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图之一：遗世独立的南方写作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4-23 16:47:57

中国文化地图之一：
遗世独立的南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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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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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政治、经济、文化的散布是这样的不平衡，几乎没有对称性。海南岛地处中国的最南端，多少年来默默无名，偶有被贬的罪臣与普通犯人发配于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经济特区才暴得大名。然而说起它的文化，好象与香港有些仿佛，不少人甚至说：宋代文豪苏东坡先生所播撒的一丝文化香火怕是早已烟消云散了。然而文明又不是那样容易地完全退化的，它可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默默成长，只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而无法吸引中原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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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岛上最早的土著居民是黎族人，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指出海南岛的黎族是“剪发文身之越人”。汉朝时中原人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等带进海南岛，与海南土著居民不断接触融合，成为海南文化之主流。而后中原历代都有人不断涌入海南，形成不同语系的汉族人，这些不同民族与民系是构成海南社会文化区划的主体与条件，也是形成海南社会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特性的基础。正如俗语所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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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十万人才过海峡”以来，海南文化不断吸收外来先进之文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仅仅是从“写作在南方”这一特定命题出发，探寻海南文学的足迹。正如韩少功先生所云：“南方写作的群落，他们是一些普通人，只是因各种机缘被生活抛到了阳光富有的南方，在一个不无陌生的年代里进入改革开放的前沿，观察社会，体验人生，沉浮相续，甘苦相交，然后在各自孤灯的余辉下倾吐心绪于笔端。”随着文化氛围的不断浓厚，在海南岛的夜晚里，这样的写作者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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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南方”，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地理名词，更是对某一种写作状态的隐喻。古代中国的文化主流以北方为象征，而南方为蛮夷之地，从来都是一个文化边缘的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南方因经济特区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成了市场经济和商业大潮的心理符号，海南尤其如此。正因为这样，南方写作，或者说在南方的写作，一方面要接受历史上文化边缘位置的清冷，另一方面又经面对现实中经济高速发展的灼烤，可谓古今弹指间，南方兼此凉热。在南方的写作者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区位，把目光投向历史中的现代或者现代中的历史，通向各个不同的精神发现。或诗歌或散文或小说或评论，以各种体裁书写着自己在南方的心灵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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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区位对文学写作的影响，无疑不应被过于夸大。但地理因素又实实在在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已故的上海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在《汪曾祺论》一文里开头就说到：“中国文化传统大抵是很重所谓乡学的。所以论到汪曾祺的创作，也不可不知他是江苏高邮人。”事实上，个人史（特别是童年）、籍属和地域、民族与当代、文化与语言……对一个作家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精神侧面。文学评论家汪政曾经说过：“简而言之，首先是自然的地理因素和气候特征决定了人们对其环境的适应和交互方式，然后在这样的方式上逐渐形成一定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从而影响到文学艺术的风格，无论是欧洲的丹纳、斯达尔夫人，还是东方的刘师培、今道友信，在强调和阐述地域因素决定文学艺术时都是大致按照这样的因素序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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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的作家因为孤岛的缘故，一般与内地的文坛较少交流，默默的写作成为他们的常态。在他们的笔下多是对吾土吾民的日常描摹，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本土作家的写作上。譬如崽崽的小说集《海口女人》、李焕才的小说《夜游》、龙敏的小说《黎山魂》、钟彪的小说《岛魂》等，那种地域性色彩就非常强烈，正如陕西作家贾平凹说过的一番话：“大凡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形成，虽是时代、社会的产物，其风格、流源又必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对海南作家的影响可能比其它省份更为突出一些，岛屿在某一种形式上割裂了文化的波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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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名著《影响的焦虑》（三联版）一书中，引述了马尔罗的一句话：“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他的意思是指每一个后来的写作者总要面对前辈的文学大师，也就是上代的文学典范对后代人创作上的压抑，以及这种压抑下的修正、反抗与突破。海南的文学写作似乎没有这种“影响的焦虑”，这其中地理文化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成分。他们在脱离中心化的写作之外而自得其乐，但也正因为缺乏这种“影响的焦虑”与创作的动力，海南的文学写作始终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没有压抑，自然也就没有“压抑下的修正、反抗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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