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散文与汉语散文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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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散文与汉语散文新思维

2007年08月23日作者：王虹艳
　　汉语散文新思维有着多种层面的所指，它首先应该是针对文体本身的认识。建立自觉的文体意识，凸现文体本身的美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以一种实验创新的态度面对散文。其次，是汉语散文的宏观认识。这是把散文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是在汉语写作内部，同时也是在世界文学之中，给汉语散文过去、现状与未来的一种定位与瞻望。正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女性散文明白自己的传统、当下的位置与未来的可能性。再次，是汉语语言的文化意识。汉语散文首先应该是关于母语的艺术。作为女性写作来说，性别与修辞本身有着微妙的联系，如何建立起属于女性自身的象喻系统，这也是女性散文要面对的问题。
　　一、汉语散文的文体意识
　　每一种文体本身都有它独特的审美品质，建立文体意识首先应该认识到文体的这种独特性，任何关于文体的实验都是将这种特质发挥到极致，而不是将它抹杀。散文也是这样。它自身的种种特质既是对创作的限制，同时也是它的优势。比如非虚构性，它是对文本叙事的真实性的强调，似乎是一种局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散文文体被关注与喜爱的原因。就创作来说，真实生活本身的戏剧性、丰富性都可以提供一种源源不断的书写资源，它形成了散文广阔的艺术场域。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真实性并不意味着行文的粗糙，毫不讲究地将原始事件搬入散文中，相反真实是在事件与艺术层面上的双重的真实。新时期后很多散文“缺乏清醒、自觉与科学的文体意识，满足于随心所欲或粗疏简陋的自由抒写，以致使笔下作品从叙述到语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乃至丢弃了自身应有的审美特质”。1同时很多作家对于散文的特性以及散文可以容纳的广阔的话语空间，都缺乏认识，很多散文局限在狭窄的题材范围内，也有一些散文则在他人或自己建构的叙述模式中难以超越，这些都是对于散文的自由特质没有深入的体会。
　　女性散文的文体自觉意识在“五四”后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这种自觉意识并没有作为传统深入到所有女性写作之中。对于很多女作家来说，散文创作往往是小说或诗歌之外的一种附属品，它承接的只是过剩的热情，或是热情消退后的无奈，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独立性往往被忽视。
　　新时期后很多女作家对于散文文体进行了具有实验性质的创新，像斯妤、筱敏、胡晓梦、黑孩等人，她们的很多作品是将小说的情节性、诗歌的意象化与节奏感，戏剧的语体形式借鉴到散文的写作中，这种多文体杂融的文章体式，对于散文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九十年代后期，刘亮程的散文事实上就是将散文、小说、诗歌文体的特性相互交融，既保持了散文的抒情与真诚，也具有小说讲述故事般的叙事性，以及诗歌的跳跃性与语言的密度和张力，应该说这种实验是成功的，而这也使我们对于散文文体的包容力有了更多的认识。
　　从凭借先天的良好的艺术感觉而从事于写作，到认识到文体的独立性与规范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到突破规范的途径，从而重新进入到自由之境，这是散文在否定——肯定——否定的辨证思维下的重新整合，也是散文家进入到创作的更高境界的必要的环节。对于散文来说，恰恰是在坚持某种规范的情况下的“反规范”，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创新。
　　
　　二、汉语散文的宏观意识
　　当代散文家对于文体的历时态和共时态缺乏认识，散文的纵向演变与横向比较，以及文体的历史意识与宏观意识都显得匮乏，而这也便直接导致了女性散文的视域比较狭窄。事实上就汉语散文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既包括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汉语散文的历史，同时也包括以汉语作为散文写作语言的诸多群体，包括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的诸多华人居住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加拿大等等，这形成了汉语散文在二十世纪后期“多元发展、共生互补的繁荣鼎盛的整体格局，堪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2而每一地域的散文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香港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大都市，都市散文，尤其是与各种杂志、报刊相关的休闲散文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台湾的散文一方面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固守，一方面则出现了很多具有开创意识的新锐作家，就散文的整体发展来看，台湾散文的成就与大陆相比，不相伯仲；而海外散文则共同地呈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情结和反思意识，尤其是很多学者的散文视野开阔，对于文化差异往往有着较为敏感的认识。所有这些对于大陆散文都是一种很好的借鉴。就女性散文创作来说，香港的亦舒、西西、李碧华、林燕妮，台湾的张秀亚、琦君、张晓风、龙应台、三毛、席慕容、简媜、钟怡雯，新加坡的尤今等等，她们的散文都具有十分鲜明的风格，都在不同层面上观照了各种文化空间下的女性命运与存在状态，就这一点来说，她们都构成了女性散文的写作经验，也应该成为大陆女性散文的话语经验之一。
　　就世界散文来说，它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概念，很显然散文与民族思维方式的同质性决定了它在不同文化形态下的不同的文体形式，也决定了我们对于散文的比较研究将会变得艰难。但是即使不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五四”时期中国散文建立的开放性的传统至今已经变得越来越薄弱。现代散文在开端时便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姿态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蒙田、伊利亚、厨川白村、泰戈尔、毛姆等人对汉语散文的深刻的影响。但是建国后，散文向外看的视线中断了。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长时间的封闭守旧，已经决定了当代作家的先天不足，这种不足需要怎样的文化政策和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弥合很难说，但是我们知道在最需要文化素养和最能够体现出主体姿态的散文创作上，当代作家共同的呈现出创造力的匮乏——十七年是对延安散文的延续，新时期初是对“五四”散文的回归，所谓的小女人散文是对孤岛时期的女性散文的继承，老生代散文也是重新扛起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大旗，而缺少自己的创新，九十年代的“文化散文”更是难以企及鲁迅、周作人的文化品味，由此可见，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还原或是回归已有的散文传统。虽然从本质上来看，作为一种民族维方式的见证，汉语散文不可能脱离汉语文化传统，但是如果仅仅只延续一种纵向的继承，而放弃了横的借鉴，那么我们的散文将只能成为现代散文的模拟或翻版，从而在某种似曾相识的风格下丧失了自己的批判力与生长性。正是基于此，散文应该借鉴“五四”的开放性的散文思维方式，而不仅仅只是它的创作模式。
　　就西方的散文形式来说，我们已知的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将散文、诗与思想相结合，海德格尔的《林中漫步》、尼采的《瞧，这个人》、罗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凡此种种，都是在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经验与玄思中寻找到某种结合点，而散文正是这种衔接的具体形式。另外，纪德《人间粮食》的祷告体、歌德将文与论的结合，这些对我们的散文写作都应该具有启示意义。
　　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汉语散文应该成为东方审美传统与西方现代精神的一种结合体，当然这首先并不是文体的问题，而是散文家自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完成这种结合。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本身对自己民族的主流文化具有间离意识，她作为文化的客体并没有阐释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散文作者更容易形成某种开放意识。事实上，中国女性散文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的借鉴，新潮散文对于现代主义技巧的实验，都使我们看到女性散文的巨大的创造性与可能有的开阔的视野。
　　
　　三、汉语语言的文化意识
　　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散文对于语言的依赖则更为直接和紧密。“散文是‘说话’的艺术，曾有‘絮语’、‘娓语’、‘闲话’之别称。它不靠情节引人入胜，亦不假韵调扣人心弦。它的全部技巧就在于‘说话’；或娓娓倾诉，或侃侃而谈，动人、迷人、醉人，可谓语言艺术之尖端。”3语言作为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象，带给我们更多的想像与启示。语言并不只是表情达意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它呈现出人自身的存在形式。贡布里希因认为语言并非一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吸收那种始于语言继而汇合于隐喻之源的普通知识，那么也就无法成其为社会。二十世纪后中叶以后，美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同样也影响了二十世纪哲学的思维方式，从海德格尔一直到后现代的哲学理念中都渗透了对语言与存在的内在机制的探询。从极端的角度看，人类与语言同在，语言的边界就是生命的边界，语言无法达到的地方就是思维无法达到的地方，而在思维的空白处也正是生命自身的盲点。因而，列维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命形式。同样想像汉语语言在散文中的呈现，就是想像汉语文化的某种可能性，想像构成散文品性的根本质素，也是想像汉语表述主体，即我们自身可能有的存在形态。
　　建国后，我们一直将普通话视为一种标准的书面语形式，但事实上，中国文学语言有着更为丰富的资源与支脉。如果没有方言、文言与口语等语体形式作为一种补充或者支援力量，那么普通话将是语言等级秩序中的霸权者，白话将失去汉语文化传统的根脉之一，而书面语将只能是呆文，汉语文学语言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而语言一旦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存在价值，便也就失去了它自身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它能够提供给人的想像力也将受到限制。语言的荒漠往往就预示着我们自身的匮乏。
　　“五四”以后，文言散文的传统被中断，而文言作为一种语体形式也成为汉语语言的过去时。语言的灭亡往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渐变，随着时间以及各方面因素的变化，语言自身不断发生变化；一种则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干预，从而人为地中断语言的某种传统。“五四”时期的文言文传统的中断便属于后一种情况。文言散文以及与文言传统相关的诸种文化线索在彼时都面临着一种深刻的断裂。就本质来说，白话文的统治地位无法阻挡，因为它是朝向大众文化时代的必不可少的媒介，但如果汉语语言中原本的文化美质也将在这种断裂中被抹杀，那么这便令人感到遗憾。
　　就“新散文”试验来说，文言文化中可能会继续保有生命力的因素应该成为新语体的内在滋养，否则散文创新的基础便会显得脆弱。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散文在语言形式以及汉语文化的继承方面比大陆散文更多了与传统的渊源关系。较早的余光中等人的散文不论，就新生代的简媜的散文来说，尽管从文章的深层结构看，她的散文明显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话语运筹方式，往往以意识流（《四月裂帛》、《渔父》）、表现主义（《母者》）等形式来结构全篇，但是中国传统艺术手法中的点染、意象等形式也始终是简媜散文的重要的叙述手法。从外在形式来看，中国古典诗词的大量运用，简单的“类”文言句法，这些与现代主义的结构本身融合在一起，往往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陌生化的阅读感受。文言句式的简洁凝练与现代语法的缓慢缠绵互相对峙，于是词语间的碰撞就像是一场历险的遭遇，语言成为复活某种文化的积淀和狂想的媒介，甚至于它成为这种积淀与狂想本身。而简媜原本极端的近于“抒情主义”式的情感宣泄也在一种简洁的语言形态下变得收敛和富有韵味。以新时期后老生代散文为例，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一种向外的创新，而是站在新的基点之上的向传统的回归。这种回归因为汉语传统的失传而显出一种久违的陌生，从而带来新的启示。以上都是将汉语传统与当下结合的较为出色的文本例证。这也提醒我们应该反思以往对于汉语语法资源、汉语文化传统的继承是否过于偏狭，我们是否更多地对于这种传统加以排斥、遗忘，而忽视了吸纳其中的具有生命力的因素。
　　客观地说，“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仍然在文言与白话间寻找某种“化”的可能，“化”是在形式变异下的对于原话语的一种潜在的转义行为。冰心就曾经主张语言要能“化”，即“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并认为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但是这种“化”的转义在随着白话文日渐成熟、民间语体的不断深入、基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语言大众化的要求等等情况下，逐渐失去它的转换的可能。建国后，“化”成为一种陈旧的言说方式，是与落后的文体形式分不开关系的语体表现，于是更多的散文成为一种轻骑兵式的时代宣言，我们看到的散文正是在一种新的意义生成机制与话语媒介下的产物。新时期以后，汉语传统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之下更显得弱不禁风。翻译体、欧化的表达方式成为先锋与时髦的文体形式，而我们自身的更加活泼的、凝练的语言传统被遗忘。它要么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背离，要么与个性化的叛逆思想相左，一个世纪以来，汉语传统总是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汉语言自身的灵活，骈散相间，参差错落，仪态万方的美质并不是汉语与现代性接轨的不利因素，相反，它是这种现代转向的基础。当下的散文语言过于注重语言的标准化、书面化，往往只是由书本到书本地转化某种叙述方式。而另一方面网络写作又过分注重外来语汇以及与现代科技息息相关的时尚词语和完全情绪化的感叹词。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从事写作，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写作对于官能感受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审美感受。现代人越来越复杂的心理体验在无节制的宣泄中变得苍白，网络写作包括网络散文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说到底，文学形式任何重大的转变，首先都来自于我们对于自身认识的转变。汉语语言的新生存在于我们对于汉语语言、汉语文化传统的深度反思之中——我们自身就在这种反思之中。                                                                                          
　　当然，仅仅只有传统是不够的。对于汉语散文来说，语言既要回到它自身的起始处，又要呈现出具有不断更新的能力。尤其是在一个大众文化一路凯歌高奏的时代里，散文写作之于汉语写作的意义永远不能被忽视。因为较之于小说和诗歌，散文更趋近于大众，它是被更多人选择的倾诉方式。因而，“散文还有一个任务：以个体的清醒态度，与现今遭到更大环境的语言混乱作顽强斗争，并进而奠定全新的现代汉语。”5如何使这种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真正成为汉语新语体的实践者，这便涉及到散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如何转化传统的问题。已有的言说方式如果不能承担现代人的情感世界，那么散文就必须寻找新的语感和节奏，也正是在这里，西方文学的现代精神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事实上，纵观汉语白话散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真正能够称得上是美文的散文往往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自由民主精神，将文言与白话结合得较为融洽的文章，从周作人、冰心、朱自清、到沈从文、汪增祺、张中行等等，他们文章中的美首先是文体的均衡之美。散文与诗歌或小说不同的是，它无法真正背离汉语文化传统。因为它本身已经成为汉语思维的一种具体形式和过程，同时它也是汉语思维的结果。就这一意义来说，汉语散文的魅力便在于汉语文化的魅力。因而对于汉语散文来说，最大的也是最具有创造性的创新，不是一种完全现代主义式的改装，而是如何将现代主义的因素最大限度地融入到这种蕴藉古老的文体中，从而使散文不要由适性得意、知足常乐而过渡到某种趣味化倾向，也突破“茶式散文”的传统风格。
　　如何使我们的文字包纳中国语言的这种极特殊的审美素质，在“水中月，镜中花”的空灵之中、在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韵味之中，在天人合一、文质彬彬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中，由民族而走向世界，由有限而抵达无限的意义世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倡导“词语运动”的诗人任洪渊认为：“汉语是一种还没有完全死在语法里的语言。凭借保存在汉语中的东方智慧和整体感觉，中国诗人很容易完成‘人’的复归。” 6暂不论这种论断是否有乐观主义的嫌疑，但是至少对于女性散文的理想建构来说是一种提示。理想状态下的女性散文正是既展现出一种原初语言般的纯净与诗性，将还“没有被秩序和规范污染前”的汉语语言的生命力呈现出来，同时又在语言的表层之下隐含着某种兼容并蓄的现代气度，从而使散文不仅仅只是“絮语”、“娓语”、“闲话”，同时也是“痛话”、“心语”、“情语”。如果说汉语言本身就是汉语文化的精魂，那么女性散文正应该建立在这种语言的文化意识之上，最终让曾经深眠的生命意识与性别意识在语言中苏醒并蓬勃。
　　四、性别与修辞系统
　　性别与修辞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女性写作无论是自觉地还是非自觉地都在建构一种属于自身的象喻系统。女性自身的象喻系统的重新拟定有它的历史的潜话语作为对立面。父权制对于世界（包括女性）的象喻都是基于父权社会的逻辑与历史经验，女性主义批评者罗茜?凯利在讨论“性别与修辞”时曾经指出，在文本中用来命名和确认妇女的隐喻一般都是定型的陈词滥调，例如花朵、孩子、母亲的等等。“当女人变成花朵的时候，在一种隐喻的物神式距离之中，我们就可以避开女人的欲望与差异，也避免见到她的非‘菲勒斯’（non-phallic）本质，这样菲勒斯的完整性就受到保护。” 7作为对象化的女性往往是被欣赏与修饰的符码，用以形容女性的象喻系统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话语之下，因而重建女性自身的修辞系统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父权意识。
　　女性主义运动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场寻找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象征关系的“重写”运动，在这种重写过程中，不仅仅与女性相关的象喻系统在发生变化，同时女性面向世界的视域也在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女性将作为书写主体而不是被书写的对象存在。阐释权作为一种话语权对于女性写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依据着自己的目光来审视而不是被审视，女性与世界的象喻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女性意识到了在太阳、天空、钢筋水泥、战争、暴力之外还存在着与女性生命息息相关的大地、黑夜、月亮、母性等等，这些阴性的象喻中包蕴着女性强大的创造力，女性生命的飞扬与潜行，欢畅与悲痛——她们以自己的创造意识来重新书写这些词语的意义，并开始在这些幽暗、广博的生命场地中寻找自身存在的证据。
　　女性不仅在自身的生命中发现新的象喻系统，同时也在这种象喻中发现自己。她创造具有大隐喻的书本世界，同时也被这个世界创造着。她在此间发现自己，并发现世界。就这一层面看，性别的秘密最终不是劣势，而是女性建构自身象喻系统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
　　综上所述，关于女性散文的理想建构的具体形态是来自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一种理想化的延伸，它是在现实想像与深度层面的多维度并呈的散文，是容纳乐感、痛感、美感于一身的散文审美意蕴，也是在思、史、诗中寻找完美结合点的文体形式，它可能与散文现实相离较远，但是正是这种关于散文理想状态的想像，使我们憧憬散文有可能抵达的广阔的世界，也使我们相信散文是一种有前途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