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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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却碰上取消升学考试，枯坐在家，静待分配。突然一个消息传来，激起小伙伴们一阵兴奋：郊县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校，需动员一部分市区学生去住宿就读，分配到我们那里的是上海县宰庄中学和川沙县高桥中学。男生看中这一去向，是因为可以住宿，远离父母束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几个心野的同学特别向往高桥中学地处海边，于是相互约定，要到海滩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当时北方来的红卫兵刚刚到上海，他们搅动社会秩序，市面上出现一种越出常轨的激动气氛，只要在公共汽车上发表演说，或者朗诵传单，司乘人员就不向他们收钱售票。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共汽车上打快板、念传单，一路免费，既去了高桥，又去了莘庄。实地比较的结果，好像还是莘庄中学好，因为那个学校从外面看去很雄伟，有一个高高耸立的跳伞塔。到了"文革"第二年，这一消息却沉寂下来，再也不见提起。1967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会教育组终于想起还有一届小学毕业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划块，叁下五除二，将几万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当成几万个没有生命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把它们打发完毕，一个个塞进了住家附近的中学，我的那些儿时伙伴就这样被强行拆散。以后当然还常见面，但渐行渐远，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没劲，意兴阑珊，终于停止了来往。很多禀赋极好的伙伴，就被这种撵鸡撵鸭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误了。奇怪的是，那些资质较差的人，有幸进入一所好中学，不见得就能学好；而资质较好者被那些坏学校耽误，却很难逃过厄运，几乎是百发百中。
   
    "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叁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是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30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 毕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40岁以前的面容，归上帝负责，40岁以后的面容，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40岁改成20岁就是了。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5分钟，多半就能听出，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说："北大毕业，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现实"，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校通常是两类：一类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进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练车技。第二类虽是重点中学，而且还有很好的高中部，但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特别是临近部队大院。1964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操场上狂奔。他们不说"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报复情绪。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文革"一起，这群小姊妹就把那个小白脸吊起来一顿暴打，白天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晚上则倾筐倒箧，骂出来的全是她们从父母大院里听来的肺腑之言。那位军干小姐就这样指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梁上君子"，厉声骂曰："老娘就是不夹你那二两肉！"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比此更为淋漓的骂语，哪怕是旁听夫妻对骂。如此绝妙好词，夹杂着暧暧昧昧的女人幽怨，让擅长此道的琼瑶听见，还不活活气死？一般港台小女生是想象不出来的，非长期浸染大院文化者不能办。此为衙内语，大院文化剥了皮以后的特产。似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但仅此还不够，必须进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八旗者，霸气也，这才能酿出如此一坛好酒，"文革"脱轨，金瓯崩坏，琼浆飞溅，才让平民百姓惊闻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效果。"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还能加入第叁梯队。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在"文革"后的"清查叁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1983年夏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文革"中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却始终不见有人触及。我后来碰巧学历史，就姑且把它称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的历史"。
   
    我那所中学，先前叫麦伦，1949年前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50年代因抗美援朝，更名为继光，60年代又从市重点降为区重点，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没有大院，尽管叫继光，但60年教会学校的底子一时还来不及败光，书比衙内多，气氛就比上述两类略好。我们进校时，校内红卫兵已实现大联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学生控制，虽也有"牛鬼蛇神劳改队"，但也未见随便打人的现象。当时校内还有一届老初一，即六八届初中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把我们命名为"新初一"，称他们叫"老初一"，以示区别。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辅导员，十分虔诚地向我们宣讲原来的黑校史，以及"文革"这两年的红战史。我们对他们很崇拜，他们对我们却很羡慕，认为我们没有受到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污染，比他们还要根正苗红。新初一进校时，校内红旗招展，像过节一样，似乎是翻开了教会中学的新一页。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班的黑板两旁是一幅红色对联："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行草，笔力遒劲，超过现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进校不久就贴出过一份长达11张白纸的大字报，谈教育革命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设想，题目是"给辅导员说几句心里话"。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辅导员看中。这位辅导员出身职员家庭，性格文静，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感，对我着意引导，很快成为我的精神导师。
   
    学校藏书有4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4万藏书中，还有许多1949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教材，40年代的翻译本。我好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11月7日的事件，旁边即配印一幅列宁在十月的大脑袋肖像。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久回不过神来。这本书成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来流传出去，被复兴中学一个高年级学生借去不还，我插队离城第一次回家探亲，还去追讨过，也没有要得回来。今天想来，我能说出那个赖帐者的姓名，却说不出那本书的著者姓名，就像回忆一个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旧友，肯定还活着，却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年后我在工厂里开始自己的自学计划，为什么单单从世界史起步？当时意念很坚决，但动机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上海文学》编辑逼着写这篇文章，搜肠刮肚打捞记忆，想起了这本书，才若有所悟。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像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1967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我那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订购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6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5毛，包括剃头洗澡。花6毛钱定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像现在的人月收入1000元，以1200元买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的英语无非是"long live，long long live"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但到这个时候就显出前重点中学的好处：我有两个高年级的好朋友，一个在复兴中学初中部，一个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读书方面如有疑难，多半是请教他们，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听说后，一致鼓励我买：你现在用不着，不等于你将来用不着，用这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着读，是自学英语的好读物。他们不仅鼓励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个订购单。过了大约半年，书店果然把这本英文版小红书寄到我家，很守信用。这本书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乱翻过一阵，并没有成为我学习英文的入门。不过，作为我第一次订购书籍的记录，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点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笔。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马、恩、列、斯著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9点开门，8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一毛四分，却舍不得，因为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分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也有一些禁书悄悄流传。我就是因为读这些禁书，终于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
    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支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写完即扔，扬长而去。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五雷轰顶，我跌坐在地上，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67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头一昂，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那些人听后十分意外，相互交换眼色，一个劲地眨眼睛。原来我经辅导员推荐，已经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12个班，600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能因为是我所写就撤销这一案子吗？真是骑虎难下。恰好又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安局开着吉普车大白天进校抓人，气氛非常恐怖。公安局、工宣队
    和校保卫处只能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销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多少东西，曾对她提出意见，这一下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
    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么给什么，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同学卖出去。那一时节，我最头疼的就是他
    最后这一问题。这个案子后来定性为"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个书箱撬开，一本一本全撕了。
   
    "娘希匹"事件后，我成了一个小牛鬼蛇神，成天抬不起头，终于知道了那时整天朗诵的鲁迅诗词"破帽遮颜过闹市"是什么滋味。但私下里也得到过一些温暖。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辅导员李敏，当时是她在新初一进校不久发现了我这个苗子，推荐我做了那个劳什子"连长"，不料却是个闯祸坯子，惹事的孽种。出事后，她曾在"体兰"馆前的那块草地上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却边说边流泪。她的恋爱对象是高二（1）班的同班同学邱洪琪，校内大联合以后的红卫兵团长，人也正派。每有集会或游行，他总是扛着校旗走在第一个，让路人看得眼睛发亮，可见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过邱洪琪交过底，要他抵制那个男教师对我的逼迫，否则以我当时之幼稚，实在顶不住那个人索书逼书的压力。我离开上海后，时常想念这位善良的辅导员，13年后返沪，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夫妇。另一个助我过关者只能是暗中出力了，而且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工宣队队长，恰好也姓蒋，人称"蒋师傅"，黑脸膛，微胖。我毕业时要做政审结论，他为此事到我父亲单位翻阅档案，发现父亲是他50年代就已认识的朋友，于是发恻隐之心，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的档案里抽去了这段祸事的材料。我多少年提心吊胆，小小年纪就有"历史问题"，档案里记有一笔，如影随形。1972年在插队的地方招工，发现招工干部没有追问此事，却在远兜远转地套问家族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海外关系，心里好生奇怪。当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沪探亲，父亲才说出这一段真相。工宣队换过好几茬，我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位"蒋师傅"。他肯定已经退休，虽躲过了下岗这一关，但是"文革"做过工宣队的经历是否会给他的后来生活投下阴影？即使没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计多半艰辛，哪会有闲心到《上海文学》这种地方，来翻阅无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自己离开上海后，爱读旧书、禁书的兴趣依旧，但一听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害怕，也落下了一块心病。
   
    1972年10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仗着年轻，白天扛一天的重型管道，晚上却还有精力在灯下自修，先读历史，后读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4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4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1974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这是一个谜，谜底至今还未打破。当时能够说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为了抵制"形而上学猖獗"？但客观效果却不是他在紫禁城深处一个人能够预料的。就像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B52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60%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 五七一工程纪要"！在精神干涸而又弥漫着怀疑不满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书，还要组织翻译西方70年代的最新理论着作，无异于在遍布干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种。他老人家总爱播火玩火，回回都是赢家。但1974年那一把，大概也是他
    最后玩的一把，从效果看，肯定是玩砸了。火种一旦播下，能保证它只顺着指定的路径燃烧，而不会掉过头来先反噬他自己？我后来始终认为，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就是从1974年那批"内部书籍"悄悄阴燃过来的。我总是在猜测毛泽东临终前夕的心理状态，却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伟人，还是大众，曾经有过的心理波动大概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难以复原了。就我而言，只能庆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较早读到那两批读物。这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两批读物，我的启蒙始点可能要向后推迟5年，甚至更晚。后一批书的译者，署名统一为"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 ，其实都是文革前的老专家、老教授。我也时常猜测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也许还是以前者为多，后者即使有，也是极为朦胧，而且也正在历史的暗处慢慢消失。这些前辈有些还健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也有助于改变目前" 文革"回忆录千人一面，面面可憎的蹩脚相。我在下面只能再补充一个细节，也是现在那种连环画式的文革记述者没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间全国图书馆都停止购买西方期刊和原版书，但上海图书馆例外。这一秘密是我在80年代初为做硕士论文北京图书馆调阅过时期刊，无意中发现的。我问那里的管理员为什么堂堂北图，居然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杂志，那个管理员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吗？你到上图去！'文革'期间，只有你们的上海图书馆没有停止进口外文期刊！"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人如其名，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像辅导员那样，着意引导。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使我受惠
    至今。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管着一个更大的印。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再让他说服老李，给我开一张厂革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到那里再换开一封介绍信致"上海书店"，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那时的人并不像后来人回忆的那样见书就扔，相反，私下还是喜欢爱读书肯思考的人，当时叫"爱学习"。老崔、老李就属于这样的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是"地师级"，也刚够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那就全凭你自己去说了。
   
    我坐火车去郑州，在污浊的车厢里和农民兄弟挤来挤去，终于想好了一套说辞。一到省委宣传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5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5分钟，我却觉得有1个小时，如坐针毡，甚至想不告而别，悄悄逃走。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两人欢喜不尽；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近新上架有哪些书，抄成一张总书目，争取一网打尽。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俩穿上深藏青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尽可能多插几支钢笔，学出一副写作组成员的派头，作"省军级"状，直奔福州路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业员，一张精明的白脸，双臂还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十分麻利。他看了介绍信以及需采购的书目，竟未生疑，立刻从书架上抽书，一本一本配起来。我心忖：那份书目其实很容易露出破绽，是我们用钢笔在500格的大稿纸上一本一本手写的，只要多转一个念头，他就会看出那份书目的寒酸相，一个省军级机关应该配有打字机，怎么会使用如此简陋的手写书目？我后来分析那位营业员的善意，是出于对离沪知青的同情。当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摊上一个知青子女，知青进了厂，只要你还未回城，在城里人看来还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办事，说一句"我是插队离开的"，多半能得善意帮助。当然，也可以做更深刻的设想，那就是人家已经识破我们，只是心照不宣，不说而已。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居然说还有一些好书，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喏，格（这）本书老吃香，伊（那）本书在外头勿要想搞到！"神态得意，语气热忱，哪里像执行严肃政治任务，按级别严格配售"反动书籍"？活脱脱是上海滩"老迪克"在商言商，四马路旧书业难耐技痒，推销起他们的紧俏商品了！此前我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热情推销买下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16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23本，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远远超过80年代西学热中我同辈人的那些粗制滥造产品。其中有：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都成了我后来书房里的爱物。前年我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里是我能想出来的？它就来自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厌恶，当时读到那一段，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心里暗暗好笑。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1974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300多元人民币，花去了一个管道工整整1年工资。捆起来共4大摞，两人4臂，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分币，只够两个穷酸的"省军级
    写作组成员"乘17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82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师傅帮我重新切边，夹硬版封面，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
    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起与他有关的渺小的故事了。　
   
    注释：
   
    □这里应顺便交代，我之所以迟迟不能接受王朔的小说，也难以同意将其评论为平民文学、后现代试验、意识形态的有效瓦解或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与我"文革"中的这段记忆过于深刻有关。后来，我也有幸落入过那种大院，穿过几年那种颜色的衣服，感同身受，则更难纠正这种偏见。
   
    □令人不解的是，我后来回母校参现校史展览，翻阅名人名录，独独没有这一代人的身影。据说其它学校也有类似情况。空白处，当有一段各方都觉寒心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