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一章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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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第一章正解

文章作者：栾贵川　来源：光明日报　

    《论语》开卷第一章记载了孔子的三句话，其记，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章究竟何所指？多数注解者则倾向于把它解为三层含义：孔子说，对于已经学过的知识能够时常加以温习，不是也很愉悦吗？有朋友从远方前来求学，不是也很快乐吗？当政者不知道我，我并不生气，不是也不失君子风度吗？这样作解，不仅割裂了本章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准确理解其本意。
    此章与孔子的教学活动有关，它的主线是快乐学习，“说（悦）”“乐”“不愠”都是快乐，其主旨在于引导弟子潜心于德业兼修。仔细审视《论语》全书，所记述孔子的教学实践与《礼记·学记》中所述及的教育功能、教育理论以及教学原则、方法、目的等，无一处不相契合，所以，在研读此章时，尤其要注意参照《礼记·学记》。
    对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学者们的歧义主要集中在对“时习”两字的理解上，而“时”字在《礼记·学记》中恰恰有解释，其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朱熹的理解是：“禁于未发，谓豫为之防。当其可，为适当其可告之时也。”（孙希旦《礼记集解》卷36）《学记》的这句话是说，大学的教育方法是：师者在施教时要把握时机，弟子不端的念头尚未出现的时候就加以禁止，这叫预防。当弟子适合接受教育的时候施教，这才是合乎时宜。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再怎么补救也难以有所成就了。这个“时”字与本章的“时”应是同义：时宜、适宜。在孔子看来，“时”与“权”统属于“义”，而“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论语·宪问》记载，卫国的公明贾对孔子说，公叔文子能够“时然后言”“义然后取”，孔子深表怀疑，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
    “时”字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十次，并没有一次作“时常”“经常”讲。杨伯峻也不赞同朱熹的《论语集注》把“时”解为“时常”，认为这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杨伯峻《论语译注》）。
    至于“习”字，仍需作简单的辨析。“习”的本义是鸟儿练习飞翔。《说文解字》：“习，数飞也。”段玉裁注引《礼记·月令》：“鹰乃学习。”他认为，习字的引申之义为习熟。实际上，“习”与“学”是紧密相连的，两者同为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所以，古人也认为，“习，学也”（《吕氏春秋·审己》注）。只不过，“学”的重点在于理论传授，“习”的关键是实践习练。北宋哲学家二程认为“‘学而时习之’，所以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习如禽之习飞”（《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7）。“学”固然重要，“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但是，只“学”不“习”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所学的内容。
    《礼记·杂记下》记：“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这就是说，听闻、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落实到自己具体的行动上。《论语·公冶长》也记载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又）闻。”是说子路在学到知识之后，急于付诸实践，如果还没来得及实践，就恐怕再学到新的知识。《论语》中还记载孔子积极鼓励动员其弟子出仕，还曾向当政者推荐他的弟子从政，而为政本身即是“习”。孔子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汉代徐干《中论》卷上《修本》记载：“孔子谓子张曰：‘师，吾欲闻彼将以改此也。闻彼而不改此，虽闻何益？’”学习就是为了完善自己，这与孔子所倡导的“古之学者为己”正相契合。可见，“学”必须与“习”紧密结合。学到知识又能运用得上，自然是令人愉悦的。
    后两句话比较容易理解。本章的时限大致可以确定，当在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前后，是年，孔子48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这一年鲁国发生内乱，“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远方”，指较远的诸侯国。此前，孔子的弟子皆为鲁国人（如孟懿子、南宫括、颜无繇、曾皙、冉耕、仲由、漆雕开、闵损等），从此以后，来自其他诸侯国的弟子逐渐多了起来。孔子欢迎这些远道而来求学的弟子，他曾称道端木赐（字子贡）为他招致不少远方的弟子，说：“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孔丛子·论书》）但是，由于身份的差异、成长环境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在弟子之间甚至部分弟子与孔子之间，产生诸多猜忌排斥，见解常相枘凿，以至于孔子不得不向他们表白：“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
    此事曾长期困扰着孔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死后，孔子十分悲痛，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自吾有回，门人益亲。”南朝宋代裴骃《集解》引王肃曰：“颜回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门人日亲孔子。”是说颜回与孔子原本无亲无故，但入门之后，能够让众多的弟子逐渐亲近孔子。对此，孔子当然感触颇深，因为，弟子是否亲近其师，不仅是个人间的问题，更是攸关教育成败的大问题，正如《礼记·学记》所说的那样，“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返）也”。
    孔子对于他的不少弟子并不满意，他直言训斥他们，弟子之间也曾相互指责，这在《论语》中都有记载。可见，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
    综上可以得知，本章是孔子在诱导其弟子学习、勉励他们刻苦学习，友爱宽容，进德修业，最后成就为君子之人。那么，本章的文意就十分清晰了，孔子说：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实践检验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岂不也很愉悦吗？远方的同学前来和你们共同学习，岂不也很快乐吗？别的同学不理解自己也不怨恨，岂不也不失为君子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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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溯流说《论语》


    本文为王学泰研究员在鲁迅博物馆的讲演

    王学泰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流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学生，与学生情同父子。试想，他的离去在弟子心底会形成何等的波澜？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的雏形。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读经热”多年了，近来，这个“热”具体落实在《论语》上了。《论语》讲座，读《论语》心得，借助电视，异常火爆。甚至我所在的偏僻的小区里也在数处张贴了“劲松街道文明市民学校”编纂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哲理名言》，其中《论语》就占了大半。然而《论语》是什么？未必人人皆知。        
    一、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1、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学生，与学生情同父子。试想，他的离去在弟子心底会形成何等的波澜？一些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让外貌像孔子的弟子有若扮演老师。可见弟子对老师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的雏形。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视《论语》为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当时孔子是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当时都称为《论语》。
    我们现在所读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另外，这种形式的“纪念册”不止《论语》一种，“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一些“语丛”也近似《论语》。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把孔子搞得一贯正确。又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如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我们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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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
    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凡是官家所发布的典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上面提到的“语丛”也用近汉尺八寸的短简书写，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同，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书桌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接近消遣一类的读物了。
     
    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也多挟有感情色彩，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4、《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竹简文字的作者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时代大体相合。《坊记》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
    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齐人传出的二十二章（多《问王》和《知道》）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
    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秦以前的篆文）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的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与现今《论语》相比有两个《子张》篇），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三个本子。
    西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成帝做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原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促成《张侯论》广泛流传。当时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刊《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所存无多。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论语》47处，都称《论语》。
    东汉末集大成的经师郑玄依据《张侯论》，参考《齐论》《古论》著有《论语注》。此书五代以后也失传。20世纪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过几件唐写本“郑注”残卷。1969年在吐鲁番发现了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写的《郑注论语》长卷。
    1973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论语》，经整理，录成的释文7576字，约为《论语》的二分之一。属于《鲁论》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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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论语》地位的涨落          1、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学缺少实践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越演越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都要加强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两大派，思孟一派有点理想主义，荀子一派则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学发展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代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是被楚人灭掉，汉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为政治服务。董仲舒之后，有些儒者编造“谶纬”，装神弄鬼，每下愈况。“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今文学派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文帝时始设立《诗经》博士，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但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衰落，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统治受到挑战，有些士人公开“非尧舜而薄周孔”。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魏晋士人不拘于经典的文字及其中的典章制度，着重打通经义，并用玄学的眼光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发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清谈所用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仅是儿童读物，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论语》多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很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可见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到了东晋元帝时为《论语》置博士，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注”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梁朝皇侃的“疏解”进一步发展了“何注”的玄虚风格，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它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实行科举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个正确的出发点。朱注经典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的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增加权威性，增强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成为“心性之学”。
    在朱熹生活时代，他的努力基本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才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
    《论语》成为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末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于是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