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一个人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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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一个人的写作
□长笛手

一

    是否属于一个寓言？就象唐·吉诃德的长矛刺向风车，刻意打入文坛的写作行为是荒谬的，集体主义文化系统中的“文坛”概念只属于想象，我们所见的多少作者却又如此客观、真实的趋之若鹜。当人们尊敬的说出某某是著名作家（诗人）时，我时常陷入这样的困惑：他到底写出了怎样的作品？有多少人读到了他的作品？是否读懂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事实上，“著名作家（诗人）”的称谓和荣誉是一个人的副产品，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与作者本人的社会地位、名声财富诸如此类毫无关联。很明显，曹雪芹不会为奠定清代文坛的霸主地位去写作《红楼梦》。当代文坛一度存在的“权力话语”的态势，是一场悲剧的高潮部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附庸性写作更是另外的悲剧，文学的自由，终要回到“个人”的位置上去。基于此，边缘化写作和实践者取得的成就，就越发凸现了另外一种景观和应有的意义。所谓大众化的“文学圈子”几乎圈不到他们，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拒绝接受那作为一种为市场而制作的消费品的书写文字，以及是否深刻“说出”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目击者应该记录的东西。拒绝媚俗和平庸是边缘化写作的品质，许多作家（诗人）的确留下了他们的“话语”，令人失望的是，他们仅仅作为时代的描红者出现，而不是作为独立自足的“个人”去呈现真实，在这里，“真实”正是作为作家（诗人）写作的独创性和面对生活中笼罩文学的权利话语毫不畏惧。毕竟，对终极意义上的文学而言，从来不可能，也不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公认，这也未尝不是文学史的规律和现象。
    边缘化写作本是应该充分确认的问题，在有些区域性的文化氛围中，却显得重要起来，能否进入边缘化的思考和写作，是作家们共同面临的考验，意识不到这一点，是对自己写作本身的无知。无知的作家（诗人）因为有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综合环境，和众多庸俗读者的不知所云的赞许，成为浮在表面的“著名”，从而进入“中心话语”的位置，这是一个时代的滑稽。很坦然地回到边缘化，回到“个人”的写作，是一个作家和诗人应有的态度，他要漠然地面对文学带来的功利，以一个人开拓性的写作对抗集体性的平淡，这是边缘化写作的内涵所在。
   苏鼎先生的诗歌写作，当属边缘化写作之列。不仅所指他的写作活动，而是能指于他在诗歌领域内的前瞻性的姿态。在我市，他是笔者尽已所能了解到的与新时期诗歌流变同步写作的边缘化诗人，他的诗歌不属于“权力话语”，却以自己一个人的写作完成了绝不落伍的“在场”。

二

   1989年春天，我在印刷厂见到了苏鼎：一位很谦和、坦诚的人，苏鼎订阅了《诗歌报》，晚上住在苏鼎的宿舍里，就《诗歌报》中的诗歌和理论一起学习和研究。当时，影响中国现代诗歌嬗变的事件就是《深圳青年报》、《诗歌报》联合主办的现代诗大展，（对于那次影响极为深远的现代诗大展，在我市却鲜为人知），大展之后，中国的现代诗歌流派异彩纷呈。我们很痴迷地一一辨析各类流派的风格和艺术主张，直到15年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在我市，自觉的进入现代诗歌领域探索，有限的几位诗人中，苏鼎是其中之一。他体现于诗歌写作中的前卫和先锋意识早在15年前就已开始。“凡思想皆被思想过”培根如是说，我们加以逻辑地推延，用以承载思想的汉语文字，被千万人用过千万遍了，如何再用其写出新意？苏鼎有意识地打破了传统诗歌的阅读经验，历史验证艺术的规律是：往往好的艺术总从探索开始。例如他写于1988年的《声音》：“天女振飞的彩衣   漫过/玻璃天幕，众星闪耀的时刻/和灰白的云一起来到//花朵飘落枝头/无数双游动的手与琴键相吻……远古的海洋    抖落珍宝/是谁摘取美妙的声音/向众生宣讲，让花朵在微笑的手中/穿越异域的迷恋……”。我无须摘录更多，大家已经看到了一种对传统规范思维和惯性语言的“伤害”，相对于80年代的诗歌，这种“伤害”是极其可贵的，他要冒着被大众置疑和打量的危险，事实是：苏鼎即不回避别人的目光。也从未停止现代诗歌的实验，为此，他获得了有别于他人的写作方式：独立的、个人的、自足的。在诗歌写作中的特立独行，来自于“个人”对传统文化中精粹部分的领悟和认知，更是他之所以作为孤独的写作者，能够深刻地到位的把握诗歌的现代性，对诗歌的把握能力，让苏鼎从未理会“圈内”的熙熙攘攘，他越走越从容。诗歌是孤独的果实，他的诗和他的诗歌写作活动，是以诗歌本身为开始，亦以此为结束，在诸城市，他很少与人进行诗歌对话，甚至不再取出自己的诗歌，因为诗歌写作是个人的事，他坚信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陈旧的审美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对诗歌而言，真正的先行者不是看你发表了多少作品出版了多少部诗集，不是你作为写作者加入了哪一级作家协会，而是：你的诗歌是否创造了另外一种美的空间，直至人们普遍地意识到这种空间已经归于文学的传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苏鼎是努力尝试创造传统的诗人。虽然，探索中的写作不尽完美，有了这种认识却是成就一个诗人不可或缺的思想品格。

三

   苏鼎在90年代的诗歌，大致完成了三类规则的确认，这样说，可能承担着被这“老兄”颠覆的风险，好在言论具有私人化性质。
   写实的。我把这类诗歌归于冷抒情的、呈现的，就具体表达技艺，更多体现于叙述，暗含形而上的思辨。“……我更加关注那些正要腐烂/或是正在腐烂的果子/事实上，它们/远比鲜艳的那类更有口感//我用一枚核瞄准/一只正在挪动果实的虫子/——这是虫子的乐园/它们成群结队/在叶子的背面公然做爱/看起来   繁殖的目的/尚不能解释一切//穿过果园，我发现/至于那些篱笆/除了警惕的人能看到之外/很多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秘密果园》）。小果园，大社会，我们都能看到“腐烂或者正在腐烂的果子”、“做爱的虫子”以及时刻都能感觉到的“篱笆”却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够纳入诗中，并且还敏锐的说“降了警惕的人能看见之外，很多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我在书房的日光灯下坐着/看见白色的墙上/一些散乱的书、杂志/和旧报纸，一张木床、桌子和椅子……当然，我还需要一只杯子/一支烟，我大部分时间在看书/之后是空白，几乎没有对话/除非隔壁的妻子催我上床/还能做点什么/有时候    我会想起上帝的工作/而我不是上帝/有时候    我会预测明天的结果/其实我根本看不到明天在哪里……“要看见正在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我看到了，但我一无所获”。（《眼前的事物》）。我把《眼前的事物》看作苏鼎写实性诗歌的经典作品。这首诗的最后一段之前的叙述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其意义正在于诗人看见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看到了又怎么样呢？具体物品或者它们的位置，本身属于生活，你看清生活了吗？诗人不排斥具体的日常景物及对客观景物的外在形态，苏鼎接纳并消化了它们内在的联系，具有生活化的本质。写实倾向的诗歌，更能体现对个体对人类生存的关怀，语调平静，在娓娓的叙述中阐述出个人对人生的思考。叙述的过程就是呈现的过程，就是将种种人生经验纳入现代诗歌中的总结和确定。苏鼎诗歌的这一特质，对洞察力，领悟力、表达力都是一种挑战，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对于诗人本身。
    感觉的。每一个诗人都有他隐秘的内心世界，苏鼎也不例外，象凡高之于《向日葵》，贝多芬之于《命运 》、里尔克之于《杜依诺悲歌》，对“个人化”内心隐秘世界的表述，任何艺术门类都是艺术中多义性心灵密码的感应，读者可以感受到，却无法说出，这是现代前卫艺术共存的魅力。苏鼎的一部分诗歌是属于“感觉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们给读者带来的不是单一的意象能指，而是情绪的复合品。苏鼎的这一类诗歌首先体现了现代诗歌的“模糊”美学，在这里，“模糊”与大家公认的“朦胧诗”的格调又大不相同，朦胧诗改变的是相对于以往刻板、单调的表达，表现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叛精神，在诗歌结构上的“直线型”予以否认并且终止。“直线型”属于象喝白开水一样的直接和“一尝了然”，读者尝不到别的味道，几近口号式的直抒胸意，语法简单明了。而现代诗歌的“模糊”美学在形式和内容上更有所深入，人类生存的诸种困境和迷惑以及对万事万物的“再命名”，以诗歌的方式表达，诗人必然要完成对语言的“再造”和修整，诗的活力是作用于空间的活力，这个空间是心灵的世界，也是诗歌的智力空间，毫无疑问，一首优秀的现代诗，它的魅力更多来源于语言的效果，从而达到与诗人内心世界的暗含，诗歌语言中出现的意象不属于刻意的故作玄虚，是让它们创造性的接近诗人的心绪，让它们处在尖锐的位置上，让词语“说话”。“隐去诗人的措辞，将创造性让给词语本身”，马拉美早已简洁的作出论断。“白昼的墓地，来自一张稿纸的背面/在劳作之后的黑暗     寻觅家园/……巨杵在夜幕的背后/在另外的空间转动/沉重地磨盘碾过了偶尔蹦闪的火花……（《遇见流星》），“不必说出拯救/在这个上帝放弃的季节/无论什么言辞都异常蹩脚/又有什么叫做真实/任遍地的庄稼重复谎言/和一枚伪币……（《1998年春天》）“走出房间，和走向另一个房间/盛开的灯盏     搅动的水/和水滴石穿的响声/落满灰烬的内脏再次呈现/一种与生俱来的错误/出发土壤的蚯蚓/在远离时间的表盘上盘桓……（《夜游的人》）。我私下更喜欢把苏鼎此类的诗歌话语方式，看作心像的语言表达，就象我们看见了匕首，想到了死亡和鲜血，在诗歌中，完全可以仅仅确认“匕首”和与其相近的事物。对优秀诗歌的阅读，总是存在读者付出想象力的再创造，这也是现代诗歌存在生命力的缘由之一。
    能指的。能指类型的诗歌，它的魅力置身于中国汉语的所指氛围中得以展现，它的智力空间的存在，受益于“说话”的背后，而“背后”往往是人们真正刻意牢记猜测的意图所在，苏鼎的诗歌，予以能指性的期待，显然不会令读者失望。例如他的《风花雪月》，在我市，许多人已经读过。能指性的诗歌，对诗人的综合文化修养是一种检阅：即要保持诗美的规则，勿流失于简单地客观地叙说，又要在传统的所指中恰如其分的保留清晰。因为，能指性的诗歌，其语言的“出现”回到了日常意义。
     所以，倘若诗人说：“我那个白色杯子静静地立在陈旧的八仙桌上”。读者不妨相信：我的确看见了那个杯子，而且是诗人苏鼎的。

四

   苏鼎的边缘化诗歌写作更来自于他不与媚俗同伍的显示，这种显示又是坚定地孤独的“个人行为”。
    对同一时代的人们来说，诗人是在场者，又是未来主义者，不是已有文化的鉴定和收藏，而是面向诗歌领域的前行和开拓。广义上的民众往往无视隐身于他们中间的诗人，类似的情状，每个时代都屡见不鲜。因此，先进艺术的创造注定是边缘的，远离“权力话语” 的，即是宿命，亦是必然。当他所坚持的“一个人的写作”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得以确认，被所谓的“文坛”重估其价值的时候——那才是诗人真正应该得到“诗人”桂冠的时候了。

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