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白马湖文派研究之缘起、历程及散文流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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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白马湖文派研究之缘起、历程及散文流派说    ———在“白马湖文学论坛”上的发言

                                    朱惠民                        

一、白马湖文派研究之缘起与历程

     我的白马湖文派研究，是从研究朱自清与宁波的课题切入的，1985年的《朱自清在宁波》（刊于《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就依稀地感觉到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的存在。1986年撰写《夏丏尊先生与春晖中学》便作了如是的论述：夏先生把新居定名为“平屋”，寓有“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他以平屋主人自侃，把在平屋写成的文章结集定名为《平屋杂文》。丏师“行文纾缓，毫无火气”，读来给人以朴素、平实之感。他的著述宛似平屋，既无华美装饰，又没大厦气派，不过平平而言。这种清淡平实的散文风格简直可谓之“白马湖派”。

短短的一段话，并非随意而至，它是研究者将风格相类、追求相当乃至地缘与文缘较为相近的白马湖散文家加以综合考察时，所获得的一种流派观照。是时，我开始酝酿从朱自清在宁波的研究切入白马湖派群体进行研讨，因而虽然仍在写朱自清在宁波的单个作家的文章，但总隐约觉得白马湖散文家这个群体的存在，即他们的文化互动与相似的人格类型和文风特质，需要从群体角度予以审视与研究。1989年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二期上的《朱自清在宁波事迹考——兼及上虞白马湖》，即是一篇把朱自清在宁波省立四中与上虞春晖中学综合起来探勘的一篇文章。该文在论述《我们》风格时说：

宁波分会为活跃文学创作计，办了同人刊物《我们》，由朱自清主编，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助编。刊物的第一辑《我们的七月》，在一九二四年七月，由宁波编定，上海亚东书局出版。内载朱自清散文五篇、诗二首、信三通。《我们》形式如书，三十二开本，厚达二百余页，实际上是一本文艺丛刊。以其文学样式，有散文、新旧诗词、诗剧、评论、随笔、书信、插图等不下三十余题。甚为奇特的是全部作者都自愿隐没大名，连通信人亦彼此抹去姓名不用称谓。其实，稍加留意，还是可以觅到一些蛛丝马迹，有谁不知《温州的踪迹》出自朱自清的手笔？《葺芷缭衡札记》，这古色古香的文题，不是俞平伯所出还有孰人？但是有些作品出自于谁之手，还待考证。刊物出刊后，朱自清于同年八月四日在宁波收到亚东寄来三册，他欣喜地说：“甚美，阅之不忍释手！”十五日，针对有个名曰徐奎的人士评说《我们的七月》不大好，似乎随便，又说没有小说风格，作如斯记：“我说，并不随便，但或因小品太多，故你觉如此。因思‘小品文之价值’，应该说明。我们诚哉不伟大，但自附于优美的花草，亦无妨的。我觉创造作品之轻松，实是吸引人之一因：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后者是不可强为，不是可及的。前者则自成一体，可否独占优胜，尚难说定也。”在这里隐约折射出朱自清的散文观——他为求小品散文纯正朴实的民族风格，即便认为感情冲动乃是小品文写作的缘由，也要写得真率和出自情致。他所企及的自成一格说和他早期散文创作实践，倘以社团、刊物、风格及时代、地域诸因素考察，他和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等，简直可构成小品文的“白马湖派”。

这里又一次提出了现代散文“白马湖派”之说。这是我审察《我们》散文创作和我们社文学活动后给以的一个直观的印象（这是一个印象主义的直观感觉。然直感与直观经验的批评有时倒能引出精准的论阐，至少我有这样的体验）。我们社的活动地域和《我们》的编务地，即在宁波省立四中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这点为许多学者所忽略，而我恰恰关注了它。我觉得在新文学散文创作还是荆棘丛生的野径时，为数不多的拓荒者中，周作人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便是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俞平伯等作家了。钟敬文的《浅谈小品文》表达了这一意思。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的作家排序也折射了这个看法：周作人小品为第一卷，接下去为俞平伯小品，朱自清小品。赵景深的《现代小品文选》序言更是说得相当直白：周作人的清淡，永远是那样淡如水。除周氏外，最努力的要算是朱自清和俞平伯了。赵景深特别指出：他俩的“我们社”以及《我们》两本年刊。初期的散文创作都可以在这两本年刊里找到。我们讲到小品文，断然不能忘记《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叶圣陶和丰子恺也都与我们社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让我从朦胧的印象中得以历史文献的佐证。我们社作为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核心组织，它的同人刊物《我们》所发的散文，特别是朱自清在该刊物上发表的散文，我以为，作家在追觅精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在执著地表现着人格品藻，并以此通过创造意境，抒写自我，不啻生成漂亮与缜密的文风，而且蕴含着清淡的美学特征。朱的这种新颖而出的风格特征，实际上代表着我们社同人所共持的思想倾向、文化选择、创作立场与艺术风貌。以《我们》为标识的这群同人，或者说作家群，从宽泛的眼光审视即是白马湖派作家。他们的散文内涵着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达到了一个极高的美学境界。这是白马湖自然环境和生活的淡泊，以及各人恬淡的人格所促成的。这当中，彼此的情致所至，大为要紧，诚如朱自清所说，“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正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语出朱自清《燕知草．序》）。情致所致，每每导致于同人刊的创办。同人刊物，往往又成为一些文字流派的摇篮。从我们社的同人刊《我们》，以及《春晖》半月刊所发的散文看，其间在散文创作上，似已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它可称之为散文“白马湖派”。这包括对《春晖》半月刊的散文考察，也包括对白马湖散文家这个群体离开白马湖后，仍为白马湖情结所驱使而写的一些白马湖人文事的散文的考察。诸如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白马湖》；俞平伯的《诗的方便》、《忆宁波白马湖旧游——朱佩弦兄遗念》；夏丏尊的《春晖的使命》、《白马湖之冬》、《长闲》、《猫》；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朱光潜的《无言之美》等。这些篇什皆属清淡之体，内涵着一种清淡的共同性的神韵风骨，一种清淡美的基本形态，显示出大体一致的美学趋向，一种共同的美学追求。有的篇章看似浓郁，骨子里还是清淡。如朱自清、俞平伯两人所写的同题美文——《桨声灯影里的秦准河》着墨较多的景色渲染，诗情画意，表现了外形的绚丽，但是内涵仍蕴含着素朴：秦准河夜色朦胧而又清淡的诗的意境，作者感情的淡淡的真挚之美。——这是我此时思索所得的若干思绪。

有了这般认识，我就用心思考，潜心研究，精心结撰而成了《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这篇拙作，揭登于1991年《宁波大学学报》第一期上，这是一篇实际意义上的探求白马湖文派形态之存在的文章，是散文“白马湖派”研究展开具体论证的拓荒之作，开始建立基本论述结构。因为此前之文，仅止于提出观点，作出构想，而并未有翔实的论证。有了它，便有了发表在《九州学刊》（1993年秋季卷）的《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那篇力作，也有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一书。1994年11月，也就是拙稿《白马湖散文十三家》面世后不久，台湾学者张堂锜主持的《中央日报》长河版，刊载了白马湖文派的相关短文，最早的是刘维写的《春晖园中的文化沙龙——“白马湖派”创立了白话美文典范》；1995年4月2日大陆学者陈星发表了《令人难忘的“白马湖作家群”》；1995年月16日、17日18日、张堂锜刊发了长文《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自此，白马湖文派之研究便有了新的推进。我的两文一书，皆有一处不大不小的讹谬是不能不检讨的。那就是把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准河》最初发表刊物错记了。正确的应该是同时揭载在1924年1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二十一卷第二期上，却错写为“揭载于1924年7月出版的《我们的七月》中”。造成此错的缘因是未核查原刊而轻信他文。其时，我正读着王统照的《悼朱佩弦先生》一文，王文云，“他（朱自清）以散文见知于世，固然是《背影》那一篇的成功，实则当民国十一年沪上某书局所刊《我们的七月》丛刊中，有他与俞平伯先生各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准河》一文，也引起读者的赞美。”（文见《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我信以为凭，加上是时沉思于撰稿中，满脑子是《我们》，冷不防讹舛了。此讹误还传染了其他学者。如张堂錡的《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也错写成“这两篇文章后来刊登于这群作家合力编辑的《我们的七月》杂志中”。看来，以讹传讹之教训值得我记取。至于我的《白马湖文派散论》专著，那是2006年6月，我参加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为纪念夏丏尊先生诞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而召开的学术研究会后，趁着余兴而著的，由新作与旧论勒成，新作多为急就章，但由于此前厚积而今薄发，倒也不乏佳构。例如对白马湖散文艺术风格——隽永的论析，比照《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与《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再研究》又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白马湖散文的隽永，特别注重一个“味”字，平淡之为味，以原味取胜，文之本“味”无穷。唐代的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诗要“辨于味”。他把“味”放在诗的首位。不辨味，则不足以言诗。这种味，既不是酸味，也不是咸味，而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其实白马湖散文何尝不是如此，诚如台湾学者张堂琦所论及的，“以散文美学的艺术风格来论，平实隽永，真而有味，是他们创作的基调，魅力之所在”，自然也是他们的作品的真味。这种味，好就好：她给你绝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心理上的美感。这种美感，妙就妙在：她使你的心里感受到甜丝地、乐滋滋地，然而你却说不出来。这就是言近旨远、意味无穷的境界，也是隽永之味所追求的极致。以至于明心见性的流露，天然本色的自然呈现。白马湖散文有些篇什如《桨声灯影里的秦准河》、《温州的踪迹》，调和优美的词藻于一起，看似文字瑰丽，外形很美，然而我们感着的“内美”，也还是那样的自自然然，关非是人工的雕饰和涂绘。这是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不过是统一于腴润，因而这些篇什本质还是素朴，即所谓“腴厚从平淡出来”也。这是否与浙东人的嗜好与口味有关？浙东人性喜清淡而腴润，此谓浙东吃食知味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移之为文亦是这样。你看“不脱浙东人气质”的周作人，他的文章清淡而腴润。其《〈雨天的书〉自序一》，就是以极短之篇幅达到极淡之美的典范。平淡非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周之作文崇尚的即是清淡和腴润统一之美。而白马湖散文的隽味、“土味”，恰是周作人小品散文之冲淡韵味（冲而不薄，淡而有味）的传承。

其实，即以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是佳作《桨声灯影里的秦准河》而言，虽有前人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的精僻之比论，但我以为，两者之中都有白马湖散文风格的软性表现，那就是隽永，那是一种隐秀之美。所谓隐，就是深蔚含蓄，言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是它的特质，“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它的奇致。所谓秀，就是文之英蕤，篇中之萃。即是韶关英露，它是凭灵感的触发，不受意识的控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的。《文心雕龙》隐秀篇讲的是修辞，“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说是隐可以“润色取美”，而秀却要“自然会妙”。朱自清和俞平伯为文时，把“隐”与“秀”结合起来而作为一种艺术方法而用之，作品的思想情感若深溪蓄翠，隐蔽沉着，曲折婉致地予以表现：一个“受了道德律的压迫”，一个因“尊重着他们”而拒绝了歌女的唱歌，尽管各自所持的理由不同，而内心的矛盾冲突则是一致的，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加上秦淮河夜晚迷惘的景色，才构成两文的平淡的诗的意境。此篇作品因其借助于事象、外物、因其含隐蓄秀，或者说，因其隐蔽曲婉，便愈见诱发脱颖之情趣。诚如李素伯所言，“我们觉得同是细腻的描写，俞先生的是细腻而委婉，朱先生的是细腻而深秀。”隐秀的质性可谓是白马湖派散文风格仪容上所表现的一种特征。

《白马湖文派散论》全书虽为单篇文论所组成，但有一条穿结线——“白马湖派”之说贯串始终。不过书中的文章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一再重复某些材料或论证。然则，经过一再重复后，某些论点已言之成理，渐渐形成自我的体系。

白马湖文派的枢纽性人物为朱自清、夏丏尊。特别是夏丏尊，它是文派“同志集合”中的轴心，他的散文平实质朴、清隽意长，也属于清淡一路，且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杨牧说他是清淡记叙文的前驱，尊推为散文“白马湖派”领袖。正是由于他的大胆构想，才有了我对于白马湖文派的求证，同时有了学界对此的热烈研讨。

二、白马湖散文：流派共通风格特征的存在

在白马湖文学群体概念的表述中，目前主要有两种称谓，一谓“白马湖作家群”，二谓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关于“白马湖作家群”，台湾学者张堂锜做的解释最完整，这大抵是因为张氏的此段概括写于2010年。他说：所谓“白马湖作家群”指的是20年代初期，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生活过的一群作家文人，核心成员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叔琴、刘薰宇、匡互先以及校长经亨颐。另外还有一些曾到白马湖短暂访友或小住，与这群作家在当时往来密切的，如弘一大师、叶圣陶、俞平伯、刘大白等，可视为次要作家群。夏丏尊、匡互先、丰子恺等于1924年底离开春晖中学，1925年初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成立立达学会，并又在1926年成立的开明书店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研究者遂将立达时期与开明时期视为白马湖时期的延续、尾声。在1991年做的《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文论里，我解释说，从散文的艺术特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生活经历以及时代、地域、社团，刊物诸多因素综合考察，二十年代中期，生活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一班先生所作的散文创作，确确实实已构成独具一格的以清淡为艺术风味的散文流派，我们姑且称它为“白马湖派”。它是以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为轴中心，团结一批志同道合者的自然形成。两种表述以外，范泉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有过一则“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辞条，文约五百余字，提及核心作家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三人，指出他们“在教学之余，从事散文创作，大多取材于身边琐事，语言朴素，格调清新。离开学校以后，他们继续从事散文创作，清新严谨、淡雅淳朴的风格更趋成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流派”。白马湖文学研究学者唐惠华的文论《一个值得重视的新文学群体——论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研究现状和思考》，他的提法显然是呼应于范泉教授。对于范氏的诠释，张堂锜教授评述说，“散文流派”与“作家群”被模糊的拼凑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有其便利性，但也显示出不得不然的尴尬与犹疑。按我之意，范泉教授所做的处理，即将作家群与散文流派合二为一，模糊处之，用“白马湖散文作家群”之辞条，以调和这两种说法（或曰表述法），倒是不失为一种方法。其理由是：任何一个流派都包含一个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中的所有作家，无一不是个性与共性的奇妙统一。一方面,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只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特别从单个作家全集视角加以考察之时。然另一方面，他们个人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中又下意识或有意识的潜在着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相近似的共同的东西。即共持的思想倾向、文化选择、创作主张与审美情趣乃至艺术风格的择漉式的积聚与升华式的集成。对于一个文学流派来说，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少了“一方面”作家的创作便违反的文学的不可逆性，淡化或泯灭了文学的个性和创作性；少了“另一方面”又会失却组成流派的基本构架和维系流派的美学纽带。故而，举凡一个文学流派，其作家群中所有作家的创作，都必然和必须要以各自的方式，殊途同归地实现在创作特点和艺术风格上的个性与共性的结合与统一。即表现出统一的风格，或者说体现出“集体的文化形式”。因为文学流派即是文学思潮、作品风格和文学主张等近似或相同的一个集体的文学形式。“一群人进入到一个文化集体，就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集体的文化形式，他们在这种文化形式中的各种行为和言论都不会出现多大的悖离现象。”换句话说，他们的创作是充满动态感的，始终是一个张扬艺术个性和默契艺术共性的美学流程。这个作家群体的形成，可以自觉的，也可以是非自觉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自觉的，是一种共同的文学思潮、传统基因、文化积淀、生活特质、时代精神、艺术形态和美学物体的综合效应中的艺术集萃。就以散文“白马湖派”研究为例，研究者在对其“集体文化形式”进行学术概括和总体的把握时，也会列出与这种概括相悖的现象来，说什么他们的散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格，概括其散文特征的比如“冲淡朴实、清新自然”之类只是一句浑话云云。正确解决的有效路径，即如朱寿桐教授所言，将他们每个人可能显现自己的文学个性，理解为“集体的文化形式”之外的斜出的旁枝。这样诸如散文“白马湖派“的独立存在和与之所做的学术概括便显豁而出了。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张堂锜的理解与处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他说：白马湖作家的散文共性来自他们长期的艺术涵养与实践的个性。他们彼此亲近、相仿的人格力量与熏染，使他们的个性特质‘大同小异’。体现在散文写作上，也就有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集体风貌，而形成白马湖作家群这一文学集团的艺术特征。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流派个性和具体作家的艺术个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流派活动中，作家总是以其艺术个性来丰富和发展本流派的流派个性。所谓流派个性即就是该流派艺术上的独特性，即风格特征。对同一流派的作家来说，这是共同相通之点，对于其他流派却又是使该流派区别与其他流派的特殊之点，即流派个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流派内的每一位作家又具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流派个性绝不是该流派所有作家的艺术个性相加的总和，而是同一流派作家的艺术个性之间的相似性的交会和集中。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流派之所以能在当时形成流派或被后人“追认”为流派，必定有一个体现该流派创作倾向上的某个共性特点之“交会点”，在这“交会点”上，风格相似、审美情趣相近的作家们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并以这“交会点”为中心，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各自的流派个性。白马湖散文家之能形成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其由缘亦就在于此。退一步讲，诚如王嘉良教授所说，“它作为一个体现流派特质的独特作家群体，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认定其流派的种种显著的学理依据则是客观存在的。王教授对于白马湖散文的艺术风格的分析（也即是对于白马湖流派的流派个性的分析）本身便证明散文“白马湖派”流派（个性）风貌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一议题，我依然秉持在《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所做的阐述：散文之为情文，其创作上理所当然地重于作者感情世界的体验、性灵天地的反映，在抓住主观世界表现上，白马湖派散文作家似有共通之处，他们都精确把握三个关键——一是将自己内心世界的体验和表现，置于真实的天平上；二是在这种体验和表现中，不懈地去追求人格的完善；三是表达这种内心体验的语言形式上，力求美的升腾。——即捕捉心灵世界对真善美的感动和追寻。



    “求真”，此为白马湖派作家群所刻意追求的。他们以真挚的感情，写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求得逼真的艺术效果，以形成散文的率真的特色。朱自清散文，力求人情之“真”，他的《给亡妇》、《儿女》、《白采》等篇什，都出诸真情，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郑振铎襟怀坦白，与虚伪世故无缘，他写散文不隐匿，不虚冒。丰子恺为人真率坦诚，他的早期散文《渐》、《秋》等篇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无常”的慨叹，对人生的悲观。这些文章即是他的整个好真心灵的表露。夏丏尊特别强调：“应当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他的散文是他真心和真情的坦率流露。叶圣陶对朋友的感情坦率而诚挚，这种真情在散文中得以充分表现，《与佩弦》堪为代表作。他们几个人在创作散文时，都将自己内心世界的体验和表现，时刻置于真实的天平上，真挚地写出真情来。

    “求善”。白马湖派作家群坚持了散文创作的真挚性，这就可以很好地通向善的终极。此乃由于真挚的感情本身，包含着善的因素。他们执着生活，修炼人格，在散文中抒发一种乐善好真的情感，展示一种高尚的内心生活，思考人生怎样走向更为美好的精神境界。白马湖派散文家之美好人格，即是由于他们性格中有那种“善”的因素。

“求美”。丰子恺说：“圆满的人格好比一个鼎，真善美好比鼎的三足。真善为美的基础，美是真善的完成。真善生美，美生艺术。”可见，由“三足”支撑起来的“人格”这个“鼎”是一种复合建构，三者缺一不可，合则鼎存，分则鼎亡。表现完美人格的散文的文格也是如此，“真”是文之灵魂，“善”是文之气脉，“美”则是“真善”的完成。此三者相济，便完满了散文的文格。白马湖散文求美之升腾，体现在它有一种相互而优美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流畅、纯朴和纯净的美质。语言的朴素美，源于感情的真和善。这群作家语言运作，求其与心迹的一致，求其用语的大众化和口语化，不造古怪的词语和句式，即使稍事雕饰，亦作“清雕饰”，让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文势度下娓娓流淌。在这朴素美共性的基点上，各人又力求自己语言风格的个性美：诸如朱自清之求清秀，夏丏尊之求平淡，丰子恺之求素淡，俞平伯之求冲淡，叶圣陶之求质朴。

其实，说散文流派也好，说“作家群”也罢，不过是称谓的不一，两种说法无需分高下，争“尊信”。如果要说高明的话，说他们是一个文化派别或文化族群倒是颇相宜的。因为深究起来白马湖同仁皆是“作家”的文化人。从这点出发，称之为“白马湖文派”则更为恰当。拙著《白马湖文派散论》便如是谓称之。然则，话又说回来，白马湖文学现象，最初获得的是一种散文流派的观照。当研究者将风格相类，追求相当甚至把地缘或人缘都较为相近的作家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时候，就自然会获得这样一种流派的观照——即散文“白马湖派”。1994年《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拙编，显露出这一群体研究最初的同时也是最有系统性的流派审观的努力。其立论的基础，当为白马湖散文的审视：即这派散文的共同特点是：率直真挚、朴素清淡、言近而旨远。用杨牧的经典概括就是“清澈通明，朴素无华，不做作娇揉，也不讳言伤感”。要是这派散文家在散文创作上未有统一的风格，未有共同的美学追求与风格特征，不去建立起基本论述结构者，那就无所谓“白马湖派”或曰“白马湖作家群”了。这是因为风格是流派形成的渠道，甚至是形成流派的决定因素，在流派形成的过程中艺术风格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作家如果未能取得大体一致的艺术风格，尽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甚或有共同的组织形式，仍然不能构成文学流派。但也不能认为凡是有艺术风格都能形成文学流派。风格成于个人，流派建于集体。大凡属于统一流派的作家，必然在众多的独特风格中表形出大体一致的共同倾向，也就是说必须在风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上，即在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统一上独树一帜，才能形成流派。前贤唐弢就特别强调流派要以风格为基础，研究流派首先要从艺术方面来分析。鉴于此，对于现代散文“白马湖派”，不妨从艺术方面试作如是阐析：在现代散文研讨中，常有人把朱自清、俞平伯并称，这是有道理的。其所以并称，固有作品上合致的缘因，即同属于“我们社”，他俩“都是OM（我们）团体的同志，所以在OM（我们）团体所出的《我们的七月》及《我们的六月》里可以见到他俩的文章”。1933年问世的王哲甫撰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里即已如是说。丰子恺散文能于淡逸中见情理，他题材不见深奥，却能把琐屑一般的事物写得别有一番风致。难怪乎朱光潜说他“从纷纭世态中挑出人所亦熟知而却不注意的一鳞半爪，经过他的点染，便显出微妙隽永，令人一见不忘”。又，丰子恺其作风虽不能强说与俞平伯一路，但趣味则相似。所谓趣味即周作人之“隐逸风”及俞平伯“明末名士情调”，我们又不妨合此二者以日本夏目漱石的东方人“有余裕”、“非迫切人生”、“低徊趣味”来解释。——苏雪林30年代的这个分析，独具慧眼，颇有见地。丰子恺师承夏丏尊，师生俩只操散文一体，是最纯正的散文家。且两人所作均融通儒佛，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文字清幽玄妙，朴素真诚，不乏赤子之心，洵可谓“白马湖散文”的正宗之作。朱光潜十分推崇周作人，他对周作人散文“平淡自然”的风格评价很高。对周氏的《雨天的书》大加赞赏，说“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着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足见其对周氏作品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精细体味，几乎到了低徊不已的地步。朱氏自己也十分欣赏清淡与冲淡。他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朱光潜全集》卷八）一文中提及的静穆，其相对的概念即冲淡，冲淡不是平淡更非枯槁。冲淡犹如古潭，经千年冲涌而沉凝为一泓苍润，波澜不惊，却又静水流深。故冲淡又可被释为经冲涌而成的淡定与宁静。因此，冲淡与其说是孤立物，毋宁说是一个丰饶错综过程的终端状态。用朱氏的话说，就“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味，只剩下一味醇朴”。静穆亦然。朱文是就正于夏丏尊的，夏也十分欣赏静穆。无独有偶，丰子恺也素来崇仰陶渊明的静穆（冲淡）一路。“陶潜秀美恬淡的风格，在新一代作家中，已较少承继者，而丰子恺是个中能深得陶诗神髓的文学创作者”。此可见“白马湖”散文家有着共同的审美情趣。朱光潜与朱自清都是文章家。他们俩在早期的白话散文创作中，走的同一条路。朱光潜写于春晖的《无言之美》，便是夏丏尊与朱自清鼓励下面世的，这种“散漫的论理文”，形制夹叙夹议，如万斛流泉，汩汩而出，而内容则极有份量。朱自清的《白马读书录》也属同一抒写体制。在内容结实与文章之美之间，他们的追求，实是向“一般写语体文的人们揭示一个极好的模范”。

由是窥见，白马湖派散文的直朴的品性、隽永的韵味、高洁的情致上还是有其共通的底色，趋同的风格。  其他且不说，即以白马湖散文家的“清趣”的美学追求而论，也可见他们的一致，“清”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并具体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是在魏晋之际，随着玄风的大盛，伴随着人物品藻的风气而产生。“清”的本意是纯净、寂静。从这个基本意出发，它可以进行多义组合。如《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对人物品藻，便有“清峙”、“清举”、“清虚”、“清朗”、“清疏”、“清远”等二十多个，而从当时以至后世，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它的组合就更多了，如“清淡” 、“冲淡”、“清妙”、“清工”、“清新”、“清绝”、“清利”、“清美”、“清约”、“清奇”、“清华”、“清绮”、“清丽”、“清蜿”等。现代作家郁达夫特别推崇散文的“清”。他说：“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他的细、清、真的三点。”他尤看重“清”，说：“细密的描写，若不慎加选择，巨细兼收，则清字就谈不上了。”白马湖散文家对“清”这一审美趣味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虽然“清”这一范畴表现在他们创作的许多方面，但作为审美情趣的聚合上，其清淡之艺术风貌则是随处可见的。如语言之清新，白马湖散文的语言即如早春晨曦、晚秋山泉，给人以无限清新的感觉。此可以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解之旁证。

当然，这个“清”，首先是源于他们人格的“清高”，他们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当作身外事；将臧否毁誉看得很轻，当作耳边风。只追求文学之底蕴、学术之真谛，甘于寂寞，在安心过淡泊、清逸之简单生活中，享受着人生的乐趣，保持自己的本性，故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至情至味的文字来。

三、白马湖文派之研究：亟待深耕本质和内涵

     当今的白马湖文派研究，我以为不必在称谓上作过多的讨论，我们研究的主要精力似当放在其本质内涵的深耕上，没有必要去穷其外延，考辩其多种说法。诚如王晓初教授在《“白马湖文学”研究》的前言中所言，着重对“这一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或文学风格的内在文化精神、思想与艺术特征，特别是与同时期的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派”散文的比较，还有他们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发展演变、传承变迁（隔海蔓延）、作家谱系、当代流变，以及教育探索、文化与艺术创造等等诸多迷人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事实上，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单就白马湖散文的研究，似有许多课题可以深入研讨。

     比如，白马湖散文家对于初期白话（散）文之贡献的正确评价问题。“五四”文学革命是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起始的。白马湖散文家对此作过不凡的贡献。时下有李敖对朱自清等人的散文大加鄙薄，斥为幼稚做作。又有余斌以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做”的痕迹很重。也有前贤王瑶认为《温州的踪迹》等以漂亮、缜密见长的抒情写景的散文，尽了“对旧文学的示威”的作用，以至于有杨振声评论说，“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孰是孰非，似当加以研究，作出精准的评说。

    又如，对于白马湖闲适散文的研究，尚有深入之必要，似可据以直接写白马湖的名篇，诸如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白马湖》，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俞平伯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王世颖的《既望白马湖》、《黄昏泛舟》，弘一法师的《白马湖放生论》，陈望道的《从鸳鸯湖到白马湖》进行整合研究。白马湖的闲适散文所追求的是高雅的情趣，是“静虚”之境的“陶钧文思”，作家们力求经过这一“静虚”气氲的过滤，使自己心理感受自然的静趣，求得劳作后的养息，进而获取创作的感悟。“五四”新文学开创的中国闲适散文一脉，以周作人为领袖，三十年代林语堂跟紧，在四十年代则由梁实秋承继。而白马湖闲适散文实是周作人这脉的一条支流，它与“语丝”的闲适作南北呼应。

复如，白马湖文脉传承与赓续的研究。白马湖散文对文坛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年已古稀的当代散文作家文风的影响是巨大的。海外的夏志清、内地的黄裳、李君维的散文皆有白马湖散文家的影子。夏志清说，夏丏尊主编了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杂志《中学生》，抗战那几年，我自己也是中学生，《中学生》每期必读，尤其是初中阶段，的确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黄裳说，到今天我还不能忘记给我提供接触新文学机会的南开。我还有好的老师，教我们英文的李尧林先生就是教我知识以外，还给了我多方面影响的老师。我从他那简单却丰富的藏书中，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那时初版本，中间有精致的插页，再版本就没有了。这是我对新文学版本最早获得的知识。又如，李君维的散文创作深受白马湖散文作家为文风格的影响。李的不滥情与白马湖散文家的从不强为渲染，故作多情，有几分动情就直陈几分的作法，似有承续的意味。作者自谓，少年时代喜欢过朱自清的散文，朱的《你我》是他“读过而忘不了的一本书”。作者特别说及“其中《给亡妇》、《择偶记》以平常的口语来写，却感人心肺，淡而有味，其功力不下《背影》、《荷塘月色》，可是不常为人道及，未免有点落寞之感。李君维写吃，淡雅舒展，言近而旨远，与夏丏尊写吃似有内在的神似。我觉得，让“五四”后的优秀散文诸如白马湖文学传统重归人间，让白马湖散文家之文脉承续至当代的散文创作，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再如，周作人之关怀、指导白马湖派同人刊《我们》，倡导原创真情实感风格的研究。举个例作解之旁证吧，《我们》主编朱自清在《我们的六月》上刊发了他的学生金溟若《我来自东》，周作人颇有异议，他认为该文读之令人不快，因完全系仿人之作，“我觉得凡仿都不佳，因即是假也”。他还说：“现在似乎有这一种倾向，以为仿李杜不可而仿适之、达夫则可，殊可笑。”从周作人的评论中，折射出他的文学批评标准，他赞赏表现真情实感的作品，厌恶一切虚假的摹仿之作。对于同刊在《我们的六月》上的顾颉刚的《不寐》和《信三通》，周作人则称赞备至，他说：“我觉得最妙者乃是颉刚之自述初恋的文章（指《不寐》），其信亦佳（指《信三通》）。”此因为写的全是作者原创的真情实感，不是一种作态，更不是一种摹仿。

作为研究者的我，当以自视平凡之人，作心平气静的研究，力求公平地持论作为自勉。因为这种性情与学术风格与其研究对象白马湖作家其人其文有着内在的契合，是适合于严正的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周作人说得好：“文学家过于尊信于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貌似别派的异端……与文艺的本性实在是很相违背了。”学术研究大概也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