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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民:“骂人文选”的当代意义
发布时间:2014-03-31 作者:宋立民
——论新闻评论视域中的“鲁迅风”之十
宋立民
“朋友们,兄弟姊妹们,让我们底爱心,我们底悲痛,我们底仇恨融合在一起罢。先生所开辟的道路开展在我们底前面,先生所画出的仇敌围绕在我们底周围,只有用先生底打得退明枪耐得住暗箭的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够继承先生底志愿。
朋友们,兄弟姊妹们,凭着我们底爱心我们底悲痛我们底仇恨所融合起来的伟力没在不远的将来,先生底理想要在祖国的大地上万花烂漫地实现。那时候我们再来哀悼先生的眼泪里面,将会混和着狂热的气息了。”[1]
以上是诗人兼评论家胡风哀悼鲁迅的言语,一腔热情,满目憧憬。他并不知道在前方等候他的“阳谋”与多舛的命运。
然而,永远地失去了鲁迅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鲁迅1936年10月19日早晨5时25分与世长辞,结束了他评论新闻的一生。临终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医生说的,他说:“我的病如此严重了吗?”
鲁迅逝世后,停灵在上海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当天签名瞻仰仪容的4462人,外省46个团体。22日下午出殡,自动送葬者有七八千人(一说万余人)。灵柩上覆盖一白地黑字的大旗,上面是沈钧儒先生写的三个大字:“民族魂”。巴金、黄源、欧阳山等十几位青年作家把鲁迅的灵柩小心翼翼地安置在万国公墓中。
从此,评论家鲁迅走进了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新闻史;走进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心中。
〇评论家永久搁笔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2]
这是郁达夫1933年1月19日赠鲁迅的诗。
“骂人文选”也罢,“生命浪费”也罢,鲁迅终于搁笔了。“敌手”或许同样感到了“失却陪练”的寂寞?
关于鲁迅的搁笔,且留两三段文字,算作“为了忘却的纪念”。
1981年的《新文学史料》里有周海婴先生的、同样可以作为“现身说法”式的评论的回忆文字——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的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3]
笔者每次讲鲁迅研究课的最后一节,总是会读到这一段,常常继续有几分激动——尽管“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是眼泪毕竟是有温度的,毕竟是滋润灵魂的音乐,另一个世界也会需要的。
当时,对于鲁迅之死,反应并不一致。国共两党的对立自不待言,即便现代文坛也有异议。许广平的挽辞《鲁迅夫子》,从亲人的悲恸写到了“同类”的决心——
鲁迅夫子:
悲哀的气氛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像一头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工作,工作!
死的前一天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我评故我在”。搁笔的时分也就是告别的日子。许广平告诉我们:鲁迅是死是活的唯一区别,就是握笔还是搁笔。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出奇地一致,他做的就是他自己想做的——尽管有“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的艰辛。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鲁迅的全身心投入的快乐的、值得的。
郁达夫的《悼鲁迅》有至交的痛惜,更有“民族”的高度,那是生死之交才能够迸发的情感,在本书“引言”部分已引,不赘。
〇“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而鲁迅曾经的“亲密至交”、后来“分道扬镳”的林语堂先生的文字不能不录,因为对于新闻评论家鲁迅,他提供了另一种角度与思路:鲁迅是“杀人”(不仅仅是骂人)累死的。
林语堂1937年11月22日的《悼鲁迅》显然是激动里有冷静,歌颂中带褒贬,回忆里有深意——尽管文字仍然是一流的文字:
民廿五年十年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先驱论坛报》)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瞑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惟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立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在,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世之言,目所见,耳所闻,所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所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彼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响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硁硁小人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馋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矇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4]
林先生还有心发思古之幽情,秀排比之修辞,甚至顺便评论一下死者的政治立场——这也正是林先生直言无忌的优点。但比较郁达夫,立即可以见到友情的深浅,评价的角度与尺度。
〇“无法直面的人生”
王晓明先生从鲁迅的匕首、投枪般的文字后面看到了“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无奈,看到了深深的孤寂感,看到了只要直面,就难以生存的艰辛——来自传统的、环境的与自身的“墙”使得鲁迅不得不在郁闷中搁笔:
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窒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国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六岁从广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幻灭,那种从新我来的光明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与他整个的人生体验相比,这些情绪都太短暂了,往往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那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这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迫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里,更经常会听到恶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语,倘说他确实常常能开怀大笑,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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