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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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尘世·挽歌》

□ 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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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公干经过我的城市，于是，我的案上便添了一本崭新的《尘世·挽歌》。轻轻褪去塑封，触摸简洁至极的黑白设计。纯白的底色上对比鲜明地匀化着一缕纯黑的絮，像一滴入水渐开的墨，又似一滴经世深久的血。是一种动感的沉默，是一种哀婉的素洁。它暗示着一个黑白分明的内在世界，象征着一段历史深处的陈伤。
    尘世，挽歌，是对一段尘封的历史的返溯，对一个远去的时代的深涉。那是一种冷静如实的叙述，一种心灵与情感的自由而自然地释放，文字朴素不失优雅，冷静不失深情，表达准确凝练，功力炉火纯青。或许只有在灾难中艰难跋涉过的人，才能如此自如的驾驭文字。与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相比，书中记叙的故人故事，更让读者震撼和心痛。一种强烈的冲击，让我素来温情的世界里骤然涌入一股生命不能承受的辛酸和沉重，倍感心脉的脆弱和无力。
    读野夫，要慢慢读。一个字里就是一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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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野夫大约在2009年末吧，朋友推荐一文——《幽人苏家桥》，读罢，随性至极的苏家桥于文字中毕现眼前，讶异于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准传神的文字表现力，百度“野夫”，进入了他的“旁门兵栈”。出于一种阅读习惯和职业本能，打开文章的目录，直奔《残忍教育》。触目惊心，文中呈现的一些场景让我终夜不能入眠。睁眼合眼，躲不开的是文字里割心的痛。那时，我便深感，读野夫，是需要粗壮一些的神经的。
    仍旧因为朋友的推荐，有缘打开《尘世·挽歌》，在期待与畏惧，追寻与逃避的矛盾中，与野夫再度相逢。也藉此，在文字里较为深刻地认识了野夫：
    一位以纪实的方式叙事的自由作家，一位行走于隐形江湖的孤独侠客，一位“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一位民间修史的积极倡导者。20世纪60年代初，在那个动荡年代里，“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两个相怜的同命人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世上便有了这个叫做野夫的汉子，一段悲欢离合灾难丛生的生命与时代的辛酸史便顺理成章地“借夫”演绎：早恋过，自杀过，在武大才情过。大学毕业后，做过警察，蹲过大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1996年，北漂入京，开始书商生涯。日后，这个叫做野夫的侠骨柔肠的汉子，便也成了返溯历史，追寻、触摸和描摹时代伤痕的出色的丹青手。
    对于野夫其人，学者易中天诠释：“巴山楚地多蛮野，恨海情天出丈夫。”作家章诒和女士则以九个字来概说：“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这一说，甚觉适切，也极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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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世·挽歌》分为“尘世”和“挽歌”两个部分。“挽歌”为我们讲述的是一个个死亡的故事，铺开的是一段沉痛的历史，与我们共同倾听的，是渐行渐远的时代的脉动。
    母亲一生刚烈决绝，高贵自尊，不苟时俗。年幼时被军阀的父亲遗弃，成人后又受军阀的父亲株连，她的人生陷落于一种无法跳离的悖论，整整做了20年的右派。在沉重的精神迫害与物质匮乏的困窘中，饱经生活的磨难，饱尝人情的冷暖。青丝白发，坎坷备尽。暮年的母亲终不愿以衰弱病乏之躯拖累儿女，从容地打点好一切，于霜重露浓的秋节，纵身扑入默默寒江，毅然带走了她对这个世界所有的悲愤和眷恋。
    祖父悯老恤幼，勤劳节俭，事必躬亲。修桥铺路，兴办义学，造福乡里。他凭着自己的善行和成就，成为一代开明乡绅，所有的体面与尊荣，无不渗透着祖父奋斗的心血和汗水。然而，在土改运动中，祖父终于不堪殴打与屈辱，毅然投缳自尽。悲惨葬身于20 世纪中叶，一场由“共产国际”衍生出的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悲剧运动。
    大伯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一生却为运数所弄，戏剧地被他所忠诚的组织遗弃，被他所倾心的爱情错失。这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痴情独守一生，最终含屈抱恨，长眠于无情的现实之中，结束了71季寒暑春秋。
    还有外婆，一位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离乱的年代，与丈夫新婚阔别，18年的坚贞守候，荒芜了青葱岁月，枯萎了盛开的青春，等来的是一场薄情的背弃，一生却保有人性的宽容、慈悲与善良；出身豪门望族的幺叔，“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江山板荡，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在土改运动中，横遭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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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曼罗兰说，从来就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与此语的共鸣日久愈深。或许是深藏的一些情愫，和一些迫于尘俗威压而不能放言的心性，在阅读中获得了极大的释放与怂恿，《别梦依稀咒逝川》一读再读，一种深度的苍凉和深沉的痛楚，陷心于重围，几度欲抛书长醉，当月狂歌。
    野夫以十年文革刚刚结束的特殊年代为背景，在混乱的生活中，以准确、凝炼、成熟而又苍凉的笔触，深情地凸显出一个特立独行的男人，他的师范同窗老李——李如波。老李“骨骼清奇，形貌高古”，困苦落寞，却有着君子的清贵之气。他崇尚善良、平等和文明的生活，他向往一种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老李智商高，有思想，学养深厚，文笔出类拔萃，然而，在一个集体麻木的时代，老李是一个深度孤独者：他幽默如迅翁，清冷如秋霜，难以亲近，又令人心存敬畏……他永远活在世界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他因独醒而被世人指认为疯子；在一个人人以自适于时俗为荣的时代，他也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在“常人”的眼里，老李只需稍稍迁就一点点，退让一小步，与生存的环境有那么一些些的通融，便可以过得非常“幸福”了。然而，他偏偏不识时务，一路“跪着反抗”，终究黛玉般世所难容，绝然斩断了45年坎坷不屈的存在，于这红尘俗世游龙一现，倏忽间水逝云飞了。
    穿越那个密密麻麻的灾难蜂拥成浩劫的时代，老李决绝地走了，他以一种苍凉的洒脱，把孤独倔强的背影留给了愚昧、疯狂的世界——清洁的我，不忍于世，不是我的悲剧，而是时代的耻辱。
    这是一群善良、高贵而又倔强的生灵，人生的旅程中，他们不会拐弯儿，不懂得与境遇通融。很长一段时间里，释卷却无法释怀，我的内心矛盾而又纠结，一次又一次地叩心而问：人，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活着？他们这样的坚持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者，他们并无刻意坚守，只是本性使然）？值得吗？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过得如鱼得水，而你却活得如此困窘和逼仄？有一天，偶然读到了林清玄的《绝境飞行》，锦鲤与黑鱼的故事忽然让我的心觅得了些许宽慰：
    生命如果没有坚持，就没有美丽的颜色与优雅的样子；一旦失去美丽与优雅，锦鲤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生命如果完全不坚持，在清水和烂泥中没有区别，身心一团漆黑，又住在漆黑的泥团中，生生死死又有何异？
    有些鱼，注定要相忘于江湖。有些人，注定要相忘于红尘。
    一笑豁然：正道多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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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夫的作品里，一些看似不经心的叙述中，却泄露了时代背景之下的无数的死亡讯息，和内心深处的痛楚、愤怒和无奈：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有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江上的母亲》）
    权力下放到基层执行者之手，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平民生死。于是，两个年轻的伯父同时被抓，大伯父神秘死亡，被扔进长江，尸骨无存。二伯父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都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乡绅之殇》）
    ……
    《江上的母亲》不是一位母亲的悲剧，它折射了那个时代的无数母亲艰难的生存境遇和备受迫害的悲苦命运。《乡绅之殇》也不仅仅是一部家族的血泪史，更是一部乡绅阶层消亡的痛心史。——更准确地说，这是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滋育的时代的悲剧。
    读《江上的母亲》，想起了杨绛的《干校六记》，想起了得一的死，想起了那个被匆匆掩埋荒野的年轻人……那些纪实性的文字中同样嗅见了隐约于那个疯狂时代的死亡气息；读《坟灯》，想起了齐邦媛的《巨流河》，野夫的外婆、齐邦媛的母亲，同是离乱年代里，被战火隔离在幸福彼岸的倚门守望的女子，她们只是在漫长的战乱里荒度了美好年华的一代女子的普普通通的个例。
    放眼纵观历史，民国以来的离乱，解放之后的土改，三反，五反，鸣放，反右，四清，十年文革，等等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尽管发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却以何其相似的规模，何其触目惊心的残酷，给人们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黄永玉在《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一文中痛心感慨：“几十年时光耽误，大量优秀文艺队伍人员的牺牲，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弄怕、弄俗、也弄傻了人们的头脑，人们生活在比天灾还恐惧的人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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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刘瑜说：“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会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是的，母亲，祖父，大伯，老李，幺叔……便是在历史倒退的那一步里，被贻误了一生的善良、高贵而又无辜的生灵，他们默默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命运的抗争和傲视，至死不曾低头。他们茫顾被时代后退的脚步碾碎的人生，空自悼怀那些被荒芜了的青春岁月，被错失了的缱绻爱情，被践踏了的人格尊严，枉然陷落于无物之阵，却不知道去向谁索讨公道与偿还……尽管漫漫流逝的光阴的的确确不疾不徐地将误会逐一澄清，而他们之中或已命赴黄泉，即便对于尚存者而言，与他们所蒙受的屈辱和伤害相较，“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前者重如泰山后者却轻于鸿毛”，意义又有几多？
    与其说，这一切是一个人的悲剧，一个家族的悲剧，一个阶层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与其说，这一切是亲情之殇，爱情之殇，人性之殇，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精魂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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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像那位朋友一样，读过《尘世·挽歌》之后，便把它推荐给我其他的朋友们。一位年轻的朋友读后对我说：“或许是野夫的时代离我稍远，所以对叙述的事实略持怀疑。说出来的故事难免带有自我的感情色彩，离真相都有一段距离，这些都不可考。”是的，这话不无道理：谁能真实地还原一个人，或是一段历史？！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把“我”放在一边而达到绝对的客观。我们不能否认，即便我们同时亲历了一个时代、共处过一个故人，多年后，各自记录流传下来的也很可能将是一段各不相同的历史或一个相去甚远的故人。然而，也正是朋友的质疑，让我更为深刻理解了野夫的忧虑：“在扑面而过的时间之流里，个人的记忆和情感都在次第风化。又或者说，在那些被刻意遮蔽的历史中，我所亲历的往事，也许将被后来者消解为虚构。”也让我更为赞同了李如波所理解的最好的工作——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尽管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可避免的烙上了“我”的印记，然而，我仍然坚信这种纪实方式的写作，是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积极的选择。

                                                                      2012年10月6日于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