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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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国古代典籍导读作者：遣有涯之生
  《战国策》
一、内容
所存无几的先秦文献中，《战国策》可能是唯一的处理战国时代所有诸侯国历史的文献。它包括了战争及政治操纵的故事，也关注着品评标志着中国历史从古代向新时代发生重大转变的那个时代的人物面貌。正像“春秋”一样，“战国”也用来指称一个历史时代（公元前481或前403至前221）。此书的风格和内容独一无二，它树立了一个通过外交辞令来为强权政治的策略作辩解的先例。那机智的说服方法和游说者的生动形象、他们的睿智和幽默，使此书具有超过其历史价值的文学价值。
《战国策》关注的是利用阴谋来获得优势，这多少有点与儒家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自它以今本形式编集成书开始，它就从未享受过其他古书在中国所享受的那种程度的尊敬。几乎所有儒家学者，包括它的最初编集者刘向（公元前79-前8年），都指责它的史学意蕴。刘向在他为此书作的序言中，抨击战国时期的统治者“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其他学者虽不满此书的道德取向，可又被它优雅的修辞及磅礴的文风所吸引。陆陇其（1630-1693）的观点是，它就像“美食中的毒药”。这代表了对待《战国策》的传统态度，即既将它视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又将它视作历史著作来批判。
二、资料来源
关于书题的意义、此书的起源及本质，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将“策”解释为“诡计”、“密谋”或“阴谋”；其他学者相信它应该是指书写所用的竹木简，因而是指“文献”。给出书名标题的刘向也清楚表明了他的观点。他写道，此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样，我们就很有理由采取刘向的原意而将书题释为“战国时代的计谋”。有些译本的题目意译为“密谋”或“诡计”等词。
关于此书的本质及风格，以及它应被视为历史还是被视作小说，一直聚讼不已。多数史籍及书目将它著录于杂史，但《宋史"艺文志》，第5203页其他一些书目则将它著录在纵横家。
据刘向记载，除了八篇不完整的记载各诸侯国事情的文献以外，他在秘府还发现了错乱杂糅的残篇。他将这些材料依国别分类、大致按年代先后编次，再用其他未经整理的文献增补，删去重复篇目，最后编定为33篇。根据刘向述及的当时的秘府中所保存的有书题的文献（即《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很显然他编辑《战国策》时至少使用了六种同样性质、同样范围的原始资料。这些文献今天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根据它们的题目，可将其分作清楚的三类：
（一）各诸侯国的地方文献记载，包括《国策》和《国事》。两种书题的第一字都是“国”，所以，它们一定像《国语》那样是按国别编排的。它们显然属刘向提到的“有国别者八篇”那些材料。通行本《战国策》分周、七个诸侯秦、齐、楚、赵、魏、韩、燕和三个小诸侯宋、卫、中山等部分。这样，刘向明确提及的八篇似乎与周和七个主要诸侯有关，后三者仅占很少一部分。这些文献可能不是各诸侯的官方历史，因为人们已知的官方史书是编年体形式，且已毁于秦火；《国策》和《国事》更可能是各国编撰的与国家事务有关的其他记载。
通观全书，各个段落，无论长短，一般记述一个独立事件，同前、后文所记事件无关。有一些故事与已经考定为真实的历史事实有关，它们可能采自诸侯的官方档案。例如，秦国部分的头几段记载，卫鞅（更以商鞅知名）去卫往秦，他在秦国进行了八年的改革，直到秦孝公死后他被车裂。这段记载与《史记》卷六十八相似。其他一些故事，如关于医生扁鹊、王孙贾、智伯或六国间政治联系的故事也可从《史记》或其他历史文献加以证实。
（二）轶事，如刘向定为《事语》的那些文献。它们可能是按话题分类、用话语形式记述的各诸侯的历史浪漫故事集。“语”这个词也见于书题《国语》，这是一部依国别编次的春秋轶事集。同样，《事语》一定是由战国时代同类材料组成的作品，苏秦和他由忠于支持秦的联盟转向忠于反秦联盟的故事可为例证。儒家的传统观点极不赞同这个故事的道德意蕴，但是，由于它的文学价值，它被认为是最好的历史浪漫故事。它的生动到甚至极度夸张的叙述可能出自人们传播的轶事，它们在各诸侯国之间逐渐演变成民间传说。《战国策》中的这些故事大多用极富想象力的话语形式写成，所以，有理由相信此类叙述的依据是轶事或上述《事语》。
（三）同外交家理论和实践相关的材料，包括《短长》、《长书》和《修书》，它们可能是根据辩论的类别编次的。词语“短长”（短和长、错和对、失和得或缺陷和优势）似乎是指争论中双方之间的对立论辩。它们所记的显然是某些外交家通过夸大了一方论点而贬抑另一方论点而表达案例的实践；或者，为了取悦某人而当面赞扬（长）并同时背后诋毁（短）别人。
有些学者认为，词语“短长”是指编写同一种文献时所用的长度不同的木简。实际上，人们并未发现这样用法的例证。况且，即使文献是写在长短不齐的木简上，也没有理由猜测这一词语就是特指外交文献。
那些被称为《长书》和《修书》的资料也许仅叙述了计谋的一个方面，否则它们所应该含有是更长的辩论记载。《战国策》中有特别富含不同外交家有关计谋或阴谋的论辩；较少故事、轶事或寓言；而可视作历史记载的段落近乎没有。很清楚，《战国策》是一部根据不同资料编纂的书；因此，它不能武断地归入单一的分类：历史类或小说类。
三、年代及作者
《战国策》所记事件的年代大体与刘向序所说相符。刘向说，此书涵盖春秋末至楚汉之兴245年间的历史。楚，作为帝国权力的争夺者，出现在公元前209年，向前推245年是公元前454年。除同卫灵公（公元前534-前493年在位）相关的一件事外，它记述的所有事件都属于这个时代。一些学者认为，关于卫灵公的那段话是作为和上下文有关的引文插入的，不是作为春秋的一个独立事件载入《战国策》的。它的多数内容和战国中期相关，仅智伯故事的年代稍早，智伯的采邑在公元前453年被赵、魏、韩瓜分。
《战国策》所记最晚事件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21年左右（例如在公元前227那次不成功的行刺秦王，第二次企图行刺发生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即皇帝位后）。既然它记载的最晚事件和公元前一世纪编纂成书之间有约200年的时间距离，因此，某些前汉时写的材料也有可能被收进此书。
自从唐朝学者把它的作者定为刘向以来，此书的作者问题长期受到质疑。《旧唐书"经籍志》，第1993-1994页书目有一注：它是刘向所撰；《新唐书"艺文志》，第1463页的书目中有一条是“刘向《战国策》”。顾广圻（1776-1835）甚至认为，《战国策》源于刘向本人的学派，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会不同于韩非子、司马迁和其他学派的作品。由于序文清楚记载，它是刘向根据当时存在的不同的古代文献而校订、编次完成的一部书，所以，刘向是编者，而不是作者。
有些学者（如罗根泽）提出，《战国策》和已失传的蒯通（约公元前236-前196年）的《隽永》是同一种书。这个论点的依据是《史记》的一条史料：蒯通是一位外交理论家，他有81首解说战国计谋的作品。这一学说依据的是词语“隽永”（味道美而悠长）同词语“长书”、“修书”武断联系，并由此假定，刘向一定是从81首《隽永》中选取了33篇编纂《战国策》的。可是，刘向在他的原始材料中没有提及过隽永，再说也没有正面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所有将《战国策》的作者归于单一个人的观点都是基于此书最初就已作为一本完整书籍而存在过这一错误的前提；他们忽略了刘向序文中关于此书是他根据战国时代存在过的不同文献编次而成的叙述。随着他对秘府中原始材料的再编辑，刘向拟定的书题《战国策》自然取代了诸如《国策》或《国事》之类的旧书题；由于这一原因，原来的书题不再被使用，也不著录于现存于《汉书》中的书目。而《汉书》书目中著录的其他著作就没有像《战国策》的编者所引用的文献那样产生过较大影响。《战国策》是当时存在但又不知其名的战国时代的几位作者所写材料的汇集，这不应有什么疑问。
四、文献源流和早期注释
《战国策》是刘向在公元前26年到公元前8年之间编纂的。当时，他正带领一些人校订秘府的各种书籍。同时也以注《淮南子》闻名的高诱（约168-212）第一个为《战国策》作注。《隋书"经籍志》，第959页著录高诱注21卷，刘向撰《战国策》32卷。《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书目都著录有高诱注和刘向编纂的文本，各有32卷。到宋代，将原著与注一同著录为一个条目已成惯例。《宋史"艺文志》，第5203页的一条著录是，高诱《战国策》33卷；藤原佐世的书目也著录了一个附有高诱注的33卷本。
在宋代，部分《战国策》连同高诱注逐渐失传。《崇文书目》（编于1034-1042）记载，内府保存的本子遗失12篇原文（2-10和31-33）和12篇注（1、5和11-20）。其后，一些学者开始着手复原《战国策》，其中曾巩（1019-83）的贡献最大。在1060-1067年间，曾巩作为史馆修纂负责校注古文献。通过搜寻私人藏书中的所有本子，他审核了21篇原文（第1和11-30）及10篇注（第2-4、6-10和32-33），在重构2篇（5和31）后，他复原了一个33篇本。显然，曾巩本与刘向的原本不完全一样，特别是第5和31篇；但是，经过三次校订的曾本一直被视作权威本；所有后来的版本都用它作底本。
几乎和曾巩同时，一个名叫王觉的民间学者也致力于校注《战国策》；这大约在1064-1067年间。但是，他的本子没有流传下来。当孙朴（约1050-1093）在1086年被任命为内府的编修时，他进一步校订此书，改正550字。此本称作黄本，在1093年抄存内府。
南宋时期，也同时有两位学者分别研究《战国策》。他们的校注已成为今天所见不同版本的直接祖本。姚宏（约1100-1146）据曾巩本和其他版本校正此书约480处；他的序作于1146年，后于1160年由其弟姚宽（1104-1161）抄录。
第二种流行的《战国策》注释是鲍彪（1106-1149）撰写的注。此本有一篇年代为1147年的序及1149年的修订序。它的全部正文先按国别、再据年代先后重编为10卷。尽管鲍彪没有遵循传统的方法来保留原著的编排顺序，但他所作的一些更正与判断显示出他过人的才学，并解决了大量先前未能解决的问题。
元朝的吴师道（1283-1344）根据鲍彪本和姚宏注撰写了最高水平的《战国策》的考据研究著作。它完成于1325年，有写于1333年的跋。此书首次印刷于1355年，它被《四库》誉为“自古以来研究此书的最好注文”。
明代学者没有作出重要研究成绩，仅有许多加些附注的鲍-吴本的重印本，它们包括：王廷相（1522）本、葛鼒（1523）本、龚雷（1528）本、杜诗（1552）本、张文爟（1587）本和李克家本；还有著名印书家闵齐伋1619年印刷的三色本。清代孔广森（约1780）和李锡龄（约1850）重印了闵齐伋本。后来，它又收进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几部丛书中。此本在日本很流行，是多数日本重印本及译本的底本。
可能是由于政治原因，姚宏本直至18世纪中叶才流传开来，那时卢见曾（1690-1768）发现并翻刻了一个宁刻本（1756年）。另一刻有姚宏注的宋本由黄丕烈（1763-1825）在1803年精确地依原本重新影刻印刷。他所据底本是他个人的藏本，并附上他作的3卷校勘记。此本由于珍贵、摹仿忠实及所附注释审慎而受人称赞。后来，它又曾被几位学者校勘、修订。1927年的《四部备要》也用此本。
在姚宏本还不为人所知时，和吴师道注一同流传的鲍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1922年，它被首先收入《四部丛刊》。
这样，两个互相竞争的版本——一个是依国别编次的姚宏本33篇，另一个是吴师道修订的按年代先后编排的鲍彪本10卷，就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原本及注释，所有其他的现代版本都用它们作底本。
五、新发现的战国文献写本
1973年，马王堆发现的写本中有一种与《战国策》有关，曾被称作“别本《战国策》”、“帛书《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这一写本原有27章，原文大约17000字，其中有11000字保存下来。新发现的材料约有60%不见于通行本《战国策》。新出土的文献包括信件、对话和纵横家的辩论，其内容在风格和性质上同《战国策》相似，但是，它们既未按国别整理，也未依年代顺序编次。由于可以清楚地确定一段错置段落的字数和一枚木简上所写字数相同，所以，可以相信，它们是从写在竹木简上的本子移录到丝帛上的。
这些材料中有9章（第15、16和18-24）能在通行本《战国策》和《史记》中找到对应部分，有两章（第4和5）的部分文字与《战国策》相同，其他16章则不见于现存的其他任何文献。根据其内容及布局，它们可分为三组：
（一）第1-14章是同苏秦家庭的三位成员和其他两人有关的故事。它们内容连贯、风格一致（一些字的写法完全一样），显示它们出处相同。
（二）第15-19章，它们虽内容互不相关，然而，各章的末尾有一个记载至此多少字的注，在这一组的末尾总字数为2870，这个数字完全与5章末尾所记数字之和相等，这就证明它们来源相同。
（三）第20至27章，它们在内容上也互不相关；也没有记载各章的字数，它们的出处似乎各不相同。
这些文献所记的全部事件都在战国中晚期，第1至14章的故事与发生在公元前300-前286年的事件有关；第15章至27章的故事与发生在公元前353到前235年间的事件相关。27章中有24章发生在公元前307-前221年，16章集中在公元前289-前283年之间。
新发现的文献的价值是勿庸置喙的。它们代表了一个不同的资料来源，也许比刘向撰写《战国策》时依据的资料还早，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司马谈（约公元前110前卒）或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见到过它们。再者，这些新材料对于通行本《战国策》的文字校勘和战国时代中国史的研究也很重要。战国晚期的编年过去主要依靠其纪年止于公元前299年的《竹书纪年》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史记》中述及的史事。这样，公元前299年至前221年秦统一之间就有78年的空白。新发现的文献中大多数涉及年代可定为战国晚期的史事，因此，它们对重建那段时间的年表特别重要。
关于释文及考据研究见下列论著和下文第六节第（四）：
（一）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原文用简化字转录（先发表于《文物》，1975年，第4期，第14-26页），后附唐兰、杨宽和马雍的论文（后两篇曾发表于《文物》，1975年，第2期，第26-34页和《文物》，1975年，第4期，第27-40页）。
（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3）》，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摹写原文并加以注释。
（三）曾鸣：《关于帛书〈战国策〉中苏秦书信若干年代问题的商榷》，《文物》，1975年，第8期，第23-30页。
（四）工藤元男：《马王堆出土〈战国纵横家书〉和〈史记〉》，《中国正史的基础研究》，东京：1984年，第1-26页。
六、主要版本
（一）《战国策注》，33篇，高诱注并附有姚宏续注；卢见曾校勘；见《雅雨堂丛书》和《畿辅丛书》。
（二）《战国策注》，33篇，原文是一宋本，黄丕烈校勘，有3卷札记，《士礼居黄氏丛书》影刻（1803）；湖北崇文书局重刊（1869）；《四部备要》（1927）和《丛书集成》（标点本，1936）排版重印。
（三）《战国策校注》，10卷，附鲍彪和吴师道注；收入《惜阴轩丛书》（1846）；《四部丛刊》（1922）影印1355-1365年刊本。
（四）《战国策》，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原文（繁体字排印）标点，底本是姚宏本，附其他版本的异文及校勘记，还附（1）于鬯的《战国策》编年（所据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写本）；（2）原文的人名索引；（3）马王堆帛书原文释文。
七、研究选目
（一）张琦（1764-1833）；《战国策释地》，2卷，见《广雅书局丛书》（1900）；《丛书集成》重印。
（二）钟凤年：《国策勘研》，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
（三）齐思和：《战国策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34（1948），第257-278页。
（四）克伦普：《战国策及其小说》，《通报》48（1960），第305-375页。
（五）郑良树：《战国策研究》，新加坡：学术出版社，1972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
（六）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3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七）何建章：《战国策注释》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八）冯作民：《白话战国策》，3卷，台湾：星光，1979年。
（九）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八、译本
（一）克伦普：《诡计：对〈战国策〉的研究》，密歇根，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4年。它精选50篇英译，附有作者对可视为小说的内容的评论分析。钱存训的书评见《亚洲研究学报》24（1965），第328-329页。
（二）克伦普：《战国策》，牛津：1970年。这是全译本。
九、日本版本
1．《汉文大系》，第19号，1915年，横田惟孝和安井息轩（衡）编；新版本有长泽规矩也注及索引，1958年。
2．《汉籍国字解全书》，38-40，1917年，牧里谦次郎（藻川）编。
3．《国译汉文大成》，第12号，1920年，宇野哲人编。
4．《汉文丛书》，1927年，中村久四郎编。
5．《新译汉文大系》，第47-49号，1977年，1981年，林秀一编。
6．《东洋文库》，第64、74和86号，1966-1967年，常石茂编。
7．《中国的思想》，第2号，1964年，守屋洋编。
8．《中国古典文学大系》，1972年，第7号，常石茂编。
9．《中国古典新书》，1968-1969年，泽田正熙编。
十、索引
（一）《战国策通检》，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编，1948年。
（二）《战国策固有名词索引》，重泽俊郎主编，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史研究室，1960年。底本是姚宏本。
（三）《战国策索引》，莎朗"J"菲德勒，和克伦普编，密歇根，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3年。
（四）《战国策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钱存训 撰
（刘学顺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