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时报》2012年04月13日“十问各界名家”王开岭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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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看见》的灵魂邮戳  




        《都市时报》2012年04月13日“十问各界名家”王开岭专访

（记者 许菲菲）

问题一：《看见》这个电视节目一经问世，就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您作为该栏目的主编，有没有预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当初的定位是怎样的？

这个春天，《看见》得了多个电视奖。《看见》的宣传语是：“看见新闻中的人，寻找生活中的你我。” 强调人物和故事，突出人文情怀、生命思考和心灵属性，进而为时代提供某种精神主张，这是《看见》初衷。如果说，普通新闻节目是对“视野”“视力”的追求，那《看见》则像一种“目光”，除了看见什么，更旨求用怎样的目光去看……毋庸讳言，这是一个焦虑浮躁的时代，一个审丑能力大于审美能力的时代，一个心灵瘦弱、精神营养不良的时代，每个人都想有所改变，都需要心灵上的援助和响应……《看见》的企图，基于此。

问题二：很多人说喜欢看《看见》是因为柴静，她更成熟、睿智了。您和柴静共事多年，您觉得她最大的进步在哪里？或者说您觉得柴静和这个节目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很多主持人天天忙于和全世界对话，惟独不和自己对话，心灵像个空宅，很荒凉。中国少见好的对话型主持人，原因在这。一个人必须在和自己充分对话之后才有能力与别人对话，柴静实现了这点，其工作不随采访结束，而是等自我对话完成。我最欣赏她的是：读书，会读，知道一本书的营养在哪。她能把职业解析得很专业，但她的真正专业是价值观、心灵结构、精神配方、主题的定位能力和语言准确度。她有很好的直觉和天赋，但她更刻苦。观众赞扬她的气质口才，我欣赏她的精神肌肤。对《看见》，她既是作品构件，又是精神上的形象大使和邮戳，她能传递这个节目的灵魂。

问题三：感觉您是一位具有古典气质的作家，在一个体制内的央视工作，最初有没有不适应？当遭遇体制问题时，您如何更好地平衡自己的内心？您是一个有“体制洁癖”的人吗？

十几年前，有套较有影响的思想类丛书，“新青年文丛”，有我一本，《激动的舌头》，还有余杰、孔庆东、摩罗等作者，虽然后来有了较大的精神分野，但当时都是以社会良知、思想锐度和敢言起家的，都是有公共使命感的。关注社会变革，一直是我的精神重心，我最大梦想不是文学，是办一份像储安平《观察》那样的杂志。当下中国，媒体良心和良心媒体不是一回事，后者实现很难，前者机会很多。

写作，是一件自己说了算的事，我爱它，也被它宠坏了，被它的纯粹、自由和干净。体制内媒体有个特点，它往往不要求你必须做什么，只要求你避免做什么，即禁区外的相对自由，于我这样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可以接受，从当年《社会记录》到如今《看见》，我们都是自选动作，不是规定动作。况且除了节目，我还有写作、博客和微博，堪称私人媒体。一个人丰富了、出口多了，怨言就少了。

问题四：在我看来，您首先是一位作家，然后才是一位媒体人。可事实呈现出来的却好像是你的媒体人的身份盖过了你的作家身份，这种“身份焦虑”有没有困扰过你？现在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开始向媒体人转化，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我没有身份焦虑，身份不值得焦虑，我也从未确认过自己的社会身份，于我而言，除了心灵和精神，其它全是“业余”。“公知”走向媒体很合理，媒体是个广场，“人山人海”是艺术家的坟墓，却是“公知”的天堂。当今媒体越来越专业化，它召唤有深度的事件解析和观点表达，一个好的新闻人本身即应是“公知”，你的思想储备、价值观和方法论，直接影响到新闻的选题、格局、开掘方向和事实呈现。

问题五：你曾说你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当今这个时代，你如何定义“理想主义”？你是如何去追求的？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回答为何不出国时说，“因为这是我的祖国，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打动我的话。一个人，若只有生活理想而无社会理想，是难称理想主义者的。

理想主义，是一个时代的珍贵气质，是精神徽章，就像鹿身上的梅花。现在对八十年代的眷恋多了起来，其实，八十年代的典型特征，即人群中汹涌的理想主义，几乎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脸上有一种憧憬的表情，很感人……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忧郁的，但要哀而不伤，可以愤怒，但不能绝望。理想主义不是埋头沉溺，它富于行动，要做事，要追求改变。它要赶路，披星戴月，风雨兼程。

问题六：您最初的专业是政治，当时的学习对你形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么多年过去，看当下的政治思想教育，有没有别样的感触？

思想学科，我觉得应走向纯粹，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只并列和如实地介绍学说，不搞斗争哲学和一元论逻辑，不贴真理标签，这有悖思想伦理。哲学不是科学，它是一个解释系统，就像宗教，没有对错，是个选择问题，信仰就是愿意信仰。

问题七：我们有一个特别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对自然（特别是植物）有很深的情怀，我也曾采访过一些学者，他们对自然也有很亲近的期待，不知道在人与自然方面，你有没有直击当下的见解？中国人心中是不是历来有一种“自然情结”？

我有篇文章，叫《消逝的荒野》，表达了一个观点：世界有两部分，一是人类成就，一是大自然成就。现在问题是，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地球的一切都成了人的“资源”和“使用价值”。我们不是地球的业主，只是她的孩子……人应学会谦卑，应承认占了很多不该占的，消耗了很多不该消耗的，应向被剥削的事物道歉并发誓节俭。

问题八：在你的博客和出版的书籍中，可以看到你的涉猎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你写作的最初的基点是什么？你的写作和阅读是线性深入的，还是发散拓展的？

我喜欢和心灵打交道，这是写作的由来。我是个胡思乱想的人，不爱在一个点上耽搁太久，所以是辐射状的、发散型的。有人说：你的视角和题材很独特，多为个人发现和首创，一篇文章换了别人可能会扩成一本书，舍不得用完……但我就用一篇文章来写，我喜欢精炼和提纯，这在自选集《精神明亮的人》里最明显，每篇主题都不雷同，很跳跃。哪些表达非己莫属？这是我决定一次写作的前提。

问题九：您有一本书《古典之殇》，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殇”？你觉得古典主义在当下最实际的借鉴意义有哪些？

我给《古典之殇》的副标题是“纪念原配的世界和流逝的美”，“殇”即“逝”，即“痛”和“惜”。中国传统的“齐物”“格物”“敬物”，态度和实践上都曾做得很好，但20世纪以来，彻底滑向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我们只羡慕西方生产力，却忽视了人家的环境伦理。古人心中的“物”，是天地级别的，今天的“物”只是“使用价值”和“原材料”。回归“天人合一”的心灵宗教已不可能，但我们需要一套环境伦理来安身立命，以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问题十：我们知道您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儿子，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以及社会所带给儿童的成长环境，您都有非常新鲜的见解，那么在您看来，对儿童的教育需要亟待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我喜欢丰子恺和孩子间建立起的那种关系，更理解他对孩子被成人社会俘虏后的那份痛惜。好的社会生活，应有儿童气质，简易、单纯、省事，比如北欧小国。《读者》今年第6期刊了我一篇《光荣的父辈》，有兴趣可留意下。儿童时期，生命美学教育最重要，包括人格、情感、审美等等。我担心的是：社会环境和你帮助孩子建立起来的心灵环境太不匹配，太糟糕和太唯美，太诡秘和太纯净。但我不后悔，因为儿子有一个合格的童年。童年就是童年本身，它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它不能作为成人的预备期而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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