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异象之为什么要驱逐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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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文学异象之为什么要驱逐诗人作者：诗人世界
大智若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种难以切除的凄凉感。我希望能从文献寻找到某种精神慰藉，但是，通过寻找，发现的却是幽灵，一个几千年游荡在世间的幽灵，一个时刻管控并异化人类精神的幽灵。我现在极端怀疑希特勒头脑里有柏拉图的幽灵，这或许是我一己之见，带有偏见和缺乏论证。

                        诗和哲学之争：相煎何太急

     柏拉图对诗人的监督和驱逐，源自古老的诗与哲学的争议，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桩公案。柏拉图离我们太遥远了，不仅仅柏拉图距今时代遥远，而且不属于一个语言体系，除了被滥觞引用的精神恋外，我们对柏拉图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自古至今一些现象，尤其是文学异象，可以从柏拉图那里找到精神故乡。比如诗与哲学的争议，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在解释驱逐诗人的时候，柏拉图借苏格拉底口吻说，哲学和诗歌的争吵古已有之的。我一直认为，数学、神学和医学是西方哲学三个直接来源，诗歌对于哲学来说，似乎是一个应该鄙视的街头披头士粗俗言辞，不入哲学的智慧之眼，但实际情况是，诗歌和哲学很难脱离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诗歌是哲学隐蔽的来源，尽管这个来源是间接的。不说当今由诗歌进入哲学殿堂的知识分子了，比如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很难和诗歌撇清关系，里尔克的诗学间接促成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思维的转向；尼采的哲学，首先影响的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尼采缺乏哲学论证的警句、格言，会让诗人产生天然的亲切感。尼采的表述方式像一个诗人，而不像一个哲学家。从尼采身上，我们很难把哲学和诗歌泾渭分明皆然分开，这二者融为一体。

     柏拉图对诗人和诗歌采取极端歧视态度，批评荷马所代表的鄙俗文化，通过阅读柏拉图《理想国》，他就是一个诗人，用我们的话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诗人和作品：文学是寂寞惹出来的

     柏拉图极端歧视的诗人，其实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写作一句话一行诗歌作品的诗人是不同的，诗人是泛指，可以理解为讲故事的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作家和编剧，相对于柏拉图哲学的理性而言，柏拉图所指的诗是想象文学或虚构文学，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其范围是很宽泛的，并非是现在分行的诗歌。柏拉图批判的诗人和诗歌可以理解为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诗人的范畴包括作家、编剧、诗人、画家、演员、歌星等等从事文艺工作的人，诗歌包括小说、电影、电视、话剧、诗歌、散文、歌曲、舞蹈等等艺术形式。

     柏拉图泛指的诗人并非像现在那样，是文人，是知识分子。柏拉图时代诗人地位很地下，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荷马可能是一个文盲，文盲和诗人、文盲和作家身份形成强烈反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柏拉图时代，文盲诗人和文盲作家存在是可能的。中国先锋作家马原曾经写过著名小说《冈底斯的诱惑》，里面小说中哥哥顿珠是一个高大健壮的汉子，但是顿珠是文盲，顿珠神奇成了说唱艺人，给乡亲们说唱《格萨尔王》，没读过一天书的顿珠能传唱几千万行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古老文学的典范《诗经》亦是如此，《诗经》艰深，并不是说作者水平很高，经过专门修炼，思想深刻，那时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自然没有文学硕士博士一类，艰深来自语境的差异，由于当时汉语表达的词汇少，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均如此，所以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博大精深。《诗经》大都是底层劳动人民的俗语作品，并非知识分子经过深思熟虑写作的作品。鲁迅曾经表示过，大致意思是，诗歌是劳动人民田间劳作时候创作出来的。我曾经论证过，小说是人们休息时创作出来的黄段子。总之，文艺的原始来源是很俗的，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背景，文学是寂寞惹出来的。诗歌是为了按摩一下田间劳作的困顿，小说是为了打发休息时的无聊。所以柏拉图时代，诗人、作家、画家、演员等等艺人地位低下，没文化没有什么奇怪的。

                       驱逐诗人的理由：实质是政治影响力之争

    诗人一直遭受哲学的偏见，柏拉图之前，就开始诗与哲学之争，赫拉克利特说，荷马应该被逐出赛会并加以鞭挞，群众是缺乏理智的，因为他们相信民间说唱艺人，把庸人当教师。柏拉图提出诗和哲学之争，把矛头指向荷马，因为柏拉图认为，诗歌不会产生理性和科学，是非理性迷狂的产物，由于诗是想象和虚构的，不能当作历史和科学，并妨碍理性。模仿术是柏拉图指责诗人最主要的理由，他说，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低贱的孩子。柏拉图用神和木匠以及画师造床来批判诗人的模仿艺术，批评绘画死模仿的艺术，远离真实的作品，远离理性，不以健康和理性为目的。

     柏拉图认为诗人一无是处，既不能造床，当然也不能像工匠和铜匠那样造出马嚼子和马缰绳，不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更不能指挥战争，治理城邦了。诗人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不幸时被压抑的东西，痛哭流涕寻求发泄，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部分，不能受到理性或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他的作品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像，扩大无理性的部分，不是男子汉所谓，乃是妇道人家的行为，最大的罪状是腐蚀最优秀人物的心灵。

    但是，像荷马这样的诗人在城邦有很大的影响力，担当教育的功能，这自然会引起柏拉图的恐慌。所以，柏拉图说，抵制诗之魅力的咒语真言，以防止自己坠入众人的那种幼稚的爱中去。我们一定不能认真地把诗歌当作一种有真理的正经事情看待。我们还要警告听众，当心它对心灵制度的不良影响。柏拉图认为，哲学和诗的斗争是重大的，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在柏拉图看来，诗人似乎罪证确凿，罄竹难书。柏拉图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诗人会对所谓治理良好的城邦产生喧哗和骚动。同时，把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到底诗人做了什么，引起柏拉图如此苦大仇深地的指责？因为类似荷马这样的诗人在底层有很大的影响力，大众并不是从哲学家、科学家、官方那里获得关于人与世界的启蒙，而是从诗人那里寻求启蒙，诗人对大众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起到实际教化的作用。柏拉图时代，在底层民间有很大影响力的诗人，类似我们现在的公知和意见领袖，由于他们拥有众多的粉丝，传播观点，会对大众起到启蒙的作用，他们的示范作用越大，对官方权威的威胁越大。这里可以发现，柏拉图时代古老的诗歌和哲学之争，表面上两种学科之争，实质是权力之争，政治影响力之争。

                   柏拉图的幽灵：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

   文艺的原型，永远都是一个乌托邦，因为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都对文艺的原型进行政治筛选，不是某一个特殊时代、特殊社会形态的技术。柏拉图鼓吹过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柏拉图的城邦净化说，就是通过政治清洗，对文艺进行审查和道德清洗，挑选和培养出所谓的好公民。柏拉图的城邦净化，主要是彻底清洗和净化城邦，消除文艺在城邦的消极影响。用审查制度选用文艺作品，用政治权术清洗政敌，铲除异议，用立法程序挑选好公民。

   在柏拉图的理念里，哀怨和悲伤的文艺作品，包括音乐里的靡丽之音，都是被清洗的对象。对诗人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文艺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不肯服从改造，就把诗人清洗掉，不让诗人在城邦中存活，否则城邦的公民就会从小接受不良影响，不知不觉铸成大错。首先对故事的作者进行审查，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拒绝坏的故事。

   这是铲除政治异议的一种手段，对于不同意见者，不管是否有用，是敌是友，都一个不留加以铲除。柏拉图的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源自医学理论，他认为，医生会导致泻出与净化，对身体的外部污垢，可以用洗澡的方法，对身体的内部杂质，用导泻的方法，从而使身体得到健康和净化。

    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都是政治手段，然而，诗人的“哀怨和悲伤”为什么也成为清洗的污垢？他认为，人的灵魂里有一种欲望的力量，要进行对这种欲望进行阻止，拒绝得到这种东西。欲望是贪得无厌，必须受到理智的控制。欲望也成为身体里杂质？欲望也成为污垢？所以，欲望也是文艺审查和道德清洗的对象。

                    柏拉图的失败：荷马永生了

      我怀疑希特勒头脑里有柏拉图的幽灵。希特勒曾经称，为了德国人民的全体利益出发，致力于建立政府控制一切的制度，全面加强对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以追求种族、社会和文化的“纯净”。解散一切政党，用法律规定纳粹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戈培尔认为，“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他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希特勒的管控政策不就是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和监督之说吗？不管怎么说，柏拉图失败了，因为他竭力抵制的诗人荷马流芳百世。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有一个隐蔽的潜规则，文学总是充当革命的急先锋，革命之火总是率先在文学领域燃烧起来，从五四到四五，以及后来的政治运动，文学总是以清醒的先知，责无旁贷的责任感，振臂高呼。实践证明，中国政治运动，如果缺少文学的参与，很难走进深层次历史记忆，政治运动如果缺少作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大都是党棍、政客以及地痞、流氓的闹剧。难怪梁启超1902年11月在《新小说》创刊时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文学与政治与生俱来捆绑在一起，中国作家一直以来都有厚重的历史感和使命感。在当代，中国作家更沧桑，我一直极少指名道姓批评某个作家，因为我发现，中国作家活得没有尊严，批评作家很不人道。

    中国作家没有尊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方面，不是几个娱乐明星式的作家，发财致富了，住着别墅，开着豪车，就能说明中国作家日子过得很滋润。其实这个是一个假象，连一个极著名的实力派作家都说，他其实勉强达到中产阶级，更遑论其他作家了。在中国，完全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日子过得并不滋润，也许养活自己，但能不能养活全家，是要打上问号的，能不能买车买房，过上体面的生活，更要打上问号了。所以，很多冠以作家之名，其实是业余的，也就是说他们有其他固定收入，写作收入不是主要收入的。收入不能完全代表作家的地位，但是谈论尊严，把钞票忽略是很不人道的；

    第二，作家几乎不可能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连完整表达自己的机会都没有，作家会有尊严吗？

    中国文学天生有革命的冲动，加之作家总是在没有尊严的状态中生活，他们对革命有心理接近性。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作家成为异见活跃者。文明能不能替代愚昧，正义能不能战胜邪恶，现实往往解决不了，这是文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大众对文学的迷恋很大一部分是对现实的失望。所以，文学承担思想启蒙的任务，一些作家在民间的影响力，靠的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粉丝量、名气和批评的勇气。禁止柏拉图意义上的诗人作品流传，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像柏拉图一样，对诗人驱逐、监督和屏蔽并不是政治策略中最科学的，实践证明，荷马永生了！

    还作家生活的尊严，也许他们就不会有那么浓烈的革命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