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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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辩作者：70年代气质

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辩

         ――评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

摘  要：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非常具有历史的戏剧性。文言复古派攻击欧化的白话文深奥难解、异化青年；大众语的提倡者采取迂回的战术，指责白话文不够白，借此化解文言复古势头，进而推进大众语建设；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维护者则在白话、文言、大众语三者之间来回求证。在论争中，如何对待语体文的大众化与欧化的关系问题是分歧的焦点所在。论争已超越了简单的新与旧、精英与大众、启蒙与救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分野，反映了自“五四”以来社会与文学领域所积累的症结和冲突。
关键词：大众语；白话；文言；欧化；大众化

    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从1930年到1934年，经历了三个阶段，有过三次讨论。第一、二次讨论的时间分别是1930年和1932年，讨论的话题是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时间集中在1934年下半年，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大众语。1930年和1932年的讨论是在左联成员之间展开的，参与者基本上为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的言论在几个左翼刊物发表。而1934年的讨论则超越了左联阵营，成为整个知识界关心的重大问题，参与的人数之众、刊物之多，产生的影响之大，都非前两次可以比拟。大众语讨论在1934年5月6月初启动，到年底，讨论的热潮基本回落。就发表的文章数量而言，据统计，有近五百篇。进入这次讨论的中心刊物不再是左联刊物，而是《申报》和《中华日报》等重大公共报刊。1934年的讨论涉及到对文言、白话和大众语三者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大众语的讨论上。就论辩的展开情况来看，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之辩是最富有争议的内容，是话语交锋的焦点所在。本文从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这个角度，来评述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

    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的直接导火线是汪懋祖鼓吹复兴文言的文章《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宣讲《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了全国性的复古潮流。5月，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的《时代公论》上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复兴文言，反对白话文。吴研因起来辩驳，反击汪懋祖的文言复古。消息传到上海，上海方面决定发动对复兴文言的讨伐。这次讨伐是由陈望道和乐嗣炳发起和策划的。对此，陈望道和乐嗣炳后来曾有过回顾。陈望道回顾这次论争的缘起时说：
    一天（注：大致时间是1934年5月底6月初），乐嗣炳来看我，告诉我说：汪在那里反对白话文。我就对他说，我们要保白话文，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文还不够白。他们从右的方面反。我们从左的方面反，这是一种策略。只有我们也去攻击白话文，这样他们自己就会来保白话文了。我们决定邀集一些人在一起商量商量。第一次聚会的地点是当时的“一品香”茶馆。应邀来的有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曹聚仁、王人路、黎烈文(《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加上我和乐嗣炳共十二人。会上大家一致决定采用“大众语”这个比白话文还新的名称。[1]
    陈望道和乐嗣炳提出的反复兴文言的策略，获得了其他人的同意，大家决定“在讨论中建立大众语”。[2]陈望道等反文言复兴和建设大众语所采取的迂回战术，使得“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3]这就造成了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辩驳中，白话文两头受气。
    五四白话文的欧化语体风格首先成了复古派复兴文言提倡读经的口径。汪懋祖的发难文章《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许梦因的《告白话青年》是文言复古派倒算五四白话文罪状的代表，其使用的价值分析系统具有典型性。汪懋祖从中小学教育的文学语体问题出发，历数欧化白话语体对学生品格性情的“异化”后果：“吾国所谓现代语体文，乃新文化运动之产品，而其运动之意义，在于发挥个人主义，毁灭礼教，打倒权威，暗示斗争，今则变本加厉，徒求感情之奔放，无复理智之制驭，青年浸淫日永，则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读之而快意。”“青年因长久诵习语体，潜移默化，而躭好所谓时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当之思想，每摈弃不观，独于现代文艺之诡谲，刻画，与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释手，虽检查禁阅不能绝也。其结果则习以浪漫，为机巧刻薄，驯至甘堕于流浪的生活。” 他还指出了欧化语体的古怪难懂：“近来文字，往往以欧化为时髦，佶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英文而意会之，姑能得其趣味。使学生童而习之，其困难几同读经，而语调奇变，几非中国人矣。”[4]通过比较，汪懋祖认为白话文适合文学，文言文适合教育，文言比白话简明省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懋祖把当年文学革命派攻击文言的“佶屈聱牙”、难以索解、异化人生等劣迹，经过改头换面，又反栽到欧化白话文头上，并且在25年后的5月4日，发表复兴文言的主张。汪懋祖的文章无疑对20多年前新文学的倡导者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汪懋祖基本上是论新旧语体文的优劣以及欧化白话文教育对青年的危害。而许梦因则直接从民族主义、从救国的宏伟策略出发，来恢复文言的权威：“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5]不过，许梦因弹的还是“中体西用”的老调：“吾为中国人，必先明暸本国文化，而后推究及于外国，方有心得，方切实用。欲明本国文化，又必先习记载此文化之文言。”[5]在复古派看来，白话文运动可谓罪孽深重，不仅“以欧化为时髦，佶屈不可理解”，酿成青年“为机巧刻薄，驯至甘堕于流浪的生活”，而且欧化思想“生心害政，遂形成今日之中国”。总之，要救治教育、救治青年、救治文化、救治民族，复古派认为，必复兴文言。
    时势使然，新兴文学家对于汪懋祖等复古派的“唐吉诃德”式的挑战，是“并不感到怎样的严重”，[6]“更用不着怎么忧虑”。[7]揣摩这种态度的动因，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一则新兴文学家认为反文言是五四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早应该完成的任务，二则他们也是嫌白话太欧化的，三则他们的中心任务在提倡大众语。所以，站出来为白话文作辩护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老将胡适和鲁迅。胡适为此写了《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8]，对汪懋祖、许梦因的文章进行“肢解”，揭露出汪懋祖和许梦因的主张，不过是为提倡尊孔读经的地方军阀何键、陈济棠两位“豪杰之士”张目，由此点明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虚妄。鲁迅在《“此生或彼生”》一文中，对汪懋祖《中小学文言运动》用来说明文言文比白话文明暸省力的例子“此生或彼生”进行语意分析，指出了其多意性，从而“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9]
如果说文言复古派对欧化白话文的批判不遗余力，那么，大众语提倡者对于语体文欧化的态度就复杂得多。一分为二地看待的有，基本否定的有，热忱支持的也有。就论争的过程来看，是沿着一分为二、到基本否定、再到倾向于批判继承的态度来对待语体文的欧化问题的。
    持一分为二态度看待语体文欧化的论者，往往是从白话文不够接近大众角度来提出大众语的主张，并不否定语言欧化的必要。陈望道在讨论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问题时，主张输入外来词汇，对欧化语法则持保留意见：“将来大众语的语汇里头一定不免有外路输入，但必须用本国文字写它的音，让大家说得出。”[10]陈子展考虑到大众语文学适应和提高大众的语言文化水准的需要，认为“倘若语言文字上有欧化的必要，不妨欧化，可是不要只为了个人摆出留学生或懂得洋文的架子”。[6]
着意于在大众语和白话文之间划出一条深深的鸿沟，把白话文和大众语“分家”，凸现大众语的革命性价值的论者，往往坚决地拒斥语体文的欧化。夏丏尊对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的评价是：“大众根本就未曾有过关系。名叫白话文，其实只是把原来的‘之乎也者’换了‘的了吗呢’，便装入蓝青官话的腔调的东西罢了。”[11]樊仲云则从文化角度否定白话文学宣扬的现代观念，认为白话文学运动“不过把封建的才子佳人的小说，改变成为摩登男女的恋爱描写”，白话文的根本意识“也与文言文相同，为封建的，享乐的，消费的，剥削的”。[12]有的论者对三种语体文作了阶级定性：“每一种语言都有它所代表的具体所有者，而它的内含的意义便由这个具体的所有者来规定。文言是贵族阶级的语言，白话是市民社会的语言，……现在的所谓‘大众语’，自然是市民社会以下的成千累万的大众的语言了。”[13]从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本质来看，上面的说法是比较深刻的。然而，态度激进的论者却把欧化白话文的阶级属性定为买办阶级，把五四白话称为“买办式的白话”、[14]或“豪绅买办的白话”。[15]林默则直接把矛头指向白话文学的代表鲁迅，说鲁迅的白话杂文用的“买办”手笔，在大众语建设时期将被“唾弃”。[16]把五四白话文轻易地推到买办手中的说法，立即引起了部分论者的驳斥。有人认为把白话文看成完全是豪绅买办的，“是不应该的”，是“混乱阵营的胡乱攻击”。[17]有人认为“说白话文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显然是一个不正确的估计。白话文固然有和买办资产阶级相通的一面，但也有和大众相通的一面。”[18]
    对于把欧化白话文说成是买办文笔的说法，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和茅盾互相支持，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详尽驳斥。鲁迅针对林默说他的文章是买办手笔，在署名“康伯度”（英语“买办”的音译）的《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中，反击白话文将被“扬弃”或“唾弃”的说法，为“欧化式的白话文”辩护：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19]
    鲁迅这里的态度是学术论辩的态度，说明的是白话欧化的必要，并没有为林默骂他是“买办”一事辩驳。但是鲁迅的这篇文章仍然招来了一个署名为文公直的批驳谩骂。文公直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两封信在《申报·自由谈》同时刊登。文公直给鲁迅的信中写到：
    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20]
    鲁迅答文公直的信中反驳道：
    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21]
    鲁迅“以其矛攻其盾”，坚持了语体文的欧化主张，给予反对者以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回击。
     茅盾针对文公直骂鲁迅为代表的欧化白话文写作出自“买办心理”，写了《“买办心理”与“欧化”》，对“买办心理”作了创造性的解读，呼应了鲁迅的“欧化”观点。他的文章写道：“近来有人骂白话文是买办心理。但据我看来，买办是不主张‘欧化’的。上海滩上最早的买办先生们大概只会说说‘洋泾浜’，而‘洋泾浜’却是中国化的英国话。现在的买办先生自然是一口道地的英国话了，可是他们嘴里的中国话一定是道地的‘大众语’――也许夹一两个英国字，可是夹几个英国字并不是欧化；‘白话文欧化’云者，是要采用外国文的句法，倒并不一定要夹进外国字来。至于买办先生提笔写信订合同，那一定是道地的文言文了。一点‘欧化’气味都没有。”“于是我们得‘买办心理’的结论如下：‘形而下’的一切是外国的好，欢迎它；‘形而上’的一切是我们自己的好，保守它。在这方面，买办先生也就是民族主义者了。买办先生一定痛骂白话文要欧化！”茅盾把“欧化”这个概念名正言顺地物归原主：“主张‘欧化文’的先生们以为中国语法不严密，想‘化’它一下使它严密些。但是买办先生从来不会想到这些没要紧的事的。”[22]茅盾把五四知识分子在反传统和启蒙运动中倾情建构起来的欧化语体，从饱含恶意的“买办阶级”污秽中剥离开来，把“买办”踢到了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复古派和大众语提倡者的阵营，看法虽显偏颇，但是起到了维护五四白话文运动历史意义的作用。
    如果说辩论初期的论者能够一分为二的看待白话文的欧化，许可大众语容纳欧化语的表层成分――外来语汇，那么，论争持续近两个月后，论者意识到大众语有些空洞，添补空洞必然考虑方言土语的融汇和白话文的继承，论者也意识到他们都是使用白话文来讨论大众语问题，开始对白话文的欧化有了趋向理性的“扬弃”意识，愿意在大众语的建设中加入了更多的欧化意识，有的甚至顾及到大众语文适当采用欧化的句法、语法以及西方现代观念。王力和黄宾的观点可作为代表。王力在《今日的白话文言之争》中指出，“严格说起来，所谓文言白话之争只是旧体文与新体文之争。”他认为“新体文与旧体文的分别，并不在乎‘呢吗的了’与‘哉耶耳焉’之间”。他给新体文定下这样一些标准：“新体文该是合逻辑的”；“新体文又该是有条理的”；“新体文又该有始终一致的主张”（有中心论点，行文前后一致）；“新体文该是不用滥词的”。[23]王力的新体文主张趋向于肯定白话文所使用的逻辑性强、适合表现明确的思想观念的语法结构形式，也就是欧化的语法、结构。黄宾的大众语建设意见，以为无论从目前还是将来来看，语体文的欧化都是不能放弃的。就目前来说，“在‘大众语文’未建设成功之前，事实上也只能一面使白话文成话，一面从事大众语的建设。就是说，事实上只能使用一种矫正了文言化而且批判地接受欧化的白话文来写文章，尤其是写论辩解释以及翻译理论文章。”就将来成功的大众语来说，“它应该是传达世界前进意识的一种工具，所以，凡是表现世界进步的事物的语汇，以至语法，都应该吸收进去；即是说，可以灌输新的外国语汇和批判地接受欧化的语法。”[24]
    其实，大众语讨论的热闹基本上属于上海一地，北方的学者对于讨论是不大热心的。他们并不是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这问题在北方沉默的理由，似乎是各人触摸的‘多’一点，从事实方面认识稍‘深’一点，空泛激扬的议论自然也就‘少’了一点。各人正在‘注意’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故反而不能来随便谈论这个问题了”。[25]北方的学者直到在八月前后，才稍稍对这场讨论发表了一些看法。北方的学者大部分对于大众语文的空泛讨论缺乏热情，甚至抱着怀疑的态度。沈从文希望“对于大众语慷慨陈辞的作家，使他们明白放言空论毫无实效，能在此后本人译作上，产生几个标准作品问世”。[25]吴稚晖高呼“大众语万岁！”是偏向普及科学知识的考虑。他说：“若大众语文合一了，写点粗浅的科学工艺文出来，惠及大众的饭碗，尤其圆满。”他否认“文体与卫道有关”，认为“文言白话大众语只是工具”。吴稚晖还对由提倡大众语而迅速要求大众语文学的主张表示怀疑。“不要建设了大众语，跟着便是大众语文学。建得起大众语文学，当然亦象胡适之先生把白话文学建成了白话。可是后头还来一个打倒，是一定不免的。”[26]吴稚晖的观点有从文学考虑的一面，也有从党国意识考虑的一面，带有政治成见。由党国意识出发，他进一步满怀偏激地指责左翼人士提倡大众语的动机：“讲到普遍，文言欺骗的是少众，白话是次多众，大众语是欺尽大众。然反过来做大众语好梦的，又想利用大众语，来达到普遍宣传的目的。”[27]北方学者对于语体文的欧化基本持比较冷静的看法，并且乐意把语体文的恶化与“海上洋场趣味”联系起来。
    对于大众语的最精辟的意见，是茅盾和鲁迅的文章。茅盾和鲁迅不是大众语讨论中急于向前的先锋，他们作为五四文学传统的代表，以精辟的观点和稳重的态度，来纠正论争中的偏颇。虽然他们对于语体文建设的意见表面看来似乎不同道，一个主张改良白话，一个提倡建设大众语，但内在精神是一致的。
    茅盾参与1934年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文章，除了上面已经分析了的《“买办心理”与“欧化”》，重要的还有《不要阉割的大众语》和《白话文的清洗与充实》。在整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论争中，茅盾一直是作为五四文学精神的守护者发言。《不要阉割的大众语》开头就指出语体文论争中的一件怪事情：“拥护文言最力的汪（懋祖）先生也赞成大众语！”[28]这结果与陈望道、乐嗣炳最初采取攻击白话文不够白，来诱使文言复古派保白话文的策略不是同一回事。茅盾认为汪懋祖也赞成大众语，不足为怪，汪懋祖赞成的是被阉割了的大众语，其目的是要打倒白话文，因为白话文是携带“德先生”、“赛先生”等文化密码的语体形式。茅盾既揭露了复古派赞成大众语背后的不良动机，又对部分大众语提倡者彻底反对欧化白话文的失误给出了善意的提醒，并且重新张扬了五四白话文宣扬民主科学的现代主张。出于对五四白话文运动成果的珍惜和对五四精神的守护，茅盾在大众语讨论中的关注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关心的是白话文的清洗和充实，实际上也暗示了大众语就是白话文经过清洗和充实后的大众语。在《白话文的洗清和充实》中，他延续了1932年反驳瞿秋白的一个观点作为讨论的前提，――现在暂时只有使用白话文：“清洗目前的白话文，充实目前的白话文，使其更能负荷这一段时间的特殊的使命。”[29]反对在大众语运动中一脚踢开白话文。茅盾认为，改良目前的白话文，“第一应该先来一番‘清洗’的功夫。要剔除‘滥调’，避免不必要的欧化句法和文言字眼。”“第二就要设法‘充实’现在的白话文。”包括从文言里借用字眼，也包括尽量采用方言。文章最后说：“我相信：倘使从这‘清洗’和‘充实’两路下手切实做功夫，那么，眼前这踢开不成拿着不行的白话文可以更加和大众接近。而且可以进化到将来的统一的大众语。”[29]
    鲁迅在大众语讨论中写了一系列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此生或彼生”》、《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以及驳文公直的信之外，还有《正是时候》、《论重译》、《“彻底”的底子》、《知了世界》、《玩笑只当它玩笑（下）》、《做文章》、《看书琐记（二）》、《趋势和复古》、《安贫乐道法》、《奇怪（二）》、《“大雪纷飞”》、《汉字和拉丁化》、《论“旧形式的采用”》、《连环图画琐谈》、《答曹聚仁先生信》、《关于新文字》、《门外文谈》等，鲁迅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文言复古、为欧化白话文辩护、辩证地看待大众语运动、主张语体文的拉丁化。这些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强，论述具体泼辣，雄辩的说理和鲜明的倾向性完美结合。在这些文章中，《门外文谈》论点鲜明，体系完整，有针对性地批评和纠正了论争中所出现的一些偏颇或错误看法，是1934年文艺大众化讨论最具理论建构的收获，可以看作这场论争的总结性成果。而且，鲁迅以平易通俗的语言来书写，文章本身就是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典范文本。鲁迅的《门外文谈》[3]从文字和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角度，考察了文化发展的规律以及它和大众的关系，提出了大众语、拉丁化和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和必然性。《门外文谈》关于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问题见解有两处尤为精辟。首先，鲁迅揭穿了别有用心攻击白话文欧化者的真实面目。他们或者是文言余孽，在大众语运动中混水摸鱼，借大众语运动而攻击白话文欧化；或者是不学无术之徒，制造混乱，实际上帮了文言文的忙。“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未尝用功，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其次，鲁迅批评了知识分子在大众语运动中看轻自己或看轻大众的态度以及不良后果。“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知识分子看轻大众，就会导致彻底扫荡欧化白话文的态度，建构俗不可耐的大众语，成为新的国粹派；知识分子看轻自己，就会走向“迎合大众”，成为大众的新帮闲。鲁迅对知识分子的两种态度批评得不轻，其目的是要知识分子正确地看待自己和大众，这样才能对大众语建设作出合理的选择。在批判知识分子在大众语运动中两种极端态度的基础上，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和人格问题：“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鲁迅在这段话中，提出了知识分子思想人格的独立问题，坚持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显然与激进的左翼批评家把五四知识分子看作背离历史的绅商、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见不同，也和犬儒主义者把知识分子置于民众之下的态度有异。知识分子不是反民众的，超民众的，或单纯为民众所“化”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民众中有觉悟、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的智识者，是大众语建设中的“舵手”。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实定位，实际上也就是对语体文的欧化与大众化问题的表态，和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鲁迅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使命的期望，不仅是大众语提倡者该有的品性，也是当下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角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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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07-112页

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