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散文流变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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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散文流变述略
                             刘军
    所谓人物散文，仅仅就题材分类而言，这个类型的散文作品在艺术处理上，注重发掘对象身上的故事元素和经验元素，以此观照出独特的生命独在的状态或者社会关系的纵深区域。就审美指向方面，因为涉及到人和社会两个着重点，与小说更为靠近，但是两者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人物散文更注重微小单元的刻画，由此引申出“我看”、“我想”之“我”的特性，其中写作主体与对象间是相互吁请、相互激发的关系。而在短章式小说的处理中，情感关系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我”是要被隐藏起来的，主体与对象的呼应关系大致处于被取消的状态。探究起来，写人散文的源头可追溯到史传文学那里，“其文直，其事核，贵在实录”的《史记》在此方面堪称表率。作为古典文学的四大高峰之一，《史记》中的人物本纪或传略可谓光芒四射，其用笔如刀，将重大史实、人物的肖像、行动所展现出的内在世界等因素准确地勾勒出来，并将这些因素熔铸在一起，形神兼备。
    白话文学以来，人物散文的第一个热潮出现在十七年时期，所谓散文的特写化，就是与诸多书写社会主义新人的篇章的层出涌现相关。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人物散文逐渐淡化，汪曾祺式的人物小品几乎成了绝唱，人物散文基本退居到亲情题材的作品类型中，而脱离了对社会世相的洞察，堆积了太多情感的亲情散文很容易走向空疏和自说自话，如此形成一个怪象，拼命往文本内注入情感的亲情类人物散文，往往最失败的地方就在情感层面，所以，最近几年的亲情题材处理，有了某种反抒情倾向。正是因为十七年散文特写化的因素，以及亲情散文的泛滥，导致诸多人物散文的写作，处于无力沉浮的状态。
    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大文化散文和历史散文的涌现，人物散文迎来了第二次热潮。余秋雨所开启的文化大散文模式，除了在长度、气象、格局、内在关怀等方面带来新的文体冲击之外，就取材而言，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皆成为其再现民族内在精神的基本卷轴。当然，在技术处理上，他往往将人物置于重要历史事件下的场景中加以勾勒，借助想象力的灌注以及戏剧化冲突的设置，凸显人物性格的辐射力以及其文化精神的巨大张力。这一点，与白描手法为主的人物散文传统形成一种疏离效果，由此也获得了令人侧面的成功。而在历史散文中，人物自身同样也成为作家书写的主体。与大文化散文注重发掘人物背后的文化精神不同的是，历史散文更倾向于观照处于时代夹缝中人物的运命因素，命运的跌宕起伏，性格与命运间的不对等，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浩叹，为历史散文的基本路径。作家们依然将人物作为中介，最终指向却是向人物所处时代的发问，进而阐发某种历史的判断和价值判断。而在技术处理上，剔除了写作主体激情和想象的因素，如同短篇小说“截取横断面”的方法，冷静而客观地再现对象的生活片断。虽然在审美感染力上不如大文化散文，却在思辨深度上独树一帜，从而确立了人物散文书写的深度。这一类别的散文作品，以世纪之交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为代表，这套丛书分外国卷和中国卷，收录文章多取自《读书》和《随笔》这两本杂志。中国卷中涉及的写作对象以近现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开风气者、学术大师、文学大家为主，外国卷中涉及的对象遍及人文、社科多领域，其中哲学大师和文学大家分量更重。历史散文的写作范式一直延展至今天，涌现了许多从事系列写作的散文作家，诸如费振钟的晚明思想史系列，耿立的现代革命史、战争史系列，王开林的近代人物系列，王开岭的历史人物系列，等等，皆为其例。历史散文的激流勇进，为中华文化强大的史学传统、知识分子之史家情结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的流变与存续。
    新世纪以来，亲情或乡土题材领域内的人物散文固然还在持续，却因为缺乏大章的涌现，难以产生巨型漩涡而归于整体的平淡，因此，在散文内部，逐渐成为边缘化的写作潮流。而随着散文写作的叙事转向，以人物为主体的散文作品愈发活跃起来，数量上也大大地增多。概而观之，普遍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作者往往以事件、场景为核心元素，垒其人物之墙，肖像或外在形象的刻画则退之为辅助性手段。小说领域里的人物写法被大量地借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甚至是意识的流动，移植于文本之中，形成鲜明的实验性色彩。这些因素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散文的表现力，不过，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诸如技术层面细节沉迷所致的琐碎化现象，品格层面智慧和人学的因素被弱化和悬置等。对于散文这个中正和平的文体来说，这当然是个巨大的冲击。这股实验性的潮流，能否形成散文的大道，尚需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