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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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

作者：全 展

1980-2010年，中国大陆关于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研究和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30年来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下略加评述之。

1980年代：起步积累期

1980年代作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的起步积累期，其主要成果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以朱东润多篇论文、陈兰村系列论文为代表的前期成果。中国著名传记文学家、一代学术巨擘朱东润先生（1896-1988），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古代各种体裁的传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写了好几篇探讨性论文，并于1942年完成10余万字的专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在1980-1984年5年间，他还先后发表《论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我对传记文学的看法》、《传记文学》、《传记文学能从〈史记〉中学到什么》、《漫谈传记文学》、《我怎样写作〈张居正大传〉的》和《我学习传记文学的开始》等论文，阐述了他对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和现代传记写作的一些看法，其深厚的学养、理性的思索、精辟的见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陈兰村对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用力尤多，成果引人注目。他先后发表《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漫谈司马迁人物传记的开头和结尾》（与俞樟华合作）、《浅论魏晋六朝杂传的文学价值》、《试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之功能》、《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浅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情感力量》等8篇论文。这些论文视野开阔，涉及面较广，其中研究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基本特征、功能特质、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的4篇，研究司马迁传记文学的3篇，研究魏晋六朝杂传的1篇，有的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二为作品选读，意在向读者介绍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大概面貌，《中国古典传记》功不可没。这部由乔象钟、徐公持、吕薇芬等三位古典文学研究家领衔选编的图书为上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985年分别出版，为古代传记文学作品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是书76万余字，共选了自汉迄清（1840年以前）的81位作家的157篇作品。在编选时，编选者去芜存菁，披沙拣金，尽量把内容健康、艺术成就较高的名篇佳作推荐给读者。因考虑到传记文学的特点，所以也照顾到一定的代表性：既选了英雄人物的传记，也选了一些为人民所不齿的奸佞的传记；既选了在历史上曾经举足轻重的名公大臣的传记，也选了具有优秀品质的普通人物的传记；同时也照顾了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物传记。编选者十分注重传记文学和历史著作、笔记小说、抒情小品的区分，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们尽量照顾传记文学的各种体裁和不同的艺术风格，“本纪”、“列传”、“别传”、“墓志铭”、“行状”、“自传”、“小传”、“事略”等琳琅满目。在《前言》中，编选者略述了我国传记文学源流演变的概况，并就其思想及艺术特色做了较细致的剖析。是书在导读上也别具特色，在每一作者的作品之前，都有编选者对作者生平的简略介绍以及对作品特色的精当剀切的分析；在作品的当页页下则有较详尽的注释。这些导读文字，大多写得生动实在，饶有兴味，让人对这份丰硕珍贵的文学遗产顿生爱慕之情。

三是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出现了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和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等代表性论著。郭著是一本从文学角度评价《史记》人物传记的著作。作者论述了司马迁的时代、生平和思想，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对《史记》人物传记进行了评价。此外，对从思想上和艺术上学习和借鉴《史记》人物传记的问题，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史记》人物传记是记述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1](p229)因而在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的人物传记时，运笔比较灵活自由，不少地方采取了文学欣赏的方法。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研究《史记》，李著显然比郭著更进一层。《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不仅论述了《史记》纪传体的创立问题、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纪传体的文学意义、“列传”新解以及《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而且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用洋洋洒洒八万余言的篇幅，对无独有偶的东西方两位传记文学大师的异同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论述，扩大了人们的眼界。著者的“这一开拓，更能够使我们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认识司马迁，并确立他在古代世界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2](p15)

1990年代：发展繁荣期

经过80年代的起步、积累，90年代的古代传记文学研究逐步进入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段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以重要的单篇论文而言，便有韩兆琦的《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关于传记文学的几个问题》，李少雍的《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陈兰村的《论明代中后期市民传记的审美趣味》、《论韩愈、柳宗元传记文的生命力》以及李一飞的《中唐传记文学鸟瞰》等。

在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研究方面，韩兆琦、陈兰村、李祥年、郭丹各自的著作最具代表性。1990年11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姜涛、赵华合著的《古代传记文学史稿》，全书16万字，正文部分208页，论述“司马迁及其传记文学”（第二章）的便长达107页，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除“绪论”和“司马迁及其传记文学”外，其余各章为“其他正史中的人物传记”、“通行人物传记”、“行状、碑志与诔文”、“真人真事之外的传记”等。这部著作虽以“史稿”命名，但“史”的研究却不足，给人留下许多遗憾。好在这种遗憾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92年8月，我们欣喜地读到了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第一部通史，其开创意义自不待言。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诗歌史、散文史、小说史、戏曲史早有人写过，且有多部传世，但还从未出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史，而中国古代又恰恰是一个传记文学非常繁荣、非常辉煌的时期。《中国传记文学史》第一次以通史的形式，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传承演变历史作了系统而具体的梳理、描述和研究，使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全书除绪论外，凡8章，分为“先秦——传记文学的萌芽”、“西汉——史传文学的辉煌突起”、“东汉——史传文学的继起与转折”、“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的下落与杂传散传的纷起”、“唐代——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上）”、“宋代——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下）”、“元明——旧式散传的继进与文学传记的新扬”以及“清代——文学传记的兴盛”等。著者十分注重古代传记文学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形成的巨大影响，论述时基本做到了有史料，有观点，论从史出，相得益彰。与以往笼统地将古代传记仅分为“史传”与“杂传”两类的作法不同，该书将古代传记细分为史传、杂传（类传）、散传、专传、传记体小说等五类。[3]（p3-5）这不能不说是更准确得体一些。略感遗憾的是该书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如将《聊斋志异》里的鬼狐故事亦作为传记作品来介绍，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削弱了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曾参与撰著《中国传记文学史》的陈兰村，后来主编了一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在时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积累，更有所创新，对研究对象从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把握和认知。在绪论之外，作者用“先秦传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史记》的诞生和汉代史传文学的辉煌”、“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价值的下降和杂传的兴起”、“唐代史传文学和碑志传记的繁荣”、“宋元传记文学在曲折起伏中的嬗变与演进”、“明代市民传记的兴起与传记文学观的新突破”、“清代传记文学的精致与停滞”以及“近代传记文学的转变”等准确、贴切的标题，再现了古代传记文学产生及其发展的历程；此外，还论述了“‘五四’后的现代传记文学”和“当代传记文学的回顾与展望”。著作不仅清理和描述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演变过程，而且还较深入地探索其发展规律，其中不少部分体现了著者独到的眼光。该著特别突出的一大亮点，是注重对历代传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简要介绍，在有关章内设专节加以评述，若干史料的钩沉、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视为一部小型的理论批评史略。

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亦是90年代传记文学史的重要收获。作为第一部断代传记文学史，“史稿”对汉魏六朝传记文学进行了重点研究。在论述各个历史时期传记文学的概貌时，作者苦苦寻觅并认真总结其创作观念的演变及写作艺术的得失，且大都能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论断，使人对于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总体状况，包括它的发展趋势和“跌落”、“崛起”，得到一个鲜明完整的印象。他的另一本《人的大写——中国史传文化》（沈阳出版社，1997），着意从人学——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史传文学的人文精神和艺术内蕴，文笔清新，优美可读，是学者写小书的典范之作。郭丹的《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以文化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史传文学。其上编“本体论”，着重从宏观的角度对史传文学的总体特征、内部规律进行描述，揭示其整体风貌；其下编“流变论”着重以微观的视角，在对史传文学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上就其动态发展做纵向的透视，展示史传文学的丰富内涵。不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流变”书系之一，这部著作在完整性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作者主要论述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但在谈到史传文学的转型时却语焉不详。另外，90年代出版的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朱文华的《传记通论》、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写作论》等书的有关章节，也都勾勒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轨迹。

90年代除了最具特色的传记文学历史研究之外，其成就也体现在传记文学理论与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中国传记艺术》（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为其突出代表。《中国古典传记论稿》系陈兰村、张新科的论文合集，在通论部分，著者对古代传记文学作理论的概括和阐释，并有重点地谈了传记的几种类型；在分论部分，对历代重要的传记文学现象、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分别进行了评述。许多论题纵横交贯，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学理性。从《左传》到《史记》，再到古代佛教传记以至梁启超的传记创作的论述，无疑大大扩充了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范围。《中国传记艺术》系韩兆琦讲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思想艺术的一部力作。在《前言》部分，著者论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大致分类与其发展过程，并详细阐述了古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之处。全书对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史传”文学名著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新五代史》，和一些最优秀的“散传”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都进行了系统、全面和深入地研究，对于这些名家名著的思想、艺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一一总结与评述。与此同时，为了点面结合，体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的略影，还穿插着讲述了若干带有典范性的具体篇章。凡此种种，皆可见著者的匠心独运。

2000年代：深化拓展期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中生代、新生代承担的研究课题以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选题的不断深化、拓展，取得了许多新的可喜成果。郭久麟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和何元智、朱兴榜的《中西传记文学研究》的有关章节，进一步梳理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概况。在众多成果中，俞樟华、张新科、熊明、史素昭等人的研究尤为突出。

2000年，俞樟华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大学术空白。[4](p192)我们知道，古代传记文学理论资料零碎分散，浩如烟海，如珠玉散落在各种典籍之中。作者细心地下了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浩繁功夫，从历代传记作品的序跋论赞、各种史书、历代文人对史传和杂传作品的评点著作、笔记杂著、目录学著作、文学批评著作、历史评论和小说评论著作、诗文书信序跋奏议表状、帝王诏书及一些专题文章、历代文学作品选等十大类的著作之中搜集资料，鉴别整理，系统总结，较为完整地建构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理论体系。这部论著体例新颖，纵横结合，点面兼顾，达到了相当的理论深度。作者先从纵的方面概述了历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给读者一个整体印象；接下来再从横的方面分别论述了历代评论较多的十几个理论问题，涉及到传记文学释名、体例、分类、作者、写作宗旨、立传标准、材料的搜集整理、真实性、人物写作、叙事、语言等等。所述论题之广泛，研究之深入，必将对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对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推动，发挥其积极的影响作用。在这10年中，俞樟华对古代传记理论的研究矢志不渝，或独撰或与他人合作，还先后发表这方面的系列论文7篇，如《欧阳修、曾巩论墓志铭》、《论古代的行状理论》、《论古代传记理论资料的类型与特点》等，因选题新颖，在学界影响较大。

俞樟华、许菁频等著的《古代杂传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是对中国古代杂传文学研究的一次系统深化。该著是俞樟华带领浙江师范大学古代传记文学研究方向毕业的5名硕士研究生集体攻关的项目，其中许菁频关于古代自传的研究、盖翠杰关于古代行状的研究、叶娇关于唐代古文家传记的研究等，先期都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书中第六章“古代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尤见学术功力，俞樟华用长达10万余字的篇幅论述了传记文学研究的这一核心问题，其研究之深入、细致、扎实，这在以往的同类问题的研究中还从未有过。此外，俞樟华还在2007年推出了他的一部32万字的传记文学论文集《传记文学谈薮》（中国文史出版社），全书分为“传记文学总论”、“论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史记》”、“论《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论《史记》的评论和接受”等四编，不少文章都为他多年开掘的课题，凝聚着多年的心血。

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一书，将唐前史传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全面地进行综合研究，涉及史官文化对唐前史传的影响，唐前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人物形象的建立，唐前史传文学中人性的展现，史传作家的创造个性，史传影响下的唐前杂传，唐前史传与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辞赋等的关系，唐前史传文学的生命价值以及唐前史传对今天传记创作的启示等方方面面，其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对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基本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的揭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意迭出。”[5](p2)该著从史传文本的解读到人文精神的感悟，体现了纵与横的交错，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对今天传记文学的创作也不乏启示作用。2006年，张新科又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发表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

同为1970年出生的青年学者，熊明的《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辽海出版社，2004)、史素昭的《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9）值得关注。他们攻读博士学位，以古代传记文学为研究课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又具有较强的文献考索功底，加之养成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广泛吸收和借鉴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不断思考、创新，因而其研究成果明显具有理论批评的系统性、问题意识的前瞻性。熊明的著作以及后续发表的一些论文，论述范围不仅包括六朝杂传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突破与超越、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六朝杂传概说、杂传之渊源及其流变、六朝人物传写的小说化倾向、从汉魏六朝杂传到唐人传奇等，而且还深入具体到刘向《列女》、《列士》、《孝子》的考论，《东方朔传》考论，以及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等。有的论题是前人未曾做过或未深入研究过的。史素昭的著作及其唐代传记文学研究的系列论文，囊括了唐初八史的史笔与文笔、传统史传的继进与新扬、从史传到唐代散传的历程、唐代各体散传研究以及唐代的专传《慈恩传》的研究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她还认真考察总结了唐代的传记文学理论，文学、史学、目录学的跨学科研究，给这本专著增色不少，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

综上所述，可知30年来中国大陆的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与老生代（朱东润）、后老生代（韩兆琦、陈兰村、李少雍等）、中生代（李祥年、俞樟华、张新科、郭丹等）、新生代（熊明、史素昭、许菁频等）四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

[参考文献

[1]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 褚斌杰．司马迁的史学和文学[M]．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3] 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

[4] 全  展．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5] 霍松林．序[M]．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全  展（1956-），男，湖北荆门人，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本文系作者提交的中国传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北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