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19位作家的小小说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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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简评19位作家的小小说佳作作者：雪弟

《武松杀嫂》（贾平凹）

武松为何杀嫂？这在《水浒传》和《金瓶梅》中已有较为充足的说明，那就是为了复仇，为了祭奠哥哥屈死的魂灵。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定论。可贾平凹不这样看，贾平凹在小小说《武松杀嫂》中则找到了武松杀嫂的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武松不杀嫂，嫂子“这么鲜活的小兽”就会被“他人猎去”。这样就把传统中武松杀嫂的正义行为消解掉了，而更多地突出了武松的阴暗心理，突出了作为一个男人而不是英雄的性心理。

此种写法的优势在于，一是它消解了传统的主题与形象，从而使新的主题得到凸现；二是它改变了传统的表面化叙事，让触觉进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从而使得特殊历史境遇中的人物命运感更强且富有张力。

“陈州笔记”系列（孙方友）

孙方友是小小说领域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小小说多次获奖并被拍为电影、电视剧。“陈州笔记”系列是孙方友的一张名片，称得上小小说领域的奇葩。这个系列以笔记体的形式，再现了古时陈州的奇人与奇事，从而营造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区域。它们构思巧妙、情节曲折、结尾出人意料，弥漫着浓厚的神秘氛围和传奇色彩。当然，传奇并不是构成小说的唯一因素，它的背后必须有深邃的思想作支撑。孙方友的“陈州笔记”系列正是如此，在奇人奇事的叙述中，它暗露着一种人类美好的情怀和不屈的精神，这就超越了仅以情节取胜的传奇故事，使传奇故事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伊人寂寞》、《赶花》（陈毓）

我一直坚持认为，写作是需要天赋的。在小小说作家中，陈毓就是一位天分极高的写作者。我不敢用“字字珠玑”来形容她的作品，但其作品所氤氲出的纯美的艺术质地让我不得不为之陶醉。回顾陈毓的小小说创作，我觉得，有4篇作品是必须提及的。前3篇是《名角》、《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和《伊人寂寞》。《名角》探讨的是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从写作手法上看，它侧重于对现实的描摹，虽有抒情，但占的比例很小；《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则不同，尽管仍离不开对现实的观照，可抒情的味道却异常浓烈。陈毓大多数的作品皆属于此种类型——湿润的文字，映出碎片化的内心情绪；《伊人寂寞》的意义在于，陈毓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更为深邃和冷静，这就在其作品瑰丽奇特的风貌之外，另开辟了一片疆域：哲理化的表达。《赶花》，是陈毓的新收获。我认为，这篇与前面3篇作品一样，亦将成为小小说的经典。我们不说它独特的选材，也不说它丰厚的内涵，单是“赶花”这两个字就让人抑制不住地激动啊。较之以前的浪漫，它多了底层关怀的意味；较之以前的诗意，它又多了具体可感的形象。——这就是《赶花》。

陈毓说：“我热衷于用文字表述什么，我相信文字。”其实，换句话说可能更恰当，那就是：文字相信陈毓。

《浪迹江湖三题》（宗利华）

在影视领域，这是一个被拍滥的题材，可在宗利华的笔下，它依然显示出生机和活力。这种生机和活力一方面来自于作者的宏观构架：用一个血脉相连的三口之家来演绎江湖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它来自于作者对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很容易看出，分别采取第一、二、三人称叙事是作者的刻意而为，多少有点玩弄技巧的嫌疑。但是，我要说这是一种成熟的写作策略，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人称恰好契合了主人公相异的情感感受：采取传统的第三人称，通过全面、客观的叙述和描绘，这样很容易凸显江湖社会中大哥的形象及地位（《大哥》）；而对于细腻的女人来说，用第一人称来剖析“我”内心的幸福、悲哀、迷茫以及从名义上的“大嫂”到实质上的“大嫂”的转换经历，那是最合适不过了（《大嫂》）；采用少见的第二人称，以一位“知情人”的角色向“不知情者”娓娓讲述并探究“你”的重蹈覆辙，这样反讽效果强烈并极具宿命感（《儿子》）。总之，三种人称叙事各自打开一道心门，于文本末尾处又有机相连，加之语言简脱，情感丰沛，确实称得上原创佳品。

《遭遇男子汉》、《秋祭》（刘建超）

刘建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小小说，至今已近30年，创作出了《将军》、《老兵》、《将军印》、《将军泪》、《将军树》和《海边，一位老人》等数十篇优秀作品，获奖不计其数。刘建超在小小说创作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对正气、勇敢、野性等显现着人们强大的力量的推崇和呼唤。换句话说，就是作品中充溢着阳刚之气。

《秋祭》是刘建超另一风格的作品，令我眼前一亮。前几年，我读到他的《遭遇男子汉》时，也是这样的感觉。在有关性书写的文学作品中，我认为，《遭遇男子汉》绝对是上等佳品，它温婉含蓄，干净、纯粹，似清晨的露珠，又如寒夜中的星辰。从这两篇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个活力四射的刘建超。 “人，总要活个气节吧”。这是《秋祭》里的一句话，也是这篇小小说的主题。同样，也是刘建超大多数小小说的主题。但与《将军》等作品不同的是，《秋祭》在写法上十分新颖，于轻松、随意中完成了对沉重主题的表达。这不是一般的作家能做到的。

《方向盘》（邓洪卫）

在邓洪卫的小小说创作中，现实和历史题材所占的比例基本上旗鼓相当。以《同学》为代表的历史题材作品，即“重写三国”系列可能在读者中反响更为强烈。但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些作品，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它们缺乏丰厚的思想内涵。而以《离婚》、《谢冬玉的生活》和《方向盘》为代表的现代题材作品，则是我所喜欢的。《方向盘》讲的是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毛师傅的故事。“方向盘”在这里是一个隐喻。它借一个司机对方向盘的正确把握，表达一个人应选准自己的人生道路。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人如何对待生死。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身心的自由。一个人死时，要死得其所。公共汽车司机毛师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邓洪卫在一千多字的篇幅里写出人物的复杂命运变化，并形象地表现出一个人的生死观，体现出丰厚的思想内涵，实在难得。

《忙年》、《无言的骡子》（相裕亭）

相裕亭的小小说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优点：一是灵巧、精美。故事安排往往不急不火，舒缓有致。似一块玲珑剔透的美玉，值得人再三把玩；二是语言简洁利落，可以说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

《忙年》以旧社会吴老爷家为背景，精当地书写了下层人物“田嫂”的不幸遭遇，其走向死亡的结局极具意味；《无言的骡子》生动地展示了骡子“无言”下的努力过程，万顺大叔与骡子的相通和其与儿子的隔膜构成了张力关系，使文本的意义空间极为广阔。

《刀马旦》、《战友》（周海亮）

《刀马旦》写的是一个武生想闯入已婚女人即“刀马旦”的世界的故事。故事简单，但又复杂。因为刀马旦的世界是双重的世界：一个是闪亮的艺术世界，一个是黯淡的现实世界。作为搭档，武生闯进刀马旦的艺术世界已成事实，可想闯进刀马旦的现实世界却不太可能，中间有着法律和道德的天然屏障，最后以二人在艺术世界中的完美融合收尾。在这里，刀马旦是天使的化身，她忠贞、宽容，而武生也是超凡脱俗的形象，他的心灵控制了肉体，他对艺术的热爱也超越了无情的现实。因此这篇小小说指向的是天空，它与地面无关。

阅读《战友》，我想起了梁小萍的《幸存者》。这两篇都是战争题材的优秀之作，它们跳出同类题材小说的宏伟叙事窠臼，从一个细微的角度入手来探讨人性深处的秘密，从而表现出对战争和生命的反思。评论家卧虎认为，“小小说是放大的艺术。放大理想，放大现实，放大表象，放大灵魂”，我深以为然。“小视角，大主题”，是《战友》的成功之道。

《青岛啊，青岛》（刘兆亮）

刘兆亮是一位很年轻的作者，在2005年9月召开的“邓洪卫小小说研讨会”上，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他。不知道会不会被误解为夸大，我坚持认为《青岛啊，青岛》是一篇神来之作。在中心事件上，它呈现出叙说一群民工苦难遭遇的样貌。但我说，这只是一种假象，它的创作初衷应该是书写一个乡下人眼中的城市，这种对城市的淳朴情感是乡下人普遍的集体想象。因此，对乡下人来说，在城市的短暂出入留下的肯定是美好的感叹，尽管那里也有苦痛的记忆。从艺术技巧上来讲，这篇小小说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首先它择取了多个动人的细节来刻画人物心理，形象地展现了一个乡下人的生存真相；其次，它成功地使用了父亲与儿子两种叙事眼光来展开叙述。这是两种相互重叠又相互背离的眼光，正是在统一与冲突中，乡下人对城市的淳朴情感得到了凸现，儿子对父亲的情感也在表面上的漫不经心中得到了强化。

《被风吹走的夏天》（秦俑）

在小小说领域，秦俑可以说是一位知名度较高的人物，这源于他围绕小小说的多重身份，他既搞创作，又搞评论，还是一家小小说刊物的编辑，另外他还创建了广有影响力的“小小说作家网”。这种集四者为一体的身份，使得秦俑在小小说领域格外地耀眼。

具体到他的小小说创作，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用“宽阔的创作路向”来概括。从他大学时代的Q村系列，到其后的机关平凡人物系列，再到最近的欲望都市系列，秦俑不断地思考着自己的创作方向。他在创作上的变化之大，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不是很了解秦俑的人，几乎看不出其前后的作品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某种程度上说，秦俑的小小说创作带有先锋性的特征，对他的表现我由衷地表示赞赏。

《被风吹走的夏天》以叙述取胜，氤氲在字里行间的彷徨和落寞的气息包围着我们，浸染着我们，使得我们与文中的“我”一起忧伤和叹息，而最后一句“村庄渐渐地远了。这个夏天，也渐渐在我身后远去了”透出的回望往事的洒脱又使得我们丢掉忧伤，轻松起来。作者对小说氛围的渲染缓急恰当，轻重适中，可谓是恰到好处。

《姐妹》（郑洪杰）

提起郑洪杰，读者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端州遗砚》，它以“砚台”为媒介，架起了一条为官者与普通民众亲近的通道，文章构思精巧，情感浓郁。不过，相比较之下，我更喜欢他的《姐妹》。这篇小小说的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它真实地传达了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爱打扮的微妙心理；二是它对人物关系的了无痕迹的大手笔设置。之所以称赞它为“大手笔”，是因为按照惯常的思路，这篇小小说很可能仅仅设置“彩云”和“白云”两个人物，她们姐妹两个之间的冲突同样会有力地表现“穷困条件下以牺牲青春换取物质利益”的时代悲剧。但作者偏偏又增添了一个妹妹“祥云”，这样小说就缠绕性地构成了多重冲突，有间隔、分层次地描绘了人物之间的绵密情感。

《满江红》（平萍）

在平萍的“警察系列”小小说中，我十分看重《满江红》。我甚至认为，这篇作品已跨入我国当代优秀小小说的行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最主要的依据，是它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警察形象。这在“立意”被普遍强调，而“人物塑造”却被忽视的小小说实践中，其意义和价值愈发重大。从表面上看，《满江红》在人物塑造上并无什么特别之处：题材算不上新颖，叙述方法也较为传统，是那种典型的概括叙述加上具体叙述，但细读之后，我们会发现，“老张”这位警察被作者写活了，一个善良、正直、机智和无畏但同时又存在着不少缺陷的警察笑呵呵地站立在我们面前。究其成功原因，一是精细的描摹写透了人物，十分鲜明地展示出了人物个性；二是“重”（喝酒一节）、“轻”（救人一节）并重的叙述策略使得人物的多面性得到了有力地呈现。因此，就人物塑造而言，《满江红》确实达到了一定高度，从而为小小说人物画廊的丰富作出了贡献。

《乘公交车日记》（韩昌元）

对韩昌元的《乘公交车日记》，我印象极为深刻，这种深刻的印象不完全来自于文本形式上的创新。尽管我对一些小小说作家的形式创新投过较多赞美的目光，但内心里我一直对它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文本意义的生成，关键还是要靠它的思想含量。由此出发，我认为《乘公交车日记》真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表面上看，这篇小小说是反映社会公德现状的。但事实上，文本决不是这么简单，它实际上是在指向已呈现出多元化的民众心理。落后与进步，保守与开放，自私与宽容等都在这个狭小的公共空间里交融与对立。我想，作者的动机并非仅仅是批判社会公德的缺失，他主要是在借“公交车”这面镜子来观察人们心理的某些变异，进而来探讨人性深处所潜藏的可怕的东西。

《乡村医生》（于心亮）

从情感表现上讲，于心亮的小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多写得回肠荡气，柔婉、动情，具体一点说，就是在略带诗意的叙述中渗透出人性的“真挚”和“温暖”。被广为选摘的《弟弟的来信》是这样，《15岁的冬天》、《我和马槽的成长》也是这样。我把《弟弟的来信》称为“理想叙事”，近几年类似的作品还有《生命是美丽的》（李永康）、《长大了俺都嫁给你》（刘志学）等。它们都是以贫困的山村学校为背景，抒发一个教师在坚守困顿中所闪耀出的“理想之光”。这种光芒就像一首圣洁的歌，让我们感动，同时也让我们净化。

宽泛一点说，《乡村医生》也可以算作“以情动人”的作品，它通过张半农与医院（诊所）的两次分合，充分展现了一个医生的良知和精神高度，小说结尾众乡民送行张半农以及细雨飘落的场景使情感表现达到高潮，令人生出无限感动。

《病毒美妙》（黄克庭）

大家知道，日本作家星新一曾写过不少科幻小小说，《性机器》、《波可小姐》、《被盗的资料》等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在我国，科幻小小说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创作数量最多的无疑是黄克庭，他开拓了科幻小小说的新局面。从题材表现及数量上来谈一个作家的“开拓性”多少有点底气不足，我们最好还是回到作品本身。那么，黄克庭的科幻小小说有哪些开拓性的东西呢？这一点我想通过将其与星新一作品的对比来说明。就共同点来说，二者的作品都具有可读性，或者说写得很有趣，而且在构思上也都很奇特。星新一的《性机器》自不必说，黄克庭的《病毒美妙》简直把奇特的构思发挥到了极致：任何病毒都能发射超级音乐，并且对人类危害越严重的病毒其音乐品质越高。其它如《会宝》等亦是如此；就不同点来说，星新一作品多由人物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故事发生的区域仍未脱离人物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而黄克庭作品多通过叙述来展开情节，故事发生的区域从现实转向了太空，如《驱逐阿拉西》中故事发生的场所就在北方郎崽小行星上，这样就使得星新一作品的现实感强一些；从主题上来看，由于星新一过度追求小说的“好读、有趣”，从而淡化了作品主题的表现，因此黄克庭的某些作品较星新一深刻，如在《鼠害》中，黄克庭通过众黄鼠对戴着“GUAN”帽与系着“QIAN”袋的黄鼠的盲目恭敬，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的对全力与金钱的盲目崇拜，真乃入木三分。当然，总体上来说，黄克庭与星新一还有不少差距，但在某一方面他确实有所开拓与超越。

《美女》（石鸣）

首先要说的是，我对《美女》的探索表示敬意。从形式上说，它是辞典式，由“美女”、“记忆”和“变坏”三个辞条贯穿连缀而成。倘若放置到整个小说界，这种形式并不新鲜，韩少功的《马桥辞典》早已驾轻就熟。但运用于小小说领域，这恐怕还是第一次，所以它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原创意识”。不过，这不是我赞赏《美女》的最主要依据，其实赞赏更多来自于这篇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每一辞条下的议论与叙事性文字是紧密咬合的，不同辞条下的叙事性文字又是紧密相连的，从而整篇小说不是片断性的呈现，而是清晰的线性连缀；不是充满议论的说教，而是生动、形象地流淌。

《最后一次封神》（陈敏）

    在小小说作家梯队中，陈敏属于后来居上的那种。她如一只红风筝，突然之间在我们的天空中飞翔了起来。时至今日，我还会为《诗祭》、《六合寺的月亮》、《细腰楚王》等精美的华章而狂喜，这不是一般的女子所能写出来的啊！《最后一次封神》延续了《诗祭》的风格与基调，以一个男人的视角消解了千百年来传统中的妲妃形象，使触角深入到人性的更深处。小说构思奇特，文风奇崛，令人回味。不足之处，思辨味浓了一点，就像一棵过于饱满的稻穗把腰压弯了。

《我的名字叫红》（远山）

2008年11月，我在浙江舟山笔会上第一次见到了远山。那时，她刚刚开始小小说写作，好像还没有作品发表。谁能想到，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远山竟突然“红”起来了。从《阿萍》、《纸枷锁》到《嘉丽小媳妇》再到《像水草一样》和《我的名字叫红》，远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阅读远山的小小说，我最大的感受是鲜活，——鲜活的语言和鲜活的表达。“那时，我们会羞涩地把自己小巧饱满的蓓蕾珍藏在粉红色的小罩内，让青春毕露。”（见《阿萍》）这是一句多么令人吃惊的话啊，它是那么地鲜活和委婉，十分精细地传达了青春少女的微妙心理。而把属于草根阶层的一些女子比作“水草”，把“枷锁”与纸相关联，又是多么鲜活的表达啊。《我的名字叫红》之所以脱颖而出，它至少有两点是极其出彩的：一是深刻的主题表现，杨晓敏先生把它阐释为：人不能选择家庭出身，但可以选择事业和爱情；二是叙事节奏，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看似很淡，但淡中有味。

《有人说》（张红灵）

张红灵的《有人说》，与刘殿学的《有关部门》一样，均是小小说中的佳作。“有人”、“有关部门”都是不确指的对象，而在不确指中寻找确指，其意义的荒诞可见一斑。因此，从风格上说，这两篇作品皆可划在讽刺之列。不过，我不认为《有人说》是一篇简单的讽刺小说，我觉得它是一篇写人性写得相当深刻的小说。现实生活中，世俗的我们总喜欢在别人的背后说些闲话，并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才是真相的知晓者，而实际上事实的真相哪是我们所掌握的，但世俗的我们却往往乐此不疲，陷入自己无聊制造的怪圈中。所以《有人说》的深刻并不在于它营构了一个由“传言”所组成的可笑的“言语世界”，而在于它对人喜欢“传言”背后心理的追寻。作为一个智商没有障碍的人，我们都清楚“传言”的破坏力量，可我们为何关闭不了自己的嘴巴。在这些“传言”的背后，是不是隐含着人妒忌、狭隘、阴险等人性弱点，是不是我们天生就携带着无法变更的集体无意识？这恐怕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