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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青年作家小说创作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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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4 17:45:5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困惑与 突 破
                    ——湖北中青年作家小说创作漫议
当我们提起笔,也来加入为文学的“中部崛起”而疾呼的多声部合唱时,面对的是湖北中青年小说家在困惑中的思考和寻求突破口的艰难求索。
在湖北文坛上,作家的自我感觉与评论家的深深忧虑一度形成反差。然而,各种场合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批评、剖析、呼吁、指责终于使作家们疲惫、困顿和烦恼了。批评对创作的心理负效应由是逐渐发生。显然,批评的焦灼无法代替科学的分析,创作的迷惘只能在痛苦的自省中寻求出路。我们拟将新时期湖北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置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大层面上加以观照,掂量一下我们有些什么和还缺些什么,希望这能对困惑中的思索与选择有所裨益。
在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前半期,湖北作家曾组建起一支阵容颇强的队伍。湖北小说创作在其自身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某些共有的特征,诸如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较为丰厚的生活体验、求新求异的探索劲头和平实洒脱诙谐的语言风格等。无论是《眼镜》、《打倒贾威》、《“大篷车”上》、《第九个售货亭》、《“美人儿”》、《女大学生宿舍》,还是《姗妹子》、《最后一篓春茶》、《赔你一只金凤凰》、《抢劫即将发生》、《玛丽娜一世》、《桃花湾的娘儿们》等小说,都表观出作家对现实的敏感与关注。虽然当时的作品多以题材取胜,在对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把握上尚缺乏更高的眼光和更深的功力,但这种与社会生活与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同步的追求是难能可贵的。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于作家的艺术真诚与艺术良心。即使湖北小说界在八五文学新潮面前曾沉寂一时,但对个体作家来说,这种沉寂未尝不意味着他们在思索、在积蓄、在寻找自我与艺术的新的契合。而且,其间不少人仍在勤奋地耕耘,为读者奉献了甚丰的果实。如映泉的《嫁出去的姑娘》、李叔德的《失眠人的自白》、何柞欢的《养命的儿子》、姜天民的《白门楼纪事》、楚良的《女人国的污染报告》、沈虹光的《散失》、王石的《夹缝》等等。令人鼓舞的是1987年我省推出了《风景》、《烦恼人生》、《太阳神》等几部直面人生的优秀之作。在对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是推崇还是鄙弃的选择上,《太阳神》似乎笔意徘徊,可读者从中解读出的是历史转型期人们的生态心态及作者的人生思考与价值判断。《烦恼人生》所揭示出的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困窘、所传递出的人生沉重感与漂泊感、所透露出的对人生的价值判断,已不再止于对人的现实关系作表层性与外部性描述,而是沿着人的内在情绪流向深入到深层的心理结构之中。《风景》则不仅“沉入人境”、对社会世相作了全景式的艺术观照,而且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进入到将历史感、时代性与人性深度融为一体的较高审美层次,在对民族文化生态心态的冷峻审视批判中渗透了与底层平民相通的炽热情感。这几部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深刻的当代意识与强烈的现实精神,给一度粘滞于传统写作模式的湖北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活力。
湖北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根植于生活的厚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毫不吝啬地为作家提供了审美把握的对象,如映泉、楚良、李叔德们笔下流泄的山乡平川风情,方方、池莉、沈虹光们娓娓讲述市井人生百态,都是既富个性生命体验感而又具现实性。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躲在书斋中的“玩文学”,看不到贵族式的超脱与“淡化”。在贴近现实的同时,作家们也没有放弃各自的新求索:姜天民的“怪诞”、映泉的“驴道”、叶明山的诗化、陈应松的“象征”、王大鹏的哲理化、叶大春的笔记式以及方方、池莉们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变革等等,这一切构成了湖北小说的生动景观。此外,考察湖北小说的语言形态,我们可以发现,刘富道、李叔德、楚良、映泉、李建纲、方方、何祚欢、王石、绍六等一批作家的语言多多少少都带有平实洒脱、风趣谐谑的特点,这豁达自信、聪慧机敏的语态语感,令人对湖北小说语言运用方式的变革更新颇具信心。
湖北小说以其较稳的步履和执着的流向,汇入为新时期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主潮,它正在自省自觉中走向自我超越。湖北文坛无须悲观。不过,我们也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整体而言,湖北小说在震撼力、厚重感、探索性方面都显然没能站到当代文学的潮头。在对落差的严肃审视反思中,近年来评论家们与作家们对其中原因议论纷纷——缺少艺术感觉和艺术发现,缺少哲学意识和文化意识,还有急功近利论、地理位置论、创作主体心理阻碍说和提高素质说等等。我们以为这些分析各有道理,如果将它们归结起来站高一点看,那就是:湖北的小说创作在整体上缺乏现代意味。
何谓现代意味?它是指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以鲜明的当代意识烛照人生,在对现实的审美把握中渗透严峻深沉的历史感悟与哲学思索,并运用新颖独特、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本真的、深刻的生命体验。二十世纪中后期,新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信息化、高智能化的物质文明期,它神奇地改造了自然与社会,也改变了社会的实践主体一一人。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带来了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心理机制、时空观念等方面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也必然引起作家们审美视野的拓展、文学观念的更替和艺术形式的创新。可是,我省文学创作的实况反映出我们的一些作家还缺乏那种追踪时代变革及艺术审美观念嬗变大趋势的高度自觉与敏感,这集中表现为文学观念的落后与艺术形式的单一。湖北小说的兴盛有赖于在这两方面出现更大的突破。
文学观念是作家创作的支点。不可否认,影响中国文坛多年、自然也对湖北作家影响最大的“反映论”(即”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有其局限。反映论的文学观要求文学创作必须受社会生活的客观尺度的规定和制约,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只能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去描述,要求客观真实性。以此作为支点,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小说的功能及价值取向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偏离。比如仅仅以关注客观现实、反映社会生活为创作准则,以追求及时的政治道德效应为作品的功能与价值取向,因而作家们的审美观点多集中于阶级斗争、政治气候、社会运动及其所引起的人际关系、思想情感的变化上。新时期以来湖北的一些小说创作也有这个弱点。作品中,那些对农村新经济政策的赞美,对乡镇改革信息的传播,对农民带头人及“青天”形象的塑造,那些对城市女孩子们的爱情、憧憬、苦恼的描写,对当代大学生及知识分子的剖析,对青工哥儿们的理解等等,可以说的确紧扣了社会观实的各个环节,也激起了人们的阅读兴味及议论、思考。但是,这种“反映现实”常常停留在生活的现象表层上,有的并没达到以审美意识把握生活的现实主义高度,有的甚至成了政治观念的演绎、生活琐事的实录和对模式化人物的描摹。再加上直接为现实的某项具体政策、运动服务的功利观价值观的影响,有的作品也就只是搔着了人们皮肤的痛痒而未能震撼人们的灵魂,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迅速演进更替,这类作品势所必然地逐渐为读者所淡忘。
这些年,“反映论”遇到了”表现论”(主体性原则)的挑战。表现论的文学观认为作家应该按主体的需要、按人的内在尺度去描述生活,要求主观的真诚。这一高扬主体意识的创作原则的确给我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某些生机,湖北作家也或多或少受到其积极影响。然而,文学的本质并非单一、绝对,它是多层次的。在对“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反映论与表现论都可算作一个层次,它们各从一个层面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在这两种文学观的导向下也产生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反映论比较忽视主体、个性,表现论片面张扬主体、个性,二者都仅仅将文学当作工具(或认识或渲泄),都使主客体分离,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们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要突破这些局限,文学观即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必须跃上一个更高的层次:对象化。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对象化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一人在劳动和实践中能动地改变世界,在客体上打上自己本质的烙印,创造出体现自己本质的对象;通过享受、消化、占有这些对象,使之成为自己本质的确证,并从中观照自己的本质,发展自己的本质,再生产出自己的人的本质。建立在人类学本体论基础上的对象化,把文学看作是人类自由的生命表现,是乐生的需要。对象化的过程是客体主体化——“人化的自然”和主体客体化——“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双向运动过程,是主体需要与客体规定性对立统一、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过程。作为哲学范畴,对象化是对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的概括;作为美学范畴,对象化是对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的凝聚。它既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方式,又是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方式。通过对象化,可以使“人与自然相乘”(培根语),达到生命本体和审美本体和谐统一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象化是传统文学是否向现代文学转变、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现代意味的一个标志。因此,作家只有以社会生活和内心情感的融合互化为源泉,实现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双向交流和渗透,才能真,正体验和反思人生,把观照与开掘结合起来,创作出达到对象化层次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比反映论或表现论层次的作品更富生命的体验,更具人生意味,如《安娜·卡列尼娜》之于《欧也妮·葛朗台》、《红楼萝》之于《水浒传》;如《小鲍庄》之于《闲聊宦子塌》、《风景》之于《大篷车上》。在对象化的层面上提倡现实主义的复归深化,就是提倡作家体验和反思人生,在作品中传达出”人生的回声”。为什么在湖北小说界较为沉寂的几年中,外面的世界却热闹一时新作迭出呢?考察一下商州系列、葛川江系列、红高梁系列及《黑骏马》、《老井》、《棋王》等已有公论的当代佳作,我们不准发现:正是由于它们的作者在文学观与艺术形式上进行了艰难的反省与蜕变,才能既关注现实又不囿于现实外壳的限制,将艺术视角切入人生的历史文化心理淤积层中;才能逼近生活,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把握生命的原质本色;才能既重视写人的表面行为,更重视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命躁动和尴尬处境的艺术观照与反思。因而,它们更接近以异化如何扭曲人性,怎样克服异化和解放、丰富、发展人性为旨归的对象化文学观的层次。当然,虽说湖北小说创作”慢了半拍”,但我们的中青年作家并不甘落后。如果说,我们从映泉的“桃花湾系列”中读出的“对人的重新发现”尚属不自觉意识,那么从他几年前的”贴现实、搔痛痒”到现在的“写人生、写命运”的文学宣言改动中,我们分明听到了湖北作家文学观念变革的前奏。岂独映泉,方方、池莉、苏渝、王大鹏、姜天民等作家的创作实践也都说明了:更新文学观念,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站在现代审美高度去观照现实,是作品获得长青的艺术生命的关键。
文学观念建构的基础之一是哲学意识。将哲学意识与审美意识有机地融合起来,是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追求现代意味的必经之途。只有达到了对象化层次的文学作品才具有俯瞰生活、透视人生的哲学意蕴,我省小说的“不够深刻”、”差一个层次”的症结之一正在于缺乏这种哲学意蕴。回头看看我们的一些作品,不能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对生活的认识还处在浅表层次上,满足于生活故事的编撰和现实平面的夏写,哪怕文笔很精彩,哪怕作者道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桃花湾系列”中对山乡妇女命运改变出路的思考,如《我献给你一片蓝色》等小说中对过去年代的反思,如《重阳舅的树、重阳村》等小说中对农村道德价值观变移的探索,如《冬夏春复调》等小说中对善与善之间矛盾的揭示和对传统伦理观的抨击等。由于某些作品仅仅打下了特定时代某些生活片断的印记,尚缺乏思想的冲击力和超时空活力,所以读者难以从其生活表层的具体描写中参悟生活真谛,难以超越具象而达到对人类自身的历史和人生总体的把握。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主导的精神特征就是从总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完整形态,文学不但要反映、表现现实,更要把作家对人生的体验和反思传达给人们。因此从人类学本体论来看,文学正是以探讨、回答“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我们在怎样生存、该怎样生存”诸问题来解释和建构人生的意义,来把握、追述完整的人生。由于艺术思维的开放及哲学意识的增强,我国不少作家自觉进行着由“反映生活”的固定社会学模式向从哲学高度对生活作总体把握的转变,其中刘恒的《伏羲伏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小说描述了具体的人的性压抑、错位及由挣脱束缚的抗争走向自虐与死亡的过程。看起来这是个人们常可听到的简单不过的故事,可它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力量。这是由于我们从中可以读解到的不仅是婶侄相恋故事的表层意义,而且触到了有关村落、种族及人类进化与异化的血脉走向的隐层蕴涵。作家刘恒既着眼于中国农民的现实生存状况,擅长于讲叙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又站到了一定的历史与哲学高度,以独特的视角实现了对象化,通过对一个村落一户农民生活、生理,心理的观照,写出了一个民族成长的历史侧影,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哲理思考。如此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优秀小说在我省也有,它们看似讲述的只是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民俗风情等具体故事,实则引导读者思考的是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及生与死,灵与肉等具有全人类意义的种种问题,正是这种哲理意味使作品具有了丰厚的思想容量和深邃的思想力量。
“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只能是个供人玩乐的艺人。”泰勒的这句名言曾给各国几代作家以震动,今天也会给我省作家以某些启示。从陈应松、王大鹏、方方、刘醒龙等人近几年的小说不乏哲理思辨色彩的现象看,湖北的作家正在”深刻”起来。的确,在具有诗人的激情、说书人的才能的同时再加上哲人的睿智,湖北中青年小说家们将会更深更高地去体察、把握世界。
文化意识是建构文学观念的又一基础。顺应整个思想界的潮向,当代文坛前几年掀起了文化寻根热。这意味着文学走向了自觉,意味着作家自我意识的加强与审美意识的开放。在对文化封闭与文化信仰危机的反思中,在中国的改革受阻于传统惰力的现状面前,在热衷探求文化背景,热衷“寻根”的世界文学潮流撞击下,我国文学将关注点从社会政治层面探向了民族文化层面。在审美活动中强化了文化意识的作家们,不再限于从阶级、经济关系一维表现人及其生存环境,不再偏重于对人作政治伦理上的绝对的价值判断。人不仅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看,更是文化意义上各种人格角色的扮演者。在具体的人身上凝结着民族文化的心理模式与性格,因而有王一生(《棋王》)的超然物外,有孙旺泉(《老井》)的不折不挠,有涝渣(《小鲍庄》)的仁义,有丙崽(《爸爸爸》)的愚昧……这些作品挖掘地域的风情民俗,反观民族的文化传统,剖析民族的文化心理,催促古老文化加速蜕变进程,呼唤民族精神的扬弃与改造,所以它们达到了表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审美效果,超越了民族、地域、阶级的局限而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文化寻根热”虽已落潮,但作家们用综合的文化观念来观照历史与现实、在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中寻找民族进步的现代精神依据的努力,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它的活力。
“文化热”对我们的一些作家感染不算深,可是文化却是无所不在的。文化既具有社会性、民族性、阶级性与发展变化上的历时性,又具有隐含于其中的全人类和延续继承上的共时性;在具体表现形态上,则是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的时空纵横交错。湖北乃古楚之地,在厚重、沉积的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大片繁茂的文学之林。浸透民本思想与忧患意识的楚文化及其色彩瑰丽、气势奔放的主要艺术载体——楚文学,形成了悠远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传统濡染着当今荆楚大地的文人们。然而,这份文化心理积淀给予我们的不光有滋养,也有精神负累,如忧国忧民之责任心与“文以载道”之狭隘功利观的并存,历史悠久的自豪感与自我封闭的劣根性的交融之类。加上湖北现当代地域文化的无个性特征,更给我们的小说带来种种彰响。从农村题材的创作看,平原的富庶与山区的封闭的确造成了某些自得与狭隘的创作心态,在一些小说中,热爱故土关心乡民的情感常与农民意识、农民眼光交织一起,纵有一定的文化心理剖析与批判,却不够犀利与深刻。故尔摹写生活的单一、拘谨和乡俗民风的外在展示也就时时可见。从城市题材的创作看,武汉曾沦为半殖民地的性质与九省通的地理位置,造成了文化积沉的杂芜浅薄及文化色彩的斑驳陆离。故而作品往往失之于小市民气的油滑或学生腔的矫情;对比当代优秀小说中那种视人为文化载体、从广义文化制约角度去表现人、使之具有历史纵深感及社会文化丰富复杂性的情况看,我们的一些小说中尚缺立得起来的文化的人。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湖北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传统,使得我们的小说既无秦汉文化的凝重,也就拂去了皇城帝冢投下的沉甸甸的阴影;既无吴越文化的通达,也就不带有小园香径的婉柔中庸。作家们执着于农民或城市平民的命运乐章,不以士大夫式的悲悯去观照人间,而是实实在在地与对象融为了一体。这些不一定自觉的扬长避短和较为自觉的审美理想与情趣,使湖北的小说兼有了平原的豪侠、江浙的精明、西部的土腥气及京派海派的市俗化等特色。近几年来,我们一些中青年作家开始致力于文化意识的强化,小说中开始摄入多元的文化背景与文化观念,如王大鹏《野奔》、《冰河》、刘醒龙《灵  》中的生存思考,何祚欢、吕运斌系列市井小说中的汉味楚腔,叶大春《三瘾录》、《城市谐趣曲》的新笔汜体等等。这里特别要提到《生命闪过刃口》,王振武的这篇遗作让我们看到了在原始母系社会特定的文化圈内,隐含着人类的命运和生存之谜,奔涌出人类生命的永恒之流。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朵富有独特而深邃的文化内涵的文学奇葩。这些都显示了在新文学观导向下湖北作家特有的优势。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大文化背景上去整体把握与观照我省特定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形态,变小说的个人身世感为人间苍桑感,变对古老传统的依附因袭为对人类文化的汲取消融,那么我们将在楚文化的土壤中栽培出奉献给全民族、全人类的佳花。
文学观的陈旧导致艺术形式的单一。艺术形式模式化简单化使得小说缺乏观代意味,也使之失却了应有的艺术魅力。八十年代中期,在当今世界各种艺术思潮的冲击下,在作家们高扬主体意识、寻求艺术本体独立品格的基础上,我国小说创作打破了大一统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形态的繁荣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艺术流派、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的花样翻新上。艺术形式的创新是艺术观念更新、艺术思维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作家能否以当代意识表现当代人的标志之一,它具体表现在艺术视角的选取、叙事方式的转换和语言形式的更新上。
艺术视角是作家对人类的自我生命和存在世界的审美审视角度和把握角度。作家的个人经验世界、特定文化背景制约着他观照现实的基本视角;而作家外部经历的变化和时代的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的变动、特别是文化的变动会导致他基本视角的变化。不过,影响作家选取何种艺术视角的乃是作家的主体意识。主体创造意识强化了的优秀作家既善于寻求认识生活、切入生活的独特艺术视角,又能选用不同的艺术视角多向地观照人类生活形态,还能以艺术视角的多重融合达到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如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他们都有各自切入生活的或社会或心理或历史文化的独特艺术视角,同时又能对他们的存在世界进行多向和多重视角透视。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些作家如王蒙、贾平凹、洪峰、刘恒等,也在艺术视角的选择上显示出他们的艺术功力和知识厚度。然而,当代小说文体革命的浪潮在前几年对湖北文坛的冲击面不算大,在较长的时间内湖北小说创作的艺术视角多呈单向。有些作家往往习惯于抓住生活表象按线性因果逻辑编织故事,仅从政治角度道德角度绘出一个个平面的生活图画,一个个性格扁平的人物。
艺术视角的单向选择造成小说叙事方式的单调。在小说中仅仅讲叙一个过程、一件事情的始末属叙事行为的初级阶段,它并不能算真正的“讲故事”,用这样的叙述方式表述的“故事”缺乏辐射功能,无法传达人类生活的丰富蕴涵。叙事方式指在作家艺术视角导向之下形成的一整套小说表达方式,包括叙事人、叙事角度、叙事语调等,它们对小说情节进行美的实现和传达。作家根据不同的叙事需要采用不同的叙事人、叙事角度和叙事语调,或者将它们不断变幻,或者对它们综合运用。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多在社会——历史的基本视角导向下,采用全知全能的外视角中调叙述。这种叙事方式在对社会历史事件和人们的外部活动作出全景式观照的同时,也透露出作家剖析生活时的冷峻沉着,如巴尔扎克的作品。而福楼拜的小说叙事方式则有所变化,叙事人无处可见而又无处不在,他不加评论地把人与事件描述出来,以相应的叙事视角展示了构成事件的多种材料,在整体氛围上产生出一定的心理效果。这种叙事方法开了现代小说叙事方法的先河。在二十世纪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作家们愈加重视人类的精神现象,基本视角向人的心理层面深入,叙事方法也就丰富多彩:有的侧重于从人物出发的内视角低调叙述,有的不断变幻叙事角度,有的则将几类叙事方式综合运用到一部小说中。我国观代小说家们在”五四”运动以来曾不断发动小说革命,叙事方式的革新也成为文学革命的内容与实绩之一。新时期以来,在小说界的文体革命中,叙事方式的转换更令人跟花缭乱:林斤澜仅仅“讲述一个活题”的不动声色、刘索拉“情绪渲泄式叙述”的满不在乎、阿城虚静朴讷的叙述趣味、马原构筑迷宫的叙述圈套……。卷入文体革命浪潮的也有湖北的部分中青年作家。他们意识到单向值的因果逻辑已不足以概括人类生命的本质,必须超越说书式的单纯故事讲述而代之以现代艺术形式。方方在《风景》中对隐形叙事人、全知叙事角度和冷峻叙事语调的选用,池莉在《烦恼人生》中置小说情节模式于不顾而代之以原生态的“生活流”的叙事形态,以及《黑艄楼》(陈应松)、《女性的空间》(沈虹光)、《鬼火》(熊召政)中运用的第一人称内视角的”自白性”叙述方式,这一切探索自有其艰辛,也自有其收获,显示了一部分中青年作家的文体自觉意识,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唯有变革创新,才能突破与超越。
与叙述方式相关联的是语言形式。如前所述,湖北小说创作总的来看的确形成了某些共同特点,但是那“朴实洒脱幽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语言工具”表面的色泽;因此建立新的语言观早已成为评论家大声疾呼和作家潜心追求的目标了。语言既是打开了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表达人们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工具,又是我们所感知、体认和理解的世界形式,甚至说可以说,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同样,文学语言并非仅仅是思想与现实的“工具”、“外壳”、载体,它是艺术本体的一部分,它自身就是艺术。文学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因此,作家在运用它的同时又不得不受到它的支配。当代文学语言表现形式多元探索上形成“热点”,这不奇怪,正是这些探求促使了小说的发展变革。我们将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陆文夫和陈村、张承志、莫言、徐星、何立伟们的小说翻开,首先吸引我们的便是极为新鲜的语言韵味,这韵味并非只属于绘形绘声的表层形态,它自然而然地引导读者进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精神深处。这些小说家或在对民族语言的文化分析中得到感悟,或在向西方现代哲学和艺术思潮的借鉴中受到启发,在小说创作中追求语言的多层面形态,如陌生化原生化、象征、隐喻、变形、幽默、反讽等。我省值得研究的首推方方小说的语言形态。从《大篷车上》、《十八岁进行曲》等小说起,方方的语言就别具一格:泼辣犀利、平民化,以方言俚语入文,自然而俏皮,到《江那一岸》《墙》、《栅栏》等小说发表时,随着思考的深入和情绪的迷惘,她的语言风格由调侃揶揄而渐入冷峭怪诞,并在《白梦》、《白雾》等作中达到高峰。在作为她小说创作新高度的《风景》中,她又融入了“非人格化”语言,力求获得一种中立、公正、冷漠、使活生生的人挣扎于冷酷世情中的效果,从而表现人的本质的痛苦。虽然方方的语言也有不足:如因过于胶着于语言的原生态而使之流于累赘浮泛乃至于有些油滑;再如大量长句叙述虽由句子内部的反复转折形成悖谬而产生了幽默感,但却有时因功力不到而显出了些许的生硬和过“露”。不能否认的是,在方方的近期创作中的确达到了语言多层意蕴的实观,她是湖北中青年作家中走在语言意识觉醒与探新之路上的闯线者。与她同行的还有陈应松、王大鹏、池莉、沈虹光等一批小说家,由此我们对湖北小说语言变革的前景自有乐观的理由了。
湖北的小说创作需要观代意味,湖北文学将因之而实现新的突破。要打破长期居于”中游”的现状,从根本上说,应该提高作家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应该重视作家的人格铸造,更应该强化作家的主体创造意识,而这些又不能离开作家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文学创作是最具个人特点的精神活动,是作家在与社会、自然、历史、文化,与宇宙的深刻交融之中传达出来的独特生命体验。我们每一个作家都要常常扪心自问:我是否将生命激情注入了创作之中?我的小说是否发出了撼人心灵的喘息与呐喊?我是否具备了把文学看成是贯注生命始终的追求的献身精神?在一大批艺术思维开放、文化储备充实、富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作家身上,在近两年小说创作的耕耘与收获之中,我们看到了湖北文学繁荣兴盛的希望。因而写下了如上挂一漏万的话,在殷切呼唤文学”中部崛起”的乐章中传达我们诚挚的心曲。
附记:本文是1988年我与黄鹤一起讨论,由黄鹤执笔写成的。
(原载《回顾与选择——新时期湖北中青年作家创作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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