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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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修养

张瑞田

我清晰地记得去年目睹的一件事——某文坛新贵为数十人的文学爱好者讲课。我也是数十人中的一员，聆听了此公的高谈阔论，获益匪浅。课间休息时，十几位同学蜂拥而至，欲与文坛新贵合影留念。开始，此公洋洋自得地与几位同学合影了，少顷，又如同娱乐圈中人，不耐烦地推开其他人，走向了远处。恰逢一位同学迎面而来，忙说：“能与您合影吗？”此公回答：“没有时间。”旋拂袖而去。

我依旧记得今年对一位作家的采访。为进行文学社会学的调查，我采访了这位“名闻遐迩”的作家。当我问及此公对当代其他作家的印象时，他一脸不屑地说，当代没有作家。听话听音，此公认为当代没有作家，其实是在告诉我，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作家。

不久，与几位作家清谈，言及起于墨西哥的猪流感和生存环境的恶化，这几位炙手可热的文坛知名人士均表示，作家不需要关注这样的事情，把文章写好就行了，把文章卖出去就好了。

人人都是主人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尊重任何人的合法选择。对平民的厌恶，对同道的轻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似乎不关涉作家的职业道德，甚至也不影响作家们的合理存在。重要性在于，以上列举的一些作家的言行，恰恰证明了当代作家的修养危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成就，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权的关心和人性的解放。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伟大和美丽的发现，终于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认同。我们克服和摆脱封建陈腐意识的影响，才有可能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然而，文坛并不乐观。我矢志不渝地强调作家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于我对清末民初一些文人的敬重。康有为的文章可圈可点，此外，康氏亦是知行合一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广州办万木草堂，办学宗旨明确了对平民学子生存际遇的关心。凡平民学子入学，一律免除学费。笔者两度造访万木草堂，曾写《寻访万木草堂》一文记之，表达了对康有为人格伦理和教育思想的尊敬。章士钊在文革初期，致信毛泽东，反对打倒刘少奇。强烈的民族忧患，使他没有回避政治风险，毅然决然地坚持了真理。高二适亦然，在“兰亭论辩”的学术交锋中，他清楚此中蕴含的政治悲情，大胆质疑郭沫若，使我们在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看到了真理的曙光。

我们一直把康有为、章士钊、高二适看成我们骄傲的前辈，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大义凛然的精神操守，洞穿世事的锋利目光，堪比磐石的高贵人格。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没有忽视他们的存在。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对其文章的探析，一直是当代学术界的热点。章士钊的政治身份，遮蔽了他的作家的光辉。民国时期，章士钊的文名响彻华夏。抗战领袖蒋介石的重庆黄山云岫楼官邸，就挂着章士钊的行书条幅。有趣的是，“兰亭论辩”是因章士钊致函毛泽东，呼吁学术“自由”，促使毛泽东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遂使一桩有可能成为政治事件的学术行为，成为那一代人“自由论争”的机会，也成为我们美好的记忆。今天，因文化界、学术界、书法界对“兰亭论辩”的集体缅怀，高二适的形象被逐渐放大，终成一代文化偶像。其中章士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屡被提及，使我们了解到章士钊伟岸的人格。

知识分子需要任重道远的弘毅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对弱者的关心，对环境的关爱，对强权的反抗，对梦想的渴望，对生命的精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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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当下的表现却不尽人意。有可能是，作家过于沉湎于技术而忽视了道义，过分看重了市场而忘记了责任，过于追求功利而遗忘了理想，其结果自然是道德沦丧，人格萎顿，恃强凌弱，急功近利，本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遗憾地异化成了“单向度的人”。于是，此文开篇部分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里就“合情合理”地出现了。

这绝对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依笔者来看，我所见到的几位作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迷失了选择的方向，甚至迷失一名艺术家或一名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我为当下知识分子寻求经济强大的行为鼓噪了多年，我至今相信，经济独立对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将起到何种作用。我反对的是，消费主义思潮下的拜金倾向和膜拜权贵的媚俗意识。两者无疑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肿瘤，是我们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精神障碍。落实到当下文坛，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对弱者的冷漠，对同行的警惕，对社会责任的拒绝，对名利的追逐，对真理的遗忘。

中国的道德危机亦引起政治家的关注，若干年前，胡锦涛先生提出了“八荣八耻”，提醒我们保持生命的尊严和社会的道义，把人格修炼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几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我们开始提“科学发展观”，但，科学发展观无论如何是离不开“八荣八耻”的，这是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一底线，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必将到来。

(此文于 2010年1月13日《中华读书报》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