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在历史中被消解掉的那部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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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在历史中被消解掉的那部分内涵
——浅谈先锋诗歌写作30年
冯晏


        冯晏。1960年生于包头市，79年开始写诗，81年发表处女作，先后在全国多家报刊《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等等及香港、台湾发表诗歌、散文数百(首)篇。被国内外二十多种版本的诗选选入诗作。92年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98年入中国诗歌协会会员。现为哈尔滨广播电台做记者工作已十多年。诗集《冯晏抒情诗选》、诗集《原野的秘密》、诗集《九人诗选》（合著）。诗集《原野的秘密》获98年东北文学奖。1999年获黑龙江文艺精品工程奖。

　　谈到写诗，所有的诗人都拥有一份自己的独特创作感受。有些诗人是理论在先，自己的创作至少可以在自己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而另一些诗人，则侧重于依赖自己原始天分，作品的艺术创新效果，本身就具有着充分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作为一名成熟诗人，都会希望这两方面的创作能力同时具有。从80年代开始，可以说，我是跟随我国先锋诗歌创作一起成长起来的。从盲目的写作开始，一直走到眼下这个越来越挑剔，对作品审美越来越严格的当代。
　　目前看，在我国能够对诗歌具有准确鉴赏力的人中，除了部分诗歌爱好者外，就是诗人本身和那些评论家们，如果拉开30年的时间来谈诗歌创作，随着作品创作时间前后的比较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等等，创作的审美方向在探寻者中间已经被调整得越来越准确。可以说，在当代的优秀诗人和评论家眼中，对诗歌作品的鉴赏几乎个个独具慧眼。在这期间，诗歌鉴赏水瓶的提高，已经远远超过了诗歌创作。
　　提到鉴赏，这自然就涉及到诗歌创作发展的历程。80年代初，也就是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我国的先锋诗歌是在传统观念的狭窄视野中站立起来的。我所说的狭窄，是指思想上的。因为创作依靠的是思维，而思维的根源是来自思想方法。我们写先锋诗歌这代人，思想方法的前期和后期是经过了巨大变化的。成长初期，我国的古典哲学思想是我们的本位思维。而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写作思潮，就是把现在生活带入一种全新的创作思维的初步尝试。在寻找中西诗歌艺术的交汇点上，卞之琳等一代诗人的努力，起码从观念的转变上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到了80年代初，我们在推进白话诗写作的基础上，所追求的朦胧诗创作方法，依然能感觉到来自主观和客观的障碍因素。这些障碍，还是来自多年来的传统思维习惯。我们那个时代的写作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我觉得挺准确的，那是跳出传统还没有明晰方向的又一个阶段性的写作尝试。这之前，应该说老庄哲学是我国艺术创作的主要思想背景。当时我们的诗歌创作，在潜意识中其实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破位愿望，这也是五四时期白话诗之后，开始深入寻找现代语言复杂度的一种体现，从那时起，我国诗歌开启了向人性复杂度深入的现代性创作思维。这是儒家和道家思想之外，围绕西方思想而展开的，侧重于个性化创作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事实上，在老庄哲学思想背景的支撑下，回顾我国80年代之前的诗歌创作的最高成果，应该是我国的古体诗。
　　一个时代的哲学，支撑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和艺术创作。
　　古希腊曾把对哲学和诗歌的创作合并在一起，而我国古代哲学和诗歌也一样有分有合联系紧密。比如，我国古代的处事哲学，所应用的是一种侧重理性的思维，而我国最早的经典古诗《三字经》，其实就是直接写哲学思想的。到了唐宋的古诗词鼎盛时期，诗人把对事物的看法和情感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形式充盈了诗歌创作，以丰富的语言技术覆盖了哲学思想的概念部分，在诗歌创作中所展现出的繁茂的精神景观，足以包容了当时处于盛世王朝的丰富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那时我国的诗歌创作，可以说天才尽显，所依附的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健全，文学创作的成果相互照耀。的确，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建树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甚至是创造了那个时代。儒家所载的“礼乐之道”是这个世界建立社会制度过程中取之不尽的一种权威思想，而道家所载的“自然之道”我认为是全世界最大最简洁的概念，“道乃统摄”。它足以超越了宇宙和时空，可以引导万物去围绕着一种合理的秩序进入永恒的反思。
白话诗创作初期，其成就主要在于标志着我国一种思维观念上的革命。诗歌创作从古诗向现代诗转变的过程中，也可以说是语言从理性向感性转变，不过，一个新的观念一旦被确立，矫枉过正是难免不了的。在自由式的写作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格律诗创作中被控制的那部分激情在白话诗中得到了全新的释放，但是，中国新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倡导的白话诗算起很长一段时间，新诗创作的艺术性，从对语感的控制和对复杂事物的运用和分寸把握还都没有形成。
　　西方思想给80年代诗歌写作带来的，正好是诗人内心被忽略的那部分情感，此刻必然一触即发。我们的阅读从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到艾略特，庞德、里尔克等。西方的经典诗人的作品已经成为当时我国诗歌写作的许多诗人的主要灵感来源。慢慢的，我们所尝试的用西方思维进行写作已经成为了我们许多诗人的正常抒写方式，从语言，语感，甚至到写作词语应用到意向应用，一种模仿的痕迹越来越重。转换来的思想不可能立即成为自己的“母语式”思想，当时先锋诗歌创作的真实动力，应该是诗人想通过一种含蓄的表达，把情感中细微的隐秘和内心深处的压抑抒发出来。那也是我国的政治观念转变的又一个新时期，一切相对开放的新事物都正从暗处袭来，浪漫主义令人充满向往，但在创作中还不能被完整的运用。一切还处在朦胧状态。舒婷的《致橡树》这首诗的最大价值，就是具有着对传统思维的挑战力量。接下来北岛、顾城、芒克、杨炼、多多一些出色的诗人，当时的作品也都是以表达内心的压抑为主。他们的创作当时使用的是天分中的原始天才部分，技术修饰还没有完全开始，诗歌创作的艺术观也没有来得及得到丰富。这代诗人的青春创作阶段，是生活在与戴望舒，卞之琳等前一代探索现代派写作的诗人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
　　90年代以来，我国的先锋诗歌写作，在被引进的萨特、叔本华、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的存在主义，唯心主义，分析哲学等思想的影响下，大部分还处在明显的模仿西方创作的思维状态中。一些诗人在转入西方诗歌创作模式过程中，并没有事先进入西方的哲学思想，那么，没有思想根基的写作，无法向思想深度走去，即便是在知识中获得创作灵感写出一些好的作品，也无法持久下去从而离开了写作。一种新的秩序在建立的过程中，裂变的因子即蕴含被剥离的疼痛，同时又激起巨大的内心激情。我这是从自己当时的写作中体验到的。我们这代人的思维，就是在当时面对西方思想的涌入中又从新建立了一套全新系统。思想和写作无法分开，对于每一位艺术家和诗人来说，阶段性的激情一定会转瞬即逝，永久的灵感来源，是在创作者自己的思想深处才靠得住。艺术创新的想象力是来自天分，而控制力是来自于哲思。
　　在我国古典哲学思想影响下长大的现代诗人，思维中所需要矫正的，也正是从本土的处世哲学到西方哲学分析生存感受方面的一种补充，而西方哲学在这些方面的资源体系丰富，几乎穷尽了所有。渐渐地，我国诗人从依靠自身的原始才华创作阶段，已经进入了思想的深入训练阶段和技术提高阶段。
　　每一个时代，最后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在创作中所依靠的都是艺术家思维中的思想能力。而支配一名艺术家创作的哲学思想，是从出生到长大过程中，由他所生存的环境教育出来的，许多思维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当然除了天分，思想更需要的是训练。而西方思想对于80年代初写先锋诗歌的我们，就像母语和外语的关系。达到互换的效果确实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尤其需要补充的是，由于我国在教育方面的历史原因，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的偏狭。我们在年龄中所丢失的，要抓紧时间在思想的密度中去挽回。
　　模仿后的反思必然是本土思维方式的回归，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我国的诗歌写作环境就像一个训练基地，诗人都在努力中寻找自己的创作道路。其实就是在定位自己的思想方法。那些被中国古典哲学支持的古典诗歌创作方法，的确已经不能满足信息量越来越大的现代诗歌写作，西方哲学那种丝线式细致的分析，和对语言的诗意强调，恰好和现代诗人被开放后的情感表达相吻合。我想，或许是西方哲学的现有资源，完全可以补充我们所处时代的艺术创作和生活的思想需求，我国哲学也就再没有向强调个人生存感觉的细致方向发展，使我们的哲学思想体系一直停留在古典的鼎盛时期。`
　　近五六年以来，这代诗人经过一个时期以西方哲学思想为背景的写作训练，可以说思维和语言自由转换能力已经越来越成熟，诗人的个人生活细节和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精神越来越具体的被带入创作中，一些创作力旺盛的实力诗人，正通过写作在努力寻找东西方思想合并后所形成的新的方法，可以说思维方式达到了新的超越，优秀的作品每年都在递增。那些可以被参照的经典作品已经对当代诗人的写作构成了足够的影响。东西方元素的兼容，无疑会给现代创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就像米罗在画中注意引入的东方元素，毕加索在绘画创意中间或使用的东方造型一样，都是源于这样的结合性思维，所达到的艺术审美效果是超越时空的。即给这个世界创造了艺术大师，又留下了具有至高艺术魅力的精神风景。我国目前的诗歌创作，在语言上，部分优秀诗人已经充分显示出对复杂度、超验性和在抒情中提炼真理的写作能力。技术先行是一个最不应该使用在艺术创作中的词，但是在我看来，它或许可以在我国诗人的创作现状中实现厚积薄发呢。许多优秀诗人都在指望大器晚成。当然，不走思想训练道路的艺术创作，实力必然会渐渐消失。天分在没有思想能力看清方向的情况下，必然会被世俗毁掉。
　　只有站在自己的思想本位上，才可以更好的利用生活资源，目前，一些诗人终于可以更顺畅的写生活经历了，包阔农村的经历等等。只是我觉得这又容易出现分把握寸上的经验不足问题，太多生活经验的带入，这更需要诗人的审美具有严格控制通俗的天分，诗歌的语言要在个人的历史中进行修正和提炼这是当代一部份诗人应该进入的又一种考验。我最近看到一个西方诗人在一篇访谈中说，“诗只有好坏之分，没有通俗可言”。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们目前写作需要在细节上把握的真理标准 。由于我国可以发表诗歌的刊物比较多，许多刊物还是经常把好诗和通俗的诗放在一起发表，容易令人找不到感觉。当然，好诗少，不好的诗多，这一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本文系作者参加2010年哈佛春季中國文學與文化演講會 ，在哈佛大學燕京学社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