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育心，是为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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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谢有顺的讲座：以诗育心，是为诗教（在小学生诗歌节）作者：谢有顺

来源：《南方日报》2010年4月28日A19版

    ◎编者按：日前，由南方日报、广东省作家协会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联合主办的“诗润南国——2010首届广东小学生诗歌节”隆重启动。本届诗歌节包含诗歌教育培训、诗歌创作比赛、赛诗会、诗歌夏令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活动策划初衷之一旨在复兴中国文化中的“诗教传统”、“以美启真”、“以美储善”，通过诗歌教育，培育下一代的审美力和创造力,为当代基础语文教育注入更深入的人文光芒。启动仪式上，本届小学生诗歌创作大赛终审评委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以“以诗育心，是为诗教”为题，向数百位在场来宾作了精彩演讲。他从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心灵教育三个层面入手，阐述了中国“诗教”的传统渊源及其现实意义。他旁征博引,遴选中国古代诗词及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白话新诗中的珠玑篇章，与在座语文教师就如何引领学生理解、赏读诗歌进行了交流和互动。谢有顺多次强调，重振“诗教”对于提升下一代人的人文素养，重塑其感知系统、审美品位、情感体验方式和心灵世界，具有非凡意义。

以诗育心，是为诗教

                                ——在首届广东小学生诗歌节上的演讲

演讲者：谢有顺

2010年4月23日下午，南方日报采编大楼二楼

诗歌教育是审美教育

　　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偃武修文，四方来朝”，“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要了解中国的政治，中国人的人生，你就得了解中国的文学。正因为对文有这样异乎寻常的尊崇，日本人甚至给中国取过一个讥讽性的外号，就叫“文学国度”。这是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说的。确实，中国是一个对文有特殊癖好的民族，历史上也不乏一封信吓退敌国（李白）、一封信气死了人（诸葛亮）、一篇文章吓退鳄鱼（韩愈的《祭鳄鱼文》）的神奇传说。可见，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近乎是一种宗教。
　　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都不乏诗人。但哪个文人若是写小说或编戏曲，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都不敢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所以四大名著的真实作者，至今争议不断。因此，你别看现在小说横行，可在一百年前，它还只是被贬为“小道”的文体，那时真正令文人骄傲的是诗。胡适当年发动白话文革命，阻力最大的也是诗，所以他说，如果把新诗的堡垒攻克下来，白话文学的革命就彻底胜利了。何以诗有如此深厚的传统，并在民众心目中有如此神圣的地位？这令我想起林语堂说过的另一句话，他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一直来缺乏那种恒定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许多人的心灵都处于无所信、也无从信的状态，即便有人说中国是偏重于信佛教的国家，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佛教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笃信基督教的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以诺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也希望孩子生来就是相信神的人；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虔诚的信佛家庭，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父母愿意用本尘、了因、空相之类的作为小孩的名字，他们不仅不这样取名，甚至还会觉得取这种名有不祥之兆，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称为好，参考的标准正是诗歌，因为这些名字有诗意，有一种特殊的美——这说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把他的宗教信仰带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是诗的力量。
　　正如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是比庸俗的、充满铜臭味的人生，甚至比遁入空门的人生都高级的——即便是和尚，中国人也更尊崇那些会作诗的和尚。正如一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吟诗、写字、画画、刻章、遛鸟、养花，总比在家数钱要高级一样。你看金庸的小说便会知道，何以他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最后都归隐了，陈家洛归隐于回疆，张承志归隐于一海岛，杨过归隐于古墓，郭襄归隐于娥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令狐冲归隐于江湖的无名之地，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也归隐于扬州一带，甚至连萧峰这样的为国为民之大侠，也曾梦想和阿朱一起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度过余生……这样的人生充满诗意，有乌托邦色彩，令人向往，相反，多数读者不会羡慕金庸笔下的僧人生活，更不会羡慕萧远山、慕容博最终皈依于少林，原因就在于归隐的生活、田园的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更富诗意，而它的价值参照也正是按诗的精神来设计的。
　　诗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宗教，或者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西方人从小就让孩子背诵圣经，中国人则让孩子背诵唐诗；美国人遇见“9·11”，首先想到的是去教堂，向神祷告，倾诉，而中国人遭遇汶川大地震，首先想到的是写诗，举行诗歌朗诵会，所以，“5·12”以后，中国的诗歌有一次热潮，就因为那时的诗歌起到了抚慰人心、安妥灵魂的宗教性作用。
　　我们不要藐视诗歌的力量，它在关键时刻，能唤醒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甚至能让人热泪盈眶。诗歌的意义一旦深入人心，一种和诗有关的价值观，那种审美的、艺术的思想，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因此，提倡“诗教”，其实就是提倡一种美育，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就主张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的，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我很感佩于有你们这么多小学老师，愿意从诗歌入手，对孩子们那些还未被过度污染的心灵进行诗歌教育，这是一种使命。诗歌教育这种审美教育，因为诗的感性，学生容易领悟，也因为诗的优美，易让学生产生向往，激发想象。诗是一种结晶的语言，也深藏着许多精致的心灵，所以，“诗教”决非一句空话，而是有其传统，也有其现实意义的。

诗歌教育是情感教育

　　我刚才看这次南方日报做的专题，至少有两处引用了孔子说的这句话，“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说的“诗”，指的是《诗经》，但引申为别的诗，也无不可。不了解、学习一点诗歌，你甚至不懂该如何说话。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能把话说得优雅、精到。汉语是很结晶的语言，有时用口语说了一堆，还不如一句诗来得准确、生动，“天下谁人不识君”，“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一语道尽各种心绪或伤愁，只有诗的语言，能如此凝练、精致。就是平时谈情说爱，有没有一点诗心，也是不同的，恋人分手时，说“把我的心还给我”，总比说“把我的钻戒还给我”要风雅一些。
　　因此，诗歌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不过，它说出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情怀、胸襟和旨趣。通过诗，理解诗人，探究他的情感世界和内心世界，就可实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人生与人生的叠加。诗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也就是说，它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可能性。因为和诗里的人生有了共鸣、回应，我们自己原有的人生就延长了，扩大了。
　　诗人的遭遇我或许没有，但他那种心情我体会了，诗人笑，我跟他一起笑，诗人哭，我也一同哭。就此而言，诗歌教育除了是审美的人生教育，也还是真实的情感教育。诗歌饱含诗人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有感而发的诗歌，以情动人，也以诗人的广阔、旷达、高远，令我们沉醉。实践诗歌教育，最怕那种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假诗，离了真情和有感而发，我觉得诗歌就会演变成一种语言游戏。
　　这点我们可从中国新诗为何发生这一历史事件中看出。当时胡适他们认为，格律诗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格律和用典都成了伪装自我的工具，一个对故国毫无感情的人，也可大发“故国颓阳”的感叹，一个在美国明亮的电灯下写诗的人，偏偏要说“一灯如豆”，诗歌已经不能真实地抒怀，而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刘半农才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诗弄得不像诗，“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提出要写具体的诗，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郑振铎强调诗歌要率真、质朴，周作人强调诗歌要真实、简练，他们都希望诗歌从死亡的境地，走向新生。但我们必须承认，新诗革命的早期，很多的诗作并不成功，胡适写的诗，不过是起一种以白话入诗的示范作用，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他的朋友甚至嘲笑他的诗是“莲花落”。可见，诗歌并不仅仅是写实的，也非只是记述，它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抒情。新诗史上，首先重申诗歌的抒情性的是郭沫若，他那时还很年轻，但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并强调是直觉、联想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诗。郭沫若师承歌德等浪漫派诗人，所以他的诗是激情澎湃、直抒胸臆的，感情浓郁，一出现就让人充分体会到了诗的情感力量。但过于放纵感情，并不一定就是好诗，因为放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粗糙和滥情，这可以说也是郭沫若诗歌的弱点。
　　由此我们就知道，诗歌教育既是教人抒发感情的教育，也还是教人如何节制感情的教育。太夸张、太外露的感情，容易伤害诗歌的美和隐忍，我甚至觉得，说“大海啊，亲爱的母亲”还不如说“大海啊，原来你都是水”准确，因为后者的惊叹是隐忍的，更富诗的思维。李白心情欢欣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明明是内心轻盈、灵魂欢悦，他却只说“舟”轻，不直接说心轻、魂轻，这才是诗歌。因此，郭沫若之后，到徐志摩、戴望舒等人那里，新诗就开始走向成熟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善于节制和冲淡情感，诗风也更加潇洒、隐忍，情感藏得越深，有时迸发出来的力量发而越大。我们读《再别康桥》、《沙扬娜拉》这样的诗会发现，诗人的情感是深沉而飘逸的，我们读《雨巷》，发现“忧愁”是“丁香一样的”，“目光”是“太息一般的”，“惆怅”是“丁香般的”，“姑娘”是“结着愁怨的”，情感都被分解到了这些具体的感觉之中，加上该诗有很好的语言节奏，它唤醒的是我们内心的东西，那份感伤和忧愁，也变得触手可及。
　　以诗歌作为情感教育的素材，就能使一个人变得情感丰富、心灵敏感，同时，也能意识到情感的抒发如何才能显得优雅、节制，更富美感。中国古代的情感表达是强调中和之美的，但过分矜持，不奔放和直接，有了新诗之后，中国人在情感表达上也就有了新的出口，这是新诗的功劳之一，不容抹杀。但我发现，前两年各地都在纪念中国新诗九十年的时候，一老一少两个人，季羡林和韩寒都发表了新诗的实践证明它已失败的言论，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这两个名人会如此认为，或许是他们更留恋古诗的韵律，也或许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吧，毛泽东也曾在一个会议上说，给我两百块大洋，我都不读新诗。

诗歌教育也是心灵教育

　　我们没必要去辩论新诗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但有一点，我也承认，就着心灵的精致表达而言，新诗远没有古诗精彩。当然，拿新诗九十年的成就，来和三千年的古诗成就相比照，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我们作为“诗教”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如何解析、赏读好古诗，如何在古诗中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发现那些精致的心灵，并引导学生去理解它，感受它，也是至关重要的。
　　要做好诗歌教育，首先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能读出诗的妙处、能进入诗境和诗心的人。这就要求我们有一种眼光，并有一种将心比心的艺术感觉，贴着作品，讲解诗歌。现在很多的诗歌鉴赏词典，包括许多诗歌赏析文章，都只讲对一首诗的总体印象或结论，什么沉郁啊，放达啊，什么悠远的诗意啊，充满人生的感慨啊，但诗里究竟是如何表现沉郁，如何感慨人生的，并无具体的分析。对孩子，如果只讲结论，是无法让他们爱诗歌，迷诗歌的，必须带他们进入一个生动、细致、深刻的诗歌世界，才能激发起他们对诗的真诚领悟。
　　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古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强调诗歌背后的人情和人心。实现诗人的人生心得和人生旨趣，物与人的合一，才堪称是高境界。《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过一件事。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是很精到的。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就因为这样的诗背后没有人，或者那诗的情境，什么人坐进去都可以，不是诗人独有的境，这就俗了。我们读王维的诗，他可能也没有写人，但他的诗歌背后是有人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突出的是人的闲和空，因为闲，桂花落下来的细小声音，都能清晰地听见，因为心里空，才觉得“山空”。如此的静和空，以至月亮出来，这完全是视觉上的场景变化，也能把鸟惊起，而整个山涧，只有这只鸟的声音，以有声写无声，以视觉的静写听觉的静，显露的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静。王维自己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而“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样的诗句，完全没直接写人，但若是没有一个内心安静的人，如何能听到山果落下的声音，草虫鸣叫的声音？一个心思杂乱，或在灯下发脾气的人，山果和草虫的世界，他是不关心的，外面的静，衬出的还是内心的静，这种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佛学或道禅意义上的静。
　　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没有鸟，没有人烟的地方，举目皆白，如此广袤的一个空无的世界，却有一个孤独的钓翁，一动不动地在那里，他是在钓鱼？不，是钓雪。钓雪是没有目标的，这说明他其实是在凝视自己的内心。广袤的无，和钓翁那渺小的存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幅画面，同样写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有些人把钓翁解读为是孤独的，寒冷的，诗里也确实出现了“孤”和“独”的字眼，但细读这首诗，你会发现，钓翁其实一点都不孤独，也不寒冷，因为他不动，他静得只是在凝视内心，观照自我，他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为友，与孤独为友，他在无垠的白和无中，体会到的或许是自我的真实存在。
　　我们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能察觉在一种美好的春景中，诗人想到的是被风雨摧折的花朵，他或许觉得，一种美好的诞生背后，也有另一种美好在寂灭。人生也是如此。我们读“床前明月光”这样朴素的诗句，发现诗的后面，那个关于是月光还是霜的疑问突然消失了，诗人低头思念起了故乡，这样的心灵转折，多么微妙、细腻，又是多么经典。进入到诗歌世界，尤其是古诗世界，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精致、高远的心灵，这些为语言所雕刻出来的精致心灵，一旦被学生所理解、欣赏，意义是深远的，因为一种心灵教育的完成，必然要以心灵为摹本，也要以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为路径，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塑造。
　　以审美、情感和心灵教育为核心的“诗教”，一旦推广，并获得学生的响应，这会影响一整代人的素养，我相信，他们的感知系统，审美品位，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都会因诗而改变。诗能为僵硬的世界留下柔情，也能为苍白的心注入暖意，以诗教之，总比以那些实利主义思想教之为好，我希望你们把“诗教”事业推行下去，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的梦想。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整理者为南方日报记者郭珊，实习生唐海燕）

◎观众问答互动:
    观众：因为诗的不确定性，加上读者在解读时角度不一样，往往会造成对诗的评判上的差异，您心目中一首好诗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谢有顺：评判诗的优劣不存在绝对标准，文学向来是见仁见智的。好的诗歌必然具备一个特征，即解释的无限可能，它往往是模糊、暧昧、难以抉择、问而无答。“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感觉，古往今来的人都有，我相信以后也还会有。文学是试图回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难以回答的生存疑问。回答不了的疑问，才是旷世的悲叹。对于文学不要过度迷信“标准”和所谓的“经典”。不可能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合乎你的兴趣和爱好，读你喜欢读的，真正与之产生呼应，就够了。就个人而言，我很在乎诗歌的语言，或作者叙述和表达的角度、方式，例如汶川地震之后产生的诗歌，如果语言不够精粹，给人产生的感动就可能会很短暂。
    观众：该如何理解诗歌“虚”和“实”之间的关系?
    谢有顺：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提供“虚”和“实”、“有”和“无”两个层面。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有无相生”。写得太实或者太虚恐怕都不是好文学。从“实”中生出“虚”来，从“虚”中又能够让人返回到现实的感慨中来，好的文学总是给读者提供这样的回味空间。文学的现实不一定是具体的现实，可以是想象的现实，一个比现实更加抽象、广阔、具有审美功能的虚拟世界。像卡夫卡写人变成甲虫，那绝不是现实的真实，他写的是人的处境，因为它符合想象的真实，所以我们依然对卡夫卡笔下的变形、扭曲有信任感。又比如“轻舟已过万重山”，滩险水急，“轻舟”载人其实是很危险的，但一个“轻”字却符合诗人心灵的真实——那种轻松、旷达与喜悦，要借由一种物象的描写来体现。
    观众：如何才是小学生诗歌教育的理想状态？
    谢有顺：我想要让孩子们领悟诗歌的美，尤其是中国传统诗词的美，还是离不开背诵。处于成长期的孩子记性很好，应该让他们尽可能多读、多背一些诗歌。中国古代为什么强调“诵诗”，通过背诵有助于人触碰到诗歌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比如感受诗歌的音乐性、节奏感。古人读文章总是摇头晃脑的，那个动作就是节奏，有它的道理。由背诵而熟知诗歌，热爱诗歌，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但它的前提总是要多背诵才好。　　
　
                                                      南方日报记者郭珊 实习生唐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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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诗教”的当下意义（演讲稿）作者：谢有顺

“诗教”的当下意义

谢有顺

　　最近参加“诗润南国·首届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接触了很多小学生诗人，看他们现场作诗、发言，都有良好的诗歌教养，令我十分惊奇。我后来才知道，仅仅是在广州，就有数百位研究“诗教”课堂创新教育的语文老师，在自己的学校悄然发起了一场“诗教实验”，提倡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诗育心，起到了明显的实效，也培养了一批小诗人。与此同时，我也不断地在媒体上读到关于诗人的丑闻或者轻言诗歌无用的论调。这些看起来矛盾的信息，却迫使我思考诗歌在当下的意义、“诗教”在当下的意义。

一

　
　　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偃武修文，四方来朝”，“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人的人生，就得熟悉中国的文学。因为对文有这种异乎寻常的尊崇，日本人甚至给中国取过一个讥讽性的外号，就叫“文学国度”。确实，中国是一个对文有特殊癖好的民族，历史上也不乏一封信吓退敌国（李白）、一封信气死了人（诸葛亮）、一篇文章吓退鳄鱼（韩愈的《祭鳄鱼文》）的神奇传说。可见，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近乎是一种宗教。
　　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不乏诗人。但哪个文人若是写小说或编戏曲，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都不敢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所以四大名著的真实作者，至今争议不断。因此，现在风行的小说，在一百年前，还只是被贬为“小道”的文体，那时真正令文人骄傲的是诗。胡适当年发动白话文革命，阻力最大的也是诗，所以他说，如果把新诗的堡垒攻克下来，白话文学的革命就彻底胜利了。
　　诗在民众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如林语堂所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中国一直来缺乏那种恒定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许多人的心灵都处于无所信、也无从信的状态，即便有人说中国是偏重于信佛的国家，但在日常生活层面，佛教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小的。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笃信圣经的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以诺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也希望孩子生来就是相信神的人；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虔诚的佛教家庭，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父母愿意用本尘、了因、空相之类的作为小孩的名字——他们不仅不这样取名，甚至还会觉得取这种名有一种不祥之兆；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喜欢，参考的标准正是诗歌，因为这些名字有诗意，有一种特殊的美——这说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把他的宗教信仰带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还是诗歌的力量。
　　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超越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却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是比庸俗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人生，甚至比遁入空门的人生更高一个层次的——即便和尚，中国人也是尊崇那些会作诗的和尚。正如一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吟诗、写字、作画、刻章、遛鸟、养花，要比在家数钱更富审美价值，隐居也比入世更具诗意。所以像金庸的小说，写的是典型的中国人生，他的主人公，大多数最后都归隐了：陈家洛归隐于回疆，袁承志归隐于一海岛，杨过归隐于古墓，郭襄归隐于娥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令狐冲归隐于江湖的无名之地，连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也归隐于扬州一带，甚至连萧峰这样的为国为民之大侠，也曾梦想和阿朱一起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度过余生……这样的人生如同艺术，有乌托邦色彩，令人向往；相反，多数读者不会羡慕金庸笔下的僧人生活，更不会羡慕萧远山、慕容博最终皈依于少林，原因就在于归隐的生活、田园的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比纯粹的宗教生活更富诗意——它背后的价值参照正是按照诗的精神来设计的。
　　诗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宗教，或者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西方人习惯从小让孩子背诵圣经，中国人则常常让孩子背诵唐诗；美国人遇见“9·11”，首先想到的是去教堂，向神祷告，倾诉，而中国人遭遇汶川大地震，首先想到的是写诗，举行诗歌朗诵会。“5·12”以后，中国的诗歌有一次热潮，就因为那时的诗歌起到了抚慰人心、安妥灵魂的宗教性作用。
　　不能藐视诗歌的力量，它在关键时刻，可以唤醒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甚至能让人热泪盈眶。诗歌的力量一旦深入人心，一种和诗有关的价值观，那种审美的、艺术的思想，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因此，提倡“诗教”，其实就是提倡一种美育。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就主张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的，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他所召唤的也是那颗审美之心。所以，我很感佩于有那么多中小学老师，愿意从诗歌入手，对孩子们那些还未被过度污染的心灵实行“诗教”，进而培育他们。
　　诗歌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诗的感性，容易被人领悟；诗的优美，容易激发人的想象；诗歌中那种结晶的语言，深藏着许多精致的心灵。以诗教之，对于孩子们，甚至对于普遍的国民，都能起到润泽人心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不了解、学习一点诗歌，你甚至不懂该如何说话。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能把话说得优雅、准确。汉语是很结晶的语言，有时用口语说了一大篇，还不如引一句诗来得准确、生动。“天下谁人不识君”，“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一语道尽各种心绪或伤愁，只有诗的语言，能如此凝练、精致。就是平时谈情说爱，有没有一点诗心，也是不同的，恋人分手时，说“把我的心还给我”，总比说“把我的钻戒还给我”要风雅得多。
　　因此，诗歌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不过，它说出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情怀、胸襟和旨趣。通过诗，理解诗人，探究他的情感空间和内心世界，就可实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人生与人生的叠加。诗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也就是说，诗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可能性。因为和诗里的人生有了共鸣、回应，我们自己原有的人生就延长了，扩大了。
　　诗人的遭遇我或许没有，但他那种心情我体会了，诗人笑，我跟他一起笑，诗人哭，我也一同哭。就此而言，诗歌教育除了是审美教育，也还是真实的情感教育。诗歌饱含诗人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有感而发的诗歌，以情动人，也以诗人的广阔、旷达、高远，令人沉醉。一个老师告诉我，实践“诗教”，最怕那种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假诗，离了真情和有感而发，诗歌就会变成一种语言游戏。
　　这点，也可从中国新诗为何发生这一历史事件中看出。那时胡适他们认为，格律诗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格律和用典都成了伪装自我的工具：一个对故国毫无感情的人，也可大发“故国颓阳”的感叹；一个在美国明亮的电灯下写诗的人，偏偏要说“一灯如豆”……诗歌已经不能真实地抒怀，而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刘半农才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诗弄得不像诗，“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提出要写具体的诗，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郑振铎强调诗歌要率真、质朴，周作人强调诗歌要真实、简练，他们都希望诗歌从死亡的境地，走向新生。可是，新诗革命的早期，很多的诗作并不成功，胡适写的诗，不过是起一种以白话入诗的示范作用，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他的朋友甚至嘲笑他的诗是“莲花落”。可见，诗歌并不仅仅是写实的，也非只是记述，它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不能忽略，那就是抒情。
　　新诗史上，首先重申诗歌抒情性的是郭沫若，他那时还很年轻，但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并强调是直觉、联想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诗。郭沫若师承歌德等浪漫派诗人，所以他的诗是激情澎湃、直抒胸臆的，感情浓郁，一出现就让人充分体会到了诗的情感力量。只是过于放纵情感，并不一定能写好诗，因为放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粗糙和滥情，这正是郭沫若诗歌的弱点。
　　由此可见，诗歌教育既是教人抒发情感的教育，也还是教人如何节制情感的教育。太夸张、太外露的情感，容易伤害诗歌的美和隐忍，说“大海啊，亲爱的母亲”，甚至不如说“大海啊，原来你都是水”来得准确，就在于后者的惊叹是隐忍的，更富诗的思维。李白心情欢欣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明明是内心轻盈、灵魂欢悦，他却只说“舟”轻，不直接说心轻、魂轻，这才是诗歌。因此，郭沫若之后，到徐志摩、戴望舒等人那里，新诗就开始走向成熟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善于节制和冲淡情感，诗风也更加潇洒、隐忍，情感藏得越深，有时迸发出来的力量反而越大。我们读《再别康桥》、《沙扬娜拉》这样的诗会发现，诗人的情感是深沉而飘逸的；我们读《雨巷》，发现“忧愁”是“丁香一样的”，“目光”是“太息一般的”，“惆怅”是“丁香般的”，“姑娘”是“结着愁怨的”，情感都被分解到了这些具体的感觉之中，加上该诗有很好的语言节奏，它唤醒的是我们内心的事物，那份感伤和忧愁，也变得触手可及。
　　以诗歌作为情感教育的素材，就能使一个人变得情感丰富、心灵敏感，同时，也能意识到情感的抒发如何才能显得优雅、节制，更富美感。
　　中国古代的情感表达是强调中和之美的，但过分矜持，有时缺乏激情和奔放，有了新诗之后，中国人在情感表达上就有了新的出口，这是新诗的功绩之一，不容抹杀。但我发现，前几年各地在纪念中国新诗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国内一老一少两个人——季羡林和韩寒，都分别发表了新诗的实践证明它已失败的言论，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古体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今天已经难有大的突破，至少在情感的表达上，它和现代人之间并不贴身，尽管它容易在辞藻上做文章，但就真实和自然而言，新诗明显要更具优势。

三

　　没必要去辩论新诗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就着心灵的精致表达而言，新诗或许是没有古诗精彩。当然，拿新诗九十多年的成就，来和三千年的古诗成就相比照，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谈及“诗教”，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的诗歌教育，作为“诗教”运动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如何解析、赏读好古诗，如何在古诗中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发现那些精致的心灵，并引导学生去理解它，感受它，也至关重要，毕竟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古诗占的比例要比新诗大得多。
　　要成为一个能读出诗的妙处、能进入诗境和诗心的人，就必须有一种眼光，并有一种将心比心的艺术感觉，从而贴着语言来解析诗歌。现在很多的诗歌鉴赏词典，包括许多诗歌赏析文章，都只讲对一首诗的总体印象或结论，什么沉郁，放达，悠远的诗意呀，充满人生的感慨呀，但诗里究竟是如何表现沉郁，如何感慨人生的，并无具体的分析。对于普通读者，如果只讲结论，是无法让他们热爱诗歌，沉迷诗歌的，必须带他们进入一个生动、细致、深刻的诗歌世界，才能让他们领悟诗歌，并激发起他们对诗的向往。
　　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古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强调诗歌背后的人情和人心。实现诗人的人生心得和人生旨趣，物与人的合一，才堪称是高境界。《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过一件事。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就因为这样的诗背后没有人，或者那诗的情境，什么人坐在里面都可以，不是诗人自己独有的境，这就显得俗了。而读王维的诗，他可能没有直接写人，但他的诗歌背后是有人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突出的是人的闲和空，因为闲，桂花落下来的细小声音，都能清晰地听见，因为心里空，才觉得“山空”。如此的静和空，以至月亮出来，这完全是视觉上的场景变化，也能把鸟惊起，而整个山涧，只有这只鸟的声音，以有声写无声，以视觉的静写听觉的静，显露的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静。王维自己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而“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样的诗句，完全没写人，但若是没有一个内心安静的人，如何能听到山果落下的声音、草虫鸣叫的声音？一个心思杂乱，或在灯下发脾气的人，山果和草虫的世界，他是不关心的。外面的静，衬出的还是内心的静，这种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佛学或道禅意义上的静。
　　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没有鸟，没有人烟的地方，举目皆白，如此广袤的一个空无的世界，却有一个孤独的钓翁，一动不动地在那里，他是在钓鱼？不，是钓雪。钓雪是没有目标的，这说明他其实是在凝视自己的内心。广袤的无，和钓翁那渺小的存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幅画面，同样写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有些人把钓翁解读为是孤独的，寒冷的，诗里也确实出现了“孤”和“独”的字眼，但细读这首诗，你会发现，钓翁其实一点都不孤独，也不寒冷，因为他不动，他静得只是在凝视内心，观照自我，他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为友，与孤独为友，他在无垠的白和无中，体会到的或许是自我的真实存在。
　　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能察觉在一种美好的春景中，诗人想到的是被风雨摧折的花朵，他或许觉得，一种美好的诞生背后，也有另一种美好在寂灭。人生也是如此。读“床前明月光”这样朴素的诗句，发现诗的后面，那个关于是月光还是霜的疑问突然消失了，诗人低头思念起了故乡，这样的心灵转折，多么微妙、细腻，又是多么经典。
　　——进入到诗歌世界，尤其是古诗世界，我们会遇到许多这样细腻、高远的心灵，这些为语言所雕刻出来的精致心灵，一旦被学生所理解、欣赏，意义是深远的，因为一种心灵教育的完成，必然要以心灵为摹本，也要以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为路径，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塑造。
　　而以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心灵教育为核心的“诗教”，推广开来，并获得学生的响应之后，必将影响一代人的人文素养，我相信，他们的感知系统、审美方式、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都会因诗而改变。诗能为僵硬的世界留下柔情，也能为苍白的心注入暖意，以诗教之，未尝不是反抗当下实利主义思想盛行、人文教育缺失之境遇的一种有效途径。
　　当代诗歌的困境，当下人文教育的困境，或许都可从中获得启示——诗歌写作和诗歌教育的结盟，带来的很可能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复活。而由这种精神滋养起来的心灵，哪怕只是落实在一个或两个孩子身上，它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是啊，诗歌的力量，也许是渺小、轻逸的，但它关乎心灵的自我援助，也关乎一种更高的人生实现。有些感受，我没有的，诗里有；有些梦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在诗里实现了。在诗中与别人的人生、他者的心灵相遇，并由此享受一种优雅汉语之美，这是极为美妙的人生记忆。这样的记忆，每个人都理应拥有，也都应该学习告诉别人——众多“诗教”的默默实践者，做的其实正是这种工作。

    （根据本人在“诗润南国·首届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上的演讲录音整理、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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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教学，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江苏省吴江市庙港实验小学  张学青

一、为什么要读诗

诗歌有什么用？诗歌应该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困扰着诗人，也影响着读者。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写到：“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零或者一切”——诗歌，这就是诗歌的特质。众所周知，诗到语言止。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级形式，是对美的一种极致追求。美有什么用？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零，然而，它又是一切——人类社会不管如何变迁，从来不曾停止过对美的向往与追求。

在我看来，能够代表一个国度、一个民族最高文学水准的，只有诗歌和小说。诗歌是生命与生存之间形而上的一种哲学追问。诗歌所具有的精神，是人类情感中最鲜亮、最纯粹、最炽热的部分。它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的回声足以透过岁月的迷雾够到我们。曾饱受牢狱之灾的人文学者商友敬先生曾这样回忆自己对新诗的迷恋，他说，“把他们的诗句常常含在嘴里，如橄榄般的甘涩而有余味”，不知不觉中，“在心里播下了诗的种子”——播下种子，并非一定为了写诗或者成为诗人，而是心中有了绿色的“诗意”。困顿中的他真正感悟到了诗的穿透力有多强——它们穿透了水泥墙与铁窗，点缀了他的灰色生涯。

英国大诗人柯立基则认为，诗是“最妥当的字句放在最妥当的地位。”诗是最经济的语言。因此，即便撇开精神层面的不谈，单从选词炼句这个角度看，读诗也是极具价值的语言活动。

二、儿童与诗歌

不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在读诗。如果说其他年龄层可以凭兴趣爱好决定读不读诗歌的话，在儿童那里，我们给予他们的精神食粮中，却真的不能缺少“诗歌”这一配料。

“诗是人类的母语。”诗歌短小，精炼，朗朗上口，易教便学。几乎每个民族的祖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歌作为最初的母语文学形式。作为诗的前形态——儿歌，更是儿童心灵王国的游戏。好的儿歌，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飘荡，随处扎根，具有永恒的魅力。

儿童思维方式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向思维”。这种思维具有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世界同化在自我中，在儿童稚气的眼里，月亮是张脸，树儿在摇头，星星会眨眼，他所看出来的周围的一切，等同于有生命的“我”。这种思维特性，与诗歌的艺术思维在心理结构上有天然的相通之处。

北京大学教授 林庚先生说：“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新的美。”诗人永远像天真的孩子，不断在熟悉的或者平常的事物中寻找陌生感，寻找新鲜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跟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又是多么的吻合啊！孩子对周围的世界也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好奇的探索，蒙台梭利称儿童为“上帝的密探”，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儿童就其天性来讲，是世界的发现者。

培根说，记忆力归于历史，想象力归于诗歌，理解力归于哲学。确实，想象力是诗歌的翅膀。在冯至的笔下，“我的寂寞像一条冰冷的蛇”，顾城可以在“大地上画满窗子”，王宜振的初春里，毛毛雨滋润下的“一些新芽，像鸟嘴，啄得小树发痒”——这些灿灿发亮的句子，无一不是想象力飞扬的结晶。因此，读诗是培养儿童想象力和悟性的极佳途径。

对于一个人来说，童年是一生的根基与核心——如同树木一样，那最初的岁月被记录在年轮的最核心处，后来的岁月则围绕着它一圈圈地生长。童年时代赋予的东西，会永远潜在我们的身心中部，持续影响人的一生。一个经常诵读诗歌的儿童，他的耳中装满了竹笋般活泼泼的生命旋律，他的眼里装满了鸟鸣蝶舞、云开花笑的真趣，他的心中，必然拥有更多的天真、单纯、爱与神圣。他观察周围的世界，他看待自己的生活，都会罩上一层美丽的光晕，葆有这样的 “赤子之心”，也意味着生命底色的健康美丽。

从这些意义上说，诗歌是儿童成长时期最有营养价值的“母乳”。然而时下，又有多少老师在坚持用诗歌“喂养”儿童呢？

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小学的诗歌教学可以称得上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别的不说，就说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对诗歌（本文中的诗歌，均指现代诗）的选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人教版与苏教版国标本为例，我们发现以下问题：

一是数量明显不足。低段，包括歌谣在内，苏教版安排了14首，人教版安排了20首，做得相对最好，但在中高段长达四年的语文学习中，仅安排了8首诗歌的学习量。人教版教材稍好，但各册教材诗歌的分布情况不稳定，有的在选读教材中出现，有的干脆不选。

二是总体质量有待于提高。两套教材中，都不乏优秀的诗作。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诗歌选择得不够理想：从内容上看，与儿童生活脱节，一厢情愿于思想或者道德的教育；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钟情于宏大叙事，用很大的语词去唱很高的调，这样的诗句往往是僵硬的，一说“儿童”就“花朵”，一说“教师”就“蜡烛”，无法让人领略诗歌的智慧与灵光；从作者来看，涉及到的面不广，尤其国外的优秀诗歌，两种版本24册语文课本，只有人教版在第十一册安排了叶赛宁的《白桦》。

三是编排体系没有充分体现诗歌的体裁样式。两套教材中，只有人教版在高段第十册将诗歌作为独立单元编写，除此，其他的诗歌均是散落在课文里。而从课后的思考练习来看，编者似乎也只是把它们当作了识字与阅读的工具，对诗歌这种体裁的个性化特色，并不给予重视。

三、诗歌教学，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应该自觉成为课程的开发者——即使教材没能很好地引领我们走向诗歌，假如我们认识到了诗歌之于儿童的意义，作为教师，我们完全可以开发儿童课程，选编优秀的诗歌进行教学实验。首先，我们的目光要放开、放远，不能只盯着一本教材。我们需要关注文学领域的诗歌创作，关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诗人，关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儿童诗》《中国儿童文学》等杂志的新诗，关注有关的诗歌评论。有了大量的诗作阅读作根基，淘洗诗歌的眼光，自然会变得精准些、敏锐些。

选择好的诗歌，只是第一步。如何将这些诗歌带给学生，如何按着诗歌的“内在机理”进行教学则是一个更重要的话题。

1、在诵读中直接感受诗歌的趣味与韵律

诗是用心感悟的。过度的剖析讲解，深挖微言大义，乃诗歌教学之大忌。尤其对于活泼清浅的儿童诗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用清脆的朗诵去体验。

着急的锅子 （谢武彰 ）

吃午饭的时候到了，

菜却没煮好，

弟弟等得好急了，

妹妹等得好急了，

小猫等得好急了。

只有妈妈最辛苦了，

还不停的忙着，

急得脸上都是汗，

我赶紧来帮忙。

打开锅子一看，

呀！锅子也急坏了，

它也满头大汗呢。

类似于这样的诗，简单清浅中又不失童真与情趣，能带给孩子一种自发的快乐。让孩子自己用天真的嗓音去唤醒它，就是最好的解读方式。诗歌中最妙的句子即诗眼，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寻找发现。像这首诗中的 “呀，锅子也急坏了，它也满头大汗呢”——把锅沿的水蒸气说成“满头大汗”，并且与“急”相对应，简直令人叫绝，相信孩子读到这个地方都会会心一笑。这是智慧的灵光碰撞的结果。

打翻了（张晓风）

太阳打翻了

金红霞流遍了西天

月亮打翻了

白水银一直淌到我床前

春天打翻了

滚得漫山遍野的花

花儿打翻了

滴得到处都是清香

清香打翻了

散成一队队的风

风儿打翻了

飘入我小小沉沉的梦

必须承认，有一些诗，不能说，不可说，一说就破。比如这首张晓风的《打翻了》，怎么解释都说不好，怎么解释都有画蛇添足之感。这首诗所特有的节奏感与音乐感，需要直接用声音来感觉它，品味它。这样的诗歌教学，教师往往要做群鸟中那只领唱的鸟，直接用自己的声音来带动学生、感染学生。而在此起彼伏的对口接诵或轻轻的吟哦中，这些语词可以很快地化为学生自己的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妙感觉。

2、让诗歌中的语词与当下的生命对接

苏霍姆林斯基说：“我努力做到，使一个词对儿童说，不仅仅是一样东西，对象和现象的标志，而是使它带有情感的色彩——带有它芬芳的香气和丰富多彩的色调。重要的是，要使儿童倾听美妙的旋律一样倾听词，使词的美和这个词所反映的那一部分世界的美，能够激起儿童对于表达人类语言的兴趣。”苏氏的论述，可以给诗歌教学一个很大的启示：如果诗歌对于孩子来说只是一堆完全与他无关的词语的堆砌或记忆，那么，它们是沉睡着的，或者说过不久就会死的。因此，我们需要努力使一首诗对孩子当下的生命直接作用，让孩子的生命因此而激昂、充实、沉静或者丰富。

快乐的思想（何达）

做每一件事，

都给它一个快乐的思想，

就像把一盏盏灯点亮。

砍柴的时候，

想的是火的诞生。

锄草的时候，

想的是丰收在望。

与你同行，

想着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与你分手

想到我们会师时候的狂欢。

临考前夕，每门学科往往都要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作业量也明显要比平时多。我和孩子们一起读何达的《快乐的思想》，告诉他们，我们在“砍柴”，我们在“锄草”，我们等来的将是“火的诞生”与“丰收在望”。也许这首诗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生出新的力量——将来的工作生活中，谁会没有负担而生活？重要的是要学会“做每一件事，都要给他一个快乐的思想”，就像此刻我在写这些东西，也得给它一个“快乐的思想”一样。

跌倒（牧也）

风，跌倒了

才有了美丽的落叶

云，跌倒了

才有了滋润大地的雨水

太阳，跌倒了

才有了静谧的夜晚

所以，让我们不用害怕跌倒

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

用最美丽的姿势

站起来

人，总有受挫的时候吧。对于学生来说，最大的受挫莫过于考试发挥不好了。每每这种时候，我和孩子独处，总要一起来吟一吟《跌倒》，并且告诉他们不仅要 “站起来”，而且要“用最美丽的姿势”。怎样的姿势才算最美丽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方式。

山东金茵小学的常丽华老师在班上孩子生日时，精心选择适合孩子天性的诗歌进行的生日送诗活动，更是将诗教化育到了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中：

美丽一万倍——送给李沂晓

晓晓啊，

比全世界所有的

国王的宫殿加起来，

还要美丽一万倍。

——那是繁星点点的夜空。

——那是你明亮的眼睛。

晓晓啊，

比全世界所有的

女王的衣裙加起来，

还要美丽一万倍。

——那是清晨倒映水中的彩虹。

——那是你永远绽放的笑脸。

晓晓啊，

比繁星点点的夜空

和清晨倒映在水中的彩虹，

全部加起来，

还要美丽一万倍。

——那是天外的神的国土。

——那是美丽又智慧的你啊。

熟悉金子美玲的老师一定能看出来，这首《美丽一万倍》直接脱胎于金的《一万倍》，常老师只是稍作增编而已。但是，就是这些增编，让这些诗歌中的语词，在生日这个特殊时刻，把祝福、期待、信任、赞美等诸多情感，编进了孩子生命的网中，这些语词，也必然成为生命的星空中最耀眼的星星。

3、在比较阅读与清晰讲解中，带动学生对诗歌的形式与技巧的感性认识

有人说，诗歌是少数人的艺术，诗歌是不可教的。我想也许应该替换成“诗人是少数人能做成的，但对诗歌的赏析，是大众的事情。”

一首诗，尤其是耐人寻味的好诗，必须要读得认真、仔细。诗的表现往往是间接的，有层次、有深度的，有字外之意和弦外之音的，假如能帮助学生将诗歌这种“压缩的文本”以恰当的方式打开，让它的精微、色彩、情韵、节奏等一一呈现，对于未入诗歌之门的初读者来说是大有补益的。给小学生讲什么，讲到什么程度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依托具体的诗歌，让诗歌本身来说话。

比如这首《放风筝》：

放风筝丁芒

把彩色的声音

录进四月的风；

把彩色的笑

嵌进晴朗的天空。

那是你放飞的欢乐，

是你冲向云霄的歌。

两腿，快活地飘动，

两肩，得意地摇耸。

怎么来丈量幻想呢？

从心上扯出的线，

搭上了清风，

撩上了彩虹。

看见了飞船在逡巡

看见了星云在流动；

今晚，风筝回来

会这样告诉你的梦。

声音可以录进风里，笑可以嵌进天空，心里的线可以丈量幻想。特定的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产生的一种陌生化效果，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体会诗人通过如何拉长（缩短）、嫁接（颠倒）等手段，穿透语言与逻辑之网，使之陌生化，从而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新鲜奇妙之感，增添审美情趣的。再如这首《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意大利）贾尼·罗大里

做一张桌子，

需要木头；

要有木头，

需要大树；

要有大树，

需要种子；

要有种子，

需要果实；

要有果实，

需要花朵；

做一张桌子，

需要花一朵。

这是诗歌语言艺术中的顶真。“桌子”“木头”“大树” “花朵”等事物，具有象征意义。象征是诗歌的一种相当重要的手段，我们在理解时，就要引导学生超越语词的现实意义层而走向艺术或者说美学与哲学的意义层：万事重在开头。一切开始看起来总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做一张桌子，需要花一朵”带给人的陌生感与冲击力，正是诗歌艺术的魅力所在。

我们也可以将一些诗歌组合在一起进行教学，比如，将《我能长成啥》和《筷子》一起组合：

我能长成啥  丁云

妈妈把种子种下地，

没过多久，   

种子就发了芽。

爸爸把月季种下地，

没过多久，

月季就开了花。

奶奶把葫芦种下地，

没过多久，

葫芦就长藤啦！

我想把我自己种下地，

真不知道，

我能长成啥？

筷子（李飞鹏）

爸爸每天去打鱼

爸爸的手

是我们家的筷子

伸到海里去

把鱼虾夹回来

第一首诗在形式上采用了复沓的手法，这是儿童诗中常见的一种形式技巧，一咏三叹，学生易于模仿。在此基础上，再教第二首《筷子》，并让学生模写他人的手，既有形式的示范扶持，又有内容的引领提示，学生可以登着梯子将“诗歌”这朵似乎遥不可及的花采摘，享受成为小诗人的创作乐趣。

我们还可以把一些袖珍型的小诗，编成一个单元，让学生体会小小的诗里大大的意思，比如这组《海带》《蘑菇》和《秋》：

海带（谢采筏）

我真想看见海的女儿，

但每次都没找到，

今天总算不坏，

捞到了她的飘带。

蘑菇（林良）

蘑菇是

寂寞的小亭子。

只有雨天

青蛙才来躲雨。

晴天青蛙走了

亭子里冷冷清清。

秋（沙白）

湖泊上

荡着红叶一片，

如一叶扁舟，

上面坐着秋天。

这组小小的诗，在教学中可让学生寻找诗的眼睛：看诗人如何从寻常的事物看出不寻常来，用奇妙的联想和比喻把平凡化为神奇的。像《海带》一首，可以先不出示诗题，跟学生聊聊安徒生的美丽童话《海的女儿》，想象海的女儿的模样；再猜猜，她的飘带是海里的什么；再想想，关于海带的比方是否棒。《蘑菇》一首，把“蘑菇”比作“小亭子”，可能每个学生都能想到，这首诗新就新在“寂寞”一词，竟然有“寂寞的蘑菇”——其实不是，寂寞的是诗人的心，借此学生可以体会诗歌的“境由心造”（此为意境的最好诠释）。《秋》一首则可以改成“春”——“湖泊上，荡着绿叶一片，如一叶扁舟，上面坐着春天”，让学生在对比中发现原诗与改诗的差别，并由此发现诗人情思的妙处。

有多少好的诗歌，就有多少好的方法。挂一漏万，不再赘述。

在开满诗歌的道路上，让我们与孩子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