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中国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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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远望中国文坛作者：榛勬儫缇
                 

（2011年讲稿）

黄惟群

首先，谢谢校方给我这个机会，面对中国文学未来的精英，谈谈我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某种意义上，文学也将面临一个更新换代的变化。
我们这代人，包括我，很多文学观念都太老旧、太落后了。
不久前，一家杂志负责评论的年轻编辑向我约稿，正巧，我刚完成一篇文学评论，便给了他。二小时后，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他看后很激动，很喜欢，文章写得很到位，但是他说，平时稿件用不用，都是他做主，但这次，这篇文章过于尖锐了，他得请示一下领导。他的领导我认识，很熟，是位作家，文字不错，但是，绝对不是个懂得评论、有眼光、有勇气的人，思想认识老套，死板。事实上，给这年轻编辑文章时，我就知道，他们那里发不了。当天，这位年轻编辑请示过领导后，第一时间就给了我回音，说文章不用了。理由，自然不言而喻。改天，我将文章投去了《南方文坛》，第二天，总编便来信通知，此文下期刊出，让我勿投它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刊在去年九月的《南方文坛》。后来，再给那位年轻编辑去信时我说，文学的未来是你们的，不要太相信上一代人，因为生活经历、时代烙印、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眼界、胆量、思想观念、都是有局限的，远远不够的，未来的突破，靠你们年轻人。
文学是极其重视个性的。离开了个性，没文学可谈。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所以第一次投稿不中，仅仅因为，文章中的观点、看法，不同于大家平时习惯看到听到的。
也因此，很感叹。其他大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杂志报纸电台，都会高度重视个性化。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文章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争相发表播放的。这是一个只需运用基本常识就能达到的一种共识。小处说，媒体想要引人注意，需要不同的声音，你说我也说，大家刊的、播的差不多，没有特色，怎么与人竞争；大处说，不管是个别还是整体，思想观念的认识，转变，提高，一定是由不同于普遍观念与认识的所谓“异见”的刺激产生的。永远的一致、永远的相同，就是永远的停滞不前。当然，现在所谈的不同一般的独特见解，首先是自成一说的、站得住脚的、有真知灼见的，而不是为追求不同而刻意地标新立异，奇谈怪论，实则却是水准不够的。
今天说的题目是“远望中国文坛”。所以说“远望”，因为我人远在澳洲，不像身在中国的作家评论家那样看到很多书，了解很多情况。但是，人在远处也有在远处的好处，就像看一张图，靠得太近，容易拘泥于细节；而离远些，图的布局、线条、色块、以及勾勒出的主体画面，就会相对清晰些。还有一方面，就如刘再复评价高行健时所说，他说“高行健是文学中人，而不是文坛中人”。文学中与文坛中，是大有区别的。文坛中人，容易关心太多“额外”的事，比如，文坛的人际关系、“受贿”现象、时尚动向，谁被谁骂了，谁被谁捧了，谁走红了，还有谁说了谁的坏话，谁的书出了多少，赚了多少，等等。文坛中人，因关心太多，很容易被文坛风左右。文学中人不同，文学中人，尽管也关心生活所需关心的一切，但一定进入文学领域，所有乱七八糟的事全都不理，极度专一，关心思考的，只是文学。我人在澳洲，“远”离文坛，这个“远”，就可能少了被文坛“琐事”干扰的机会，心中的文学就像没加过水的酒精，相对度数高些。
另有一点，也值得一提。有句话叫“闻一而知十”——这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有些人听到一，就能悟到十, 有些人，则是闻一知一，闻十知十。这样的人，任何一桩认识过的事，和没认识过没多大区别。因他认识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也所以，他会将任何一桩旧事物当作新事物来对待，而真正的新事物出现面前，却未必能发现。还有一种人更可悲，那是闻十都不知一，这样的人，忽略不记。这里谈的闻一知十，关系到的是一个人的思考能力，认识能力，或说，一个人的悟性。悟性，实在太重要了。而悟性的存在，和能否认识事物本质有关，与“远与近”无关。如此一想，我就释然些，尽管自己离得远，尽管自己做不到闻一而知十，但还是有希望做到闻一知二、闻一知三，有希望自己的发言对大家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而不至于浪费的你们宝贵时间。
下面先谈谈作家的创作问题。
不久前，因主办人邀请，我去听了一位知名作家的文学讲座。去前，我对主办人说，可我没什么看过他的作品。于是，主办人推荐了这个作家的一个长篇记实小说。我很认真，网上找到后，打印下来，一天时间，将之全部看完。我看得很感动。
小说中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写出了一种让人倍感温暖的亲情，写出了和父亲、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之间的真情——单纯、简单、朴素、实在。尽管只限于亲情，但只要是情，就是可以延伸的，对亲人能做得到的，对他人同样可以做到。一个人，在对待任何其他人的态度当中，根本反映的是这个人，这个人的思想情感，这个人的性格、品质。我所以看重这点，是因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太少看到“情”，特别是，单纯、简单、朴素、实在的“情”。
这和一代的生活有关。他们曾经非常单纯、简单、朴素，而且火辣辣的，充满理想、正义，激情万丈，然而，残酷的生活，洗劫了他们的美好和诗意，特别是文革，彻底摧毁了大家的信念，让人亲眼目睹了太多的迫害、出卖、叛变、妒忌、仇恨，太多的投井落石、见风使舵，看到太多人心中爆发的邪恶不是获得失败，而是获得成功。于是，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一代甚至两代人，心都是封闭的，即使没有害人之心，也有严重的防人之心。那个时代，人们佩服强者，信奉适者生存、无毒不丈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环境中，情感，是被排斥的，被认作软弱无能，羞于见人。然而，文学作品中，情感是至关重要的。根本来说，文学作品是靠感性动人的。作家靠感性感受生活，再把这种感受到的生活感性地传递给读者。至于理性，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比如，作品的架构、细节的运用，文字的组织，素材的选择、安排，作者想表示什么、说明什么，怎么来表示、说明，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而且是高度的理性。但是，有一点请注意：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理性是不外露的，是藏在情感后面的，它是一个导演，一个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操纵者；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走在前台的，绝对是感性，绝对应该是感性。
那位知名作家的记实小说中，还有一点让我特别看重，那就是，作家面对自己真实灵魂的勇气，特别是，面对自己真实灵魂中羞于见人的那部分的勇气。
不久前，和一位朋友聊天时我说，任何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如果主角的形象太好、太完美，那么，这部小说一定不会很好。尽管我知道，主角形象极度美好的小说，容易受到普遍欢迎，但，这样的小说，在高层次的读者眼中，会变得非常可疑，很难真正让他们喜欢。首先，自传体小说，既是写给别人看的，又是写给自己看的。这就需要作者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面孔，特别是，不是自己结果打扮化妆后希望别人看到的面孔。任何真正的灵魂中，多少都有自己不能原谅、过不了自己感情、道德关的丑陋。只有健康的人，才有直面自己丑陋的勇气。比如这位作家，写到父亲病重，写到自己整个家庭在经济、精力上被病重的父亲所拖累时，那么一瞬，产生过希望父亲不要再拖下去的念头。。。。。。人和人是差不多的，你所有的他也有，他所想的你也会想，而他想了没说，你说了，你就触动了大家，你的胸襟、勇气就高他一筹，你就更靠近了成功。
当然，作为作家，不仅要敢说，还有说得好，就是写得好，而写到好，就要找到最佳的叙述角度、叙说方式，制造最佳的效果。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
文学是对人心进行的一种尽可能的深度探索。人心是极其复杂的，复杂得浩瀚。人的思想感情是立体的，多面的，甚至经常是对立的、矛盾的，人的统一性，往往是在矛盾对立中形成的。当今作家，已不满足于对人心浅层、单面、模式化的展示，重视的是对立体的人的全方位渗透，对人心的真实进行不避不闪的审视，展现那些隐藏在心灵角落的被忽视、遗忘、连心灵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真实存在。
没一个人没有缺点，没一个人一生没有遗憾、自疚。人与人的不同，除了勇气、大脑结构等等的不同，还有一个底线的不同。底线高的人，很难放过自己的丑陋，而底线低的人，则不管自己多丑陋都能视而不见。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都是敢于面向自我灵魂的作品。也因此，它们真实得多，有力得多，带给读者的触动、冲击和力度，也大得多。而另一类作品相反，在评论一位作家和他的自传体作品时，我曾说过：读他的作品，开始，我是基本都相信；可读着，信与不信开始比例变化；而待到读完，我已对他所说的一切都已不信，连初时信过的也都一概不再信。为什么？他把自己说得太好了，不断地粉刷，美化，即使在貌似自我审视的文字背后，依然掩藏的是自我吹嘘，自我标榜，根本而言，他的自传就在为自己画一张最美的“美人相”。
我认为，我去听讲座的那位知名作家的记实小说中的有两个优点，一是真情实感，一是直面自己的立体思想情感，这两点，是当今文坛极其少见的、极其需要的。所以说极其需要，其中牵涉到一个作家的写作诚意。作家写作，不管什么体裁什么内容，必须要有诚意。没有诚意，很难接触事物的根本，很难写到深处，也就因此不能让人走近，不能真正打动人。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尽人之性，唯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这话说得很根本。
然而很遗憾，也很说明问题，听这位知名作家的讲座时，我发现，那篇记实小说，他自己并不看重。他在台上说了大约一小时，所说的，全是社会现象。骨子里，社会现象是他的根本关心，甚至说，他的文学，就是包含在他所关注的社会现象中的。当场几个听众为此提出了异议，说：当今世界文学，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体化，但你所强调重视的，似乎只是社会现象。而任何反映社会化现象的文学作品，最终都是经不起时间考验，都会被抛弃的。针对这样的发言，他的回答是：在中国，是没有独立的人的，没一个人是能够脱离社会的。
这话说得似是而非。如果根据这一论点推论，那么，不是中国，而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独立的，因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或多或少都在受着社会法则的控制。另外，不知他所说的，指的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是现在，那么是否稍微夸张了些？如果是过去，那么想请教一下，他那本记实小说中的所有人，不就生活在过去，为什么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社会现象，相反，我们更重要、更分明地看到的，是一个个独立的、不同于他人的人？
这其中关系到一个重大问题，既作家的创作，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社会现象为本？毫无疑问，文学创作以人为根本着眼点，作家要探索的是人的灵魂，文学，是反映人类感情、思想的一个窗口。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的关注点，就没有文学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以人的思想情感为关注点的文学，从来不排斥不拒绝作家对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关心，就像不排斥作家对爱情、对死亡问题的关心。文学领域中，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与爱情、死亡问题一样，永远是创作的题材。但是，它们所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因为它们天然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文学作品中，这一切，是在真正写活了人、人的生活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反映的。也只有写活、写真实了人和人的生活，才有准确真实地反映可以被相信的社会、政治、历史、爱情、死亡。
从写作的角度说，作品重要的是写得好不好，而不是写了什么。写什么，是一件你可以做，我也可以做的事，而写得好不好，则是不同的作家完全不同。怎么叫写得好？每一件文学作品，其实说到底，都是作家有“预谋”的产物。所谓好坏，除了对作家用心的价值鉴定，更重要的，是看作家用怎样的方法手段体现自己的用心，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常有作家说，我的作品反映了什么什么，但是读者没读出他说的的什么。通常，有些作家会说别人看不懂、水平不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作家在自欺欺人，是他的表达能力不够，他所愿望达到效果的、和他实际操作所制造的效果间，还存在距离。
这些过于具体，今天不多谈。
文学作品，首先要写活人物，写准确人物的情感、思想，如果人物都没写活，人的情感、思想都写得不准确，那么，作家脑中的所有问题想得再好，也与文学无关。我们可以尊敬你佩服你，但还是不得不说，你更该当得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爱情、死亡学家，当作家，于你是一个错误，对你的才能和兴趣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我们常常在一些作家滔滔不绝的演讲中，听到的是大量罗列的社会现象，并将反映这类情况视为己任。因为他们的爱心、因为他们的忧国忧民情怀，我很尊敬他们，但是，我认为，他们更该去当的是记者。因为他们所关注、所想反映报道的，都是更该由记者去做的事，而且我相信，记者去做的话，会比他们做得好，至少清晰得多，条理化得多，全面、饱满得多。
作家和记者是不同的，记者更多重视的是看到了什么，特别是看到了什么别人没看到的，而作家更重视的，是在大家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别人所没发现的、感到别人所没感到的。   
作家重要的，是用真实的情感、成熟的思想、敏锐的感觉、百分百的诚意、认识感受事物，在独特的事物中看到其中的惊绝之妙，在平常的事物中，发现其中独特内涵，并且艺术地再现那些打动迷醉过自己的成分，将之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很多中国作家，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大于对文学问题的关心，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新时期文学起于七十年代底八十年代初。那时文革刚结束，各个领域都还没开放，尤其是媒介，基本还承袭着文革时期的很多思想观念和习惯；饱受了十年凌辱、十年摧残后的社会，如履薄冰，远远谈不上言论自由。这时，文学因她的暧昧性——因为它是创作性的、想象性，不是明确地发表言论，所思所想，是靠人物事件来反映的，而对这种反映的解读，没有明确答案，也因此，大量对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极度关注的目光，全都将投向了文学。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没一对眼睛不关注文学，每一个青年不做文学梦的全民文学年代。那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全都走向了文学。他们出类拔萃，非常优秀。但是，有一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们中的很多人，真正该走的，不是文学这条路，他们更该研究的是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那些领域中，有着他们更大的兴趣，他们的才情，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今天或许晚了。就像一只鹅，老和一群鸭在一起，久而久之，它真的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只鸭。于文学，这样的一些作家，客观上还是制造了麻烦。因为他们的伟岸高大，太多的鸭子，都在向鹅看齐，努力想长成鹅的模样，于是，鹅的标准成了鸭子的标准，鹅的形象，成了鸭子们追求的形象。全都搞错了。
如前所说，我喜欢那位作家那本写亲情的小说，但他自己并不怎么重视，甚至有点轻视。而在听他大谈特谈艾滋病的村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种种现象时，我感觉到，他疏忽了文学，感觉到，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其实不是一个二个，而是很多。他们确实让人尊敬，但到今天，即使文坛有能力将他们颠倒的文学馆重新颠倒过来，他们也已很难成为真正的优秀作家。木已成舟，即使观念改变、理解改变，但要改变一个作家几十年的写作习惯，没那么容易；而即使容易，也不会有好效应，因为，本质而言，这样的作家，只能算半个作家，或者大半个作家，因为他们的身上，作为作家的因素，只有一半、或者一大半。
我比较看好年轻些的作家。八零后的，没怎么看过他们的作品，主要也因为不十分清楚哪些是八零后作家。七零后的，倒是认识几个，比如北京的徐则臣，广州的黄咏梅，也问他们要过一些作品来看。我挺喜欢。我觉得他们和上一代的作家不同，已将文学的目光转向了人、人的生活，关心的是人的心态、思考、感觉，写作上，自然准确，不刻意、不雕琢，在笔下展示的人和人的生活中，表现了个人的情感、体味，开掘了对人生、对世界理解。还有鲁敏、朱三坡等等，都很优秀，不管是遣字造句，还是观察、表现，都更多地透出了文学味。深圳作家谢宏，虽说生于六十年代，但他笔下的人物和生活，也是自自然然的、不见雕琢。今天，文学更关心的是个人的思想情感。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历史政治社会中，只要有能力写好人物，那么，他们的身上必定能够反射出时代的面目。相反，如果为写社会、政治、历史，而去构思设计人物，那么，你笔下的人物，基本没有真正写好、写活、写准确的可能。
文学不同于任何其它学科。我对文学的不二之法，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注释，那就是：作家用审美的、艺术的眼光对生活、人心所做的投视和探索，并且将这一投视和探索用专业的表现技巧进行展现。
前不久，我在“南方文坛”发的那篇文章《中国文坛：请不要再说——》，其中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不要再说大历史，第二，不要再说理论，第三，不要再说外国人说了什么。关于“不要再说大历史”；我观点是：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文学所以存在，是因自身所具的不同历史和其它一切学科的元素。文学关注的是人、人的生活。文学的对象，是天然沾上历史粉尘的人，而不是天然沾上人的粉末的历史。大作品必须写大历史，是个文学误区，这个误区，使得太多作家，在错了方向的追求中，忽视丢失了自己真正的文学才华。关于“不要再说理论”，我的观点是：。关于“不要在说外国人说了什么”这点，我感觉，我们国人中的一些，骨子里缺少自信，一碰到外国人，就信任崇拜过头，而转过身来，则老习惯性地拿他们吓唬人。我们从事文学事业，是因为我们自己具有从事文学的能力，而不是因为外国人具有从事文学的能力。对一个真正的文学工作者来说，不管什么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算是上帝，错了也就是错了。
我所说的三个“不要”，其实都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根本不该由评论家来谈，但痛惜的是，这些最基本、最起码的问题，确实困扰着中国文坛，以致我们不得不谈。
后来我发现，这个“不要”，可以写成一个系列，还有很多可写。今天，再想补充谈一个，是对作家们谈的，那就是——“不要想得太多”。
常有一些作家痛心疾首地自问，为什么中国小说得不了重要的外国文学奖，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就不能走进世界文坛（说这话时，他们忘了高行健、或者没把高行健当做中国人）。似乎作家一出名，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向他们奔去。无论如何，一个作家有雄心，有使命感，是件好事。它能成为一种动力，推动作家在思想认识上更认真地思考，感情感觉感受上更仔细地捕捉，写作技巧上更精益求精地自我要求。但问题是，我们的一些使命感的作家，一旦把自己放到崇高的位置上进行崇高的思考时，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什么内容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哪种形式会被他们欣赏，再深入下去，想到的不外乎当年中国农村的惨状，今天中国的艾滋病，不外乎哪个获奖的外国作家，曾经用过怎样的手法，等等。
感觉很不爽，好像中国作家所做的努力，都不是为了自强自立，而是为了迎合外国人，投外国人所好，似乎中国的文学作品是为外国人写的。这让人想起旧时代的小媳妇，脑中整天想的，就是怎么讨好公婆。这些作家，似乎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文学不能立足世界文坛的根本原因，没认真地想一想，自己的写作水平是否需要提高，对文学的理解是否存有偏差，所做的努力和方向是否确有问题。
在我看来，真正高级的文学作品中，一切迎合别人所做的投机取巧式的努力，本身就已包含的，就是必定失败的因素。
文学是人学，人学是心学，心学是需极其认真对待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从作家的心里流出的，是作家心灵整体或局部的一种高度的充分体现。每个人的才能都有限，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顶点，是作家的最佳状态，再往上，那就只有自己拉着自己的头发提了。如果说，这个人的才能，根本和世界级水平不搭界，差的太远，那么，老想著这个奖那个奖，就是好高骛远、不自量力，多少有点可笑。如果你确实具有世界水平，那么，千万不要胡思乱想，那会大大破坏你的才能。你最该做的，就是集中心思，开掘自己的才能，面对自己的心，让自己处于一种最干净的没杂质的艺术状态，和灵魂进行深入真实的对话。任何迎合，任何投机取巧，都以违背心灵为前提的。说过了，文学是心学，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优秀作家的心灵反映。如果一个作家连自己的心都想骗，可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这样作品，其中一定有着许多的不统一、不合理，一定会因不统一不合理而不真实，因不真实而不能服人、不能打动人。因为你的努力中，出现了两个主宰，一个是他人的，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两者间，根本来说，不可能协调。
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马尔克斯是怎样怎样的，福克纳是怎样怎样的，好像自己只要怎样怎样，就能成为马尔克斯，成为福克纳。其实，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他们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都做成了自己。而任何对于他人的模仿，即使模仿得再像，终究也不过是个赝品，试想一下，谁会将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奖发给一部赝品、一个只有半个自己的作家？！如果发了，那就真的是发错了。
“格物而后知至“，只有探索、认识事物的根本，才能真正懂得事物，并因懂得一件事而懂得十件事。一个一辈子探索事物现象不探索事物根本的人，只能一辈子被所有现象所困惑，什么都搞不清、什么都看不明。
这里，再相对表相地补充一点。不管做人还是作文，还是要有点骨子的，这不仅是因为有骨子的模样挺拔好看，还因为，根据我的观察，根据我在国外生活的特别经历，任何人，越没骨气、越卑躬屈膝、越想讨好别人、越向别人投去太多崇拜目光，别人就越不把你当回事、越看不起你。开句玩笑，一个老蹲在地上仰头看人的人，怎能让人不低头来看你？！
说这么多，总结一下，也就是，作家写作不要想太多，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心，在文学的领域中，发现自己，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感悟能力，表现能力，努力在你天分的最高点上，纯净地展示你的文学艺术才华。
下面再谈谈文学批评的问题。
都说中国现在的文学批评没有批评，只有表扬（其实也不尽然，尽管这种现象的覆盖面比较大），都说中国现在的文学批评是和利益紧紧联系一起的。身在海外，不了解情况，没发言权，尽管我也相信，既然这么多人说，就一定不会是空穴来风。
但是，作为一个也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我问过自己，我该怎么做。我的答案很明确，我不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我只需关心文学，在文学的领域中做自己份内该做的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凭一颗文学的良心，凭已有文学的素养、实事求写我地写我的感受，我对自己写作评论的唯一要求，就是内行地、准确地、高明地去写。
对一个言之有理的批评，即使它和利益有关，我们仍该在文学的领域中赞同它、尊敬它。当然，大多数的利益批评，都是违心的，经不起文学标准衡量的，是荒唐可笑令人作呕的。那么，作为一个文学中人，就有责任，不要让这样荒唐可笑成为一种定论，欺蒙大众，给广大读者造成误导，所该做的，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向读者，向文坛，提供一份以文学标准为标准的有力的答卷。这样做，在我看来，就是对利益批评的最有力打击。在专业的领域中，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拙劣，让他们觉得羞耻，以致不敢继续肆无忌惮、一无顾虑地为所欲为，乱说一通。常听一些人，喋喋不休地数落谁谁谁写了怎样的利益评论，却什么都不做，这样的数落，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饭后茶余增加一个聊天内容。很多人是抱怨上瘾，惟抱怨而抱怨。如果大家都动起来，多了文学的准则，多了真正的批评，那么，利益批评，自然而然也就无地自容，退出舞台。
文学批评写给谁看，无疑，写给作家、读者看。它给作家提供的，是对其作品的一种参考意见，帮助作家认识自己，看清自己正在走的路，和可以继续走的路；而对读者，则提供批评家个人看作品的方法、角度、认识、体会，起到一种引导作用。
但现在，我们的许多批评文章，不说读者不要看，连作家也不要看。太多很像理论的文字。说“很像”，是因它们并不真的可被称为理论，只是因为生硬，干巴，拗口，复杂，很多定语、定语从句、很多绕来绕去的思路，于是，看上去似乎很深奥，很像理论。而你一旦真的花了精力搞懂它们，你会发觉，它们所写的，与作品真的没有多大关系，有的那些，也到位严重不够。以致常有一些被评论的作家，看完评自己作品的评论后，开始怀疑，这文章评的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作品？
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各种事物现象的一种总结。
作为批评家，理论的学习，便于我们快捷有效地掌握别人已经总结过的经验。但是，并非只要理论都是正确的，真正懂得学习的人，不仅要有一种辨别理论正确与否的眼光，还要有一种善于发现与吸收、能够装入自我体系的理论的能力。每个评论家都必须有自己的体系。这体系其实很简单，就在你心中，得靠你自己诚意地去体会。自己没体系，那么，学再多也没用。我们常说“拿来主义”。“拿来”，是要有本事的。任何领域中，有本事的人，往往是出色的拿来主义者。没有本事，没有自我体系，那么，拿来拿去，结果就拿成了别人，像不像还难说。
某种程度上，理论有点像数学公式，掌握这些公式，文学批评中，为的是运用，用它们去分析、解读作品。而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评论，似乎只是将他人的理论，从一本本书中搬出，在文章中一层层堆砌，堆很高，可就是不用它们去解题，不用它们去分析解读作品。
这样堆满理论的批评，即使真的深奥，写不写也一样，帮不了作家，帮不了读者，对文学发展不起实际作用。更何况，这样的深奥，本身也是可疑的。将那么多他人的理论，组成一篇文理皆通的文章，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位著名作家，在批评那些堆砌理论的批评家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没有能力把一件事越说越清楚，那么，至少不要把一件事越说越糊涂”。我们的很多批评文章，正如这位作家所说，没有逻辑，没有要点，没有见解，有的只是，将一件本该明白的事说得大家越发不明白。
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些。
理论来自作品，而非作品来自理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又恰恰，只有放回实践中运用，才有其价值。理论知识越多越好，但作为文学评论家，重要的是将已掌握的理论，化繁为简，以简制繁，举重若轻地运用以文学作品的赏析。
中国当今，几乎已无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自己是怎么读作品、感受、体会作品的，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没人再有兴趣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怎样的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以及效果与作者本意间的距离．．．．．．太多太多，太多作家需要、读者需要的赏析，太多能给作家、读者带来帮助的提醒，太多文学批评家责无旁贷该去做的事。
文学评论，说到底，一如周作人先生所说：就是文学欣赏。这话既朴素、又简单、还实在，而且，很到位。
下面再说一个小想法。大量的评论文章，似乎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句子很长，成分很多，很像是从西方文论中翻译过来的（包括我自己的）。这和我们这代人翻译文字读得多有关，尤其是理论批评类的文字。久而久之，我们有了错觉，好像句子一长、成分一复杂，就有点像评论，就显得深奥。且不说，这样的表达是否有悖文学批评必须清楚的原则，需要想一想的是，这样的文字，是否因为疙疙瘩瘩，会成为读者没兴趣乃至读不下去的原因？
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就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言简意赅，写得非常精到。毫不谦虚地说，即使今天，较之西方理论，也绝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这就是南北朝的刘勰写的《文心雕龙》。看这样的书，始才发觉，批评也好、理论也好，世上所有原理，其实都是最简单、最朴素的，而且，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文字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用古人的文字来写文章，但至少，他们所用的简洁朴素清晰的思维和表达法，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
最后，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非常谢谢。希望我的发言，能对大家起到一定启发作用。
几年前，一位文学界朋友与我切磋问题时提到：福楼拜曾说，“一个人对一件事感受得越少，他就越可能按这件事真正的样子去表达”。——不知福楼拜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但根据常识，我回答到:“如果福楼拜先生真的认为，一个作家只要看到一个人的像片就能写出这个人的真实模样，那么，我认为他说错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只要名家说的，就一定要认为是对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学者，重要的是，要有自己判断，不迷信任何人。
今天所说的，有些可能比较偏激，希望大家理解包容。中国文学，需要矫枉过正，只有稍稍的过头，回弹时，才能回到正确位置。
还有一点要声明，我所说的所有的话，既是针对他人的，也是针对我自己的，因为我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我的身上，有着所有当代中国作家、评论家都可能有的共同毛病。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