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漪：语文三十年岁月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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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三十年岁月不寻常

——于漪先生在全国中语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讲话   

        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好，能在这里跟大家谈心非常荣幸，这使我回忆起30年前中语会的情况。30年前全国中语会在上海成立，当时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是我们中语会的第一任会长，张志公、苏灵扬、陈哲文、刘国盈先生是我们的副会长。刘国盈先生健在，而另外三位已经先后逝世了，我是当时中语会唯一一位第一线语文老师身份的副会长。我之所以还能够在这发言，是因为我还活着，当时是人到中年，而今是垂垂老矣。抚今追昔，在这样一个隆重的盛会上，我向仙逝的前辈奉上无穷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中国教育改革30年，与其他领域一样，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世人瞩目的，中学语文教学是中国教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30年的成就与发展同样是令人欣喜和惊异的。以我亲身经历来说，真是不寻常。这30年中，为了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质量，全国的语文老师尽心尽力，努力实践，其中可圈可点、可赞可颂的动人事迹不胜枚举。尤其是第一线教师和钟情于中学语文教学的专家学者对中华母语的炽热情怀，他们改革创新的非凡的勇气、刻苦钻研业务的执著的精神以及朴实而精湛的教学艺术是我们全国中学语文界共同的精神财富。这30年来，不断的积累、不断的交流，而今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应该珍惜地继承，使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光大。由于我一直在学校工作，见识有限，视野也不够开阔，因此我只能就接触到的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第一，解放思想，砸开枷锁，迎接中学语文教学的春天。

        解放思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但十年动乱对中学语文教学所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特别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愚昧思想，仍然笼罩在中学语文界和教育领域。因为当时对文化教育有“两个估计”的错误判断，也就是说建国后的17年都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的枷锁没有解开，老师不敢抓知识，不敢抓教学质量，文革当中所形成的恐惧的心理不会消除。就在这个时候，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讲话》，充分肯定了17年的教育成绩。邓小平同志这里讲教育战线解放思想是最早的。他首先抓的是教育和科学，他说这两个方面很难，但是首先还是要从这里抓起。小平同志讲话肯定了教育工作的成绩，在教育领域重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路线，使得广大教师包括中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得到解放，砸开了“两个估计”的枷锁，迎来了教育的春天，迎来了中学语文教育的春天。我记得1977年的深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教育大会，批判“两个估计”，当时我作为文革当中受迫害的语文教师在这个会上发言文革开始前我三十几岁，可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老师在文革当中受批判、受迫害、挨打，他们问我为什么那么卖力地积极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为什么把学生教得那么爱语文？事实证明，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反动学术权威！会场上是群情激奋的，因为我代表广大老师说出了压抑在心头的真话。大家感到，肩膀上的枷锁被劈开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春天来了。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全国中语会）成立了。中语会的诞生是解放思想、砸开精神枷锁的成果，那么多的学者、专家聚集在上海，共同讨论十年动乱对母语教学的损伤和摧残，研究如何发展中学语文教学，真是暖人心房。紧接着就是各省市中语会的成立，我清晰地记得有两个难忘的场景。第一难忘的是云南省中语会的成立，我和陈金明同志受邀一起到云南去，那时候路途遥远，交通非常不便，我们好不容易一路奔波到了昆明。到的当晚我们去拜见了云南省的语文前辈，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这位前辈在文革当中所受的迫害是毋庸多说的；记得当时很黑很黑，弯弯曲曲地走到语文前辈的家里，斗室一间，灯光很暗，可是“两个估计”砸碎后他的兴奋心情，他对振兴中学语文教学的那种热烈的愿望以及美丽的憧憬，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他讲的那些话就好像明灯一样，照亮四壁，暖人心房。晚上陪伴我的是云南的一位女老师，大概比我长十多岁，跟我彻夜长谈，谈十几年语文受到的残害，每讲到伤心处，唏嘘不已；谈到未来语文教学的美景又是欣喜万分。在滇池大观园的旁边有副长联非常有名，可是长联再长也无法表达中学语文教师对母语教学的情意绵长。接着我们在昆明受到四川省中语会成立大会的邀请，我们又从云南奔波到四川成都。到达时已是晚餐时间，天已经很黑了，我们直接到了开会的场所，一个大饭厅，同样也是灯光昏暗，但是人头攒动，热气腾腾，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师那种兴奋劲真是难于言表，令人感动。第二天成立大会在省教育学院大礼堂举行，走进礼堂我吓了一跳，礼堂里座无虚席，后面全部站满了人，整个主席台全部都放了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是最时尚的电器，他们说，人坐不下，必须拉广播，我们有18个县市来，因此必须要录音，把开会的盛况带回去。我当时非常感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景并不是我们在这个会上能够讲出什么中学语文教学的精彩，而是广大第一线的教师枯木逢春以后对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渴求啊！是思想解放以后想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大展身手，展示才华！

    我在基础教育领域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由于繁重的工作任务总是超负荷，所以我总是扎根在本校本地，很少到外面去走走，就是这两次、这两个场景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成为我的精神财富。解放思想，砸开枷锁以及老师们对语文的那种情意、那种热望，变成了我前进的动力，成为我一辈子奋然前行，不敢有丝毫懈怠的一个自我教育的根源。所以我怀念那样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真是由衷地感谢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的科学和文化、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如此大的福祉啊。

        第二，改革创新，全面推进，繁花似锦。

        80年代的初期、中期是我们中学语文教改的第一次高潮。这高潮的动力来自何方，基础又何在呢？

        我认为首先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教育战线经过了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们的学校教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秩序，各科的教学质量都被放到了办学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这就为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创造了广阔的舞台。

        第二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当时要求教育要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百废待兴，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人才从何而来？1983年小平同志讲，教育一定要把它放在战略地位。在给景山学校的题词中，小平同志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我们办教育的指导思想，因此各个学校在恢复教学秩序的同时，都在着力思考如何大力提高教学质量。中学语文教学在中学各个学科领域里是最活跃的一个学科，是处于改革创新之先的。

        第三我们改革创新的直接动力是《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那就是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中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他举例说：“学生进了中学学10年的母语，效果不好，整个10年是9160个课时，语文占了2749个课时，也就是约1/3的课时，他说学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学习母语，成绩这样差，岂非咄咄怪事，因此要好好研究语文教学的效率，要在较少的时间里取得较好的成绩。”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当时在第一线，看到这篇文章以后是浑身出冷汗，吕先生讲的那么重，为什么当时教学质量那么差？因为十年动乱对语文较深层次的破坏，因此才会出现这种状况。由于有这样一种动力，很快在全国就出现了语文朝气蓬勃的改革局面。这个改革局面是三线并行、全面推进的。

        第一是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建设。十年动乱，所有的大纲都废止了，我记得我从劳改队里放出来，恢复工作开始上课，我上的是什么语文啊！是政文！我跟搞革命文艺的老师合起来上语文，唱样板戏，上革命文艺课，语文内容是没有的。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人教社关于教学大纲的制定、审查，花了好多时间和精力，听取了很多第一线老师的意见，我们才有了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我们后来还有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和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大纲。语文教学大纲，每一次的制定、实验、试行都广泛听取了全国各地的意见，每一次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做法都有很大的进展。

        第二是教材建设。教材的建设也是煞费苦心。我们有一两亿的学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文化又有很多差异，但是过去的教材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都是同一本教材。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推进，在山东长岛最早出现了6本教材，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我清楚地记得北京实验中学的教材，今日看来那本教材的质量也是不差的，还有西安六中的教材，东北的欧阳黛娜老师的教材，江苏的洪宗礼先生的教材。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没有解放思想，是不可能的。紧接着，比如在四川就出现了颜振遥老先生编的自学辅导式的教材、评点。这样的集思广益就促进了教材质量的提高。

        教材成就当中首先是语法，在上世纪50年代文学汉语分家的时候，文学是按文学史来编的，有一个汉语部分。1980年在武汉东湖宾馆召开全国语法学会成立大会，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以及各个体系的语法专家都去了。上海派了5个代表，我们语文学会的会长是老革命、北大的毕业生罗竹同志，他对我们中小学的老师非常尊重，在5名代表中也派我参加。我从来没有出席过这么高规格的学者专家的会，对我来讲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这个会上，我清楚地记得晚上专门开会讨论中学的语法走向何处。因此说“暂拟”语法系统，一“暂”就是几年啊！那是因为十年动乱，谈不到什么教材。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1981年在黑龙江召开研究中学语法教学的会议。

        1981年在哈尔滨开的会议，也是专家云集，会议是人教社中语室承办的，到会100多位专家，当时年势已高的王力先生也参加了。会上讨论十分热烈，就如何对暂拟语法进行改革修复的问题，争论非常激烈。张志公先生对我说，你要把中学教学的情况讲出来，因为中学不是研究理论学问的，是培养孩子的语文理解和运用能力的。因此我就斗胆讲了，我说，语法中有很多体系、很多前沿性的东西，但我们中学有它的实际问题：有些非常先进的思想如果引进中学，到了郊区、到了山区，那简直是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学教的东西学问是不大的，但是要求非常准确，为什么？因为中学教师教的东西是知识的核，是最不老化的，是影响人的一辈子的。字的形、音、义从小学到中学，陪伴人的一生。因此不是像研究生那样可以不断地更新知   识……这种学术民主的讨论对教材的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来我们就有了《中学语法教学系统提要》。现在回顾一下，这里有多少艰辛，多少智慧啊！许多学者专家把第一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集中起来、提炼出来进行改革，做了基础的建设。

    其次就是聚焦课堂，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有了大纲，有了教材，但是每个地方、每个老师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材有个性，老师有个性，地域文化有地域文化的特点。在这个时候全国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河北的大语文教育、安徽蔡澄清老师的点拨化、上海钱梦龙老师的“三主四式”教学，东北魏书生老师的民主教育，太多了……举不胜举。当时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且是互补的，看看人家有什么好的，马上学过来。当时改革的指导思想非常清楚，就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派的，只是老老实实按照教学大纲教学，我对大纲是非常钻研的，这个是我工作的准绳。后来我悟到，要把语文教学搞好，必须有整体的观念，有整体的效果，要一体化多功能。因为教学大纲的第一部分就非常明确指出语文教学除了语言文字的任务之外，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他们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

        我认为当时的课堂教学在全国有很多的焦点。我是从来不出来上课的，有人说于漪请不动，因为第一我工作忙，第二我有文革中挨批斗的教训。上世纪60年代我上了很多公开课，我自己班上完了还要借别的班上。结果文革中我挨斗、斗得很厉害，他们说你上完了自己班还要上我们班，同年级上完了还要在别的年级再上……我想明白了，我一点都不怨那些斗我的老师。教学从来都是一个人一个样的，我怎么可以去借人家班上呢。借人家班上课，首先学生感到很新鲜，注意力就集中了。如果我借班，就给人家正常上课带来困难，从此以后不再借班上课。文革后工作再忙兼职再多，我也只教一个班。有人问我做中学教师一辈子，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说4个字：茹苦含辛。早上6点半到学校，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课堂堂有人听，尤其1978年我被评上首批评特级教师后，听课每堂都有，多则几百人，少则三四十人。前前后后大概上了两学期的公开课。我想我在任何时候不能给任何人带来麻烦，所以从来不到外面上课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

        但是怎么交流呢？这是我讲的第三条线，它对语文教研起了极大地促进作用，这就是中语会和全国的语文报刊杂志。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都是靠语文报刊。我们的语文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办了许许多多活跃语文教改的会，提高认识，交流思想。比如说在上海、杭州，就有西湖笔会，交流思想，交流看法。在广西的王世堪同志这边，办漓江之秋，盛况空前。我们的会刊、会报举办学生的夏令营，那都是分文不收的啊，全国中学生阅读的夏令营，请的都是最高级的作者。

        因此，中学语文的改革创新不是从今日开始的，而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应我们国家改革发展的需要就已经动起来了。听会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慎加选择。

        上世纪80年代是全面推进改革和创新的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很多教师上课是有个性的，一个人一个样，不是“一刀切”的。有的老师对我说，于老师，您的课我们是无法学的，他们都很坦率。为什么，今天我教这个课是这样教的，下次，我的学生不一样，我可能就不能这样教。教有法，但教无定法。教学的目的就是学生真正学到东西。我非常讲究一堂课下来，师生共同创造的记忆记录下来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学生学习数、理、化太苦了，逻辑思维这样苦，上语文课培养形象思维，应该让他们有一点放松。我在教师生涯当中顶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心眼为学生，再没有比为学生更重要的了。学生的个性是一个人一个样，有的是自学为主的，有的是写作为中心的，有的是朗读领先的，有的是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齐头并进的。文章有个性才会闪光，教师的教课也是如此，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我从来反对某一节课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上了一辈子课，没有一节课是十分满意的，因为我上完课总是要写一个教后记录，要检查一番有什么毛病，不是这里有毛病就是那里有不足、有缺陷乃至有错误。正是因为教师有这样一种个性的发挥，才能教出有声有色的语文课，不要怕自己教学当中有缺陷、有不足乃至有错误，就像罗曼罗兰所说的：“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每个创伤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上世纪80年代，回顾一下真是繁花似锦。中语会搭了平台，有两点工作是特别可圈可点的。第一，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组织了起来。天下教研员是一家，在中语会搭建的平台上，大家不断地进行交流。第二，不断地推出新人，使中青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大展身手。回顾过去，心情万分激动，这些成绩是全国语文教师、语文教育工作者、语文类报刊社共同创造的结果，因此繁花似锦，春色满园。

        

       第三，立足当前，迎接挑战，再创辉煌。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遇到了困惑。首先，社会的飞速发展对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其次，应试教育特别是标准化试题给语文教学带来很大冲击。标准化试题诞生地是美国，它没有一个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到我们这来，对学生来说十分地困难。有的语文成绩好的，考得一塌糊涂。我们有个尖子生，是语文教研组长教的，结果考出来成绩是不及格。语文碰到了新的问题、困惑。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0年，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两个决定对教育取得的成就、发展表示充分肯定，与此同时指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是滞后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青少年的发展。这是一句很重的话，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从教育理念到教育结构、教育方法、教育模式影响了青少年的发展，应该反思什么地方影响了呢？课改大范围地进行了样本调研。我有幸被请去参加《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的审查。我看了一个全国调研的样本，确实触目惊心：学生在学校收益最多的是知识，用图表来表现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柱子；而能力、责任心、求异思维、创新意识往往是一条线，完全是不成比例的。知识是很高的，能力是一半，其他做人等是一条线。看到教育部这样一个调研我就理解到，改革势在必行，我们的教育确实有一定的扭曲。我在上海，明显地感到现在的学校和以往的不一样，育分不育人，把分放在前所未有的高价位。支配学校、支配学生、支配家长的都是分；求学不读书，语文水平的提高一定是要读书的，但是我们是一课一练、一天一练、周周练、题海题库。过去上海的初中毕业生到高中就有一定的基础，初中一定读过《上下五千年》；现在的学生连安史之乱都不知道了；地理有一定的地理知识，现在有的学生连全国各省的省会都讲不出来。语文教学落到如此的困境，语文跟历史、地理是紧密联系的。由此看来，改革势在必行。

         因此，这次建国以来的第8次课程改革对我们中学语文教学来讲，掀起了第二次改革的高潮。因为分是不能代表人的，一张考卷不论出得多么好，它只能考查一定阶段孩子们学习一门学科的知识和状况，不能衡量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可是教育是要培养人的，因此这次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促进学生发展，以学生为本。教育就是把学生的潜能开发成为发展的现实。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这是教育的一个本质的回归。考试本来是一种检测手段，检测是为了衡量教学质量，我们现在是错把手段当目标了。改革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是进步，是跟世界上的第3次教育改革的潮流完全吻合的。21世纪之争，说到底是人才之争。今日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有人才有一切。所以核心理念绝对没有错，是教育本质理念的回归。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讲到教育，教育就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五脏六腑四肢；一个是精神世界，提升人的灵魂达到精神世界，他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譬喻——教育就是把人从洞穴里面拉出来，提升到真实世界。中国的教育制度已然很清楚，《大学》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指求学的道路，彰显内心的美德，不断地修养，达到至善的境地。教育家陶行之讲教育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21世纪教育本身并没有变。英国大历史学家哈德森认为，当下经济发展，道德沦丧，而可能拯救人类的是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日本的哲人迟田大作谈21世纪的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功利阶段，一定要注意人的精神层面、心灵的交流，达到美的境界。教育方针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素质良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事业是追求真、善、美的事业，不是雕虫小技，因此育人的回归是时代的需要。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把我的托拉斯企业拖回到动物社会，有了人我10年以后就全部出来了。美国救助人员的调查结果最后还是归到教育上。一个人起码有“三大基础”“五大能力”，这三大基础跟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非常接近。第一是能力基础。就5个字，读、写、算、听、说。首先就是读，信息社会不会阅读，根本无法在这个社会生存；二要浏览、书写、筛选、判断。第二是思想基础。首先是对创新思维的培养，跟在人家后面走的人，永远不能超越人。必须博采众长，走自己的路。第三就是素质基础。首先一条就是责任心，要公正、诚实、自律。这些都跟基础教育有关，语文教学里有太多丰富的内涵。落实以人为本，必须有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在课堂上就是多功能、一体化。贯彻教育方针就是这样，任何的课都是以本学科为核心的。语文课就是以语言文字的要求为核心，融和了德育和美育，而不是去外加什么东西。

         因此迎接挑战必须仰望天空，放眼世界。现在有人对语文教学现状有诸多不满，有的认为是学科性质使然，有的认为是公开课搞出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出现了诸多问题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的专业基础，我从来认为训练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训练水平是之前接受教育的程度，成才是在岗位上摸爬滚打出来的。我在80年代做校长的时候就引进了复旦的研究生，是高才生，但是教不来化学课。我悟到了——我这个人只能在实践当中悟到一些事——出现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在教材钻研上下的工夫太不够了。我觉得培养不出名师最大的问题是文本解读不到位，谈不到理念。我们那时候人成长的客观条件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好，没有教学参考书，到了后来才有教学资料，但是我们必须自己读懂才能上课堂。什么样算读懂呢？现在往往是浅阅读、误读，对话是非常时髦的，真的是课堂上的说话就是对话吗？不是的，有内容的才叫对话，无聊的不算话。上课绝对不是狂欢节，也不是嘉年华，课堂是神圣的育人的场所。课堂教学的质量影响孩子生命的质量。这堂课学生学到东西没有？思想感情受到熏陶没有？价值观受到影响没有？这是影响学生生命质量的。一个孩子只有一次青春，青春是无价宝，任何财富买不来的。我觉得学校工作中，再也没有比上课难的了。我在学校里，除了总务主任没做过，其他角色都担过，我最有体会。学校里最难的是上课，上一节两节好课是不稀奇的，每堂课都上得学生学有兴趣、学有所得、学有追求、学有方向，这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它不是雕虫小技，而是用生命在歌唱。解读文本到位这是上好课的第一步。举一小段文章作为例子。比如梁衡《跨越百年的美丽》开头有这样一段话：“1898年12月 26日，法国科学院人声鼎沸。一位年轻漂亮、神色庄重又略显疲倦的妇人走上讲台，全场立即肃然无声。她叫玛丽·居里。”她在科学院汇报与皮埃尔·居里发现镭的经过，10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听了这番学术演讲，下面是全场震惊。从此居里夫人就定格在历史上，定格在人们心中。备这堂课，这段话非常简单，记叙了居里夫人在法国科学院做发现镭的学术报告。错了？没错。这样一个解释在学生心里能不能激起一个浪花，能不能引起震动？不能。备课的时候我就想，不仅要知道写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写。我感觉到很多字都站起来了，科学院原来是人声鼎沸的，一看到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妇人走上讲台，突然肃然无声了。为什么？这些听众、学者、专家被这位年轻美貌的女子吸引了。那是她的外形美？而且法国科学院从来没有一个女子登上这个神圣的殿堂。接下来她汇报发现镭的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损坏了美貌和青春。在停尸的房间里、多少吨的矿渣里发现了镭，于是“全场震惊”。全场为什么震惊？为居里夫妇这种对科学的献身精神所震撼、所感动，也就是被她高尚的心灵美所震撼了。因此，作者马上“从此，她定格在历史上”，因为她开辟了物理的新纪元。为什么用“定格”？一字千钧！“定格在”，像钉子一样敲在，里程碑一样树立在历史上，定格在人们心中。抓住这四个词，就了解了梁衡为什么这样写。什么叫对话？备课备到文字不是躺在纸上，而是站起来跟你说话了，你触摸到作者的意图了，这些文字全部有了生命力。教师教的是语言，你给学生的不仅是语言的掌握，而且是心灵的震撼，是人文。人文和工具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语文就是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来表情达意，表和达是语言文字，情和意是它的内涵。离开了情和意的内涵，语言文字就是僵死的符号；离开了文字，情意也无所依托。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怎么能把它变成矛盾的、不可调和的呢？语言是人所独有的，独有是指人文在里头。因此备课备到你和作者交心了，谈话了，知道这些文字用词潜句、篇章结构的匠心、苦心经营。季羡林老先生讲，当代的散文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松散派的，信笔悠悠，随意写的；一种是经营派的，苦心经营，这里就是匠心，梁衡先生就是这样讲究的。我们把文本读懂了，不是浅阅读，不是误读，真正理解了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这样写，一定会有自己体会，上课再也不是参考书的搬家，而是自己的阅读心得的倾诉。也许没有高谈阔论，但它是带着露水的鲜花，是你的思想所得、阅读所得，对孩子的指导意义更大。我觉得我听了很多的课，归根到底这篇文章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这样写没有解决。另外我们对课程标准的学习，就相当于当年我们做老师时只看教科书不看大纲，实际上大纲是指导思想，我不是说现在的课程标准是完美无缺的。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改革，先进的教育理念都是中国的，那个时候中国大概就站起来了。中国人总是说外国话是不行的，我特别讨厌名词术语大汇串，一做报告就全是外语。中语会第二届年会是在福建开的，当时刚刚开放，记得当时张志公先生没有来，要我做一个报告，我就是讲的中学语文教学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母语教学啊！后来《福建日报》刊发了我讲话的摘要。今天我仍然觉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化”，就是把别人的好的特点融合到自己这里，为我所用，照搬是永远没有出路的。人要有营养才喝牛奶，喝牛奶目的是营养身体、滋养身体，绝对不是为了要变成牛。汉唐时候“盛世”是最能融化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今日我们就要有这样的胸怀、这样一个气魄，所以要好好学习、认真学习。

        我做了一辈子语文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教得好首先是学得好。今日的老师难做，比我年轻时难做得多。那个时候我很穷，但是很受学生的尊重。今天要感动学生太难了，我那时上课可以感动高三的学生——令一米七八、一米八零的学生感动不已。今日上课学生是为还珠格格感动的，一个周杰伦起码打倒了80%的高中女生。要了解学生、分析学生，就要走进学生的世界。学生为什么那么喜欢周杰伦，我真的把带子买回来听了，听他好在什么地方。我听来听去不觉得好，说不清到底是唱还是说，好像普陀山念经。实际上不是这样，学生喜欢是有道理的。我问学生周杰伦好在哪里，学生说好啊，学不像。怎么能想到呢，学不像就是好的，后来我分析是有道理的，周杰伦的歌歌词是有文化含量的，体现了台湾的中华文化，不管是《东风破》《双截棍》还是《菊花台》《青花瓷》，都是非常考究文字的。周杰伦对西方的摇滚乐非常熟悉，他把多种元素综合起来，再加上他会很多种乐器，孩子对有本事的人是喜欢的。现在有的孩子，心门是比较封闭的，很难打开，他要倾诉，正好这个歌又说又倾诉，又唱又倾诉，这是符合孩子们的特点的。所以不能随便讲学生不好。我教了一辈子，真的觉得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是太不了解，因此我觉得要教得好首先是学得好，学得好是精神实质。

         当年十年动乱给我们造成了那么多的困难，我们咬紧牙关来奋斗，创造了繁花似锦的语文教学局面。今日改革开放多元文化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至今还有地方讲，高中不要学语文了，初中3年过关了，我非常反对，我和一位领导讲，如果高中不把语文做为必修的科目，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一个民族的母语是民族文化之根，学不学得好语文这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学科、课程。语言文字对外是屏障，对内是粘合剂，它蕴含着每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语言文字太美，形美以悦目，义美以悦心，音美以悦耳，一个文明的、有素养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字是视若珍宝的，我们的语言文字有无限的宝藏，是陪伴人的终生的。我一再改行，最后都悟到，教语文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感到，此生教了语文，一辈子受益不尽。因为始终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受到人类进步文化的熏陶。有时候我教课全身心投入，自己很激动，时隔二三十年，我的学生来看我还会把当时上课的情景讲给我听，比如我教《文天祥传》，最后一句“朝南再拜水师”，只6个字。文天祥是头名状元做宰相的，生活很豪华奢侈，但是兵败之后被关押，能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最后是浩然之气，慷慨献身。他死了之后夫人看到他写的字条——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读书就是明理，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已经内忧外患，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继承和发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爱国精神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民族气节是我们的民族魂。

        读书就是为了明理，什么叫崇高？确实如此，老师就是明理的人。语文教学十分艰辛，但是再难也要迎难而上，创造辉煌！选择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因为是以人育人，要发财就不要做教师。没有教育，没有教师，社会就会一片灰暗，因此教师本身就是以人格塑造人格，以情操塑造情操，是用我们的智慧和心血在学生心中撒播生命之魂、知性和德行。我一辈子茹苦含辛教语文，尽管一辈子没有上过满意的课，但是能够做语文教师，选择了这样一个高尚的职业，我已经很满足了。生命有限而事业长久，因此，下辈子如果还有人生的话，我仍然选择做基础教育的教师，为我们的孩子走向灿烂的明天铺路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