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自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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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自律精神                                                      
                                           李敬泽

    编辑工作是一种日常生活，组稿、改稿、发稿，每月出一本杂志，年底再装成合订本，如果不改行，攒够三十或四十本，你的编辑工作就做完了，如此而已。每一种日常生活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规则、习惯，当编辑也不例外，比如，碰到错别字就有过敏症状，在一张菜单上看出个错字，也会心中剧痒，恨不得马上提笔圈出来改正。
    当然，这只是小毛病，就我来说，我希望能像种牛痘一样，通过小毛病获得对大毛病的免疫力，也就是说，有正确的字，没有“正确”的小说，一个编辑需要坚强的自律，永远不要轻信自己对于正确写法的定见，更不能企图将这种定见在人家的作品中实施。
    人们会举出很多例子反驳我，比如雷蒙德·卡弗，如果总是碰上像我这样的编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会经常碰上一个又一个醉醺醺的天才，而一种自律的、理智的态度却会使我们更充分地发现和鉴赏人类精神和才能的多姿多彩。
    其实自律必然是理智的，一个编辑必有他的定见，问题在于这种定见是否经过了理智的省察，如果你认为这世上只有一种小说是好的小说，或者认定只有“新”的小说才是好的小说，那么你已经陷入了习惯或者幻觉，——我们经常会陷入各种幻觉，在这个时代，幻觉每天都在被唤醒和被制造，我们自身就是幻觉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我们的理智是否还在，我们所谓的自律也许只是冷漠的玩世不恭、随波逐流？
    真实的境况是，我们不断地期待和寻求短暂的亢奋，作者、作品、话题和潮流，日常生活的沉闷和单调由此得到缓解。我们的确不轻信自己的定见，因为我们需要不断消费一种又一种定见，而有关文学之伟大的激情和梦想却被悬置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只有在疲惫、厌倦的时候，我们才会正视那个问题：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
    意义，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它迫在眼前时，我们肯定会觉得很多事是不必做的，但也会苦于不知该做什么事。什么是我们所确信的意义？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践行这种意义？如果谁能够对此做出不假思索的、轻易的回答，那么我们听到的必定是标准的“伪意义”。你是个编辑，你在阅读和编发小说，你相信你的工作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对很多人的经验和体验发生着影响——这很好，你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但是，你不能再自我追问下去：什么样的影响？你向湖中投掷一枚石子，这是一种影响，但如果这枚石子不能接近我们心中某种最终的图景，那阵阵涟漪是有意义的吗？况且，我们心中存在着那么一幅图景吗？
    ——这就是今日的编辑与往日的编辑的根本不同，往日的编辑令人羡慕，直到80年代，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稳定的、确信无疑的方向感，他们知道什么是“伟大”，“历史”的情节清晰地在脚下展开，人们必须走过去，完成叙事。在当时，在现场的一派喧嚣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正一步步地追补中国文学与世界（西方？）文学的历史落差，我们正和我们的文学一起走进和穿越“现代”。
    所以，在九十年代初“后现代”一词的引进和风行准确地表达了人们从“历史”走到“此时”的欣快，在“此时”，历史并未终结，但问题是我们不再知道应该走向何方。事情的吊诡在于，只是到了所谓的“后现代”，我们才真正抵达了“现代”的荒原。
    现在，作一个编辑无所凭依，有人问：你真的觉得那些人、作品和现象十分重要吗？我只好说，我是一本期刊的编辑，我希望尽力把它办好，对我来说，刊物是重要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向湖中投掷石子，激起阵阵涟漪，至于石子落在何处，那不是我的事。
    这是最糟糕的回答，看上去比较清醒，但终究不过是清醒地放任自己的糊涂。正因为如此，我才深怀向往地认定，一个理想的编辑需要坚强的自律精神，他不应该使自我成为各种伪神狂欢的场所，他以一种禁欲式的超然冷静注视和追问各种各样的文化表象，在此过程中，他惟一能够凭依的就是他的理智，所以他必须保持理智之清明。——这就是坚强的自律，之所以是坚强的，是因为他宁可忍受最终图景的空缺，也不肯接受廉价的幻觉。
    当然，他还应该有一点幽默感，这将使他感到世界、文本和生活都是如此有趣。
                                                                           写于99年
                                                         （作者现任《人民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