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传记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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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传记的现代化

南京大学 杨正润
           
      自上世纪初开始，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学界名流都先后一再呼吁重视传记文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虽有种种曲折，中国传记还是顺应着时代的变革和读者的需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百多年间传记形成两个高峰：一个是三十年代前后，另一个是“新时期”以降。特别是在后一阶段，这20多年里来我国传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可以从一组统计数字看到我国传记发展的这一轨迹：从1911年到1949年,民国时期38年中我国共出版传记著作（不包含报刊发表的短篇传记，下同）3403种，平均每年约90种；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中共出传记大约380种，平均每年约22种；从1979年新时期开始，80年代我国每年出传记约200多种，90年代初每年出版约300余种，从95年起每年出版达到400种以上。目前的状况没有精确的统计，估计我国每年出版传记至少1000种以上，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长篇小说。如果把传记也算成一种文学类型（这是有争议的问题）的话，传记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最大的一个文类，这同西方国家的情况是相似的。我国新时期的传记不仅包括了他传、自传、回忆录、年谱、书信、日记、游记、传记词典等等传统形式，而且出现口述历史、画传等新形式。在传记研究方面，出现了多种中外传记史和传记理论专著。
      但是对我国传记的现状也不容十分乐观，这里还有另一组数字：在英语国家，传记类读物的总出版量，早已达到全部出版物的5%；而在我国，每年出版书籍总数大约65-70亿册，传记估计恐怕还不到这个总出版量的0.1%，这个数字说明，传记作品虽多，但每种作品的平均印刷量却不大，也就是说传记的读者不是很多，影响还不是很大，特别是得到公认的优秀传记作品并不多见。   
      这种矛盾的状况，正是中国古代传记史的继续。中国历史上就是个传记大国，中国正统史学都是“纪传体”，也就是说历史学的主体就是传记，以正史中的“史传”为例，“二十六史”（“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和《新元史》）中出现的人物达到45000个，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精英人物和各个方面代表人物都被纳入其中，都有传记传世，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所没有过的。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传记文化”，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比如文学、艺术、宗教、景观、民俗、美食、语言等等，到处可见历史人物的身影、可以发现传记的材料。但是在中国古代大量传记作品中，除《史记》，至多再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就没有什么经典之作。《史记》在传记写作中的许多成功经验为后代小说家所继承，却受到正统史学家的抵制。就是《史记》，主要也是短篇传记的合集，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完整叙述传主一生的长篇传记经典。在自传领域，则更显贫瘠，虽然传记史家可以列举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陶潜《五柳先生传》等作品应对，但是这些作品篇幅都比较短小，而且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因此可以说，除《史记》外，我国传记史上没有出现过可以同英国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法国卢梭的《忏悔录》、德国歌德的《诗与真》等作品相比美的伟大传记或自传。我国传记同群星灿烂、名家辈出的诗歌、小说、戏剧相比，也不在一个等级。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吧，胡适把传记称作“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个部门”，其他许多前辈学者也表达过同样的意见。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一个“传记大国”，却又是一个“传记弱国”，传记多但佳作少见，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种事实。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简单一点说，中国传记有两个主要弱点：一个是忌讳太多、以歌功颂德为能事，一个是重历史而轻人物，读来无味。针对这些弱点古人早就有“谀墓”、“断烂朝报”之类讥刺，近人梁启超则批评传记成了“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差不多变为修身教科书”。可是这些弱点至今并没有在我国传记中完全避免，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样写出来的传记是缺乏吸引力的。
      我国传记的现状同读者的需要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不相称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过：“一个不知道崇拜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么多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有过那么多思想和文化的巨人，如果我们的传记不能引导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去熟悉、热爱他们，向他们学习，而是去崇拜影视明星，那也是很可悲的。传记是国民精神的表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没有优秀的传记作品传世，就很难建设健康的国民人格。
      要改变中国传记的现状，就应当克服传统传记的弱点，与时俱进、实现传记的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可以同时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史记》的优秀传统，包括其“实录”精神和丰富多彩的人物塑造方法；另一方面应当学习国外传记的积极成果。自20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出现了一场范围相当广泛的“传记革命”，传记取得很大成绩，也逐步成为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关注，传记理论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的传记家应当从中进行借鉴，确立更为自觉的、科学的传记理念。为了实现传记的现代化，作者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在冲突中再现传主，给读者讲述一个人的真实故事。
      广大读者所需要的是那种既真实可靠、又写出传主个性的、故事化的传记。有些传记为了吸引读者，就一味猎奇或揭露隐私，甚至捕风捉影，真真假假、哗众取宠，这违背了传记道德，也败坏了传记的声誉。同样需要注意的还有另一种倾向：一些传记，特别是写当代人物或领袖人物的传记，只是编排传主一生事迹，把传记停留在年谱或编年史的层次，无视矛盾冲突的存在，或者把冲突简单化、表面化，依照教科书上或官方文件中的表述演绎历史背景。这也是司马迁以后中国的正史传记的通病。三国时代风云变幻、英雄辈出，是写作传记的好材料，但是陈寿《三国志》中的人物就远不如《史记》生动，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这段历史和这些人物如果由司马迁来写，就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原因就在于陈寿对矛盾冲突的理解和叙述不够充分。
      传主总是生活在外在的和内部的复杂矛盾之中，只有揭示矛盾冲突，通过场面和故事，传主的个性才能突显出来。这就必须注意轶事和细节，优秀的传记家总是在细节和轶事的使用上显示出高人一等的见识，那些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传记家适当的使用，会一下子散发出光彩。撒缪尔•约翰生有句名言：“一个人的真实性格，从同他的一个仆人的简短谈话中可以得知的，比从那些从门第开始到葬礼结束的、一本正经的叙述中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司马迁的《史记》就显示出这种特点，可以回想一下，在他的笔下，《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等场景中包含着多少生动、详尽的细节描写。这样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著作，里面还几次写到小小的老鼠：《酷史列传》写了张汤少年时“审鼠”的轶事：《李斯列传》开头也有一段李斯少年时观鼠的轶事。正统史学家讥讥讽司马迁“甚为肤浅”的地方，其实正是他的高明。我们有一些传记作者有着太多的忌讳，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传主经历过的冲突，也不注意对轶事和细节的收集、考订、选择和使用，这样的传记自然枯燥无味，没有生动的人物和故事，自然也无法吸引读者。
      第二，对传主进行解释，说明他的命运和行为的动因。
      传记不但要写出传主生平和个性，还应当解释传主。司马迁已经懂得“知人论世”的意义，《史记》就常常通过“太史公曰”的形式对传主进行解释或评价。在现代优秀传记中，“解释”不只是一种文本指向，而且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解释”成为传记家普遍的、自觉的追求和传记的一种要素。从浅层解释转为深度解释，这是现代传记的鲜明特点。鲍斯威尔写《约翰生传》就认真观察和分析了约翰生的心理世界，指出童年时代的苦难经带来了他的精神创伤，他不得不同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感、负疚感和耻辱感进行顽强的斗争，鲍斯威尔对传主的这种心理解释使20世纪的精神分析家也感到敬佩。斯特拉奇，这位英国“新传记”的代表讲过一句名言：“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而艺术就是一位伟大的解释者。”英国另一位重要传记家戴维•塞西尔进一步把“解释”看作是传记同小说的主要区别，他说：“小说家主要通过创造性显示自己，他尽其所能去创造场面和人物；传记家是通过解释显示自己，他竭力去发现一个既定故事的意义。”
      解释是现代人的社会诉求，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读者不仅希望知道“怎么样”，而且要求知道“为什么”。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主体意识的强化，人文关怀愈益被普遍接受，清理历史、认识人和人性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传主的解释也成为传记写作和传记阅读的重要目标。在西方现代传记中，一些传记家依据传统的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即考察传主的生活道路和时代精神），另一些传记家则用精神分析或其他心理学方法，还有一些传记家综合使用各种方法，他们对传主的命运和性格、对他一生中那些看似费解的行为，以至他生活中一些通常被人忽略的小事，都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解释。这里以几部西方传记名著为例。比如大仲马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位作家，他的《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等小说使他获得世界性的声誉，大仲马是怎样写出这样两部小说来的，莫洛亚在《三仲马》中就进行了解释：大仲马的父亲因为具有黑人血统而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大仲马自己也因此受到歧视，这些在他的无意识中始终是一种伤痛，《三个火枪手》的主题是一位勇敢而贫困的英雄同一个敌对的、危险的世界斗争，友谊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基督山伯爵》写了财富使人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使得一个受害者得以复仇，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就是大仲马一生的梦想、信念和追求。萨特的《家中白痴》是一部关于福楼拜的传记，萨特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释这位小说家：福楼拜童年时代曾被父亲斥为“白痴”，这使他产生了精神障碍，他不得不到小说的幻想世界中寻找解脱，他写了一位平庸的小市民女性包法利夫人，他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实际上通过包法利夫人自杀的结局满足了自己的“受虐”倾向，也通过《包法利夫人》这部伟大的小说抗拒“白痴”这样的贬责，福楼拜的精神病又是社会疾病造成的结果，是人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异化的表现。读者未必都能同意这类解释的方法和解释的结果，但是这反映了传记家的一种追求，它深化了对传主的认识，也加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些平铺直叙、满足于表层记述的作品是不可能满足现代读者的需要的。
      第三，选择适合自己的的传主，对传主同情而不移情。
      传记活动的主体包括文本主体和写作主体，即传记家和传主，两者的关系问题是传记活动的核心，也是当代传记理论研究的重点。美国当代传记理论家艾德尔认为：“在传记家及其传主之间永远进行着一场斗争，这是隐含的自我同显露的自我、公开的自我同私密的自我之间的一场斗争。”选择什么传主，对有关传主的大量史料如何甄别和选用，对传主又进行什么样的解释，这些都体现了传记家的自主性；传记家要表现自我，但是他又应当写出一个真实的人物，留给读者一段信史，让历史主体在文本中复活，这是一种矛盾，就如艾德尔所说，传记家同传主是在“进行着一场斗争”，他们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传记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并把握好同传主的这种关系。
      传记家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传主，古代史传编纂时除了帝王入传外，其他主要是根据官衔、地位、影响等确定传主，作者不过是奉命写作而无选择传主的自由，这种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今，一些传记作者也是奉命为某个人物作传。这样写作很难保证传记的成功。法国的莫洛亚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传记家之一，他一生写作了10多部长篇传记，有“传记王”的美誉，他的作品至今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莫洛亚传记中凡是写得成功的人物，如拜伦、雪莱、大仲马等等，同莫洛亚的个性总有某些相似之处，都具有某种浪漫气质。但莫洛亚也有个别不成功的作品，比如《弗里明爵士传》，传主弗里明是发明青霉素而获得194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科学家。莫洛亚虽然为写这部作品花了极大的功夫，但是传主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一位正统而刻板的苏格兰绅士，这同莫洛亚的个性相差甚远，所以尽管莫洛亚在材料的收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也看了大量生物化学方面的书籍，甚至一步步重复弗里明所进行的那些生化实验，但这部传记就没有写成功。同样的，司马迁的《史记》，总共写了约4000个人物。主要人物约200个，一半以上具有悲剧色彩，其中包括《史记》中写得最好的，如项羽、信陵君、屈原、韩信等人。司马迁自己的一生是悲剧性的，所以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他给予了极大的同情，而且能够深入地探索他们的性格和研究他们的心理，准确地理解和描绘他们的命运。
      这些例子证明，在某种程度上传记家需要把自己同传主同一起来，要站在传主的立场，为他着想，才能把握他的个性和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发现他种种行为背后的原因，为他的性格和命运找出合理的解释。当传记家同传主在性格上、气质上、经历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相反如果传记家同传主在经历、个性、气质等方面相距甚远，就很难体察传主的心理世界。一些传记作者，什么传主都写，什么人是热点或是估计能成为卖点就写谁，写谁有好处就写谁，这样可以写出畅销书，但写不出优秀的传世之作，因为他无法真正进入传主的内心世界，发现他的秘密。
      传记家还应当确立对传主的科学态度。传记家对传主的同情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同情并不可怕，甚至是需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达到对传主的“同情性的理解”；但是同情只能限于为传主设身处地着想，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更深入地理解，决不能“扬善隐恶”，也不能把“同情”变成“移情”，即用自己的思想感情来取代传主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强加在传主身上。没有同情，传记只剩下冷冰冰的事实，不可能写出血肉丰满、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如果“移情”，传记就失去了真实性，即失去了传记存在的基础和价值，
      司马迁之前的600多年，可谓气象万千、色彩斑斓，英雄豪杰纵横天下，这为《史记》提供了多好的材料，没有这段历史就没有《史记》。过去的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波澜壮阔、生机勃发的时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这又给传记家提供了用武之地。传记是一种文化，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不能没有传记，传记也必须跟上历史的步伐，写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并能满足读者需要的现代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