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著《语镜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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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著《语镜子》目录

《语镜子》目录  

阿城序：语言，社会的舞动

自序：我乃侏儒，它是富矿

编一  礼语咒词官腔黑话

语言，活着的历史

语言，民族特质的写照

方块字，中国文化的脊梁

语言的强制力

语言，中华民族的审美主弦

语言社会学的视角

吃了吗——民以食为天

好天气——可望发扬的遗俗

谁？我——封闭的社会

兄弟伯叔——人伦之秩序

哥儿们——关系之网

先生—同志—师傅——鄙俗化的过程

学术著作中的先生——真理面前的不平等

老张与小张——老人的统治

张老——势利的恭维

爱人——不当的称谓

“长”字满天飞——官本位的社会

“爷”的变迁

性崇拜之痕迹

他妈的——移情的心态

撑的——吃饱了以后的文化

新鲜——保守社会中的咒词

革命——现状的守护神

红与黑——意识形态的社会

砸烂狗头——文革体语言

劳逸结合——为尊者讳

隐语大泛滥

民谣

沙发、干部、胡萝卜——外来文化的印记

编二 粗口俗话联语儿歌

商标与人名 1992

仪式语言 1994

沟通和误解——语言是双刃剑                 

保护方言                                 

关防暴客来

牛逼不是京骂

朗诵的用场

语言产生之猜想

语言是本能

“被”字声中听惊雷

“恪”字后面的俗人心理

俗话——库存齐全

儿歌——玩之天性

联语——礼之上品      

                   郑也夫著《语镜子》，中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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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礼待陈寅恪

“恪”读“ke”是毋容置疑的。字典是权威根据姑且不论。名主陈寅恪在正式场合是遵从字典标音的，他德国入学注册时写的罗马字姓名即是“ke”。那么何故变异为陈寅que了呢？

que是恪的地方音，有人说是客家话的发音。为什么地方音很多，大家将一个字典上都没有的发音独独用在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身上，几乎看不到如此方式用在别人的姓名上。我以为，首先是“套近乎”的心理。que是地方音，也就是陈先生家里人称呼他时的发音。最亲密的朋友跟随这种发音是颇可理解的，是亲近、不见外的表达。而更外一层的学人，未必能出入陈宅，但能够频繁地听到寅恪密友说“寅恪”时别具一格的发音。最初听到必会诘问，答复是：人家家里就是这么叫的。于是有了发生学的第二层理由：向他人显摆——我知道大师家里的事情，你们不知道；学问大的人如此读这个字，这么读是有学问的标志，不这么读就丢人了。一个字典上没有的发音飞落到最伟大的学问家头上，决非偶然，因为大家敬仰学问，因为汉字和大学问家一样高深莫测。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敬畏汉字的，我的大课160人上，每年一度的大名单中必有我读不出的字。

对大学问家的敬畏、高攀、套近乎、吹嘘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来往、乃至近乎迷信的崇尚，都有庸俗的一面。但是在一个扫荡和打压文化的年代，即使是硬币的丑陋一面也发挥着积极的功能。陈寅恪面临新政权的最初一刻便道出了最硬朗的话语：要我主持历史所的工作，该所就不可以设党支部，请毛公或刘公为此写个字据。那是一次罕见的、也只能是短暂的客（真巧，又是一个ke字）大欺店。说出这种大不敬的话语后的十余年间，他一直领取381元月薪，在经济困难时期每日特供四瓶牛奶，中山大学在其家门口专修一条水泥路供盲翁散步。在那个九丐十儒的年代，这待遇独一无二。奇迹为什么会发生？归结为父母官陶铸礼待知识分子恐怕没有找到根源。因为以陶铸的文化水准难以判定陈寅恪之高深，陶铸极可能是从毛泽东那里听说了陈寅恪之稀罕，窃以为一定程度上，他是代毛泽东礼遇陈寅恪。顺便说，毛泽东为什么礼待陈寅恪，只讲学问大是说不通的，毛修理的大学问家多了。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湖南办新学，湖湘子弟无不得益于此。我猜想，或许这点细腻的恩怨观发生了作用。

对学者的崇尚是一枚硬币。硬币必有两面。其正面是对文化的尊重和向往，负面是人性中庸俗、虚荣的一面，是攀附，是装门面。硬币的负面，导致了que的发音，也通过政治家微妙迂回的心路，一时间保护着中国最后的大师。陈寅恪创造了若干文化奇迹：失明还能写书，那年代知识人中唯一全面保持尊严的，名字的发音争论至今。但是这位新旧之交的学术巨子的文化使命——结晶其毕生所学，注定是“断肠史”（见其临终自撰联语）。如果他完成了使命，后人几乎一定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谈论他。

                                摘自郑也夫著：《语镜子》，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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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语言，社会的舞动——《语镜子》序

    社会学说起来是一门学问，可以研究得很深而且奥，达到我们一般人完全不懂的地步，但我非此界中人，所以心目中的社会学家，是一种达人，表述亦非常通达，读者会随时悟到自己的日常经验，啊原来如此。

也夫是我很关注的此类学者，这次他集社会语言搜集和研究的文章成书，当然是我非常关注的事情。

中国的社会学资料非常丰富，例如二十五史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读，就是两千多年的连续性的社会学资料。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就有了社会学的学术领头人，例如陶孟和、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等诸人，与世界社会学科衔接紧密。虽然社会学在中国断过三十年，但中国老百姓久经沙场，无论生灭，总能留下入骨的言语，让当时的人和后人会心彼时的好恶，留给也夫这样的学者浩瀚的材料。看也夫的文章，又心酸，又快乐。

我一直认为东北人会说话，去了东北，才知道他们冬闲时间长，炕头时间多，一件事，嚼来嚼去，锻炼成精。我体会这就是现场修辞，后来发现修辞的高段都是人精，即体察人情入微者。老话说人情练达即文章，让我明白文盲不是文字盲，而是人盲，不懂人的关系的勾连变化，是文化盲。所以很多学者的文章我看下来，是文盲状态。也夫我看就是人精，所以他对社会语言作社会学的研究，体现出他对社会关系的变化和互动的敏感入微，分析的结果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构成有活泼的认识，意义涌出。

上个世纪初，有白话文运动，后来有人不满意，例如鲁迅，于是极端到大众语，即我手写我口，其中有浓厚的民粹意识。现在到了网络、微信时代，才看出来最生动的状态是书面语和口语再加上图形符的组合，例如囧的使用，囧本来已经是个死字。也许也夫已有分析妙论，让我们继续追踪也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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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语镜子》自序

本书分两编。

第一编完成于1990年。那是为了完成一本小册子《礼语咒词官腔黑话》的专门写作，该书1993年问世。

第二编是写于1992年5月至2011年8月近二十年间，与语言问题沾边的文章杂汇，无篇章结构可言。有些是即兴感言，发于报刊。还有些是鄙人的其他专著中的片段。只有其中最后三篇是为充实本书专门撰写，其实念头是早就形成的。

我从来不认真看待学科划分。认为划分仅比不划分稍好一点。一个当事者大可不必画地为牢，将自己视为领地中人。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上看，我都觉得如此，也愿意做自由人，而非什么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我不觉得被如此称呼是荣耀，而以为是精致的镣铐。但划分久已成形，同仁们各就各位。于是笔者现实一点的建议是，领地设置或有其道理，个人却尽可以随兴穿越。所谓领地设置的理由便是视角的不同，主旨的差异，交流的便利。

我是个异类，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我并没有完全跳出，只是心态上不隶属于任何一位领主。我关于语言的写作始于1990年，批量地阅读生物学始于1997年。语言学中有个分支：社会语言学。无独有偶，生物学中也有对应的分支：社会生物学。我说过多次，我干的不是社会语言学，不是社会生物学，而是语言社会学，生物社会学。这么说好像不能自圆，既然不看好领地划分，何必这么在乎界标呢？我最不在乎标签。但必须说，我的主旨是认识社会和人的行为方式。我的语言学和生物学的阅读，都远不限于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生物学，我是尽可能汲取这两大学科，而不是其两小分支的知识营养，来解释人的行为方式。一个主旨在此的人，且没有深厚的生物学和语言学知识，不敢说自己在研究生物学或语言学。

生物学和语言学是认识人类的两大利器。离开了它们，侈谈认识人类，实为盲人瞎马，孤家寡人。举个例子。怎样理解直系亲属通婚的禁忌。学者们的争论尽管热闹，但是远古时代近亲通婚的事实究竟如何，似乎是彻底湮没了。唯生物学家给了我们惊人的发现。2010年2月埃及文物委员会公布了令举世震惊的对16具疑为亲属的木乃伊的DNA检测结果。图坦卡蒙的父亲是阿肯那顿。其母竟然是自己的姑姑，父亲的姐姐。阿肯那顿有两个妻子，一个生了6个女儿，一个生了1个女儿。可能因为没有儿子，他与姐姐交媾，生下了图坦卡蒙。或许是近亲通婚使然，图坦卡芒脊柱畸形，跛足，科勒氏症，疟原虫病。不可思议的是，图坦卡芒的妻子是同父异母的姐姐。近年来人类学家日益享有一个共识，一个屋檐下成长起来的异性彼此缺乏性吸引力。因此禁忌不是悖逆，而是加强本能，保护社会关系中的秩序。图坦卡蒙家世的澄清无疑在挑战这一判定。或许是权力与财富不外流的企图，导致了皇族中发生了比常人更多的近亲通婚。而这一子文化也导致了皇族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衰落。这虽然不是大面积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事实，但它足以挑战我们的成见，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语言与基因在此点上颇为相似，其中沉淀着过往的事实，很多信息全然不见史册，我们本以为永远也无从打捞了，而今方知我们还有一个，不对，有两个尘封至今的数据库：一个是基因，另一个是语言。关于语言，为避重复，就不举例了，拙作的内容再三再四地论证着这一命题。当然，因学力所限，我的论证充其量是证实这一富矿的存在。全面的开采，不是侏儒似我者所能胜任于万一。

本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但你就是卖点心，也要给买主一个纸袋吧。自制点心既不名贵，纸袋也该从简。

                            （郑也夫著：《语镜子》，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