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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山东当代民间诗歌关键词作者:诗歌杂志
山东当代民间诗歌关键词 邵风华 新时期以来,山东民间诗歌一直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当代诗歌发韧的“朦胧诗”时期以及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山东都没有涌现出深富影响的诗人团体和特立独行的“强者”诗人;另一方面是晚近出现在全国视野中的山东诗人绝大多数由于没有强大的内心、没有独立的艺术理念,从而循规蹈矩、俯首低眉,成为体制的附庸。说实话,如果没有当年山东大学的“云帆”诗社,没有当前几位令人敬重的民间诗人,我不知道这样一篇梳理性的文章将如何开始。对山东民间诗歌的历史,我并不像诗人长征那样乐观。我认为,直到今天,山东民间诗歌才到了自觉的发展阶段,而它的辉煌期,则远未真正到来。所以,我们目前可资怀念的,只是几个光华闪现的片断而已。
一、肇始:“云帆”诗社
1981年9月国庆节前夕的一个晚上,在山东大学新校文史楼一间普通的教师里,聚集了全校各个系科大约一百多名痴爱诗歌的热血学子。简短的议事之后,新的“云帆”诗社宣告成立,并推举出中文系1978级学生扬争光接替原社长耿建华成为新一届“云帆”诗社社长,主要成员有王川平、韩东、叶梓、吴滨、郑训佐、吴冬培、孙基林等。为了彰显诗社的存在和影响力,会上还拟定了几件马上展开的事项:一是由韩东负责新诗社成员报名登记,并且规定,成员入社须交2—3首诗以备考察;二是适当时候举办诗歌朗诵会和召集成员进行诗歌交流及座谈会;三是决定马上在文史楼前两个海报栏举办庆国庆节诗歌专刊。诗社将这期庆祝国庆诗歌专刊委派给中文系79级征集稿件并书写。在国庆节那天傍晚,专刊按时张贴出来,并立即吸引了校园师生们的广泛关注。可最终因校方的介入,使“纪念专刊”演化成了一个事件:不仅诗社被勒令立即解散,主要成员还要深刻反省并写出检查。其原因是说专刊中一些诗作思想情调低沉、消极,甚至含有错误倾向。其中主要涉及王川平的《推石碾的小女孩》、韩东的《孔林的夜晚》与张炜的《摇摆舞》(后还作《生命的旋律》)等诗,它们被认为散布历史循环论、虚无主义思想或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之后来牵连出“传阅非法刊物”(即传阅《今天》)和“过圣诞节”事件,诗社主要成员背负起“三大罪状”,以至于当年春节差点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由于这些“事件”与接二连三的审查、批评,全校性的诗社活动被迫停止了。尽管如此,主要成员之间的联络交流却从没有终止过。经过前一阶段对朦胧诗的狂热追逐和模仿之后,大家已经沉下心来,并且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依旧沿着朦胧诗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至多在艺术上写得酷似朦胧诗,但却永远不能超越朦胧诗。如何走出一条与朦胧诗不同、又能达致朦胧诗的艺术之路,这是那时大家谈论最多、交流最多的一个问题。并且也在各自的实验写作中,寻找和探索出一条新路:弃绝过度的修辞、矫饰,语言自然,趋近口语化。像王川平、杨争光、韩东、小君(叶梓)、吴冬培等,均写出了这类作品。尤其是1982年初,韩东完成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山民》、《老鱼夫》(后改名为《海呵,海》),小君也写出了《给流浪诗人》、《我要这样》等优秀诗作,呈现出最初探索所能达致的艺术高度。1982年夏天,韩动被分配到西安一所高校任教,他在那里创办了民间刊物《老家》,其作者除苏北的小海外,大都是山大“云帆”诗社的朋友。就如韩东所说,这构成了《他们》的前身。1983年初夏,韩东写出了《有关大雁塔》,那种绝境的超越性和消解的立场、姿态,对当代中国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迟来的接力:《诗歌》
80年代,诗歌社团遍布大中学校园和每一个城市。那是那个年代的奇观。对山东而言,“云帆”之后,山东民间诗歌进入一个平稳期。虽然个别时候出现浪潮涌动,但影响波及不远。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1994年的春天,居住在山东滨州的诗人长征和雪松,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和对山东诗歌的责任感,共同发起创办了民刊《诗歌》。今天看来,《诗歌》对山东诗歌写作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都不是差不多同时的《诗建设》(岩鹰创办)、《转折》(于贞志创办)所能比的。但由于这份民刊缺乏一个鲜明的立场和一个响亮的名字,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影响和传播。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出了山东民间诗人的共同特点:沉静、踏实和低调。<br/>第一期《诗歌》只有薄薄的25页,用电脑打印后复印了几十份,分送同仁们交流,并寄给一些诗歌刊物和全国各地可以联系得上的诗人及诗评家。出乎意料的是,这期装帧似乎是过于简陋的诗刊竟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第一期《诗歌》的封面印着“山东青年诗人诗歌资料”字样,依次收录了徐占葆、李明、于贞志、岩鹰、长征、普珉、张黎明、雪松、华清(张清华)等九人的诗歌。其中年龄最小的徐占葆此时尚居住在遥远的乡村,李明还是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在校生。1994年冬,定位为“山东青年实力诗人作品选”的第二辑《诗歌》出刊。从第二期开始,孙磊、格式和居住在五莲县乡村的王夫刚参与进来,并由孙磊绘制了刊物封面。1996年《诗歌》第三辑又有仲伟志和黑大春加盟。从1996年春开始,《诗歌》同仁间的来往交流骤然密切起来,大家经常利用周末前往滨州切磋诗酒、商讨《诗歌》发展大计。1996年10月30日,《诗歌》同仁在济南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座谈会,袁忠岳、耿建华、孙基林、张清华、刘烨园、黑大春、雪松、长征、格式、谭延桐、路也、施战军、王夫刚、王展、徐占葆、孙磊等参加了座谈和对话,讨论了《诗歌》的现状和未来,并针对当代诗歌所处的困境,着重探讨了关于诗歌的“绿色写作”问题(施战军就“绿色写作”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最早的论述)。此后,多次在济南的咖啡厅和酒吧举办诗歌朗诵会,使山东稀薄的诗歌空气空前活跃起来。《诗歌》第四辑由孙磊主办,于1997年1月出刊。从这一期开始,编辑体例、印刷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改观。一是改复印为胶印,印数也大幅上升;二是增加了诗歌评论,开篇即为雪松、长征合写的《一群斜坡上的失眠者----山东青年诗坛的现状与反思》,最后是华清(张清华)、格式、施战军、孙基林、长征的诗论。长征在《关于集约实验的对话》中,指出了当代新诗的三个写作方向和审美指向:
(一)用“健康写作”取代“书斋写作”,从大面积的文化污染中洗濯语气的亮度,注意生命的原初体验和直觉,指出一个生命行进的状况,关注肉体发生的秘密。(二)用“最低真实”抵御“虚妄神化”,让真实存在的生命状态找到走向诗歌与语言的途径。实际上就是主张诗歌对当代现实和日常生活的介入,守住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的此在并以之作为“最低真实”,使艺术感觉和语言指向获得起码的依靠和立足之地,虚实相生,阴阳相济,杜绝一味的形而上和凌空蹈虚。(三)用“集约实验”取代“先锋实验”。这是针对当时一些所谓先锋实验者对汉语言的粗暴破坏提出的,提倡在语言文本中批判地吸取当代各种探索成果,剔除那些矫枉过正的对语气的肢解和破坏,同时还注意从古典中发现富有生命力的表达手段,力求从多方面完善、激活汉语的力量,并通过诗歌语言的包容性呈现诗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使精神和肉体、此岸与彼岸、神圣和世俗、希望与欲望、贵族与民间、上帝和叛逆、未来和当代、时间和空间、过程和细节、英雄和人都通过生命的感受语言进入有机的文本。这些观点在当时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我们可以看出,迟至1999的“盘峰论争”一直到新世纪之初,人们所争论的无非是长征早1997年就提出的这些内容。
1998年编辑出版的《诗歌》第五辑,彻底抛开了山东一地的局限,吸收了全国各地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小海、非亚、树才、阿翔、莫非、殷龙龙、叶匡政、赵野、唐丹鸿、吴晨骏、王艾等,这些外省诗人的加盟,使《诗歌》的开放性得以形成,由此,《诗歌》作为一个全国性优秀民刊的地位也得以确立。此后,由于长征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导致《诗歌》进入了5年的休刊期。一直到在2004年那个多雨的夏天,邵风华开始了与长征、格式、雪松和张清华等《诗歌》同仁的密切交往。应该说,是他们对诗歌的共同热爱和相互之间的友谊直接激发了复刊《诗歌》的豪情。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份刊物不但见证了山东诗歌的崛起,还记载了朋友们坚固纯粹的友谊,记载了贫乏岁月里大家对于正派的艺术精神的持守,固化了关于一段青春诗情的美好记忆。
2000年,孙磊牵头编辑了《诗歌》同仁诗合集《七人诗选》(普珉、雪松、宇向、长征、格式、柏明文、孙磊),并在后记中满怀深情地说,《诗歌》的创办是“山东诗歌同仁的一件幸事,它几乎搜集了大部分山东实力派诗人的作品,而成为90年代后期山东先锋诗歌写作的主线”。在《诗歌》群体自身的努力和《诗歌》对山东诗坛持续的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山东民间诗歌得以健康地前行。
三、友谊的曼舞:《极光》
2001年秋天,诗人谭延桐、马知遥、严冬一起沿山东半岛进行了一次采风,在那次出行路上,三人酝酿在山东创办一份民间诗刊。2001年11月,《极光》在济南创刊了。创刊号由诗人严冬出资;马知遥将约到的稿件拿回家录入电脑;谭延桐写了发刊词:《极光:罕见的景致》。他在发刊词中说:极光艺术,显然只是我们的一种神往。我们不能不神往这样的境界:石破天惊,惊世骇俗。我们愿意为这样的神往贡献我们的“血的蒸汽”。直至,我们的神往本身也成为“极光”。
在创刊号里,刊出了雪松、路也、孙磊、格式、寒烟、长征、江非、郝永勃、王夫刚、曹国英、马知遥、谭延桐、严冬等山东诗人及一些外省诗人的作品,印了150份,48个页码。并很快在互联网上推出极光诗歌论坛,使得诗人们通过网上网下的互动,进行及时交流。2002年第二期《极光》主要由严冬和马知遥共同出资印刷,页码120页,印数300本。重点推出了诗人老了,并以集体而全面的阵容推出了“山东青年诗人诗作联展”。 2003年6月,印行了第三期。这一期还是以山东诗人为主体。主要有谭延桐、雪松、长征、曹国英、芦苇泉、王夫刚、路也、马知遥、柏明文、马累、薛舟、沉默的石头、老了、严冬等。本期122页,印数600本。资金由所有入选诗人共同承担,并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2005年1月,《极光》第四期出刊。值得一书的是2004年秋天,《极光》论坛爆发了一声历时近半个月的诗歌论战,论坛在近一周内每天访问量平均达5000余人,《极光》第四期特意编发了由邵风华撰写的《清算从秋天开始:2004年“极光论争”综述》。本期共110页,由山东诗人共同出资。这一年《极光》为纪念创刊五周年,还推出了“极光十人行”特刊,刊出了马知遥、雪松、长征、邵风华、格式、王夫刚、雒武、孙方杰、老了、严冬等十人的作品。<br/>如今《极光》已经走过了五年时光,通过纸质和网络的方式团结了山东的大批诗歌写作者,并举行了多次诗歌朗诵和讨论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可以说,正是《极光》弥补了《诗歌》休刊的几年时间里山东民间诗刊的空白,使山东民间诗歌有了一个不间断的阵地。
四、纯粹的立场:《影响》
2002年,岩鹰创办了诗歌民刊《影响》。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干净的诗刊了,没有一点多余的图案,没有一点非诗的文字。在第一期的正文之前,印了惠特曼的一句诗:这海岸成了我写作的一种看不见的影响。这也许就是这个刊物名字的由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出刊的三期《影响》是截止目前中国质量最高、入选诗人实力最平均的诗歌民刊。这得益它的主办者岩鹰独立和绝不妥协的艺术立场。第一期44页,作者为岩鹰、庞余亮、黄梵、马铃薯兄弟、马永波、泉子、瘦叟、余笑忠、丛小桦等9人;第二期38页,作者为杨子、泉子、盛兴、轩辕轼轲、马铃薯兄弟、黄梵、庞余亮、岩鹰等8人;第三期36页,作者为沈浩波、岩鹰、盛兴、普珉、曹五木、泉子、黄梵等7人。页码和人数都是越来越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岩鹰选诗之严格。前几天,岩鹰在“影响”论坛上的一个帖子中说:“当下没有几首可读的诗,人人都在勉强而为。”我觉得这是针对当下中国诗歌的精警之语。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各种诗歌活动,唯恐被人遗忘;一部分人忙于扯大旗、立山头,当所谓圈子老大;一部分人整天在网络上谩骂,对追捧者则亦捧之,对批评者则围攻之,满口秽语,不堪入耳,丑态百出……有几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书、写作?岩鹰和他的同仁以及朴素的《影响》诗刊,无疑是山东诗歌里最坚韧、最具民间性的一个部分。但因其大部分为外省作者,对山东民间诗歌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
五、“极光论争”:清算从秋天开始
2004年10月5日至20日,“极光”诗歌论坛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关于当代诗歌写作和诗学的大论争。据不完全统计,论争期间,“极光”注册用户由原来的400余人陡增到1200余人,每天点击率达到5000人次,并波及、漫延到“天涯社区”、“诗生活广东诗人俱乐部”、百灵网文化频道等多个网站,论争涉及到的诗学论题以及衍生论题,达近百个。这次论争是由多年来游离于体制之外,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的诗人发起的。在长期沉潜于诗歌内部执著勤勉的写作实践中,他们已经通过自己大量的优秀文本对中国当代诗写进行了扎实有效的整理,并为理论上的清理和阐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此次论争是在诗写者始终在场的情况下发出的关于诗歌与诗学本质的声音,对于当代诗歌而言,是一次必然的、必要的、水到渠成的碰撞与交锋。
与此相对比,自上世纪末以来发生在中国诗界的几次影响较大的论争,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真正的诗学话题。1999“盘锋论争”已被广泛认定为一次“权力的分边游戏”(张闳语),2000“衡山论剑”是一场缺席宣判者的自说自话,而2001年发生在网络现场的大小争端,则都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的意气之争,即便参与者自己后来也承认是“性质不明,意义全无”(伊沙语),“从嘲笑开始,到无聊结束”(沈浩波语)。但这种状况,却无疑对那些独立的优秀诗人构成了一种情势复杂的遮蔽,使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难以即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早就应该水落石出的诗学问题长期处于模糊不明的状态。因此,这次“极光论战”也可以说是一次对既在话语霸权的诉讼,而审判则在每一位诗人的心中、在诗歌的规则内有效地进行。这次论争不是争夺权力,不是组织阵营,不是“以暴治暴”,也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诗人坚持分歧、保持差异,从根本上廓清有关诗学问题的可贵努力。论争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一)对抒情性的呼吁与“新抒情”概念的提出;(二)主观与客观写作之辩;(三)还口语以本相的努力;(四)诗歌与人:不容混淆的两种承担;(五)对后主流意识诗歌写作与批评的不满和焦虑等。在论争中,长征与格式就“主观写作”与“客观写作”问题进行了深入辨析与交锋;邵风华以江非、马累、江一郎等为例,对“安全写作”提出了批评,尤其以《要么闭嘴,要么回家之一:谢冕,可以谢掉的旧毡帽》、《要么闭嘴,要么回家之二:吴思敬,我失敬》为题,对所谓“后主流意识”诗评给予充满激情的尖锐的批判,引起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马知遥、赵思运、赵卫峰、格式等对李少君的《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质疑和批驳,一致认为,李少君对诗写“草根性”的命名以及所谓“草根性”是诗歌和诗歌转型最根本问题的无知妄断,是一种借助话语权力强行推广、野蛮介入当下诗歌的伪学术行为,这些,充分显现了体制外诗人捍卫诗歌尊严的悲壮努力。另外,谭延桐的《也说评论家》以及马知遥的《“掉书袋”批评和中国诗歌批评的病态性缺席》等文章,从另一个层面对远离诗歌现场、昏聩无力、隔靴搔痒、妄加言说和一味搬弄西方理论的掉书袋的诗歌评论界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br/>目前看来,“极光论争”敏感地触及了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的诸多关键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意义将在今后日益显现出来,而当前诗歌及诗歌批评界对此次论争讳莫如深、闭口不谈,也正好暴露了某些人虚弱、自私甚至丑陋的内心。
六、诗歌万里行:中国诗歌状况考察
1998年,青岛诗人陈蔚开始了他自己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行动----“中国诗歌考察”。我之所以强调“他自己一生中的”,是因为我在网上找到并阅读他的《中国诗歌考察》文本之后,觉得这样的“考察”其实只对他一个人有意义,而对诗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其时网络技术在诗人中已经普遍使用,搞一个诗人问卷或访谈已经变得极其容易,而陈蔚的辛苦劳顿,除了使他自己经受身体与物质的考验、意志与性情的磨砺,并通过这艰难的行走结识一些全国各地写诗的朋友之外,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而言,有什么建设可言吗?而那些陈蔚想见而被拒绝的人,以及对他的活动并不热情的人,也绝不应该受到谴责,说什么体会到人情冷暖云云。因为作为一个与陈蔚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你陈蔚想见人家,人家就必须得放开自己所有的事情特抽出时间来见你?这是没有道理的。从文稿上卷的这些日记看,也只是记录了陈蔚个人的行止起居,生活状况,并没有“考察”和记录他访问过的诗人的生活状况,所以这所谓的“万里行日记”也绝谈不上是对中国诗歌的考察。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行动只是陈蔚个人生活的一个事件,只是一次普通的游历而已。而文稿中卷的访谈和下卷的诗选所涉及到的诗人,也远不能较为全面和有代表性地展现出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状况。我在少年时也曾有一骑独行、浪迹天涯、结交天下诗友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我从来都没有把它提到和整个中国诗歌挂起什么钩来的高度 七、小结:山东民间诗歌记忆
主要民间诗人:普珉、梁真、岩鹰、雪松、长征、格式、邵风华、张玉明、轩辕轼轲、宇向、燎原、盛兴、孙磊、严冬、老了、马知遥。主要纸刊:《诗歌》(雪松、长征、孙磊、邵风华)、《影响》(岩鹰)、《极光》(严冬、马知遥、老了等)、《声音》(长笛手、老船、韩宗宝等)、《当代诗歌》(鲁扬)、《桶》(青草山坡、冯磊、许烟华等)、《诗建设》(岩鹰)、《转折》(于贞志)、《破碎》(杨成军)。主要网络诗歌论坛:极光、影响、桶、中国当代诗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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