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乡下（人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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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乡下（人物篇）




　　小 引


　　乡下与农村不同。在一般性的日常性语境中，乡下是一个诗意的所在：那里有袅袅的炊烟，绿油油的田野，以及傍晚时归来的牧童……乡下与乡愁粘连在一起。因此它是想象的产物，而非具体的实在。而农村则更多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与此名称相连的，是穷山恶水，是狡猾异常的农民。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而我所写下的部分文字，因为涉及个体性的记忆，遂取名为略带诗意彩色的“乡下”。但这并非说这篇文字全然是一篇文学作品，相反，它带有很强的社会学色彩，尽管我并未采用严格的社会学方法来进行表述。二○○九六月十四日至八月十四日，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放暑假的缘故，我是在甘肃老家度过的。两个月的时间，我一边在家看书，一边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小调查，内容涉及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的一些讲述来自父母，一些则来自庄上的邻居。所以这篇文字的写作，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社会生活、自然景物，都是非虚构的。因此我不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朋友，全然将其当做田园诗来读，尽管其中肯定有那种成分。


　　这篇文字的写作，主要分为人物篇、社会篇和自然篇。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无逻辑上的严密性；在写作过程中，各部分之间的内容亦有所勾连，甚至会稍有重复。最后想说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离故乡也越来越远了。故乡在我的记忆中，也一年一年正在死去。因此这篇文章的写作，算是我献给故乡的一个礼物。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记录一些东西，尽管这很不完整，似乎也微不足道。


　　二○○九年六月十三日，在回甘肃老家的一○四八次列车上，一个念头突然击中了我，我决定要做这件事。这是我写作此文的唯一理由，为此，我感谢这一天。


　　人 物 篇


　　外 婆


　　外婆之死，母亲的讲述：头一天我到你外婆家去，她衣服脏了，我就给她洗。她说去痛片没了，我又专门去买。晚上回到家里，总感觉心里急得很，跟你爸爸说，你爸说你今天不是去看过你妈了吗？那天天气很不好，又刮风又下雨的。吃过晚饭，心上不好得很，我就到加工厂拐子上去，月亮亮得很，看了老半天，也不见你外婆家有人进出。回家睡觉，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越发急得慌，心要从嘴里出来了。你爸去学校了，我又跑到高处去看，你外婆家的院子里，静悄悄无一人走动。我刚回家收拾好屋子，准备去你外婆家时，电话来了，说你外婆在夜里过世了。你尕舅舅因为睡在另一个屋里，死的具体时间都不知道……头一天你外婆还到你表兄家去，吃了一块馍馍。路过小军子家时，你外婆想进去坐一坐，小军子的娃娃，一见你外婆就哭，堵在门口，死活不让你外婆进去。你外婆说，人活到这个岁数，要多孽障有多孽障啊，连这么小的娃娃，都知道嫌弃我了。


　　地 主


　　三爷是我们庄上的最后一个地主。他是真正的地主，解放前是三个乡的乡长，平时走路都不用腿，骑着高头大马，在北山一带威风得很。后来他家的土地被分了。文革中连教师的工作也不让干了，参加批斗会时，头上戴个高高的纸帽子，被年轻人押着坐“土飞机”。因为是地主分子，几个儿子找对象都有困难，最后都还是在岷县找的。邓小平上台后，给三爷平了反，补发了工资。因此三爷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人都要说邓小平的好，对邓小平感恩戴德。


　　三爷九十多岁了，是庄子上年纪最大的“寿星”。现在脑子已经糊涂了，有时认得人，有时连人也认不得。生活也不能自理，常常在炕上拉屎，被儿子媳妇骂，骂完了又给他揩。庄上的人说，三爷人家有工资啊，老了有人伺候。三爷的儿子说，没工资，还不是我爹吗？三爷现在最怕一个人在家，每逢天气晴好的日子，总要闹着在庄上转转。他自己腿又不好，走不动路了，只好由他六十多岁的儿子用轮椅推着，在满庄子转悠。


　　爷 爷


　　我去看爷爷时，他正一个人在炕上玩牌，戴着一副不大的眼镜。我说爷爷，你今年好着哩吗？他抬头看一眼，说不好啊，孙子们都大了，天天拿着棒槌在赶我们。你说，八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能好的了呢？今年过来，我一下子觉得不中了，稍微一动弹，身子骨都要散架。


　　我问他六○年前后的事。我说，不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吗？爷爷说，狗屁，什么自然灾害，都是哄老百姓的话。那年我们这里的庄稼长得好得很，都烂在地里了；庄上的劳力都去炼钢了嘛，你奶奶也去给人家做饭了。家里的一点存粮，都被张仲良（时任甘肃省省委书记）要走了，百姓们只有挨饿。我们庄还算好的，只死了一个人（见“杏仁”）。


　　寡 妇


　　白家的寡妇死了。这个操劳一生的女人，最终死在了女儿家。小儿子在县城工作，春节时接他母亲去过年。过完年，白家寡妇坐招手停回家，下车后正要往家走，半路上碰到老二。老二说妈你先就不回家了，到娃们的姑姑家再逛上几天后，回家也不迟。白家寡妇听了儿子的话，到女儿家去了。庄上好像刚好有人家办喜事，女儿女婿都过去帮忙，留母亲一个人在家。等女儿忙完回家时，白家寡妇已经死了。听她女儿说，她母亲死时，躬腰爬在炕沿上，像是要上炕的样子。估计是感觉身体不舒服，连炕都没来及上，就咽了气。是急症。


　　死了娘的老二见人就说，我要是知道这样，再怎么我也要我妈回家呀。当天晚上，开车把已咽气多时的老母亲拉回家。寡妇的大儿子从太原回来了，烧纸时读了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追叙其母亲青年守寡，含辛茹苦多年，总算将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了。大儿子到底有文化，五十多岁的人，边读边哭，惹得庄上来帮忙的男人们都哭。庄上的人都说，白家的寡妇，死了死了，总算排场了一回，也值。


　　牧 人


　　天不下雨，山沟里没草，放羊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只有白家的老汉还在放。他六十多岁，面色焦黑，是个聋子。他家养了三十多只羊，不算很多，但有了这一群畜生，不管风吹日晒，你总得赶他们出去放。白家老汉因为是个聋子，因此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一概不闻不问，专心放他的羊。不过他老婆一说话，他马上就懂，据说是因为熟悉的缘故，看嘴型就能看懂。


　　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他曾给我讲过羝羊的厉害。他说，羝羊打起架来，那才叫厉害：两只羊首先离得远远的，相互瞪视对方，然后开始相互靠近，越跑越快，突然听见一声巨响，两只羊的头上就都沾满了血花。他说羝羊的劲可大了，它如果发起威来，能诋毁一堵干土墙。我当时有些不太相信，因为我见过羝羊打架，激烈是激烈，但没他说得那么夸张。我说既然羝羊有那么厉害，你们剪羊毛时，怎么敢去抓它？但他听不懂我的话，因此还是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说羝羊好厉害。


　　他们家有一个很怪的习惯，男人再窝囊，在家里却永远都是老爷。母亲说看他们家吃饭，感觉很奇怪。家里杀了猪，腌了臊子，不往锅里放，而是每次吃饭时，用一个茶缸在火炉上消一些，给家里的三个男人（白家老汉，他的大儿子，孙子）吃。婆婆，儿媳妇和孙女三个，只有在一边看的份儿。有时家里来了客人，问女人们为什么不吃肉，她们都说不爱吃。


　　表 弟


　　表弟退学了，刚刚十七岁。他本来上到九年级了，再有一个多学期就毕业，但他最终还是退学了。表弟学习不太好，尤其是英语更糟。他们的英语老师很严格，每天都要布置大量的家庭作业给学生。表弟因为一次没完成，结果被罚，要求他每晚写十六页十六开纸的单词。这一来，负担越重，表弟越写不完。结果被他们的英语老师罚站，在雪地中整整站了两个早晨。第三天表弟再也不肯到学校去，直接上兰州打工去了。


　　第一次出门，碰到一个中介公司，说是北京一家公司要招保安，他就糊里糊涂坐上火车，去了北京。结果到地方后，才发现那边的环境很差，待遇也很低，但那边的人不让他走。没办法，最后给家里人打电话。家里托北京那边的一个亲戚，给那家带有诈骗性质的公司交了几百块钱之后，才将表弟领出来。


　　回来后表弟又去建筑工地开车拉砖，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月有一千多块钱的工资。暑假我见他时，他说自己在工地干活，比在学校上学好多了。当时刚好碰到他的同学，他们都刚刚参加完中考不久，有的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只在那一瞬间，表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很难觉察到的不自然的表情。或许这让他感觉难堪吧。


　　童 年


　　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固定的打扰者——四表兄的儿子，还不到六岁，没有上学。我有午休的习惯。正是七八月间，农忙的时节，家里的大人都要到地里去，留下他和姐姐在家；怕他们到处乱跑，四表兄两口子下地前，要将家里的大门锁上，免得他们到处跑。而一到中午，大人回来时，他和姐姐就跑出来玩，常常要到我家来。有时他来了，见我在睡觉，偷偷看一下就离开了。


　　小家伙有一颗圆圆的脑袋，像一枚杏子，脸上总是挂着土。他很馋。我家杏子很多，每天他都来摘杏子吃，一次又吃不了几个，为此每天要跑四五趟。有一次他要走时，不知怎么看到院子里有葱，事先左顾右盼了一番，见没人看他，便很快地跳进园子，拔了几颗葱就跑。边跑还边往后看。


　　玩 耍


　　一天，晚饭后出去散步，见两三个孩子在土路边玩耍，身上都背着书包。太阳都落了，他们还在那里玩，认真地盖着房子，挖着窑窑。土里长大的孩子，在土里洗澡，他们的脸上，全都是土。但他们玩得很认真，忙忙碌碌的。


　　后来听母亲说，那几个孩子每天放学后都在那里玩，很晚才回家。其中一个的父母，在建学校的工地上，每天下班都很晚了，因此回去早了，家里也没人。另一个孩子住在外婆家，他的爸爸妈妈都去新疆打工了。外婆人很好，但就是管不住孩子，只好任由他在外面玩。有时很晚都不回家，孩子的外婆就到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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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篇 　　贫 穷 　　贫穷是一种匮乏。汉娜?阿伦特说：“这不仅是一种物质匮乏，而且是对他们追求自由的能力的一种丧失人性的侵犯”。贫穷是一种生活状态，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在物质匮乏的同时，蚕食着人特有的品性。也就是说，贫穷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性力量，它很容易将人拉回动物的水平。 　　社会学意义上的贫穷人口是一个需要资助的群体。这种资助当然是有效的，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却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比物质匮乏更可怕的是，贫穷会让人产生一种穷人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一般都带有很强的道德感。然而，这种道德感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虚假的道德感。因为它多指向一个外在的群体，而非指向自身。贫穷者口中的美德，是针对非贫穷者群体的。道德作为一种稀缺的精神产品，成了贫穷者手中唯一的货币。我这样说，并非是要否认有些人在极端贫穷的境遇中所展示出的卓绝的创造力和高尚品质，但我要说的是，这种美好的品质，是优秀者所共有的精神品质，并非是贫穷的产物。 　　我诅咒贫穷，它使人堕落，戕害人的意志，侵犯人的尊严。 　　信 息 　　这篇小文的写作，基于一些交谈，还有回忆。交谈是最重要的沟通手段，它是发散的，随意的，主题不明的；很不“科学”，也无法彻底量化。我这里想要更多说明的，是信息的透明度问题。从总体上而言，乡下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信息不足是常态。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乡下人通过日常性的交谈，却能很快掌握身边的信息。这是一个熟人社会，很难有什么隐私。因此，下层官员的腐败，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一些乡村的恶性事件，更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与信息密集的城市相比，这里有一种非制度化的透明性。正因为此，一些老百姓就觉得，中央的政策通常是好的，而到下面就走了样。因此他们多认为，中央是英明的，地方政府是腐败的。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谎言。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就是一个洋葱头，腐败总是从内部开始的。越接近核心就越是腐败，当然也更具隐蔽性。老百姓就生活在这种谎言中，等待着明君圣主来“拯救”他们。 　　喊 话 　　城市是噪杂的，宛如一个巨大的菜市场。乡下人喊话，更加粗声大气，但因人口不那么集中，一嗓子吼出去，整个庄上的人都听见了。在这种看似封闭的空间中，是没有隐私的。东家长西家短，个人的心里，都一清二楚。 　　在家里看书，常能听到邻居家有人大声粗气地喊话，喊话的内容，周围人全知道。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讲，喊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由的体现。但环境一旦有变，比如说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后，继续那样喊话，便显得粗糙和野声野气，别人一定侧目而视。 　　汽 车 　　汽车，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玩意儿。二三十年前，汽车司机是与公社书记平起平坐的——光明正大地享受着正科级待遇。谁家的女儿要是嫁了个汽车司机，亲戚朋友的脸上都有光。诗评家唐晓渡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初恋的女朋友，当年就嫁给了一个体面的汽车司机。这是对他的巨大羞辱，他为此抱恨终身。而到了今天，庄上不上学的年轻人，基本都会开车。开汽车的，也有好几个，都不觉得那是一个多么光荣体面的职业。 　　是汽车，沟通着乡村与城市。要是没有汽车，很难相信会有那么多的农村人涌向城市。城市的公交车，是一只被驯服了的马，性能优良，到站停车，规规矩矩。而那些长年在乡下跑的招手停，则像一头野驴，一旦跑起来，便一颠一颠的，很难停下来。 　　社 员 　　如果我们留心分析一下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会有不少有趣的发现。比如说“个人问题”一词，就是集体主义时代的词汇遗产。当我们说起“个人问题”时，实际上预设了一个虚假集体的存在；并且这个集体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个人只有是集体的一员时，他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在那样的生存境遇中，“个人问题”尽管重要，但只能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常见的情况是，“个人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组织”的关怀。也就是说，“组织”基本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它不仅分配房子、票子，还分配性。“个人问题”一词的内涵，现在已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异。但之所以这样分析它，是因为这样的分析，除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使用词语之外，更有助于我们通过日常语言来理解历史。在回家的汽车上，我听到了另外一个词：社员。当时有一个中年妇女说，把我们这些老社员们嘛……也就是说，直到今天，集体公社早已解体，但在底层民众的身份认同中，仍残留着“社员”意识。 　　有关社员，汪建辉在《中国地图》中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百分百的普及性，农业人口一生下来就是天然的社员，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加入仪式。社员即等于农民（农民就是劳动力），社员群众即等于农村中权力阶层以外的人民大众。刚生来的孩子算不算社员？这我无法考证，但长到一定的程度，能干点农活了，就可能被称之为小社员。”也就是说，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一个人一旦出生农村，就可能意味着你终身要为一个虚假的集体操劳奔忙。自己的肚子吃不饱，也要支援国家建设。这么扯淡的逻辑，曾被当做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说，“社员”一词，其中隐藏了太多惨烈的信息。当我听到它的时候，不由地心头一震。 　　杏 仁 　　杏仁的故事，将我带回上世纪六○年代。 　　六○年开春后，我们庄上的大部分人家，都已无粮可食。人们靠挖洋芋干、苦曲菜来充饥。连队长都饿得浮肿了。好在还未死人，庄上还残留着一丝活泛的人气。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一顿喝几大碗粥，还是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群孩子发现，庄上的破庙里，堆有不少苦杏核。于是，每天到庙里砸食杏仁，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丑娃家是庄上最穷的。丑娃的姐姐，因此天天到庙里砸杏核吃，她已有十二三岁了，是孩子们中间最大的。她人大一些，边砸边吃，吃掉的杏仁最多。结果有一天，孩子们发现，丑娃的姐姐那天没来砸杏核吃。后来才知道，她因为吃了太多的苦杏仁，被毒死了。 　　丑娃的姐姐，是一九六○年我们庄上因饥饿而死的唯一一人，老人们提起她，总不免感叹唏嘘一番。 　　标 语 　　标语是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与曾经“民主墙”之类的民间运动不同，如今贴遍城乡各个角落的政治标语，主要承担着官方宣传和营造气氛的光辉使命。标语是一种带有很浓厚的夸耀性意味的符号，夸张地表征着政治权力的无所不在。政治标语的广泛张贴，是极端丑陋的行为，它对人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视觉污染；大量纸张的张贴，更是对有限森林资源的无耻浪费；而由此制造的大量垃圾，更是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直接的侵害。政治性的标语，是一种典型的话语暴力，它通过侵占公共领地，强迫你接受它所呈现的无聊内容，因此常常成为民间笑话的重要来源。中国大陆的政治标语一日不消除，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支 教 　　我不能说支教这一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要指明的是，支教本身所取得的成果，是微乎其微的。由共青团中央启动的“三支一扶”工程，是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重点在于临时疏散大学生这一群体；因为对他们而言，要想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也就是说，“三支一扶”工程的重点，是掩盖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是整体性“维稳”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有一位马来西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教英语。后来这位老师要回国时，曾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竟对我们学校的环境做了极为夸张的描绘，用以论证她的勇敢、坚毅和忍耐。她说我们学校只有几间平房，连水都喝不上。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学校当时无论是教学，还是学生的住宿，全是楼房，喝水更无任何问题。我在此并非是为我曾经的中学辩护，实际上，我对那所中学无一丝好感，那是一所培养考试机器的学校。我从来都不怀疑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怀着单纯的理想，为改变另一些人的贫穷、疾病和低下的受教育程度，而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而那位支教老师的表现，当时曾让我极端失望。后来我发现，很多支教的学生，抱着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而来，最后反而什么事都做不成。 　　支教的人群，一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在读研究生，根本没有任何教学经验。而且他们的支教时间短，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反而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比如有人曾到乡下的中学教书，面对一帮连ABC都搞不清楚的学生，采用了全英式教学，一学期下来，很多学生连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没弄明白。支教老师走后，学校没办法，只好利用自习的时间，给这两个班的学生重新补课。我这样说，并非是说支教的学生不认真，恰恰相反，他们很有热情；他们有知识，但缺乏适应当地学生状况的教学技能。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支教成了一台华丽的走秀晚会，热闹是热闹，却没什么实质性的成效。因此，在我看来，改变乡村教育的根本性出路，绝不是搞什么花里胡哨的支教，而是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着力培养本土性人才；没有制度性的“常规军”做保障，搞再多的“运动”也没用。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媒体的宣传问题。一般支教的老师离开时，都有相关的媒体来采访。当地的老师普遍说，我们送支教老师，一般都是“送灶娘娘上天”——只说好话。而官方媒体的报道，一般都很夸张，说支教老师来之前，孩子们连篮球都没见过；支教老师来了，孩子们才第一次听说，有一种地方叫城市。总之一句话，支教老师在媒体的宣传中，一般都扮演着共产党当年的角色：在他们来之前，这里的人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而他们一来，就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点亮了孩子们的心灯等等。当地的教师看到这样的报道，普遍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好像自己多年来的工作，都是在传播愚昧样。 　　教 师 　　在山区，在普遍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教师因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如果一到川区，教师的地位就不那么耀眼了。因为当地经济状况较好，教师的收入水平，在当地并不算高的。 　　在人们的谈论中，教师这一群体，已基本无任何尊严可言。在像我们老家那样的国家级贫困县，乡下的教师们热衷于谈论的，是如何调到川区或县城去。一般如要调到川区的学校去，走后门就需要两万元；而如果想上县城，有关系有条件，还需五万元的票子垫底。即使不办什么事，到领导家询问一下相关情况，至少也是茅台两瓶，软中华一条。 　　学 生 　　一日清晨，我和母亲从家里出来，准备坐车回学校。天气很冷，雾气腾腾，路边的草叶上，落满露水。刚到马路边，就见一个妇女，头顶包巾，领着一个背书包的孩子，急匆匆地往学校赶。 　　即使在几年以前，在我的老家，父母送孩子上学的情景，都是很少见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些同学的家离学校很远，一到放学时，他们背起书包，不是颠就是跑，很少有家长接送。现在走在路上，有不少家长都送孩子上学，于此可见人们观念的巨大变化。 　　撤 校 　　邻乡唯一的一所中学，听说要被撤了。县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到基层调研工作。结果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十里八村的乡亲，听说她是来撤校的，家家的男人都开着“三马子”（一种农用车）赶到学校去说理。所有来的农用车，将副局长的车子团团围住。那位副局长正好是一位女性，害怕出现什么意外，另外找车逃走了。尽管有了这样的遭遇，后来听说还是要撤校，村民们的说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通过一种粗暴的行政干预来进行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导致目前种种教育病象的症结之一。重点中学制度，正是行政干预所制造出的一枚恶果。有限的教育资源，全被投给了少数几所重点中学。这种树典型式的办学思路，既不利于教育竞争，更是人为地制造了教育不均衡，并由教育不公正导致社会不公正；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公共教育资源，成了为特殊阶层服务的特权机构，加重了社会不公平的程度。 　　社 火 　　狗爷是个很拗的人，脾气暴躁，口无遮拦。外庄的社火队，春节时到我们庄上，首先没去庙上烧香，却径直去给乡政府拜年。狗爷听了很气，跑过去堵住外庄的社火队便问：你们在我们这里耍社火，到底是敬神，还是敬人？如果是敬神，应该先到庙上烧香。外庄的社会队自知理亏，只好面向我们庄上的庙，打了一通鼓。 　　不料年都还没过完，狗爷便中风了。庄上人说，你看你看，给人家的社火队使歪哩，让人家的“老爷”（指神）给了个“眼前便见”（立马遭报应的意思）。后来听说狗爷被这种传言吓坏了，病稍好后，偷偷跑到外庄里的庙上，给外庄的“老爷”烧了香。 　　电 影 　　也不知是哪个单位，每个月到庄上，免费放一场电影。放映的地点，就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刚开始时还有人去瞧一下热闹，瞧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便都早早回家了。但不管电影有没人看，总得放完。放电影的人说，这是规定，不这样拿不到工钱。 　　第一次放的片子，是《天下无贼》。庄上人一听，都说这是糊弄鬼哩，怎么没有贼？贼娃子多得很。接着就说起张家的羊被人拉走了，李家的驴没了，白家的“三马子”也叫人开走了，等等。 　　我们家掉过三次东西。第一次是给爷爷准备的棺材板，上好的红松木，放在加工厂的房子里。结果被人偷走了，据说是在一个下雪的夜里。但后来听父亲说，棺材板就是加工厂的人偷走的，不过是制造了一个假现场而已。第二次是四表兄结婚时，我们全家都去了，家里没人。结果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家的那只超过一百斤的羯羊被人拉走了。第三次是十多只鸡，下面还要写到。 　　民 兵 　　中国大陆曾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时代。那时当民兵，是所有青年男女的梦想。雄赳赳气昂昂，多么英姿飒爽，刚健有力。现在的乡下，已无所谓的民兵组织。县武装部要来检查民兵组织的训练情况，乡武装部便临时挑了三十多个个头大一点的中学生，每人发一套迷彩服，临时上阵操练。学生们穿上迷彩服，听县武装部的领导讲了一通话。完成任务后，每人领了十块钱，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牛肉面。 　　私 奔 　　好一段日子，庄上人都在兴奋地讨论着一件事：外庄里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跟一个姓王的男人跑了。多数人的普遍想法是，都那么大岁数，儿媳妇都娶上门了，干吗还跟一个穷男人跑。人们引证着原先有过的例子，说这个女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现在跟人家跑，年纪一大，估计连饭都吃不上。即使到了先房儿子们的门上，恐怕也难吃得上一口饭。臊儿子们的脸哩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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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妇女的丈夫，是个羊户长，天天在外面放羊。其实姓王的那个男人，到他们家已有一段时间了，羊户长人老实，还把他当哥们待，哪想老婆被人家拐跑了。并且最让羊户长痛心的是，家里的八千元存款，也被那婆娘带走了。人们说，你觉得日子过得不顺心，跑就跑嘛，干吗把那老光棍的八千块钱也带走？


　　书 记


　　舅舅到我家里，气咻咻地说了很多话。说现在的书记、村长真是不像话，上面的扶贫款下来了，屁也不放一个，全被他们几个村干部捞走了，老百姓还蒙在鼓里呢。说这两年整村推进的扶贫款，上面拨下来的，有好几十万，不知都被他们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舅舅越讲越气，说这些杂种，早晚有人会收拾他们的，接着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是靠近白银那边的一个地方，有个计生干部，平时人歪得很。有人想生第二胎，肯定要给他“上贡”，因此吃了不少钱。但吃钱吃得太多了，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出门后，就一直没回家。两三天后才找到。是被人插进了下水道，找到时人早已没气多时了。


　　自 杀


　　我听说外庄里有人自杀了。是一个男人，一个青年男子。死者是个独生子，已经结婚好几年，小孩都上小学了。具体的起因不清楚，但主要是婆媳拌嘴，经常搞得整个家鸡犬不宁。他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妻子，都是自己的亲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合谋”杀死了这个年轻人。虽说是第一次干这事（指自杀），但他干得很从容，也很在行。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接上小学的孩子回家。回家后，他什么也没说，悄悄取了家里的大麻绳，便独自出门了。吃晚饭时，人们发现，他已吊死在村头的一颗大榆树上。


　　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而恰恰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依赖，相互看重，反而会不断发生把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悲剧。亲人之间，往往是冤家。”这一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事件，为吴飞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炼 油


　　老五的儿子从省警校毕业后，通过了云南那边的公务员考试，到外地去工作了。今年儿子要结婚，老五两口子坐飞机赶往云南，参加了儿子的婚礼。老五的媳妇晕车，这一趟折腾下来，弄得她死去活来的。回来后在家休息了好几天，才下地干活。


　　儿子的婚礼，改变了老五媳妇的世界观。她突然发现，说不定哪一天，她就要离开自己辛勤劳作半生的土地，住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去。那里的人死后，不再如老家这里，找日子哭丧，入土为安；而是尸体直接被送进火葬厂，青烟一缕，灰烬一堆。老五的媳妇想到自己的身体有一天要被送去火葬厂“炼油”，就老觉得浑身不舒服，逢人都要说上半天。因为这件事的刺激，老五的媳妇一下子想开了，她觉得既然人生一世，最终都要被“炼油”，还不如趁现在尚算年轻，吃好喝好。从那之后，老五媳妇过起日子来，不像以前那样该省的要省、不该省的也要省了；儿媳妇送的新衣服，她很快就上身了。


　　车 队


　　白家的老大在外面当了领导，人们称之为“大经理”。“大经理”的钱很多，架子也大，见了庄上的人，爱理不理的。“大经理”的爹死了，来了好多兰州人，全是“大经理”单位上的。来得车很多，排了一长串，庄上人又羡慕，又嫉妒。“大经理”平时做人没礼性，他爹死了，庄上有人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大经理”单位上来的人，都没带东西，庄上有开铺子的，就卖被面给他们。平时卖十多二十块的被面，现在全是三四十。要买花圈吗，同样翻倍卖给你。好在城里人有钱，不太在乎这一点。“大经理”的爹死了，礼面上收的礼，就是七万，葬礼肯定花不完。


　　过些日子，“大经理”带了几个人回来了，给他爹的坟头，种了两棵白杨树。老家的规矩，因为风水方面的考虑，多在坟头种树。怕树不活，“大经理”专门给了邻居三百块钱，要他帮忙浇水，好让树成活下来。


　　上 坟


　　陈奂生们进城之后，一旦混成个小干部，立马回乡上坟。每年清明节这一天，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尕领导，大半都要开上车子，回老家上坟。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带有衣锦还乡的意思。乘着农历三月的春风，浩浩荡荡地开车返乡，多风光多荣耀，多么光宗耀祖。因此那些上坟的人，心里想的多不是先人，而是活着的人，并期待着别人羡慕的眼光。


　　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作秀场。有权的耍权，有钱的显摆，最没出息的，也要回老家上个坟，好过一把光宗耀祖的干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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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篇 　　时间 　　城市与乡下，似乎遵循着两种时间秩序，这是我回老家后的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即使在大学校园，时间也是紧凑的，精细的，咄咄逼人的。日常性的生活，也被时间严格地切分。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最大限度地运用着理性设计的能力，安排着自己的每一秒钟。而如果某天突然有了一段空闲，他甚至会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在乡下，人们更多地关注着农历，谈论着节气、气候或农事。乡下的时间，是更整全更少切割的，它是缓慢的，让人沉思的；在这种时间中生存，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感，带给人一份沉静和踏实。 　　父母在农村生活惯了，晚上不到十点钟，早早就睡了。第二日天刚亮，六七点钟的样子，他们就起来了，即使没什么事可干。我母亲到城里给我哥带孩子，最受不了的，是哥嫂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生活习惯。 　　安静 　　我家是个独庄子。我母亲刚嫁到李家时，住在一个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的大院子里。曾祖父的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在院子里各据一方；三个儿媳妇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日娘捣老子地对骂，有时还会动手动脚地打起来，你撕破我脸上的一块皮，我揪下你的一绺头发，闹得不亦乐乎。打一次架之后，一般要休息十天半个月，之后继续开打。我母亲是最大的孙媳妇，辈分最小，自然最没发言权，夹在三个婆婆之间，吃苦受气，苦恼不已。后来我们家修房子，我母亲坚决主张修得远远的，离开那是非之地。因此我家修在庄上一个叫蒜川脑子的地方，离最近的邻居，也要走五分钟路。我就出生在那里。 　　六七月间，我一个人在家中看书，有一份难得的安静。院子外面，还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空寂辽远。 　　星星 　　只有到了乡下，我才会注意到星星，当然还有月亮。在城市生活，我很少仰望星空。如成都这样的城市，天气一般都不好，很难看到星星和月亮。再加上高耸的楼房和耀眼的灯光，星空愈加显得飘渺虚幻。一到乡下，晚上一出门，就是满天星斗向你涌来，让你招架不住。晚上读过书，一关电灯，月光一下子从窗户射进来，满目皎洁，温柔清朗。 　　记得上初中时，母亲晚上常常要去邻居家串门，我一个人在家看书。一般在九点之前，我就睡觉。睡前出门去方便，夜色漆黑粘稠，星光璀璨明亮，心中总有一种丰盈的幸福感，觉得好美。 　　太阳 　　太阳在人类的生命中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好久都没看过日出了，我特地选定一个早晨，很早就起床，去山顶上看日出。看那硕大的婴儿，怎样从黛蓝色的雾气中露出一抹鲜红，继而缓缓上升，放出万丈光芒，染红山丘和绿草；最终露出一个巨大的笑脸，金光四射。落日则完全是一个相反的过程，由坚硬走向柔软，金色慢慢变红，最终消隐在灰蓝色的雾气与云霞之中。暮色缓缓降临。 　　生活在相似环境中的先人们，太阳不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指针，更是他们生命的见证。旭日是婴孩，是希望，是明媚的温柔；落日是残阳，是枯寂，是生命的衰竭。一切都是顺理成章，脱口而出的，无需象征和隐喻，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而当太阳或其他自然景物作为一种修辞而出现在诗人们的笔下时，太阳已失去它那耀武扬威的光芒，只成了一个纸上的太阳，一个被谈论着的对象。 　　山梁 　　汽车一进入巴石沟，瘦硬的山梁便扑面而来，要挟着你，威逼着你，让你的头脑发木。从上高中开始，我已多少次经过这条路，但当又一次逼近它时，我的心仍不由得一震。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光秃秃的干涩。凝重。山梁上有一些不大的石头，灰白而单调；几乎不长一根草，偶尔有小团灰黑色的植物出现，像是爬在山梁上的苍蝇。 　　有时，山梁上有几只山羊，在石头间找草啃，给凝滞的山梁带来一点灵动。车过巴石沟，人心就死。 　　庄稼 　　水多么贵重。六月份我回到家里，天还没痛痛快快下过一场雨，农人们叫苦连天。又是一个天年啊，地渴得起了火。庄稼已没任何指望了，它们爬在灼热的地里，稀稀拉拉的，连地皮都遮不住。农家人觉得没指望，打电话给外面打工的丈夫或儿子，要他们早做准备，联系好活儿，好好在外头干，不用回家收庄稼。 　　葵花 　　多么耀眼！青青的谷草地里，伸出一株高高的葵花，沉甸甸的圆盘多让人眼馋。我那时在上小学，正和两个小朋友玩耍的当儿，突然发现了那株葵花。三个孩子，一起摸进谷草地，扭断葵杆，分盘而食。正在得意，突然听见老远的有人在喊，边喊边骂，说有几个碎鬼把谷草地里的葵花陀罗掰掉了。原来是谷草地的主人，一个老头，发现葵花不见了，立即喊骂。我们兵分两路，各自逃窜。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我一边跑，一边脱掉外套，好让毛衣的绿色，与地里的庄稼，混为一色。我一直跑一直跑，直跑到中学头顶上时，才发现根本没人追。老头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我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大着胆子给另两个伙伴喊话，心里有些小小的得意。因为我看见他们两个，已从庄稼地里出来了，在院子里玩耍。后来才知道，老头因为眼睛不行，根本没看清是谁，那两个家伙，一口咬定是我把葵花掰掉的。老汉听见我老远地喊，便回应我说：“我给你爸爸说哩。” 　　我回到家，家里正好没人。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父母回家，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惩罚。折腾了半天，觉得好累，一个人躺在房前廊檐下的水泥地上，居然很快就入睡了。 　　苜蓿 　　母亲养了两只鸡。之前我们家也养过，有十多只。本来说到春节时杀来吃，结果还没到春节，鸡就被别人偷走了。母亲就埋怨父亲，说让你早点杀，你老说鸡还小，你看现在被贼偷走了，你一块肉都吃不上。遭偷之后，母亲有一段时间发誓不养鸡了，但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养了两只母鸡。我们家的院子下面，有一块地，种着紫花苜蓿。每天傍晚时分，母亲便打开鸡圈，让她们到苜蓿地里找虫子吃。天黑之前，她们吃饱了，便走到院子里来，任母亲将她们塞进鸡窝。 　　紫花苜蓿，是驴和羊的饲料。驴吃了犁地，羊吃了长肉。人有时经过苜蓿地，会突然地被吓一跳，因为其间藏有野兔，见有人来了，一下子跳起来，蹦得老高。 　　柠条 　　柠条的生命力真是顽强，我怀疑比红柳都厉害。原来老家的公路边上有人栽过红柳，活是一直活着，却始终长不起来。而柠条则不然，家乡的天那么旱，仍然长得老高，几年下来，威势逼人。 　　柠条的嫩叶，羊是爱吃的，但一旦长老，羊就不吃了。我家的周围，长满了这种顽强的植物，几乎到处都是。我家原来盖草棚时，就锯一些多年生的柠条来铺顶，效果好得很。后来表兄家盖装东西的草房，也用的是柠条。夏季如果有时间，锯一些柠条，晒干了当柴火烧，做饭烧水，根本不成问题。 　　苦曲菜 　　有关饥饿的记忆，多么悠远绵长。在我的老家，如果哪个人吃饭很快，别人就会笑他说，你看你，像是从六○年过来的。六○年，是饥饿与濒临死亡的代名词。听父亲说，那一年，我们庄上之所以没饿死人，全亏了两样东西：洋芋干和苦曲菜。五九年秋天，庄上的劳力都忙着大炼钢铁，庄稼全烂在地里了。洋芋也没人挖，全都埋在土里。第二年春上，多数人家一点存粮都没了，多亏了地里的那些洋芋干，人们挖出它来，或烧或烤，聊以充饥。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父亲后来一点都不爱吃洋芋，主要是他曾吃得太多。 　　洋芋干吃完了，地里又有了苦曲菜。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到地里去挖苦曲菜，挖来洗一洗，掺和一点面糊糊，熬粥给大家喝。我父亲那时六岁，每顿要喝三碗粥。喝了几个月这种粥，我父亲说，他的肚皮都变绿了，和苦曲菜一个颜色。 　　猫头鹰 　　我对猫头鹰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与我的一次经历有关。一个黄昏，天还没完全黑透，我到邻居家去玩。一个人在路上走，我突然感觉脊背发凉，被一种紧张的恐惧感所击中。有人在看着我！我左顾右盼，最终发现，在路边的一堵土墙上，立着一只猫头鹰。它那圆睁的双眼，正逼视着我。我想吓走它，但又不敢出声，便使劲挥拳踢腿。它纹丝不动。我再也不敢惊动它了，便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才躲过了它的视线。从那以后，我就对猫头鹰，外带上猫，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和反感。 　　上小学时，有次在教室里，和同学抓到一只猫头鹰。它没有眼睑，因此还是睁着大而圆的眼睛。我们写了一个纸条，写上这样一行字：保护人类的好朋友猫头鹰，并用透明胶粘在了它的腿上，之后就将它放走了。 　　野鸽 　　鸽子是温和的动物，是和平的象征，很多人都喜爱它。我小时候，庄上有两家人各自养着一大群鸽子，白的灰的都有，扑棱棱展翅，满院子都是风。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他们两家都不养鸽子了。不过家乡总有野鸽飞来，尽管并不太多。有次我呆在家里，见一群野鸽飞来觅食，我透过玻璃窗，近距离（一米左右）地看着它们。当时我找来笔和纸，精细地描绘了我眼中的野鸽。但那张纸我后来一直都没找到。我后来也曾用细绳设局套过野鸽，但一直都没成功。 　　有关鸽子，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还在上小学时，我们家附近飞来一只鸽子，是一只信鸽，因为它的腿上，套着一个一厘米左右宽的塑料圈，上面好像还有字。我哥哥太想捉住它了，放了吃食在窗台上，那鸽子果然来食。我哥哥悄悄过去捉，但刚碰到鸽子尾巴，那鸽子便“扑腾”一下飞走了。有了如此凶险的经历，那鸽子再不敢在我家周围盘旋了。它飞到了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家，在他们家周围找吃的。那家伙和我哥哥一样，都想捉那只鸽子，便用细绳绾了套，放在有食的地方。不料那只鸽子惊醒得很，吃了食物，却根本套不住。反而是他们家的公鸡很笨，跑过去找东西吃，一下便被套住了。 　　野兔 　　从前有段时间，一到秋天，总有很多野兔出没。它们的藏身之所，多在谷草地，苜蓿地或野草堆里；一旦被人发现一次，野兔马上搬家，另觅住处。以前我们家养狗的时候，我哥哥说他曾鼓励我们家的狗追过兔子，但最终没追上。野兔的前蹄很短，后腿有力，因此上坡的时候很快；但一遇到下坡路，一跑快便栽跟头。 　　有一年我们家在院子里扬场时，来了几个军人。他们见离我家院子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谷草地，便带枪下来找兔子。我那次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好枪法。他们几个在谷草地里走，有野兔跳起来，有人当即一枪，等那兔子落下来时，就栽在地上不动了。十来分钟的时间，他们几个便打了好几只野兔，优哉游哉地提着走了。我以前只见过用老土枪打野兔的，他们枪法很不稳，老是开半天枪，连兔子毛都没打着。两下一比较，那几个军人的枪法，就已经让我觉得很神了。 　　蚂蚁 　　我从小就与蚂蚁有不解之缘。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睡觉醒来，总要弄一些水在小盒子里，然后开始捉捕蚂蚁的游戏。我将它们一只只放在水里，看它们摆胳膊摆腿，游弋其间。等它们都游不动了，静静漂浮在水面上的时候，我再将它们一个个捞出来，放在院子里晒。一般过不了好久，它们就会在阳光中苏醒过来，健健康康开始它们崭新的旅程。上小学后，手工课上发的袋装工具里，有两个小小的放大镜；我就拿着它们，对着阳光寻找焦点，之后将蚂蚁放置在焦点的位置上，看它小小的身躯在高温中挣扎，最后被炼成一小堆黑渣样的东西。我乐此不疲，有一种内在的残忍。 　　在我单调的食谱中，蚂蚁是我最早吃过的野味。我那时还小，在院子里捉蚂蚁，有时边捉边往嘴里送，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麻雀 　　麻雀是家乡最常见的一种鸟。这种鸟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在经过“除四害”那样的政治运动之后，仍然广泛存在于乡间。它们多是一群一群的，灰不溜秋的，一点都不好看。母亲喂鸡时，一群麻雀就站在不远的土墙上，等待着母亲离开。母亲刚一走，那群麻雀马上飞下来，抢食鸡食。 　　麻雀是孩子们最熟悉的。我上小学时，老师们总要提到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说他曾在一本小学作文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麻雀洗澡》。这是巨大的光荣，因为我们上小学时，知道有杂志这种东西的学生都很少，更不要说发表过作文了。我没读过那篇作文，但据说内容主要是写一次雨后，一群麻雀在水坑里洗濯的情景，因为描写得比较真切细致，所以被发表了。有了这样的参照，语文老师说，要写好作文，就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那样才有可能出彩。 　　小学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读到一篇文章，说麻雀的脑子，可以治冻疮。我有好几个小同学，一到冬天，两只手就肿得像馒头，有时口子咧开，流着脓血，让人看着都难受。一只麻雀飞进教室，被我们捉住了，我建议给其中一位同学治手。于是大家先弄死了麻雀，然后割开它的头，将那些白色颗粒状的东西弄出来，抹在了那位同学的手上。当时那位同学说热乎乎的，但最终却没见他的冻疮好。 　　我打死过两只麻雀。我那时玩弹弓玩上了瘾，口袋里总是装着从公路上捡来的沙子，随时都准备拉开弹弓，瞄着某个东西开打。打鸟自然是最光荣的事业，在小朋友们中间，你能打下鸟来，说明你的弹弓技术过关了，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了。我开始时手很臭，石子发出去，连鸟羽毛都没擦过。后来随着练习量的增加，我的技术水平也逐渐提高，有次居然从门前的榆树上打下一只麻雀来。这让我好不得意。之后在林场放羊时，当场打死了一只麻雀，博得了小伙伴们的赞赏。但我后来就不打鸟了，原因如下。有一次，我一个人在院子下面的榆树下打鸟，那不是麻雀，是一种我们叫红雀子的鸟。一颗石子发出去，一下就打中了，却没将它打死。那只红雀子带着血，连飞带蹦地逃，血迹一路都是。我很快就捉住了它，但当我看到它那恐惧而凄哀的眼睛时，我一下子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击中，再也不敢往下看了。我立马放了它，估计它活不久了，心里一下子变得好难受。我谁都没告诉，心里暗下决心，以后再手痒，也不打鸟了。 　　公鸡 　　好长时间以来，我对鸡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有次经过一家人的院子，他们家有只老公鸡，羽毛竖立，扇动翅膀来啄我，吓得我当时就从很高的一个土坎上跳了下去，幸好才下过雨不久，地还是软的，我才没出什么事。后来又长大一些，有公鸡来啄我时，可以轻松地将其一脚踢开，但心理仍十分恐惧，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有次和母亲说起此事，她说有次带你去亲戚家，你被公鸡啄过。我一下子想到弗洛依德的理论，原来是童年的阴影。经母亲提醒，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次的情景，我当时很小，那只鸡飞起来时，一下子就啄破了我的嘴唇，我被吓呆了，等了好几秒钟之后，才听见自己发出响亮的哭声，大人们也跑了出来。而在那时，亲戚家的院子里，正满是沙枣树开花的香味，那么甜美。 　　驴 　　我们家前后养过三头驴，现在一头都没了。对第一头驴，我印象不深，因为我那时还很小。到了第二、三头驴时，我就和它们很熟了。因为有好几年，我一放暑假，主要的工作就是放驴。放驴的日子很好玩，因为总有一帮邻居家的孩子在一起。我记得有一次放驴时，其中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他当时可能有十七八岁吧，没读书已经好几年了，到兰州打过一段时间的短工。他当时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讲些城里的故事，说兰州火车站有一些女人，晚上出来赚钱，只穿一条短裙，连内裤都不穿。我当时觉得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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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上一天的驴，晚上我们各自骑驴回家。有时碰到驴刚好发春的话，你一骑上去，它马上开始拌嘴，口吐白沫，让人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驴主要吃麦草。但到秋天的时候，每天都要犁地，就要给驴吃谷草。有一次我和父亲去沟地里拔谷草。谷草水分很足，很重，父亲背了好大的一捆。我背了一小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父亲的压力好重，回家一个人伤心了好久。 　　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早上拉驴犁地的经历。一般五点多就起床，月亮都还挂在天上，我揉着睡眼，一边打呵欠，一边和父亲去犁地。我拉驴，父亲犁。早晨七八点钟，天亮透的时候，父亲已犁了好宽一块地。 　　羊 　　莫言写过一篇《我和羊》的散文，真切动人。我和羊有着与作者同样深厚的感情。有一年元旦时，我家有一只小羊羔出生了，是一只黑头羊。十多天之后，它已经像一个顽皮的爱炫耀的孩子，在院子里蹦蹦跳跳了。小小的蹄子，一身雪白的卷毛，如洁白的海浪，漂亮极了。当它觉察到人在看它时，便蹦跳得更欢了。 　　在整个少年时代，我与羊打过的交道，比人都多。上学之外，放羊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们家的羊，都和我很亲，我走到那里，它们就跟到那里。一点都不乱跑。 　　在我家的养羊史上，有一只母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父亲的工资不高，我们家的粮食也不多，哥哥在湖南上学，家里的条件一点都不好。那只黑头的母羊，个大漂亮，在我家生了四胎共七只小羊，活下来的有六只。那时羊的价格还不错，羊羔养大了，我们就卖给收羊的老回子，以贴补家用。那只母羊是我们家的一个宝，母亲总要切好多土豆给它吃。而当它的孩子一只只被卖掉时，它总是整夜地在羊圈里叫唤，吵醒了睡梦中的我们。母亲总是说：母羊恓惶着哩。 　　猪 　　我们家几乎每年都养猪。我不太喜欢这种动物。对于有人将猪作为宠物的做法，我一直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一点都不觉得猪有任何可爱之处。骂一个人笨时，一般都说你吃了猪脑子啊。我以前吃过猪脑子，是我父亲鼓捣的结果。他说中医理论认为，吃什么补什么，因此要想变聪明，就要多吃猪脑子。后来我就不吃了，直到现在，如果吃饭时有人点脑花，我总觉得有些恶心。 　　在我们的邻居中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某家的一个婆娘，一天从地里劳作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于是赶紧吩咐丈夫说：赶紧做饭喂猪儿。本来是说不要忙别的了，我们赶紧做了饭吃，把猪也赶紧喂了。结果说得一急，成了做饭给猪吃。 　　蛇 　　我和蛇打过四次交道。小学时，有一次在操场边玩，突然听周围的同学喊：蛇！我一看，一只毛茸茸的白色虫子，有六七寸长，一下子钻进冰草丛。后来电视上演《白蛇传》，我说我见过白蛇，家里人都说我在吹牛，根本不信。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否有白蛇存在，但那条虫子的形象，至今仍保存在我的脑海中。 　　第二次是看蛇。我当时还在上小学，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伙人，说是耍蛇的。当时的人好奇，就请他们在中学的院子里表演，卖票收钱。果然有蛇，是装在木箱里的。其中一条有两三米长，不过病怏怏的，任耍蛇的人摆布。还有一条，头上有几条皱纹，经过他们的描画，有点像个“王”字，耍蛇人说：这是大王蛇。他一边说一边耍，一会儿将蛇缠在脖子上，一会儿又缠在腰上，看得我心惊胆战，生怕那蛇咬他一口。 　　第三次是打蛇。当时我和几个孩子在林场放羊，一人一个弹弓，玩得不亦乐乎。我那天出手不凡，一拉弹弓，就打死了一只麻雀，惹得一个老羊户长都说，这孩子还有些把式呢嘛。正玩得高兴，一个小伙伴突然发现一条蛇，他胆子大得要命，拿鞭子就打。那蛇被揍了几鞭子，正想往一个老鼠洞里逃，又被我那个同伴一脚踩住，很快毙命。我怕蛇怕得要命，见那蛇已死翘翘了，才敢上前一摸，又凉又滑。让人吃惊的是，那蛇细细的身子中间，却有一个明显的凸起。那家伙便捏着凸起物往外挤，竟从蛇嘴里挤出了一只鸟和一只老鼠。大家都很吃惊，说蛇头那么小，竟然吞得下这么大的麻雀和老鼠，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第四次遭遇蛇，我连它的影子都没看到。我和邻居家的老二去放羊，快到中午时，突然发现他们家的一只羊脖子上全是血，而且连路都走不动了。我们死拉硬拽，那只羊始终不肯走。没办法，邻居家老二只好抱着那只羊回家；幸亏不很大，他刚抱得动。那只羊伤得不轻，几乎要死掉了。大人们都说羊成了这样，肯定是你们两个见羊不听话，打羊打的，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血。我们都说没打，因为那天羊都很乖，根本没乱跑。后来经仔细查看，才发现是被蛇叮的。那条蛇真狠。那只羊经过邻居家人的精心照料，两三天之后，才缓过劲儿来，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