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写下的,是一个浸染文学二十年的媒体人,对诗歌,对当下中国50余位诗人的日常,群像式的理解。一直以来,我们对诗人的了解,总是像传说一样的纷纭和被误解、被夸张、被标签,乃至被消费。或者说直白点,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诗人。他们不像小说家那样,可以借助厚实的文本探进纵深,他们稳妥、安静,躲进小楼成一统。而诗人们呢,似乎更爱闹腾,爱扎堆,爱扯着嗓子撒欢、喝酒、愤世嫉俗。也因此,我们的耳朵里被灌进一些诗人们的风花雪月、行游唱酬,而对诗本身,我们总是缺少投注———事实上是对大量的诗不满意。语词的喧嚣、炫技和游戏、抽离情感的同质化的叙述和表达,———那些激昂直白的宏大叙事和堂皇抒情就更不消说了。总之,太多陈词滥调、混乱抒情、自我欣赏、表达单一的诗歌败坏了我们的胃口。
感谢第八届天问诗歌艺术节的邀约,让我得以在春暖花开的大理,和来自大陆各地及中国台湾的53位诗人面对面。3月22日~26日,五天的时间,我身处其中,冷眼热观,抑或闲聊畅谈,感受多多,时有触动。也在一定层面上刷新了我对诗和诗人的“偏见”。那么我尝试将这五天来的“看见”做一个群像式的素描,无关理论,只说日常。
此番艺术节,和诗歌有关的活动一个个,雷平阳作品研讨会、默默观念摄影展、最后一天在大理电视台录制“天问诗人奖颁奖典礼”暨“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朗诵音乐会,而多个诗人的朗诵会穿插安排在下午和晚间。活动地点呼应了诗歌的诗意与美好:山水间、念长歌舍、文献楼、建于半山坡面朝洱海的大理学院。
在聆听了一场场经由诗人们自己传达的诗的声音后,忽有所悟:诗歌放在舞台和音乐的空间里呈现,很能够检验一首诗的质地。好的诗歌有生命的温度和直抵人心的力量,即便远在你的经验之外,也一样能够通达你的灵魂,比如周云蓬。他的诗《获救》、《母亲节》、《春天的责备》,深情感动;而他弹唱的《杜甫三章》、《西北偏北》、《九月》和《送别》,竟似诗与歌的完美融合,呼应着台上台下的灵和魂,一些思想惊醒着,夜晚如草木的呼吸。安排在23日晚间的“野夫、周云蓬诗歌朗诵音乐会”吸纳了一屋子的人,诗人们挤挤挨挨,慕名而来的诗歌爱好者只能站在酒吧门外。当晚,主持朗诵会的诗人许崧念了这么一段他写在微信群里的话:
“他们是不幸的少数。他们的人生曾被命运无情地强力干预。很多遭遇同样命运的人都退缩了,而我们也同情理解那些退缩———在一个健全者、一个正常轨迹的人都要挣扎求生的世道里,谁还能苛求他们?然而他们没有把不幸当成借口,他们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他们甚至以一己之力照亮了许许多多无助的生命。在残酷命运面前,他们依然得到自己过瘾的人生。他们是人生骄傲的胜利者。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在当今中国诗界,继北岛为首的“朦胧诗”一代诗人之后,哪一类诗人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比较认同的回答:“1960年代出生诗人”。参加本届诗会的53位诗人,除“主将”林莽、严力、宋琳等之外,超过大半生于六十年代,野夫、潘洗尘、树才、莫非、雷平阳、庞培、海男、黄梵、潘维、沈苇、马铃薯兄弟、桑克、李亚伟、臧棣、蓝蓝、严艾琳、车前子、陈东东、默默、路也、西渡、古马、李森、李少君、敬文东、沉河、从容、赵野……真真是一串长长的名单,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对这一代诗人,刚编选出版《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人诗选》(上、中、下卷)的潘洗尘、树才如是评价:“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凭着艰苦而耐心的长期探索,既承接了“朦胧诗”一代所开创的道路,又勇敢地把写作的重心拽回到各自的“语言个性”上来。正是他们,把诗的命运托付给了“个体生命”与“母语活力”的奇异相遇。而编选此套诗选的初衷,正是想要“通过作品向世界言明:汉诗写作的最新进展,不再是‘意识形态话语’ 的对抗性表达,而是对‘语言潜能’的创造性妙用”。
撇开这些良愿,我看到的这批“60后”诗人确也性情各异,兴趣驳杂,涉猎广泛,身处圈子却又讨厌圈子。写诗,是他们活着的念想和信仰。但写诗不是他们的唯一,他们和艺术心气相通,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画家、导演、编剧、音乐人、摄影师、翻译家、博物学者。他们因此更愿意尝试和打通,拥有敏锐的直觉和丰盈的才智。他们当然也更洞悉时间和生命的念念相续,因为常常行游各地,他们似乎本能地更乐意去呼应天地自然,他们敬畏生命、身怀绝技、古道热肠、纯真未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复杂而多面的。诗人们也莫不如是,但我相信瞬间的直觉。总有那么一刻,他们在激情唱酬之后,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独自疗伤。这是诗人的宿命。
这么说,到底还是虚妄,举个例子,诗人莫非,生于饥荒的1960年,在举国贫困的年代,童年不得不从北京随家人搬迁到山西的“穷山沟”,在农村一待数十年。他的经历大抵也是生于六十年代前半期诗人们的写照。父母政治上平反后,莫非得以重回北京,被安置在园林局工作。他热爱写诗,更热衷植物的微距摄影,摄影对他来说“未必就不是诗”。女诗人海男、蓝蓝、路也,比之男诗人,她们似乎注定要为诗歌付出更多。一如海男在微信里的独语:“黑夜、书卷,再加上忧伤……这些东西已足够消磨我的光阴。窗外街道上的轮轴摩擦着泥淖地面,我的心沉下去,再无法回到水面。我感知到了一场无可名状的渊薮……生活,永远抵达的目标和梦想,只是为了完全摧毁自己的另一个乌托邦世界!”
诗会期间,也插空去了诗人潘洗尘、宋琳、树才、莫非等在大理山水间的家。山水间既是一个社区,也是文化和精神的象征。这个植物丰沛、视野朗阔、空气清新、面朝洱海、春暖花开的大社区,吸纳了很多艺术家在此安居或频繁往来。如画家叶永青、岳敏君,导演张杨,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历史学者张锡禄,先锋实验音乐家欢庆,民谣歌手周云蓬等等。可能你随意擦肩的一个人,就是一位才智非凡的文化人,这在大理和大理的山水间很是寻常。而因为有潘洗尘安居在先,陆续有七八位诗人选择在这里买房。他们或安营扎寨,或像候鸟一样生活几个月,无论哪种方式,都离不开诗歌的聚会,潘洗尘家就成了聚会的大本营。
潘洗尘的日常,除了种花、读书、写诗和兼顾一个专卖诗集的读诗吧,更多时间都花在“读诗”上———他创办并主编的《读诗》、《译诗》、《评诗》以及《诗歌EMS》周刊等多种和诗有关的刊物。他自称是中国最职业的诗歌编辑,没有人可以跟他叫板。事实上也确乎如是,他主编或挂名主编的诗歌刊物,最多时有七种,其中四种自创的刊物就不必说了,仅官办的《星星》诗歌理论月刊,他就以一己之力整整编了6年。可见他每天的阅读量有多大。而特别叫朋友们感佩的是,他常常自己出钱来做诗歌推广和诗歌年会。做得最持久的就是“天问诗歌节”,已连续办了八届。自己出钱发起一个活动,把那么多的诗友们请来,请来了还不是吃喝玩乐,而是要“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若是没有对诗歌纯粹的爱、没有对诗的念想和信仰,恐怕再坚强的汉子也坚持不下去吧!
行前最后一天,我请诗人严力、宋琳、潘维题词,三位诗人寄语本报的话,恰似一个注脚,不谋而合地印证了我对中国当下诗和诗人的期待——
严力的题词:“行为写正了/用诗去抄写它/诗写好了/用行为去抄写/这是两种个人文明的/‘出版’过程”;宋琳的题词:“诗歌文明需要心灵的呵护,也需要自由的保障。”;潘维的题词:“用高于生活的文化去建设社会时光。”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