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整合与不在场：文学的写作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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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整合与不在场：文学的写作学批评

来源：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朱斌

提  要： 　　在文学批评界走向选择、整合的总趋势面前，我们选择了走向整合精神的“写作学批评”。写作学批评是在我国当代写作学的艰难推进中孕育、生发而成的，是写作学学科发展的一种必然。其基本范式是由“在场的”作为结果而存在的静态文本规范切入，逐渐深入到隐蔽、躲藏于文本规范背后的“不在场的”作为过程的写作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写作策略、写作文化等诸多“生成”性、主体性控制性因素。写作学批评贯穿着极强的整合意识和对话精神，她面对“此时当下”发言而又具极强的超越性品质，具有作为一种批评话语所应有的批评立场。它还有着深厚而悠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深广的当代哲学基础，顺应并推波助澜当代哲学思潮嬗变的新方向、新趋势。写作学批评肯定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或局限，但她以其独特的优势和魅力给沉闷的当代丈学批评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文学的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 　　写作学当代进展与写作学批评  不在场性与生成性  批评范式与批评立场  文化背景与哲学基础     第一节  写作学的当代进展与写作学批评的提出     一、导言     多元时代多元批评的危机与困境迫使人们在多元的迷茫中做出自己认真的选择。南帆先生曾经说过：“选择”是“理论史飞跃的一个重要乃至第一动力”，只有选择，才能“使论争的场所一处又一处地向前挪动”，才能“使一切赞同、反对、补充、修改以及进一步发挥都出现于一个更高的层次”。［1］是的，选择是必要的、重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这多元迷茫的时代。     多元时代的选择并不是为了扼杀多元、终结多元，而是为了壮大多元、．维护多元，它要扼杀、要终结的只是无“根”的多元、丧失了立场的多元、畸形而病态的多元。多元时代的选择因资源的丰富、对象的繁多使选择本身就呈现出浓浓的多元色彩，批评界不同的人们作出了“汉语批评”、“修辞学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相对主义批评”、“学院式批评”、“第三种批评”等不同的选择，正是选择本身就是多元的明证。然而，这种选择形成的多元毕竟是一种本质的进步，它不再是无“根”而畸形的多元，而是—种正走向“寻根”、走向成熟、走向健康发展的多元，它意味着真正多元局面的即将出场。这种真正多元自由的局面永远是 社会文明、时代进步、学术繁荣的前提性条件，它必将在文学批评领域酿成一场深刻的批评革命。 在这场可能到来的深刻批评变革面前，在这个呼唤并会聚着选择的多元时代之中，我们应顺应潮流、义无反顾地加入“寻根”选择的行列，努力作出自己的思考、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因为如此，我们站在写作学的立场，以当代写作学先进理论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去眺望并考察文学这片广袤的原野，大胆地走向对文学的写作学批评，也努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当代写作学的艰难进展     作为时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写作学，当然应自建国始。至新时期以前，它一直处子一种严重的学科依附状态和不成熟的学科草创阶段。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学科理论本身而言，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说：“最根本还在于缺乏写作学科的自觉性。相对于语言、文学等等兰科而言，写作学科是比较后起的，因为后起，不免借鉴，由于借鉴不慎，竟至变成了依附。”［2］这种学科革创阶段最明显的标志便是对其它学科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框架的大量横移，整个学科体系处于典型的拼贴、组合大杂烩状态。其基本范畴缺乏稳定内涵，不能互相补充、互相女持、互相说明，远没达到独立学科所必需的理论上的有机性、自洽性、层次性和系统性。这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写作学教材的知识体系之中。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作文讲话》(萧东)、《写作基础知识》(胡文淑、翁世荣)、《写作知识》(北京大学中文学汉语教研室)等流传甚广的教材，其知识体系主要都是从前苏联文艺理论中的文学作品分析知识辗转引进和横移而来，都没有独立的学科品质，没有清醒的学科意识，依附性极强。甚至八十年托的代表性教材仍然是依附于文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的内容也甚多。而且，“这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学科依附现象……不是依附文学理论比较深刻严密的部分，而是依附文学理论比较幼稚、比较简陋的部分”，“不但表现在它对文学理论范畴的生搬硬套上，而且表现在对文学思想更迭的潮流缺乏独立的批判性上”，［3］这样的依附自然不会产生一流的写作学著作，自然不会诞生一流的写作学专家。这种在“最低层次”上依附文学理论所形成的由“主题”、“结构”、“语言”、“题材”、“文体”、“表达”、“风格”等所构成的所谓“八大块”写作理论，竟统治中国—当代写作学达三十年之久。中国当代写作学无疑长期扮演着一个灰溜溜的不太光彩的角色，难怪八十年代初期会兴起一场对写作学“说不清楚论”和“取消论”的指斥和羞辱，直到今天，“写作无学”的观念还顽固地存在于某些人的心目之中。     “文革”以后，随着社会的巨大转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写作学研究者们受时代脉搏的激荡，出于强烈的学科自尊感和职业生存感，激发了“振兴写作学科”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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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前激情，踏上了一条艰难的写作学学科改革和建设之路。写作学学科意识逐渐觉醒，写作学学科品质逐步凸显，终于艰难地进入了性质、内涵、方法论意义上的当代写作学研究阶段，取得了虽非有目共睹但的确是巨大而可喜的学术成就。一九八零年对中国当代写作学来说应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写作研究会隆重成立了，它是现代写作学界唯一的全国性学术机构——中国写作学会的前身。在这一年，写作学(当时更多的时候称为文章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口号被正式提了山来，井作为中国写作研究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被写进其《章程》。紧接着的一九八一年七月，在武汉大学创办了中国写作学会的会刊《写作》杂志，连续四期开设了关于“学科体系”讨论的专栏，这无疑为写作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此，中国当代写作学进入子否定传统走向创建的新时期，其最大的特点是“向新兴学科借用理论，向新引进的学派借用概念和原理”。［4］写作学研究者开始大胆反叛、大胆借鉴、大胆拿来，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混沌学等自然学科，都在写作学界“兴风作浪”、高潮迭出。以“八大块”理论体系为核心的传统写作学堡垒随之轰然倒塌、委地如泥，许多陈旧的写作观念、基本概念都得到了认真的反驳、批判、清理、校正，写作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此，郑忠先生谈得十分明白：“80年代以来，写作研究在‘走现代化、科学化之路’旗帜下，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其活跃、深入与繁荣，都是前所未有的……”形成了由简单到复杂、由静态到动态、由微观到宏观、由封闭到开放的综合发展趋势……把古老而稚气的写作学引向了现代写作学之途，宣告了‘写作无学’时代的终结。”［5］这应该基本属实。
    在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激励之下，无数写作学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以空前的热情将“振兴写作学”、“走现代化、科学化之路”的愿望付诸于行动，写作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观念、研究范围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写作学终于拥有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写作学专著，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现代写作学》、全国民族学院教材《写作学》等；终于提出了一些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基本理论，如“双重转化”(刘锡庆)、“三级飞跃”(朱伯石)、“知行递变”论(马正平)等；也终于涌现出一批著名而优秀的写作学家，如刘锡庆、裴显生、朱伯石等。马正平先生曾将这视为中国当代写作学观念和方法论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即由文章学研究向写作主体、写作过程、写作行为研究的转变。这时，写作学较为明显地同语言学、文艺学区别开来而成为一门真正研究“写作”规律的学问。写作学学科体系也由“平面无序阶段”进入了“史论”综合模式的“平面有序阶段”。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颜纯钧、马正平、王东成、陈果安、高棉、唐代兴、张伟德等一批青年学者先后加入了对写作学的潜心研究行列，并于一九八八年创建了后来极为活跃的“中国青年写作理论家协会”，极为成功地连续开展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活动。他们以其惊人的胆略、独特的视角、“另类”的反叛和引起争议的成果在写作学界激起了一次次，惊天大波，为写作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和几多生机。马正平先生的“写作文化”论、“写作分形”论，唐代兴先生的“生存理性”写作哲学研究，陈果安先生的“人本主义”写作理论，高楠先生的“写作思维场”探讨，颜纯钧先生的“写作非线性非稳态”学说等，都引起了写作学界的激烈反响和巨大震动，“由此，写作哲学、写作文化、写作非线性、非稳态性、写作分形学、写作混沌学理论，生机勃勃地登上了学术舞台。……这种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倾向，使现代写作学迅速成长起来”，［7］中国当代写作学研究的学科意识愈加强烈了。这样，在老中青三代写作学人的共同努力与探索之下，八十年中期以后中国写作学再一次发生了诸多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写作学学科体系由“平面有序”阶段进入了“立体有序”阶段，进入学科建设的“立体综合”时期，［8］基本摆脱了对文艺学、语言学的严重附庸，结束了对修辞学、文体学的严重依藕，拥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也拥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知识理论的话语体系和教学训练体系。
    中国当代写作学的上述艰难进展，为写作学批评的历史性出场奠定丁深厚的理论基础。写作学批评正是在我国写作学的当代艰难进展历程中孕育、生发出来的，它是写作学科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
    三、写作学批评的历史性出场
    一九八六年，王东成先生在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写作学学科建设热潮中率先提出了“写作批评”的构想。他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写作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构成框架：
［写作学科］——［写作理论］——［文学理论］、［文章理论］
            ——［写作发展史］——［文学发展史］、［文章发展史］
            ——［写作批评］——［文学批评］、［文章批评］
    很明显，“写作批评”是他写作学学科体系构想中与“写作理论”、“写作发展史”并重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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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当然，他这种学科体系的构想是否合理尚值得认真探讨，但他对“写作批评”的设想却无疑是极具价值的，很有独创性，值得充分肯定。他实质上为当代写作学构想了一个新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写作批评，具有十分重要的写作史上的意义，这标志着“写作学批评”的萌芽。作为萌芽状态的“写作批评”其批评范围是宽泛而模糊的，不仅限于对文学性写作的批评，也包括对实用性写作的批评。它自然也缺乏基本的批评立场、具体的批评规范，但它毕竟功不可没。
    或许正是受王东成先生这种“写作批评”构想的触发，在两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马正平先生才正式将“写作批评”纳入了“写作学分支学科”之中，并给予了初步的界定。他认为：“‘写作批评’是根据一定社会时代的社会文化、写作文化、写作价值去对文章写作技巧、方法的评价，通过批评，高扬一种新的写作文化精神、写作技巧，而批评一种落后的写作文化精神和过时的写作技巧。作为一种反馈，使作者进入自觉写作阶段，提高写作水平、繁荣写作事业。”[10]马先生主要从“写作文化”的视角出发，站在统观综合的高度，将“写作批评”主要视为一种运用当代写作学最新研究成果之一的“写作文化”理论，去对所有文章写作——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技巧、方法的评价。很明显，其批评范围也是极其宽泛的，属一种综合性的写作批评，而不仅仅是对文学写作的写作批评。它对写作学研究成果的运用也十分单一，主要是对“写作文化”理论的运用，这直接导致了其批评视角的狭窄和批评目的的单一，主要局限于时代“写作文化”精神的求证、分析、把握与高扬．这与其说是一种对文章写作的写作学批评，还不如说是一种对文章写作的“写作文化”批评。尽管如此，这种“写作批评”的构想，第一次自觉运用写作学研究成果，尝试对整个文章写作的技巧、方法进行“写作学”观照，第一次对“写作批评”的内涵作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井明确将其纳入了“写作学分支学科”之内，这无疑是一次明显的进步，在写作史上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后来，马正平先生再次在《写作大辞典》也明确将“写作批评”视为“写作学科建设”内容之一，特列出“写作批评”这一词条，且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其中强调指出：“写作批评的本质是按社会的审美理想、写作文化、写作哲学的标准，对社会写作现象、写作技巧的评判与拔扬。”［11］“写作批评”在写作学学科建设的艰难进程中再一次得到强调、突出，渐渐浮出水面，日益清晰生动起来。
    经过多年的沉思与酝酿，历史的车轮缓缓辗过世纪之交的门槛，写作学界迎着新世纪的曙光终于提出了更完善、更明确、更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学批评”主张。这种主张的提出，马正平先生功不可没，他的阐释最具典型性与代表性。他在自己主编的《高等写作教程》下卷《当代文体写作训练教程》中介绍“文艺批评写作的视角与方法”时，明确地将“写作学批评”视为“中国当代学者提出的两种文艺批评角度和方法”之一，并对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他指出：
   
    写作学批评来源于中国当代写作原理一一写作文化学、写作思维学和写作智慧学一一的重大突破。前者揭示了写作内容形式化的全部思维原理，后者揭示了文学、文章的写作与社会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时代写作文化——以及社会写作禁忌——的控制、制约关系。写作学批评通过文本的写作思维分析，批评家扮演了文学教练的角色，直接惠及作家与读者的文艺创作。通过文本的写作文化和写作禁忌分析，来分析作品表达的时代人文精神及其限制，透露作家的真实心灵状态，从而真实可信地解读作品的深层语义。”［12］
    这无疑是“写作学批评”构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此，马先生对“批评”的命名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由“写作批评”改称为“写作学批评”，虽只一字之差，但其内涵更准确、更清晰。批评的对象舍割了非文学写作，只集中于对“文学写作”的评价上，突出了“文艺批评”的特定范围，批评对象更明确、批评范围更集中了。批评的武器不再仅限于对“写作文化”理论的运用，而且扩大到了“写作思维”、“写作智慧”等诸多写作学先进理论，更突出了“写作学”的学科特征，是更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学批评”。
    至此，在中国当代写作学的艰难进展历程之中，“写作学批评”终于完全浮出水面，变得更加生动、清晰而丰满了。它的登台亮相标志着我国当代写作学正向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向前进展，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当代写作的学科体系构成更趋完整而合理了。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转动，写作学与写作学批评仍然需要往前发展，未来的道路依然充满着艰难与不可知。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扎牢自己的“根”，不断去尝试、不断去行动。

  注  释：

    [1]南帆《理解与感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第105—106页．
    [2][3][4]孙绍振《建设中周当代写作学的操作性理论体系》《澳门写作学刊》1995年第9—10合期。
    [5]［7]郑忠《写作理论研究的相对性意义》《中州学刊》1999年  第3期。
    [6]［8］［9]见马正平《无序•有序•立体有序：现代写作学体系构成的方法论原则》《中国写作学的当代进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1991年  第47--57页。
    ［10]马正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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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西南师范大学出版杜  1995年  第1685页。
［11］庄涛等主编《写作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2年  第1004页。
    [12]马正平主编《当代文体写作训练教程》(征求意见稿)四川师大文学院2000年第71页。
    第二节  我所理解的“写作学批评”

     一、引    言
    当代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在批评多元化的深重危机与困境之中呼唤着选择，正走向综合。在这种“寻根”的选择和综合正成为我国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总趋势和总走向的时候，当代写作理论家对“写作学批评”的构想就显得特别可贵而尤为引人注目了，“写作学批评”的闪亮出场因而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
    写作学批评显然是一种“寻根”批评的努力，它顺应了批评界“寻根”选择的潮流。它志在深挖“写作学”理论这口深井，主要从当代写作学的先进理论中获取批评源泉、方法，致力于当代写作学优秀理论的实践、开发与应用。它主要坚持从写作学的独特视角，去观察、透视当代文坛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与变幻莫测的文学景致，固守着坚定的学科立场、保持着清醒的学科意识、有着深厚的理论支撑。它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沙中之塔，它有“写作学”这坚实的学术基石，有写作理论这繁茂的根须，它应该成为也完全有能力成为多元批评中有“根”的一“元”。“写作学批评”显然还是一种“整合式”批评的尝试，它顺应了文学批评走向整合的大趋势。
    从方法论上讲，写作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对文学写作和非文学写作的共同规律的抽象与综合，当代写作学的先进理论本身就正是这种抽象与综合的结果，本身就是“整合”精神的极佳与典型体现。从思维方式上看，当代写作学研究者大多自觉承继并发扬了我国传统的、重“通”与“同”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明确提出了“新天人合一”、“新整体主义”等“统观综合”主张，自觉追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诗与数学的统一”，体现出强烈的综合意识与整合精神。[1]从批评实践上看，正如李道荣先辈所说，“文学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都离不开写作学的“参照比较”，同样；“写作学的研究要想向深层发展，也离不开文学学的参照”，因此，“写作学与文学学研究的相互参照的空间”是广阔的，“两者的比照研究”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与紧迫性”。[2]“写作学批评”正是这种在“写作学与文学学研究的相互参照的空间”中，对“两者的比照研究”的一次具体实践，是对不同学科进行整合研究的一尝试，是整合思维与统观精神的一次具体化过程。正因为如此，透过多元批评的层层迷雾，我终于发现了一条清晰的路，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义无反顾地走向写作学批评。
    在我看来，所谓的“写作学批评”应该建构在对当代写作学先进理论的深入理解与把握基础之上，应融合贯通当代写作学的基本理论话语，并使之有效地转换成一套有机的文学批评话语模式，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和途径，去窥探复杂的文学现象，去揭示深层的文学奥秘，去解读不同的文学作品。它应该有作为一种批评话语所必需的、相对独立而稳定的基本批评范式和基本批评立场，它应该有作为一种批评话语所必需的基本品质和独特优势，惟其如此，它才能真正健康地呈现、生成、蔓延、发展、壮大。

    二、写作学批评的基本范式

    就我个人的阅读领会，写作学批评的基本范式应由写作规范、写作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写作思维、写作策略、写作文化等几个基本的批评维面构成、它首先应从作为结果的、在场的文本写作规范分析切入，进而探讨隐蔽；躲藏在文本规范背后的、作为过程的、不在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写作思维、写作策略、写作文化等诸因素。这些在文学文本中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基本维面共同构成了写作学批评的基本范式。
    首先，在写作规范层面，写作学批评关注作品的语言、结构、技巧、视点、人称等形式规范，但并不像结构主义、叙事学、新批评等内部批评模式一样，企图去割裂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注重于文学文本自足的自律性因素的探讨，只封闭地追问“怎么写”。相反，它探讨文本写作规范，关注“怎么写”，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语言、结构、技巧、视点、人称等形式规范因素的分析，努力把文本与外部世界沟通起来、联结起来，以求去体味、把握文本规范中所潜隐、所蕴含的特定的时代文化；凸现社会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社会时空情绪等时代精神结构．当代写作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文本写作规范“其实就是写作主体内的一种‘应该意识’和‘应写意识’”［3］，它并非自足自律的因素，而始终受到体现着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精神整体的时代文化规范的控制和制约。换言之，社会的时代规范始终与文本写作规范密切相连，二者总处于一种同构与互动状态，是一表一里不可分割的。探讨文本的写作规范必然会触及并深入到潜隐在其深处的时代文化规范，而体现着社会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化精神的社会时代文化规范必然会渗透到并反映在文本写作规范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讲，与外部社会割裂开来的、封闭的文本写作规范研究注定是一种残缺的、畸形的文本规范研究。写作学批评对“怎么写”的文本规范的探讨与这种残缺的、畸形的文本规范研究明显地区分开来，因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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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一种与所谓“内部批评”对“怎么写”的关注的迥异不同的特色来。
    其次，在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层面，写作学批评关注作品所体现的写作主体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实质上是对文本写作规范研究的一种深入和继续。“诗人所聆听的就是在场与不在场之‘集合’，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敞亮着又同时隐蔽着的东西”，[4]文学批评与欣赏除了把握“诗人”体现在作品中“在场”的与“敞亮着”的文本规范等东西之外，还必须通过它们把握其“隐蔽着的”、“不在场”的东西。就“在场”论“在场”、就“敞亮”论“敞亮”，则根本不可能见到事物的真实面目；根本不可能触及隐蔽于作品中的不可穷尽的内蕴或“不在场性”。而写作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正是隐蔽在“敞亮着”的文本规范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李春青先生将文学视为一种“综合性价值系统”，特别指出“文学价值可分为工具的目的的两大类”，他说：
    所谓的工具价值是指那些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价值项。就是说它的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文学是否成为文学、政治的、伦理教化的、宗教的和其它一切带宣传性的价值意义都属于文学的工具价值。目的价值则指文学作品中那些不可少的、固有的价值，没有这种价值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审美价值、超越性、精神自由等就属这类价值。
据此我们可知，对写作价值取向的探讨，可有效地把握写作主体的写作立场与写作态度，能有效地区分他是在进行审美的“目的性价值”的文学写作还是在进行非审美的、“工具性价值”的功利写作，从而有效地判断其是否背离了文学与审美自身。而对思维方式的探讨，则能更深入地把握写作主体的写作方式，更深层地追问写作主体的写作立场和写作态度，从而进一步确定其写作价值取向，因为“思维方式是决定写作价值取向的控制力量。”[6]写作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都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时代文化精神酝酿铸造而成，对它们的探讨最终必然与社会的时代文化规范沟通、联结起来，有助于揭示文学写作行为的展开与制约机制，这有效地打破了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的冲突、对立与分歧，极好地体现了文本规范、写作主体的价值规范与思维规范、社会时代文化规范在不同维面上的同构、互动与共振。
    再次，在写作思维和写作策略层面，写作学批评对写作思维和写作策略的关注是对写作主体创作行为的智慧性展开过程的直接探讨，是由对文本规范上“怎么写”的关注转向对不在场的、过程维面上“怎么写”的关注的一种必然深化，它们也是隐蔽于“敞亮着”的文本，规范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写作的背后是思维，写作的规律往往就是关于思维的规律，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对写作思维的关注就是对写作行为自身的关注。当代写作思维的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写作思维操作的深层模式就是“重复”与“对比”(即“渲染”与“反衬”)。对文本深层“重复”与“对比”(即“渲染”与“反衬”)写作思维操作的分析，不但可以有效地把握寄寓在文本中的、隐蔽着的主题、意义、意图等诸多丰富的“不在场性”，而且还能有效地揭示这些丰富的“不在场性”的萌发、生长、展开、壮大和形成过程，从而有助于读者学习、掌握其文本的材料生成、结构生成、语言生成、主题生成、规范生成等写作思维操作的技巧。写作思维的顺利展开与成功进行必然要求正确而真切地感悟时代的写作文化精神，彻底而全面地知晓现实的写作语境禁忌，并必须对之作出恰当的应对性反应和合理性选择，以求最终实现写作主体的写作目的和最终达到写作行为的最佳效果。这种为实现 写作主体写作意图、为达到写作行为的最佳效果而作的应对性反应和合理性选择，就是一种典型的写作莆略。可见，写作策略与写作思维密不可分，对写作策略的分析，不仅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写作主体在特定的生存语境之下为实现自己写作意图的、关于“为什么这么写”的写作思维操作过程，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深入到写作主体所处的特定社会时代文化语境和特定个人生存语境，因而也将文本、写作主体、写作行为和社会时代沟通、联结了起来，从而实现了对文本中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集合”的整体观照，实现了对作品中“敞亮着同时又隐蔽着的东西”的综合探讨；实现了对文学的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间的对立与冲突的整合与超越。
    最后，在写作文化层面，写作学批评对写作文化的关注是对时代文化心理和社会时代精神的重点把握，也是对隐蔽、躲藏在写作舰范深处的不可穷尽的“不在场性”的继续关注与深入探讨。“写作文化”是当代中国写作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作为从社会生活到写作主体中介的“写作文化”精神，它是制约着写作主体写作行为和写作规范的特定社会的时代精神结构整体，是特定社会价值取向、时空情绪、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时代心理精神状态的总和，它“不仅是写作技巧、表达方式的控制者，而且也是‘写什么’(主题、立意)的控制者”。”［7］因此，对文本的写作文化分析，一方面可极好地揭示写作技巧、表达方式、结构形式等文本规范、文体规范产生形成的机制，另一方面也能极好地揭示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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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立意、题材的发生形成机制，而且还有助于对社会文化心理和时代文化精神作出准确的把握与深刻的理解，从而使写作学批评由写作规范、写作行为的研究一直抵达写作主体所在的、特定的个体生存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也实现了对文本、写作主体、写作行为和社会时代的融汇贯通。
    以上几个方面是写作学批评起主导作用的几个基本维面，它们构成了写作学批评的基本范式和特色，其基本特点是由“在场的”、“敞亮着”的文本规范入手，逐渐深入到漕隐于“在场性”深处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写作策略、写作文化等诸多“不在场”的因素。张世英先生曾说：“鉴赏一件艺术晶、领会一首诗，或者更扩大一点说，把握一个存在物的真实性，最重的是要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和抓住末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中体会和抓住未说到的东西。”［8］写作学批评的摹本范式极好地遵循了这种鉴赏与批评法则，也极好地体现了这种鉴赏与批评精神。

    三、写作学批评的基本立场
    写作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呢?我想，这主要应包含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第一，批评的“整合”立场。整合是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总趋势，也是写作学批评的一个基本立场。写作学批评的整合不仅仅停留在口号标语层面，而更体现在实践操作层面，主要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整合。从上述对写作学批评基本范式的简单描述中，我们就已能深切地感觉到其强烈而实在的整合意识和整合精神。构成写作学批评基本范式的几个基本维面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将对象文本、写作主体和社会时代贯通、连结了起来，从而从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内部形式批评、外部社会历史文化批评和主体个性批评的对立与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对上述三种基本文学批评模式的三种整合性批评实践，是对它们优势和长处的融合性承继与发扬，是对它们缺陷与偏狭的集中性克服与扬弃。写作学批评的整合并不是一种大杂烩式的简单拼贴，而是一种具有鲜明独特理论色彩和强烈独立精神的有坚实理论根基的整合。它牢固地建构在当代写作学坚实厚重的理论基石之上，当代写作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是其不变的“整合”之根。它始终坚守着写作学的学科立场，反对那种没有自我立场的、旨在对不同对立观点进行调和与妥协的中庸式整合，它力求以写作学的先进理论为根本凭借，是超越于多元狂欢中的不同批评范式之上和之外，从而实现一种体现着自觉学科精神的真正意义的整合。写作学批评的整合在场还体现在隐蔽于具体批评范式和批评操作的深层的思维方式上。写作学批评在思维方式上应该是当代写作学研究”新天人合一”等综合统观的思维方式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自然延伸和继续发扬。“综合统观”的思维应是写作学批评固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写作学思维，它应是写作学批评整合立场的极好体现者与承载者。
    第二，批评的“对话”立场．“对话”意味者一种交流、一种沟通、一种互动，也就意味着一种“整合”。法国著名的批评家托多洛夫在倡扬他的“’对话批评”时曾说：“对话批评不是谈论作品而是面对作品谈，或者说，与作品一起谈，它拒绝排除两个对立声音中的任何一个。”［9］写作学批评正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对话批评的基本精神，它从分析作为结果的文本写作规范入手，但并非只限于文本规范的敞亮着的“在场性”，而是为了深入到潜隐在其背后的不可穷尽的“不在场性”，也即“不是谈论作品而是面对作者谈”，其主要目的在于努力还原作的写作思维、写作策略及其写作语境，在于努力复活并再现作品的萌发、展开与生成过程。自此，它是站在作者角度的一种探源式思考，是同作者之间进行的二种互相倾听式对话，自然应“拒绝排除两个对立声音中的任何一个”。它决不会将被批评的作品视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客观的冷漠的静态文本，而总将之视为自己所面对的一个有血有肉的活泼泼的对话者——其实作品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与灵魂的生机活泼的体现者。于是，正如托多洛夫所说，批评就成了“关于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10］这就能有效地摆脱当代文学批评在变化的话语中与作家之间存在的不变的深重的“断裂”。写作学批评还致力于让批评文本的读者有效地去体验并把握作者的主题、立意等的萌发；展开与生成过程，去认识并学会作者的形式、规范等的生发、选择与确定技巧，去领会并感悟作者对时代文化精神的感受、把握与表现。这样，批评就成了批评家、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的一种平等交流、沟通与对话。这正是托多洛夫的批评理想，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批评家愿意与他的作者对话，他也不要忘记，他发表的作品也使他成了一个作者，将来的某一读者也可能找他来对话。”［11］写作学批评就正是这三者间平等对话的一种批评实践，是对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批评、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者反应批评和以批评家为中心的主体个性批评的一种超越性尝试。当然，写作学批评的对话立场也应体现在与其它批评模式或批评主体的平等交流上，它决不盲目自傲、独自狂欢，也决不企图包举宇内、雄视环球、独步天下，它主张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与其它批评模式或批评主体互相倾听、互相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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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交流、互相补充、互相协调，始终在多元对话中解剖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从而尽可能地层现自己独特的风采、焕发自己独特的魅力、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第三，批评的“当下”立场。著名语言学家沃洛希诺夫曾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考虑，表达——言说都是由特定的言说的实际情况——最主要的是它当下的社会情境——快定的”。［12］并强调指出：“对保存于书写记录中的僵死的陌生语言的研究”是一种“从语言和实际的语境中割裂出来的孤立的、完结的独自式言说。’”31的确如此，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总是在具体的时空语境之下面对“特定言说的实际情境——最主要是它当下的社会情境”的一种向“他者”的“表达——言说”。因此，一切从“实际的语境中割裂出来的”、脱离了具体的时空语境和具体的言说对象的写作——包括批评，都是一种“孤立的、完结的独自式言说”，自然是僵化的、毫无生气的。真正的或真实的言说必须直面此时现实和当下语境。写作学批评正极好地件现了这种真正言说或真实言说所必需的“此时当下”意识。它对写作策略的分析主要探讨作者面对现实当下的具体语境和具体对象，是如何应对性地选择、调整并最终确定其写作的视点、角度、语言、结构等形式规范和主题、立意、材料、思想等内容因素的。它对写作文化的分析更是明显地以作者所处的“当下”个体生存语境和“此时”社会文化语境为直接标的，努力去揭示作者在“此时当下”特定的“实际情境”中，是如何捕捉灵感、选择材料、展开思维；确定规范、生成文本从而有效地体现或表达社会文化心理和时代文化精神的。写作学批评的“此时当下”立场还应是一种坚决的批评态度。它直面特定的社会时代语境，努力介入现实，总从“此时当下”的实际需要出发，从现存而具体的文学问题出发，去关注文学现状与创作现状，努力去培养并增强自己对现实当下的理解能力和言说能力。它始终立足于现实语境，井据此去选择自己的批评对象、去制定自己的批评策略、去调整自己的言说方式与批评风格等。因此，它既是对那种言必称西方、唯西方理论话语是瞻的崇洋式批评的反拔，也是对那种言必称传统、唯传统理论话语是从的厚古式批评倾向的反正，是对普遍存在于当代文学批评界的背离中国社会实际、背离当下创作实际的严重弊端的一种否定和超越。
    第四，批评的“超越”立场。写作学批评的超越立场主要体现在它对过程性或生成性、“不在场性”的深切关注上。沃洛希洛夫认为：“语言是在谎话人的社会——言语互动过程中进行的连续不断的生成过程”，并特别强调，“把语言视为代代相传的、现成的人造晶”是“无法理解语言的内在生成过程”的，［14］沃氏在此所谈的虽是语言问题，但文学问题同样适用。文学作品诞生于特定的杜会时代语境，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因此不能只限于对“现成的人造品”——作为结果存在的文学文本的分析，而应通过这现存的、在场的、静态的文本去考察其不在场的、“连续不断”的、“内在生成过程”——即创作主体“说话人”的“言语”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写作学批评的最大特色可以说就在于对“连续不断”的文本“内在生成过程”，即写作过程的关注，它对写作思维、写作策略以及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等的分析就极好地体现了这种关注“过程性”和“生成性”的特征。即便是对文本写作规范的分析，写作学批评也并非只局限于现存的、在场的、静态文本，而指向了非现存的、不在场的写作规范的动态生长与形成过程。于是，写作学批评成了一种对作家写作行为过程的还原和对文本生成过程的复活，因而实现了文本的现存性、在场性和静态性的有效超越。写作学批评的超越立场还极好的体现在对非在场的时代文化精神和杜会文化心理的关注上。它分析写作文化，努力去感悟在场的文本之后不在场的特定社会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时空情绪等，努力去把握非实在的特定时代的精神结构、心灵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肯定并张扬积极而健康的时代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精神，否定并批评消极而颓废的时代心理和文化精神，这是对良心、心灵、精神等具有形而上色彩的超越性品质的渴盼与追求，是对物质、功利、感官等具有形而下特点的现实性存在的疏离与警惕。如果说对非实存的、不在场的文本过程性、生成性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怎么写”问题之上，而使写作学批评具有了极强的操作性品格的话，那么，对非实存的、不在场的时代心理和精神的关注则主要聚集于“写什么”问题之上，使写作学批评具有了极强的精神性品格．“怎么写”与“写什么”的问题正是文学创作和批评不可偏废的两个基本问题，“操作性”与“精神性”的品格应是文学和审美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品质。因此， 写作学批评关注生成性和不在场性的超越性批评立场，使“作么写”与“写什么”沟通了起来，使“操作性”与“精神性”统一了起来，实质上成为整合“怎么写”与“写什么”、融合“操作性”与“精神性”的一次批评实践，是回归文学自身与回归“文学”的批评自身的一次批评尝试。这是对孤立地关注“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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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内部形式批评的一种反驳，也是对褊狭地关注社会历史的外部批评的一种超越，更是对当下丧失了精神品格的媚世媚俗的广告式批评、排行榜式批评、俱乐部式批评的一种拒斥。当然，写作学批评的超越立场，也应表现在对自我局限的不断克服、对他者话语的不断吸收之上。
    由此，写作学的独特品质与优势便在其批评的基本范式和基本立场中鲜明地呈现了出来。需特别指出的是：对文学写作规律的研究本身就是写作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因此，对文学的写作学批评与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或一些自然学科中横移而来的批评模式不同，它不是一种“越位”的批评，而是一种“本位”的批评，它更容易融入并更中肯地评价文学与审美，更容易发挥并更有效地体现自己的个性和优势。而且，写作学的讲究对象本身就包括着文学创作，离不开对文学的研究，而作家的创作过程、思维形态、文学的阅读批评、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等一系列的重大文学理论问题显然也离不开写作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可以说，与写作学的比较参照研究是它们各自学科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的必然。对文学的写作学批评正可以较好地满足这种学科建设的内在需求。更关键的是，“文举学与写作学的研究有种在新的层次上回归的趋势。……都回归到写作行为本身，加强了写作主体与写作过程的研究，并且两者扩奉其研究范围，形成了一个从生活到作者到写作过程到文章再到读者接受的循环流动的研究系统。这样，写作学与文学学研究的相互参照的空间更为广阔，两者的比照研究更加具有可行性与紧迫性。”［15］对文学的写作学批语正是一种对“两者的比照研究”，因而也就具备了“更为广阔”的“相互参照”的批评空间，更加显示出一种极强的“可行性与紧迫性”。

    四、写作学批评的背景和前途
   
    每一种批评模式的背后，都有它的哲学背景和文化背景，缺乏哲学基础、背悖时代文化潮流的批评模式注定是不成熟的、是短命的。当代社会各学科与各知识的相互交融、各种文化和各种思想的相互碰撞、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体化”、“全球化”趋势，都为走向“整合”、走向“对话”、走向超越的写作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杜会文化背景。
    写作学批评的出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应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学术与学科建设发展的一种必然。而且写作学批评还有着深厚而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向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回归。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观与当今的“文学”观是迥异的，连章炳麟先生也还在说：“文学者，有文字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显然不同于当今专指艺术性作品的“文学”。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批评相应地自然就不是指今天所谓的对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性文本的研究，而是对所有文学性作品和非文学性作品的综合性研究，一开始就带上了鲜明的写作学批评色彩。许多古代文学批评名篇名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主要都是对所有文章写作——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的综合性探讨，关注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在场的、作为结果而存在的文本因素，而是动态的、不在场的、作为过程而进行着的“神思”、“情采”等“为文之用心”和“养气”、“实诚”等主体之建构——即文本的过程性、生成性因素，都具有明显的写作学批评特征。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的传统文论才有所谓的“泛文学理论”或“大文学理论”之称。因此，写作学批评正是对我国文学批评的“泛”而“大”的初始状况的一次探源性尝试，正是对我国文学批评“泛”而“大”的初始传统的一次尝试性回归，这顺应了世界文化向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回归的一种历史性潮流和趋势。
    写作学批评的出场还顺应了当代世界哲学思潮嬗变和演化的大趋势，因而具有广阔而深厚的哲学背景。当代世界的哲学思想正悄然地发生着一场深刻的转向：由关注实存性转向关注过程性，由关注在场性转向关注生成性。李文阁先生曾对此作过较为详尽的论证、阐释，他说：
    如果说近代的科学世界现包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即成”的本质主义思维，那么，现代生活世界观所蕴含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成性思维．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尼采这样写到：“两种最伟大的哲学观点：生成、发展；生命价值现一一这两者被我们以决定性的方式揉合在一起。一切都在生成，在永恒地回归”。柏格森指出：“对有意识的存在者来说，存在就是变易；变易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无限的自我创造。萨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主张此在就是它尚不是的东西．当解释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把解释、科学，语言置于特定历史情境来看待时，它们意欲表达的也是一种生成现念。［16］
据此可知，“生成”已是现代哲学的最强音，“生成性思维”已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17］张世英先生将现代哲学的这种新方向称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他指出：“这种哲学思潮不是主张停留于当前在场的东西之中……而是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18］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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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藏着昨天的不在场的事物；昨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蔽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物”。［19］总之，关注生成性，过程性和不在场性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新方向、新潮流、新趋势。写作学批评，如前所说，其兴趣并不在实存的、在场的、静态的文本及其结构、语言、技巧等形式规范之上，而主要在于“在场的事物”——文本及其规范——的“背后隐蔽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物”之写作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写作策略等，以及写作主体背后的时代文化心鲤与社会文化精神等。简言之，写作学批评的主要兴趣不在文本的现存性、在场性与静态性因素之上，而在隐蔽于文本背后的生成性、过程性和不在场性因素之上。对不可穷尽的不在场性、生成性、过程性的关注是写作学批评的最大特点或优势。这无疑暗合并顺应了当代哲学思潮嬗变的新方向、新趋势，因而拥有了广阔而深厚的哲学基础与哲学背景。
    当然，任何批评模式在显示其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必定潜隐着其独特的劣势。完善与完美只是一种美好的虚构与幻想，像天堂一样遥远而极不真实。写作学批评当然并不完善，也不可能完美，它必定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甚至还可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致命的弊端。如它对生成性、过程性的关注有可能使其蜕变为对“操作性”的迷恋，从而会相应地忽略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精神与心灵关怀品质。它对传统文学批评初始源头的回归有可能使其变质为对文化“初始元”的崇拜，从而会相应地动摇其批评所应有的“此时当下”立场。因为，对“操作性”的过分关注常常会导致“技术主义”、“游戏主义”和“机械主义”，自然会背离并伤害文学与审美自身。而文化的“初始状态”在更多的时候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幼稚与不成熟状态，文化“初始元”崇拜往往会阻碍事物或文化理论的正常发展与健康成长。这些都是写作学批评应该引起重视并要努力克服的。
    更关键的是，作为写作学批评理论根基的当代写作学理论的先进性并没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与认同，写作学科的总体形象依然是灰色而无生气的，它本身也的确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对此，作为具有写作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孙绍振先生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写作学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九九五年他在《澳门写作学刊》上撰文指出：“中国当代写作学至今仍然未能形成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其基本概念距离学科体系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以中国写作学目前的学科水平，远远还没有达到建立自治体系的火候”。pl两年之后的一九九七年他又一次强调：“中国当代的写作理论和写作教育理论一直处于幼稚状态，从学科发展的阶段上分析，恐怕只能划入草创阶段。这是因为，写作学还没有真正属于它自身的基本范畴(话语)体系”。［21］他的批评无疑击中了写作学研究某些方面的要害，这应是给写作研究者的一剂清醒剂，也应是对写作学界的一种警策。这决定了写作学研究自身还有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途要走，也注定了写作学批评内部仍然还有诸多弊端与局限要克服，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必然充满者危机与困境。

    五、结  语
    然而，“自古成功在尝试”，我将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去致力于一次写作学批评的实践。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写作学批评”还只是一种构想一种理论的话，那么，我将努力使之变成一次行动、一次实践；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写作学批评”还只是一种“蓝图”、一种“圈地”的话，那么，我将努力使之变成一次“施工”、一次“放牧”。我将从当代写作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去考察当代文学这块广袤的土地，去透视当代文学这片诱人的风景，力争作出自己的思考，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多元迷茫中，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正在走向选择、走向整合。在选择与整合的总趋势面前，我们选择了体现着整合精神的写作学批评，正忐忑不安却又满怀希望的向它坚定地走去。一切正在路上，希望还会有。

  注　释：

    ［1］见马正平《追求“人文”与“科学”的整合》《写的智慧》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第17—25页。
    [2]［15]李道荣《写作学与文学学的比较》《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  第5期．
    [3]［16］［17]马正平《写的智慧》第670、663、437页。
    [4]［8］［18］［19]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  第93、92、8、15页。
    [5]李春青《文学价值学引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10页。
    [9]［10］[11]见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8年  第175—181页。
    ［12］［13][14]见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杜  2001年  第65—96页。
    [16]［l7］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  第6期。
    [20]孙招振《建设中国当代写作学的操作性理论体系》《澳门写作学刊》1995年  第9—10合期
    [21]孙绍振《从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理论的历史传统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