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我是无法归类的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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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我是无法归类的蝙蝠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与对立，在许多场合，不少知识分子都会被问：你属于哪一派？自由派、新左派，还是新儒家？或者启蒙派，还是保守派？我记得，王元化先生生前一再拒绝别人给他的各种标签，他多次以蝙蝠自比，蝙蝠是哺乳性的鸟类，它到哺乳动物那里开会，说你是鸟类，被赶了出来。它又到鸟类那里去开会，同样被驱逐，两边都不认。但蝙蝠就是蝙蝠，是具有多种属性的它自己。

　　我觉得我与先生的命运是相通的。在中国思想界，我也是一头无法归类的蝙蝠。从一般的意义而言，我是一个自由派，但对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立场常常有同情性的理解。哈佛大学已故的社会学大师乃尼尔·贝尔如此自我形容：我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我想，我就是他的同党。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大论战当中，我虽然属于自由派的阵营，但对新左派的理论有同情性理解，虽然我未必完全接受和赞成。原因无他，乃是在自由主义的光谱之中，我不是偏右的哈耶克主义者，而是偏左的罗尔斯主义者。在坚守自由的第一原则前提之下，平等是同样值得对待的价值，这里所说的平等，不仅有哈耶克所认为的“交易的正义”，更重要的是罗尔斯式的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分配的正义”。在当代中国与世界，权力与资本这两个最强大的主宰性力量，都需要警惕和批判。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权力与资本形成了一个隐匿的宰制性同盟。但迷恋哈耶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盯住了权力，却轻轻放过了资本，这让我不得不与这样的自由主义保持立场和理论上的距离；而新左派对资本的不懈批判余勇可贾，但近五年来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转向了国家主义，无条件地认同权力的正当性，那已经不是令人尊敬的左派了。前几年我对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中国特殊论和价值虚无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清算，乃是希望左派能够重新回到其对资本与权力不妥协的传统立场。

　　新世纪以来，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外，又有一股新儒家异军突起，蔚成规模。我称之为新儒家的第二代。第一代新儒家，从熊十力、牟宗三到杜维明、汤一介，都承认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他们所做的工作乃是要从“老内圣里面开出新外王”，为民主制度在中国奠定形而上的心性基础。然而，以蒋庆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不再是第一代那样的“心性儒家”，而是试图超越民主制度的“政治儒家”，试图重建从心性到制度的整全性的儒家宪政。我个人是一个有着“家国天下”情怀的儒家式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中国不仅需要普世的现代文明制度，而且要落实为中国自身的文化认同。自由主义如果要在中国扎下制度之根，不得不与各种轴心文明接榫，而中国的轴心文明便是儒家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新儒家的各种努力充满敬意。然而，我并不认为新儒家可以绕过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多元的现代社会独家开创所谓的儒家宪政。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传统，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三大主流思潮。在我看来，经过近二十年的思想论战，基本的分歧已经厘清，但谁都不拥有阐释中国和设计中国的独家垄断权。从埃及、乌克兰政治转型的挫折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未来中国的前途，不是看几派有多深刻的分歧，然后决一雌雄，看花落谁家——— 那一定会伴随着专断、压抑、暴力和无休止的政治动荡——— 而是取决于几派之间有多大的价值与制度共识。不久前，北京的共识网授予我2014年度共识人物的荣誉，我在答谢词里如此表白：“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的参与者，我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共同的启蒙阵营走向分化、冲突直至敌视的悲剧性过程。我坚信，真理无从垄断，中国的未来绝非靠某个主义的独家拯救。容忍未必比自由更重要，但民主必定来自有诚意的对话、有反思的自信、有原则的妥协与有底线的让步。我明白，在撕裂的中国获取共识谈何容易，然而孔子有言：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要问和解是否可能，只须问其是否值得追求。如果可欲，虽千万人，吾往矣。有一分的共识，便有双份的光明。这一己之信念，愿更多的朋友与我分享。”

　　我欣喜地发现，我的一己信念在一部分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朋友那里获得了知音，吾道不孤也！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学界、商界还是政界，各种利益与价值的对抗非常严重，中国社会已经被完全撕裂。而在媒体的商业逻辑推波助澜之下，各家非理性的极端声音被无穷放大，而温和、理性的中间声音却被遮蔽了。左右之间、上下之间和朝野之间的激进势力，相互刺激，形成了严重的对抗。然而，真正的中国未来，取决于各家各派温和的理性力量的相互理解、妥协，形成思想与政治上的战略同盟，犹如西班牙的和平转型那样，对于中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代价最小、震荡最低的结局。虽然艰难，但值得追求。

　　假如在自由派、新左派和新儒家之中，能够出现更多的无法归类的蝙蝠，既坚守自己的价值，也同情对方的立场，联合起来寻求“中道”，渺茫的希望就有可能转化为可期待的现实。这个“中道”，不是各种立场相加的平均数，更不是你好我也好的乡愿，而是在吸收各家各派合理性的基础上，形成适合中国现实的价值与方案。在追求共识的过程之中，一定是有斗争，也有妥协；有失去，也有获得。所谓的“通三统”，乃是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中好的元素加以勾兑、打通和融合，这一价值与制度设计，一定会有多个竞争性的方案参与竞标，但无论左右、上下和朝野，一定要首先破除“唯我正确”的迷障，以谦卑的态度倾听对方的声音，补充和完善自身的不足，从而实现全民族的价值共识与制度转型。

　　我是一头无法归类的蝙蝠，愿更多来自不同思想阵营的朋友与我一起引为同道。

　　(本文为作者即将出版的《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