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当代散文家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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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快跑

——解读当代散文家杨永康

涂国文

“你开口，同时你将失败。”

　　　　　　——安琪

　　杨永康是中国当代散文最伟大的语言“暴徒”。从上个世纪的诗集《满手汉字》，到他近年来创作的一系列散文名篇，比如《第七页回家》、《满世界找你》、《火车梦样穿过身体》、《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人可以给一个少年带来多少恐惧与寂寞》、《千万别碰上伊万》、《我的老师穆仁智》、《谁偷了村里的玉米》、《没有说出来的那一部分》、《今夜谁与我一样忧伤》、《今夜谁与我一样无耻》、《爱整个世界及你的左肩》、《谁偷了兰州砂锅子陈文雄家的自鸣钟》、《总有一些东西让人心碎》、《一点点弥漫一点点飘散》、《多么好的一个下午》、《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跑》、《左边是锄头右边是爱情》、《美好的气息将我笼罩》、《夏天的身体让我吃惊》、《把自己永远留在那儿》、《坐下来你就会喜欢车站》、《暖风吹动裙裾》、《傍晚轻轻抵达》、《火车开往巴黎》、《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在秋天看见卡车》、《像达利一样虚弱，像达利一样羞涩》、《穿过歌剧院就可看见一只孤独的脚露在外面》、《再往前走》、《杜仲被雪覆盖》、《在黑夜弥漫开来》、《兴奋了就跑》、《嘭的一声碎了》、《安安静静，许多年》、《咖啡馆渐次消失》、《睡吧，床》、《身体内的弹弓》，等等，杨永康完成了由抒情王子到语言“暴徒”的完美转身。

　　对杨永康散文进行解读，是一件非常困难而冒险的事情。在后工业化的时代语境下，杨永康散文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对后工业化时代情感秩序和语言秩序的友善与敌意、追随与叛离、修补与破坏、建构与颠覆、浇铸与摧毁。它是悖妄的，同时它又是合理的；它是撕裂的，同时它又是粘连的；它是矛盾的，同时它又是和谐的；它是病态的，同时它又是健康的；它是暴烈的，同时它又是驯良的；它是极端的；同时它又是谨慎的；它是迷惘的，同时它又是清醒的；它是危险的，同时它又是充满诱惑的；它是疯狂的，同时它又是冷静的；它是逼仄的，同时它又是充满张力的；它是退却的，同时它又是掘进的；它是守侯的；同时它又是追问的；它是似曾相识的，同时它又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它是忧伤的，同时它又是激昂的；它是个体的，同时它又是典型的；它是哀悼农耕文明的挽歌，同时它又是讨伐后工业文明的号角；它是移植的、借鉴性的；同时它又是独创的、开拓性的。杨永康散文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解剖杨永康散文这一标本，对于推动和繁荣当代中国的散文创作，无疑具有非常巨大的文本意义和思考价值。

    杨永康的散文是对传统散文的一种蓄意的“暴乱”和“欺凌”，他是传统散文的不折不扣的“暴徒”。他自诩为“强硬的”、“不妥协的”“散文鹰派”，和“在自己的文字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散文麻烦，一个又一个文学混乱”的“散文麻烦制造者”。（《杨永康天涯访谈》，以下简称《访谈》）正像诗人、评论家刘翔在《最后一滴贵族的血》一文中评论天才诗人潘维时所说的那样，在杨永康的散文中，“他的暴民心理，他乖戾的发情方式，他精神迷乱的神圣性质，他的悔恨，他的蛆虫，他的向美道歉的天真表情……组合在一起，反而有了一种人情味，散发出一种极为珍贵的魔力。” 杨永康喜欢制造冲突，惟恐天下不乱，他说“散文不怕‘乱’。乱的对立面最先淹死的是那些有生命力的、活蹦乱跳的东西。‘乱’比乱的对立面更具初始活力。”（《十问谢有顺》）他认为“时下散文最大的病，最可恨的病，最不可救药的病，就是美好而疲软，一个比一个美好，一个比一个疲软，太需要一些粗砺的东西刺激刺激了”；他觉得“时下散文欠缺的既不是井然有序，也不是优美。而是欠缺骚动的，欠缺混乱的，文学意义上的混乱。”因此，他“总喜欢把两个互不相干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让它们产生冲突——因为“一个东西无法冲突，两个互不相干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就会有冲突。有冲突就有震撼。文学意义上的震撼应该都是冲突带来的。”（《访谈》）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杨永康近年来的散文创作中，“暴徒”意识已像一种精神“毒素”流布在他的血液当中。他是一个自发的或者说是一个自觉的揭竿而起的散文“暴徒”，他试图通过一种“破坏性”的写作，一种形而上的“暴徒”式的独语，对传统散文的创作法则实施颠覆，构筑他的杨永康式的“语言乌托邦”。我个人认为，在对汉语写作的贡献上，杨永康散文和潘维诗歌所做的先锋性探索，具有同等尊崇的地位，他们是当代汉语写作的“双骄”，我愿意将“伟大”这一词汇献给他们二人。

　　《嘭的一声碎了》是杨永康的散文名篇，也是他自己迄今最满意的一篇作品（杨永康说：“《碎了》，更让我意外。”见《访谈》）。非常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我第一次遭遇杨永康的散文，就在“新散文”网站上读到了他的这篇作品。这使我从一开始阅读杨永康的散文起，就获得了一个仰视的高度。散文起首一句“嘭的一声，衣服就碎了，接下来是椅子，椅子下来是我，坐在椅子里的我。一瞬间碎了”，毫无征兆，石破天惊，令人瞪目结舌，惊骇莫名。“先碎了的是我的腿，我想没有它我永远站不起来了，奇怪的是，我一下就站起来了，还可以在书房里飘来飘去了。”“哈我最喜欢的一本正好距离我最近。我想在我的身体破碎之前再读一遍。我想一边飘一边读。”可就在“我”用碎了的手“一页一页地翻那本书”的时候，“书名碎了，里面的人物好象也碎了。”“更让我惊奇的是，翻到某一页”时，我的碎了的手“竟然泣不成声地停住了”。“就在我飘来飘去的时候，我的肩膀，我的耳朵，我的嘴巴，我的五脏六腑也开始碎了。” “碎就碎了，我只希望它们离我远点。谁知我的五脏六腑与我的手与脚一样死心塌地，都愿意随着我飘。都泣不成声地说离不开我。”“我”想用“我”碎了的手碎了的腿碎了的脚碎了的肩膀碎了的耳朵碎了的嘴巴碎了的五脏六腑表达“对我儿子的爱”，希望他“比我与爱加起来坚强。不要一碰就碎。不要一掏就空”，“一下就飘到他的床前”，然而”“我”却悲哀地发现，“我再也无法完整的爱我的儿子了，我再也无法完整的爱任何人了”。接着“又是嘭的一声。我想是我的骨头碎了。我想在我的骨头破碎之前完整的看一眼我的骨头。碎了的骨头在空中撞来撞去，我想劝劝它，这样契而不舍地撞下去，那些玻璃会碎的，碎了的玻璃很可能会与我的骨头一样晶莹剔透的，我担心的是没有人能分清哪一个是玻璃，哪一个是我的骨头”……散文如同梦魇却又令人感受强烈，恍惚迷离却又无比确定真切，纷乱无序却又嬗递分明，荒诞不经却又耐人寻味，冰凛冷峻却又充满痛感，晦涩吊诡却又灵智飘逸，令人绝望却又震颤心弦，不可思议却又妙不可言。冷峻、幽默、玄异、荒诞、迷离、光怪、神秘莫测的表象下，其“深层原因是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某种不由自主的分裂与剥离。造成的恶果是：肉体孤独无依，精神孤独无依。肉体孤独，精神更孤独。而且愈分裂愈剥离愈孤独”。（《访谈》）深刻地表现了社会和人的异化，体现出作者对长度、广度、深邃性和丰富性的追求。这是一出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这篇散文，集中体现了杨永康近年来散文创作的美学追求。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杨永康散文抛向传统散文的一则“暴乱声明”。

    杨永康散文对传统散文的“暴乱”，可以从他的系列散文的题目中撷取三个关键动词“碎”、“奔跑”和“穿过”进行诠释。“碎”是他的“暴乱”手段，“奔跑”是他的“暴乱”方式，“穿过”则是他的“暴乱”目的。他高高抡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狼牙棒，无畏地粉碎着传统散文的创作法则；发疯似地一路狂奔，发出尖锐而怪异的叫声；试图穿越传统散文虚美而温软的沼泽地，寻找当代散文的上山坡。

    一、   “碎”

    杨永康的“暴行”，首先体现在他对传统散文观的“粉碎”和颠覆。他大胆地将散文的“真实原则”更改为“真诚原则”，他说“散文不存在真实问题，只有真诚问题。”（《访谈》）由此，他大胆地推倒了横亘在散文与小说之间的那堵名叫“真实”的“柏林墙”，率领他的散文大军向着小说的“虚构”开疆拓土。他近年来创作的系列散文，例如《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跑》、《火车梦样穿过身体》、《我的老师穆仁智》、《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谁偷了村里的玉米》、《夏天的身体让我吃惊》，等等，无不实象与虚象相交杂，真实与虚构相融通，带有一种强烈的“疑似小说”的色彩。或者说，他的散文，无不是以小说手法创作的。传统散文以真实为叙事底线、不允许虚构的金科玉律，在他的散文中，土崩瓦解；广大散文读者长年以来形成的阅读惯性，在他的散文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和侮辱。他说“普通人靠真实的、确定的东西活着，为真实的、确定的东西活着。天才艺术家、作家靠不确定的不真实的东西活着，为不确定的不真实的东西活着”，“我的一些文字里有两个场景，一个是现实场景，另一个是非现实场景。比如《火车开往巴黎》。读者很难分清到底是一个场景还是两个场景。我不会让读者“分得清”的阴谋得逞的”，“我惯用的伎俩是，用一个真实的东西证实另一个并不真实的东西。这样做的好处是：你根本没法分清哪个是真实的东西，哪个是不真实的东西。都成了真实的东西”。（《访谈》）如此看来，发誓让读者分不清他的散文中所叙事件哪些是实事，哪些是虚构；立志让读者分不清他的文字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正是杨永康这位新散文“暴徒”处心积虑的追求。他正在创造出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散文写作方式。从这一点来说，杨永康散文是自成一个世界的。
　　杨永康的“暴行”，其次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散文语言的“蹂躏”上。他将语言的植株从中国传统散文的盆缶中连根拔出，移栽于一种翻译色彩强烈的西方现代语言的土壤中。因此，在他的散文中，读者随时都有可能遇见卡夫卡、萨特、卡尔维诺、伍尔夫、乔伊斯、昆德拉、博尔赫斯、那博科夫、达利这些超现实主义大师的身影；遇到那些名叫佩索阿、佛洛斯特、查拉图斯特拉、琼斯、柯克、君特格拉斯、安娜·布朗斯基、迪戈、杰西、克列里娅、克列夫、洛根丁、安妮、布鲁斯特、黑兹、多洛丽斯、布丹、万达、阿莱特、波伏瓦、多洛丽丝、布维、道林格雷、吕西儿、巴西尔、海蒂、莎乐美、拉莉莎、尤里、科马罗夫斯基、奎尔蒂、亨伯特的男人或女人；随时都可能置身于涅瓦大街、道拉多雷斯大街、佐坎洛广场、亨利福特医院、布列塔尼旅馆，或者拉姆考、菲尔埃克、迪尔绍、卡特豪斯、布伦陶、戈尔德克鲁格、弗里达、阿里亚斯、瓦雷金诺等地；甚至，连“我”的梦中情人，也有着一个非常外国化的名字——“罗比”，你一时很难弄清楚她到底是中国女子还是外国女子。大量外国人名、地点、场景和情节的引入和切换，让你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云遮雾罩，不知所措。读杨永康的散文，你绝对找不到那种漫步于中国传统散文艺术园林时的悠哉游哉的感觉，你有的只能是那种在巴黎或者纽约熙来攘往的大街上行走时的摩肩擦踵、臭汗淋漓，或者是陷身于阿布达拉迷宫时狂呼乱叫、左突右奔的恣意或惶恐。

    杨永康散文的语言，是以一种“反散文”的面貌出现的。他正在建立一套独特的语词构筑方式。他在该连续的地方制造断裂，在该结束的地方制造继续；在该舒缓的地方制造急促，在该疏朗的地方制造密集；在该流转的地方制造跳跃，在该顺承的地方制造转折；在该简洁的地方制造废话，在该干脆的地方的地方制造纠缠；在该清晰的地方制造暧昧，在该磊落的地方制造黏糊；在该虚无的地方制造意义，在该无限忧伤的地方制造不动声色。这是一个怎样的语言“暴徒”啊！《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人可以给一个少年带来多少恐惧与寂寞》、《穿过歌剧院就可看见一只孤独的脚露在外面》、《谁偷了兰州砂锅子陈文雄家的自鸣钟》，如此令人惊骇的超长文题，是他“暴乱”时使用的长棍；《第七页回家》、《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跑》、《身体内的弹弓》，如此令人费解的文题，是他“暴乱”时使用的诈（炸）弹；“湿透了，湿透了。湿透了真好。有一次与罗西去一座寺庙，一匹白马在宁静的气氛中吃草，周围遍布黄花。罗西说：马，马，马。我说：黄花，黄花，黄花。离开那座寺庙的时候我们都湿透了。同时湿透了的还有马、黄花”（《在秋天看见卡车》），如此近乎梦呓和疯话却又意味深长的句子，则是他“暴乱”时向传统散文的喊话。

    杨永康散文，恣意破坏和颠覆着传统散文的叙事法则和语法修辞规则，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反逻辑秩序的“暴力”特征。他“粗暴”地扯断了传统散文惯用的“线形思维”，使得语言的珍珠在地上弹迸、乱滚。“断点式思维”由此成为杨永康散文创作的“形象识别系统”。他的散文，线索纷纭纠缠，初读时难见端倪。如他的散文《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我一直生活在第三街,充满‘一片谆谆教诲之声’的第三街。没有几个人知道第三街，就如同涅瓦大街一样，果戈里之前没有几个人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来自不同国籍的家庭教师带领着身穿细亚麻布高领服装的孩子们，蜂拥着来到涅瓦大街。英国的琼斯们和法国的柯克们挽着自己必须像亲如父母一般照拂的孩子们的胳膊，缓步而行。家庭女教师们——面容苍白的英国小姐和脸色红润的斯拉夫女郎——高傲地走在那些活泼、顽皮的女孩子的身后，吩咐她们要挺胸抬肩，立正身子……他们都是些品行端正的人士。”按传统散文的修辞规则，喻体是为本体服务的。喻体列出后，语言马上就要回到本体。而杨永康散文却别开生面，沿着喻体一脉一路旁逸斜出而去，最后往往以对喻体的拓展取代了对本体的续写。杨永康说：“我总是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在自己的文字里塞进一些东西，又一些东西……我称之为‘打断’与‘岔开’。可别小看它。虽让读者烦透了，却帮了我不少忙。”（《访谈》）他的散文中活跃着一个无目的的寻找者的形象，看见任何一个东西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取来把玩一会儿，然后丢掉，继续向前，再被另一个东西所吸引，把玩，丢弃，如此跳转、往复。

     与此同时，他在散文中，超高频率地使用顶真、层递、回环、排比、互文、反复等修辞，喋喋不休，语势急促，节奏感极快，信息量极大，让你读得眼冒金星，上气不接下气。“罗比说的对，夏天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就如同安妮有一天会成为洛根丁的过去，罗比有一天成为我的过去。实际上有一天，安妮也会成为安妮的过去，洛根丁会成为洛根丁的过去，罗比成为罗比的过去，我成为我的过去，就如同夏天会成为夏天的过去一样。正因为安妮有一天会成为洛根丁的过去，罗比有一天成为我的过去，我们最终都会成为陌生人的。安妮成为洛根丁的陌生人，洛根丁成为安妮的陌生人；罗比成为我的陌生人，我成为罗比的陌生人。直到安妮成为安妮的陌生人，洛根丁成为洛根丁的陌生人，罗比成为罗比的陌生人，我成为我的陌生人。”（《在黑夜弥漫开来》）这样的句子和段落在杨永康的散文中俯拾即是。读着这类句子，你大骇，你晕眩，你怀疑，你生气，你不安，你惧怕，你不可捉摸，你恨恨不平；可是接着，你新鲜，你兴奋，你孱弱，你虚无，你幻灭，你没脾气，你重新打量，你迷失自己
。
杨永康的“暴行”，第三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散文封闭的思维空间的摧毁上。他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钻头，将中国传统散文封闭的三维空间钻出一个窟窿，塞进“意识流”的手雷和“蒙太奇”的炸药，把它炸得粉碎，将散文思维的精灵一齐放出，让它们在四维空间甚至多维空间的碧落中自由翱翔。杨永康散文所叙写的生活故事、所描绘的生活场景，既非一种纯客观、纯真实、纯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故事和场景，亦非一种纯主观、纯虚幻、纯想象世界中的生活故事和场景，而是一种真实与虚幻相交杂，主观和客观相覆盖，组合荒诞，虚实共生，斑驳错杂，恍惚迷离的“第三种场景”——我把杨永康散文中的这种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世界，也不完全属于想象世界的文字场景称为——“白日梦”。是的，杨永康散文中，充斥着一个个这样的“白日梦”。换句话说，杨永康散文，正是由一个个这样的“白日梦”构成的。甚至，他的绝大部分散文，彼梦接此梦，大梦套小梦，梦影绰绰，呓语连连。因此我说，杨永康散文的思维，是一种“梦游”式的思维。

    《杜仲被雪覆盖》写“我”回到曾经教过书的小镇，想找人证实自己“当年是否在那儿看过牙医”。结果“一位李姓老师言之凿凿地说我至少看过三次，一位王姓老师言之凿凿地说我至少看过七次”。就在“看来我真在那儿看过牙医。也许是兽医”的时候，“我”却又因为在自己的嘴里找不到“老兽医的手指头”而再次产生怀疑。“我”继续寻找，竟然在当年住过的“屋子的某个角落”，“意外找到一只排球”，“上面满布蛛丝与灰尘”。就在这时，“传来一两声简短的敲门声。门外站着一位少年。结结巴巴地说他玩球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我的玻璃”，“我”半信半疑地说：“不会吧！（玻璃）都好好的。”“怎么可能呢？（排球）上面满布蛛丝与灰尘。”然而“少年说：怎么不可能呢？”于是“好长时间我对少年的话都将信将疑半信半疑。那么我的玻璃真的碎了，只是我记不清了。不然怎么会有一只排球在我的屋里？如果排球是我玻璃碎了的有力证据，那谁来证实排球呢？我还是少年？如果少年可以证实排球，哪谁来证实少年呢？”我于是去问少年的母亲“胖大嫂”，“按大嫂的意思，我应该去看过牙医的，谁又能证实大嫂呢？少年吗？对，少年”。然而，“许多年后的一个夜晚，我走遍了整个镇子，没有找到少年”，却在铁匠铺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炉子上温一壶酒”，“我说：酒为谁而温？小伙子说：为老兽医而温。”于是我让温酒的小伙子重演了一遍我当年的经历（只是要把故事的主人公“我”换成“小伙子”）。小伙子相信了“我”说他当年曾找“老兽医”看牙病的话，于是两人一块喝酒。“临别小伙子有点动情地说：我知道你是李老师。我说我不是李老师。小伙子说你就是李老师！我说我确实不是李老师。小伙子有点沮丧地说：那么你是王老师了？我说我也不是王老师。小伙子说你既不是李老师又不是王老师，凭什么说我看过牙医。我张了张嘴巴无言以对。是啊那个李老师与那个王老师凭什么说我看过牙医？”散文语言幽默、睿智，饶有趣味，用意其实很明了——我们谁也无法证实谁，谁也无法证实生活。散文表达的是作家对生活的巨大怀疑。然而这样一个荒诞怪异的故事，在一个三维空间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只有可能存在于时光可以倒流的四维空间，是一个典型的“白日梦”。

    杨永康曾经说过：“我的文字几乎都靠意识的流动在向前推动。叙述无法推进叙述，是意识的流动在推动叙述。我一直希望自己的文字成为一个主观的东西，并且流动起来。一旦流动起来，你不跟着跑由你不得。”（《访谈》）他的散文，大量地采用了这种“意识流”、“蒙太奇”的手法，呈现出浓郁的表现主义特质和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他的散文中，你很难看见那种清晰明朗的“环境”，而只能看见一个个模糊灰黯的“梦境”；你很难看见一张面目清晰的脸孔，而只能看见一团团阴郁的符号式的面具；你很难理出情节发展的明确线索，而只能看见一条条虚幻的草蛇灰影。在杨永康散文中，心灵自由地穿梭跳跃，时空任意地切割对接，场景频繁地转换挪移，意象无规则地组装拼贴，梦想和现实纵情地交错聚散，欢愉和痛楚暧昧地调情勾兑。晃动，纷乱，疑窦迭起，悬念丛生，猜不透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到底要表达什么——这大概是每一位杨永康散文的阅读者，在阅读他的散文时的共同感受。事实确实如此，杨永康散文叙写的，几乎都是一种只有在四维和多维空间里才有可能发生的。杨永康散文所营造的思维空间，是一个魔方般神奇变幻着的多维空间——那是一个我们目前尚不太熟悉、尚不太习惯、尚不太适应的奇妙的新空间。阅读杨永康散文，既是对读者阅读勇气的一种质疑，也是对读者阅读惯性的一种挑战，更是对读者阅读理解力的一种检校，同时还是对读者阅读耐心的一种考验。

    众所周知，表现主义是西方舶来品，而神秘主义却是东方的特产。融西方表现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于一身，单从这一点来说，杨永康散文就是奇特的、有解读价值的。与此同时，也注定了他的散文是危险的、孤独的。在一个威权主义时代，任何“暴徒”，都将付出代价。

二、奔跑

    建立在一种“梦游”式思维和“白日梦”般文字场景基础之上的杨永康散文，其话语体系是一套反常态、反生活、反语言的“癫狂”式的话语体系。杨永康不仅是一个散文“暴徒”，他还是一个散文“疯子”。而“奔跑”，即是他这一“癫狂”式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他《兴奋了就跑》，《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跑》，《满世界找你》，操起《身体内的弹弓》，把你《嘭的一声碎了》，让你的恐惧《在黑夜弥漫开来》，《一点点弥漫一点点飘散》；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永远留在那儿》。他是这样形容自己写作时的“癫狂”的：“一旦开始‘动手’，我感觉自己完全被它左右了。其实疯癫就是被一种神秘的东西，瞬间强烈吸引了，瞬间强烈左右了。这时候作家往往对其他事物视而不见了。”“作家一旦动起手来，只有一个念头，即：进入，进入，再进入。进入对象，然后溶化。”“它的力量使我兴奋，它使我游进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想像深度，并深受诱惑和启发。” “当一种东西有一天强烈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的情绪糟透了的时候，我唯一可做的是‘助纣为虐’，让那种糟透了的情绪一点点的清晰，再清晰，直到我伸出手来即能抓住它为止。”（《访谈》）一个单纯的“暴徒”原本就是令人恐怖的，而如果这个“暴徒”不幸又兼任了一个“疯子”的角色，当你与他狭路相逢时，除了两股战战，夺路狂奔，你还能做些什么？杨永康的新散文，向公众的阅读勇气和习惯，扔出了这样一双白手套。

    “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山里的舅妈总要带一些新鲜的豌豆给我。我一吃青青的豌豆就兴奋，就热血沸腾，就冲动就想跑，跑起来就停不住了。先是一个人跑，接着推着一辆独轮车跑。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的那种车子。还停不住，我就在车子上搁一块大石头跑。还停不住，我只好随着车子的性子跑。这样就越跑越快了。当然车子最后停下来了，因为碰在了一棵树上。我被车子与石头压在了下面。我松了口气哈停住了。当时我以为自己只是吃了青青的豌豆才兴奋呢。有一次与大人们去看另一个村子《红色娘子军》，看到南霸天被漂亮的吴琼花逮住了，我便有点兴奋，就热血沸腾，就冲动就想跑。先在台子下面跑，实在停不住，我就跑上了戏台子……”（《兴奋了就跑》）

    杨永康就这样“奔跑”着，奔向“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那儿”的所在——那个荒谬而恍惚的童年时代。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只不过，那血一样的殷红，在时光的吹拂下，今天已渐渐退去了温热，淤结成一地红黑怪异的抽象画似的斑驳，成为杨永康散文背景的一种底色——那是一种令人狂躁、令人窒息，令人歇斯底里，令人莫名其妙地就想撒开脚丫子狂奔跑起来的粘稠和腥膻——从这一点来说，杨永康的“奔跑”，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杨永康是无辜的，有辜的是时代。时代是制造杨永康散文的真正元凶。抒写对童年时代社会生活的拷问，是杨永康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兴奋了就跑》、《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人可以给一个少年带来多少恐惧与寂寞》、《我的老师穆仁智》、《谁偷了村里的玉米》、《谁偷了兰州砂锅子陈文雄家的自鸣钟》、《夏天的身体让我吃惊》、《把自己永远留在那儿》、《身体内的弹弓》等篇章，为我们唤醒了一个民族关于灾难的沉痛记忆。“大头的母亲压根就没有像纸片一样飞走，她一直呆在那片青草地里，仍穿着那件漂亮的丝绒旗袍。”（《谁偷了村里的玉米》）为了给黑暗的童年记忆抹上一丝人性的亮色，作家让“大头”的母亲“仍穿着那件漂亮的丝绒旗袍”在玉米地里蹀躞。对于这一荒诞年代里的一种荒诞的凄美，我却宁愿理解为不死的专制主义的幽灵，仍然在东方这片古老而苦难的土地上徘徊——显然，这不是一种关于物质的苦难，而是一种关于心灵的苦难。

    杨永康就这样“奔跑”着，他《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跑》——在后工业化文明所酿制的异化变形的精神时空中奔跑。他跑入了一个昏暗的、幽冥的、隐形的灵魂世界。然而，“我们只能看到光亮，而他能够看破黑暗，看到时间深处的贮藏。”这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暴徒”，再一次将手中高高举起的棍棒，狠狠地砸向了当代生活，把他的拷问，指向了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时代。表现当代人因承受超常压力而精神扭曲变形、表现当代人心灵的焦虑、饥渴、愤懑、忧伤和灵魂的孤苦无依，是杨永康散文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他的文字中，射出股股剑一般的孤寂和忧伤，自然，这也是一种“暴力”——一种文字的“暴力”。《第三街呼喊第四街奔跑》集中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巨压和人格分裂。“全是些品行端正的人士。市长、副市长，局长、副局长，还有许多为市长副市长服务的小公务员”，充满“一片谆谆教诲之声”的第三街代表“此在”。“此在”一切看来都道貌岸然，井然有序。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秩序，令人窒息。因此“我”渴望能到第四街“赤足裸奔”。第四街是个能够自由释放的“彼岸”，第三街对第四街的向往，代表了困顿、压抑的现代人对灵魂自由的追求。因此，第四街代表现代人的理想国。然而“我最终还是离开了第四街。我发现第四街既有纯粹的乞丐，纯粹的色情狂，纯粹的流浪汉，还有纯粹的杀人狂。”“也许我这一生都将就在第三街与第四街之间呼喊奔跑，也许有一天我会去第七街或者第八街。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想要的都在同一条街上。纯粹的东西都在同一条街上。”残酷的现实无情地证明：“我想要的都在同一条街上。纯粹的东西都在同一条街上”，这个愿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的一生，注定要在第三街与第四街之间呼喊奔跑。灵魂的“乌托邦”只能用来向往。透过这种近乎“零度”的叙事，我们看到的，是散文家杨永康一颗悲怆的灵魂！

　　杨永康散文，体现了一种强大的将无意义的生活断片化为有意义的文学画面的艺术功力。他具有一双慧眼，总能从那些表层的、局部的、支离破碎的、分崩离析的生活断片里，从互不相干的事物与事物之间，找到一种内在的神秘的联系，通过意象的拼贴组合，把它们统一起来，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文学意义。他这样说过：“我坚信任何无意义的东西，只要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反复出现多次，意义就会产生出来。比如我的《暖风吹动裙裾》里的半袋阿莫西林，半袋安全套，一双揉成一团的尼龙袜子，等等。在未出现在我文字里以前，并无文学的意义，或者文学的意味。在我的一篇文字里出现多次就意味深长了。”（《访谈》）这是一种作家的想象力。而“散文太需要想象的浸润了”（《访谈》）。

    必须指出的是，杨永康的“奔跑”，不仅是一种“暴徒”的奔跑、“疯子”的奔跑，更是一种“孩子”的奔跑。他是以一种孩子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的。他多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生活进行发言的。同时，他也是以一种孩子的纯真，对待文学创作的。他的文字，像孩子的目光一样干净、安静和洗练。他孩子般玩着文字的积木，具有一种孩子般的非凡想象力。他以孩子般的勇气，面对这个并不纯真的世界。他说：“文学是‘幼稚’的产物……如果你感到自己无话可说，那么你试着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把自己变成孩子一切都‘活了’。”“我渴望文学真正‘幼稚期’的来临，只有在那时候文学才会真正成为抚慰我们心灵的东西，成为抚慰人类心灵的东西。”（《新散文奖答谢辞》）

　　世界上最小的硬币此刻就在我的口袋里，世界上最小的小刀此刻就在我的口袋里，世界上最小的电话本此刻就在我的口袋里，世界上最小的玫瑰此刻就在我的口袋里。世界上最安静的硬币、最安静的小刀、最安静的电话本、最安静的玫瑰此刻就在我的口袋里。把手伸进口袋就能摸到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圆圆的硬币，光滑的小刀，厚厚的电话本，布满露珠的玫瑰。多年来它们一直是那么安静，以至我把它们从口袋里一次次掏出来，又一次次放回去。外面的世界太吵，外面的世界太闹，它们会晕眩的。”（《安安静静，许多年》）

    当我们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除了会联想起一个促狭的孩子，我们又能想起谁？

三、穿过

    “我是一个漫游者，曾跟随着你的足踵行之；总是在走路，但没有鹄的，也没有归着：我和你漫游于最遥远，最冷酷的世界，如同自愿憧憬于冬天的屋顶和雪上的幽灵。何处是我的家？我询问而寻觅，已经寻觅，而没有觅到，哦，永乐的去处，哦永久的无处，哦永久的……徒然啊！”（《火车梦样穿过身体》）杨永康带着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梦呓，将弥天的忧伤穿在身上，穿过新世纪的中国散文，“满世界找你”，尽管“我看到一个孕妇被她年轻的丈夫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在花园里一点点挪着步子，一副将要临盆的样子。我想无论我将那家医院忽略了多久，有一点是肯定的，有一个花朵般的孩子将在这个下午诞生，这个下午会因这个花朵般的孩子变得完美，完美得让人不忍心回过头去，像那个贵妇人一样打一个小小的喷嚏。”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下午”，然而，“再往前走，沿秋天再往前走，就是桑德堡。沿桑德堡再往前走，就是冷。一场小雨刚过，另一场小雨刚刚开始。”（《再往前走》）“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废墟。”（《咖啡馆渐次消失》）“找着找着，就剩下一个了”（《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哦孤寂！孤寂哟，我，我知道一切：你孤独的人，我知道你在众人中间比之与我同在更孤独！我知道了一切的人。山风触鼻如同醇酒，我的灵魂打喷嚏了。”（《火车梦样穿过身体》）“我一直想拣起那些碎片，拣了许多年，至今都未能如愿。永远无法如愿了。散了就是散了，碎了就是碎了。”（《嘭的一声碎了》）一切逝去的事物都无法重新找回，穿行者杨永康的孤独与怅惘几乎已是一种天定。

    “实际上道林格雷心口上的刀子还不够简洁、还不够晶莹剔透、还不够寒光闪闪、还没有历尽千辛万苦、还没有锋利无比、还不够好奇，它只是杀死了一个叫道林格雷的男子，并没有杀死道林格雷身上的罪恶”。（《睡吧，床》）也许真如散文作家橘子辉煌在杨永康博客留言中所说：“老康给散文制造了不少麻烦和混乱是真的。至于暴徒或者暴行则谈不上，他不够强悍不够凛冽不够坚硬。他的人和文字都很温柔，至少我这么感觉。”如此说来，那么杨永康只是杀死了中国传统散文的光辉，并没有杀死中国传统散文身上的罪恶。那么，我们到底该期待“谁来打破僵局。打破拉莉莎、尤里与瓦雷金诺空气的僵局，打破道林格雷与刀子的僵局，打破莎乐美与唇的僵局，打破奎尔蒂与手枪的僵局，打破我与拉莉莎、尤里、道林格雷、莎乐美、奎尔蒂、亨伯特的僵局，打破我与刀子，我与手枪，我与雪橇的僵局，打破我与沉闷、与夜晚、与床的僵局。我想只有刀子、只有手枪、甚至瓦雷金诺的空气会打破僵局。一点点打破。紧随其后的是简洁、晶莹剔透、寒光闪闪、千辛万苦、锋利无比、好奇。最后是光线。”（《睡吧，床》）

    我想只有杨永康！

    用复制代替评论，是一种可耻的事情。然而此时面对杨永康，我不仅丧失了继续评论下去的勇气，就连对他的创作已经进行的“发言”，也感觉到了一种虚弱和羞赧。

    该是打住的时候了！最后，我要撷取郭沫若先生年轻时创作的诗歌《匪徒颂》中的一节，作为鲜花，献给我景仰并亲近着的中国当代散文最伟大的“暴徒”——杨永康先生：

    反抗古典三味的艺风，丑态百出的罗丹呀！
    反抗王道堂皇的诗风，饕餮粗笨的惠特曼呀！
    反抗贵族神圣的文风，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2007年4月20日于杭州）

新散文周刊
2007－06－10
http://hk.netsh.com/eden/bbs/700599/html/table_21291180.html
目录
　　忆遥遥//迁徙
　　吴佳骏//想起来，是那么遥远了
　　单保伟//夼里夼外
　　家淳//莲藕：爬伏、延伸或生长
　　周艳丽//走近一场佛事
　　茅店月//一群爬上锅台的野菜
　　采薇//卡夫卡的希望世界
　　涂国文//词语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