旧没睡，最早一班电车开始运营。我往隆福寺的方向走。白天，这座寺庙是奇特庙檐和玻璃拼贴的混合体，像是建在山上—除了街边的槐树表明，这里是北京。坐上的最早一班地铁里放着北京宣传片，俗气霸道的广角镜头拉出几个地标：圆明园，天坛，雍和宫，地安门。和这些地标相比，通宵书店里未眠的人们竟显得有故事得多。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两句改自郑愁予《野店》的诗句，曾被人用来形容今时今日实体书店的没落。但对一家通宵营业的书店来说，黄昏里亮起的那盏灯，恰恰是个开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