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国庆：家族研究的文化、民族与全球维度

管季超0712

麻国庆：家族研究的文化、民族与全球维度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单单靠定量的研究很难把握家庭以及家族研究的整体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把家族结构的社会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如何把家族研究与其所处的区域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关怀联系在一起，理性把握超越家族的族群和民族所出现的文化的生产和再造现象、跨国网络等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自人类学、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的家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学对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问题等方面，这个家庭是一具体的生活单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中国5城市家庭调查、跨省农村调查中的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方式研究以及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等。这个时期对于家庭的研究，是以问卷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相对宏观的研究为主。
然而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包括社会学者自身在具体的调查研究中，深深感到中国的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单单靠定量的研究很难把握家庭以及家族研究的整体性。因此，定性研究、田野调查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微观的社区研究的田野调查展现出了大量的关于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家庭、家族的传统的延续和再造。具体的社区研究成为这两个学科相结合的绝好的对接平台。对于社区研究起推动作用的应为费孝通先生对江村有关家庭变迁的半个世纪的追踪调查，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江村以及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家庭中的“反馈模式”理论。这种思考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家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特别是家的观念对家庭结构及生育观念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曾强调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而能延续此种继承性的要素kinship（亲属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社会人类学中的亲属关系，主要通过家的文化观念和其社会性的结构和功能体现出来。即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围绕着这一问题，很多研究者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如社会思想史、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家族研究所涉学科之多，很难以某一学科的问题意识来予以把握，笔者结合自己固有的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的家族研究，拟推出文化、民族与跨国网络的视角，来与大家共享家族本身的文化魅力。
家族是文化与社会延续的载体
刻在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几个字代表了儒家的精髓，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和之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对人和的肯定。同时也延伸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诸如对风水、五行、算命、饮食、命名等的追求，对人际关系的冥思，神明关系的敬仰，淋漓尽致地表现“和”的思想作用。而家“和”是人“和”的重要基石。
社会人类学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过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这就涉及到雷德菲尔德所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①。小传统或乡民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重点，代表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际生活，这是人类学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在中国，社会大传统或士绅代表着文献文化，与来自田野的经验有不同的面貌。这种二分法其实也蕴含着高层文化与基层文化的两种结构。所谓“大传统”文化在中国主要指的是上层知识社会的一种以儒教为主的文化取向，而“小传统”文化主要指民间社会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其主要载体是农民。费孝通先生认为“小传统”作为民间广大群众从生活的实践和愿望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它的范围可以很广，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和统治者的需要相抵触，在士大夫看来，不雅驯的，就提不到“大传统”中去，留在民间的乡风民俗之中。而连接“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桥梁为绅士。费孝通先生还提到：“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小传统的本身。”②费孝通先生的这一思想对地方性研究和整体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我们来看儒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非常可行的。这一文化的延续性也是社会延续性的基础。家族在其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也就是由于家族所承载的文化和社会延续之特点，笔者把其称为纵式社会。纵式社会的延续主要依靠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
首先，最主要的是祖先崇拜的宗教性、礼教性的家族伦理范式。中国式“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的社会，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祖先崇拜是社会组织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社会结构延续的基础。祖先的力量对于社会关系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血缘关系清晰的社会集团。这种以父子关系为特征的延续性，已经扩大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主要特性之一。这种延续的观念扩大到整个民族，使数千年历史文化得以延续至今。特别是在祖先的荫护下，在对祖先的追忆中，不断地强化着集团的社会认同。在中国大陆特别是近30年来，作为“传统”的社会组织的宗族以及同姓团体，以祖先为中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礼仪出现了复兴甚至被重新创造的趋势。③
而对于像中国汉族社会血缘关系模糊、仅仅依靠祖先的象征力量持续下来的同姓结合团体来说，祖先的力量对于社会关系的维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血缘关系清晰的社会集团，如宗族、家族等。除通过对祖先的祭祀之外，联接他们的社会关系的还有非常清楚的系谱亲属关系。这一超越于血缘和地缘的同姓团体，不也是借助于祖先的张力，使这一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得以延续吗？传统与现代的汉族社会的扩大化的联宗组织以及同姓结合团体，就是具体的反映④。
中国社会得以延续的第二个重要基础表现在亲子感情之中，即最能突出表现中国社会的传统精神文化的是亲子反馈模式。这不仅是延续中国文化的道德规范，更成为强化中国纵式社会的延续至今的关键。从个人到家庭，再扩展到家族的结构体系中，纵向的反哺模式事实上也外推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对国家的想象中去，逐渐建构起一种以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为依据来确定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衍生的规范、观念和价值的知识体系。
儒家伦理也是社会延续的另一个重要保障。中国的家观念是与儒家的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家伦理道德在本质上就是家族的伦理孝道，为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和国家与国家之间构建起了一条共生之道。因此，马克思·韦伯也在《儒教与道教》中，把祖先崇拜看作汉族独立于国家干涉之外的唯一的民俗宗教，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整合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理念一直到今天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的结合纽带。如笔者调查的闽北的宗族，可以从中看到理学的传统以何种方式还在影响着当地农村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面临剧烈变迁，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主题。但是最基础的社会结构仍没有变化，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也是观察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最理想切入点。
从家族到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家族
历史学及中国哲学等传统学科框架内对华南及东南亚社会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进行探讨，即汉与非汉的文化、以及作为汉族主流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和渗入。在现代社会，这种以文化研究为取向的传统，强调的是儒家文化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但常常容易忽视“社会”的概念。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提出了“多元一体”这一重要概念。费孝通在这篇讲演中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指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笔者认为，多元一体理论并非单纯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也非单纯是费先生关于民族研究的理论总结，而是他对中国社会研究的集大成。费先生事实上是从作为民族的社会这一角度来探讨与国家整体的关系，是其对社会和国家观的新的发展。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民族”有着相对明确的定义，是指具有相同文化属性的人们的共同体，文化是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之一。人类学对人们的共同体本质及关系的理解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民族这个单位的存在尽管看上去很明显，然而未必所有民族都拥有共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而且，分散在不同地域上的族群甚至都不知道和自身同一的民族所居住的地理范围。由于长期和相邻异民族的密切接触，某些民族中的一部分人采用了另一民族的风俗习惯，甚至连语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其社会组织常常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相比，语言、风俗习惯的文化容易变化。因此，把文化作为研究单位，也未必是有效的手段。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关注社会，是因为对于比较研究来说，希望以最难变化的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客观上，作为民族其是一个单位，然而作为社会就未必是一个单位。因此，以民族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如果离开其所处社会的研究，并不能达到整体上的认识。
多元一体的格局，对家族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传统上所说的中国之家族，主要言之汉人社会之家族，而作为不同民族共生的中国，家族的视角也是研究不同民族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视角。同时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家的观念和家族研究便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在一些少数民族社会中，由于同汉族的亲缘和交融关系，已经积淀下了汉族性的社会和文化因子，甚至会发现一些在汉族现代社会中消失的东西。如笔者调查的土默特蒙古族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清代以后，大批华北汉族移民进入蒙古族生活的地区，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得当地蒙古族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经济生活上从游牧走向农耕，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与华北汉族社会结构相类似的特点，特别表现在家族、祖先祭祀等方面。人类学界经典的个案为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的《祖荫下》一书。这本著作成为认识中国汉族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但现在很多国内外研究者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许烺光所研究的大理西镇的“民家人”（现为白族）能否代表汉族？笔者觉得这一担心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互动非常剧烈的社会中，以一种所谓“纯”的观念去理解汉族的文化和社会的话，可能很难得到答案。而在“比汉人还汉人”的“民家人”自身的文化和社会中，由于同汉族的亲缘和交融关系，甚至有一些在汉族现代社会中已经消失的东西，仍然保留在他们的文化中。所以，对于“民家人”研究的本身，折射出一种理念，就是从“民家人”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这正是从周边看中心的理论的一种早期实践。从周边的视角进行研究无疑对于认识汉族家族社会结构的整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南方很多山地民族社会调查中也发现，很多宗族组织作为一个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经过几百年的历史考验，仍然得以整合和延续下来，为其成员提供了宗族认同的基础，并在宗族认同的基础上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汉族的家族特别是宗族理念对很多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塑造和民族认同扮演了重要且特殊的角色。如汉文化影响很深的南岭民族走廊中的苗、瑶、壮、侗、畲等少数民族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互动的区域，其内部所体现出来的族群的互动及其文化走向，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基础的研究单位。笔者认为，从民族社区的家族组织和其文化特点，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种有意义的分析视角。在我们调查的南岭走廊上的苗族、侗族、壮族甚至一些瑶族，汉族社会的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社会，从他们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及村落结构都能看到汉文化的影子。因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家族研究，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对族群性的理解和分析，要从与汉族互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地理上的区位进行综合把握。
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中，民族走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面所说的南岭民族走廊则是费先生重点论述的三大民族走廊之一。在南岭走廊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对瑶族社会的关注较为丰富。跨省和跨民族的结合部是这一走廊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实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民族走廊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多民族结合部的问题，费先生始终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和融合作为问题的出发点，打破行政划分和民族区别的藩篱，提出有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跨省结合区域的经济生活和民间网络，以求突破行政划分和民族区别，思考省际结合部民族地区如何在对民族社会产生影响。比如，位于省际结合部的城步苗族，表现出了浓郁的汉族家族文化特色，但是却保持了强烈的民族认同。而广西永福、湖南绥宁、湖南桂阳等地的蓝姓，在与城步苗族蓝姓交流、合修族谱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蓝姓本是汉族，知道祖先所在地的蓝姓是苗族的情况下，纷纷要求当地政府重新认定自己的民族类别，要求依据祖先所在地蓝姓的族别更改为苗族。这种依据血缘及地域认定的苗族身份，为他们广泛开展联宗活动创造了便利。这些地区的蓝姓希望改为苗族，强调的是自己群体的宗族世系和历史传统。从他们的出发点来看，他们起初只是希望和祖居地的同姓家门拥有一样的民族身份，这样彼此沟通协调起来更为便利。但是慢慢地他们希望在各方面得到政府更多的重视，开始强调自己是有特殊政治利益的群体，在实际操作方面体现为落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
笔者曾于1989年9月带领学生对广东阳春县一个瑶族村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瑶民虽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但该地的家族、宗族组织却和汉族社会相差不大。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却与当地的客家人有着明显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在填写民族时一直都填成汉族，但当地人都知道他们的身份。1989年2月，经过瑶民的多方努力，加上广东省民委的民族识别，他们才被正式确认为瑶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位于汉族社会周边少数民族聚落，村民虽然有着强烈的族群意识，但在很多仪式上试图通过文化和结构上和汉族的相似性来确定自己在中华世界中的位置，表明自己在中华世界中具有某种正统性。我们的很多个案说明，少数民族或族群具备汉族性的家族社会特点，不能仅仅看作是在强大的汉文化压力下不得不实施的一种伪装手段，而应该看作是位于周边社会的人们在中华世界中自我意识表达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在很多民族社会的家族“传统”的延续、复兴和创造，是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这里的家族传统主要指与过去历史上静态的时间概念相比，更为关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家族的“集体记忆”，使得宗族的认同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才得以在交互状态下得以张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家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延续带来了民族认同的社会基础，同时家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延续又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民族认同。
因此，在对民族区域研究时，对特殊的区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至关重要，这关系着如何加快民族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但一些家族观念和文化认知，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浓厚的血缘观念使许多民族地区至今盛行婚姻法禁止的表兄妹婚。他们认为这样血浓于水，亲上加亲，实际上祸及后代，严重地影响了人口素质。此外，血缘观念的盛行，便利维系庞大的亲戚网络，发展家族势力，容易与地方基层政权产生冲突等等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家族研究是了解和认识差异的民族文化观念的重要途径，是认识区域文化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只有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家族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对汉族的宗族研究，还是少数民族的家族研究，都是一个理解多民族国家社会的重要起点。
跨国网络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家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圈与“儒教文化圈”的关系。例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中指出，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以家族集团主义作为社会秩序，以此成为支撑“儒教文化圈”诸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家族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最终实现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社会，家的文化概念已经渗透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但是即使东亚社会都接受了中国的儒学，但不同的社会对于儒学的取舍和吸收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在日本的儒教理论中和中国相类似的就是特别强调儒教的家族主义传统，把“孝行”和“忠节”作为人伦的最主要的道义。但在日本，特殊的神道作为一个变量介入到日本的家与国之间，更加突出了“忠”的位置，把“忠”作为最高的“德”，把“孝”附属于“忠”之下。这与中国社会把“孝”作为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或族内的一种纵式关系，而更强调“忠”作为一种对己而言的“家”外关系完全不同。所以在社会结合的本质上，日本更为突出的是集团的概念，而中国更为突出的为家族主义。
作为东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在以大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中，在社会结构上却存在同异性问题。如家族主义与家族组织、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民间结社与民间宗教组织等是东亚社会中非常有特点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如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都用相同的汉字表示“家”，其内容却完全不同。这就要从社会、文化因素方面探讨其各自的特征。通过中日家、亲戚、同族的概念异同，说明“家”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与日本的家、宗族、村落及社会结构进行比较，进而探讨中国的家与社会和日本的异同。所以说家族的研究也是探讨东亚社会基础的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开启了经济建设的新潮，家族色彩的管理体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起到了积极的协调的作用。诸如封闭的亲缘协作与开放的血缘、亲缘协作联合体等。在有的企业，以关系为基准的人情取向，成为家族化。中国人的这种浓厚的家族观，无疑使乡镇企业的行为也打上了家的烙印。这种家族观念使人视“家业即为企业”，治家即为治厂，家法、家规、家训乃成为企业管理的信条。同时，家族作为血缘和社会的基础，成为中国社会凝聚的重要因素。海外华人的投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和地缘意识、家族关系、文化相同的因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和地区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
在海外华人社会，流动与网络的复杂性导致了不同的交往方式造成不同类型的利益争端和处理方式，反映的是区域网络的不同要素对区域多样性的作用。区域网络的复杂性决定了区域的整体性与多样性特征，而这一特征正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写照。网络分析的焦点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个体的行为和经验。海外华人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在社会流动与网络模型包括很多点或节点，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横切线，这些点和线代表组织、空间和时间还有人，代表信息流和商品流和社会关系。⑤华人的家族和地缘关系，在这一网络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结构性因素伴随着人们的交往活动，在跨越社区的范围内不断扩展，进而在社区之间结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网络，而由于各个因素的扩展范围不同，便形成了多种网络关系相交错的复杂关系。
蒲塞·维克多曾在1965年出版的《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一书的导论中总结华人研究时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社会科学替代旧的历史或政治科学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重要方法。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海外华人的双重认同：既是中国人，也是东南亚人；城市中华人社区的资源、职业与经济活动、族群关系、华人社区结构/组织、领导与权威、学校与教育、宗教和巫术、家庭与亲属关系，进而提出关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还有研究讨论了华人社会的权力问题：底层是大量华人农民与劳动力；中层是小商人和中间人；顶层是少数富翁，他们控制了乡村。此外，一些具有人类学倾向的学者，通过调查分析出海外华人社区的聚居特点：华人社区按照各种方言形成相对独立的各个社区，而从同一个村子迁移来的人们组成了最小的共同体。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规模社区的各种组织形式，如会馆和秘密会社。还有学者探讨华人的崇商和崇尚家族主义以及华人的怀乡情结，并试图解释华人经济成功中的文化策略，如家族企业行为、信用及关系，为东亚发展作出文化解释，分析华人如何成为亚洲现代化的革命性力量。
从以上对于华人社会的研究可以看出，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大多都包括被研究群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其中，又以亲属关系、社会组织、同化、族群关系、移民与网络等作为中心议题。如作为华南侨乡家庭策略的“两头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19世纪中叶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华南侨乡男子前赴后继、离乡别井，下南洋谋生。到了1949年之后，由于国门关闭，很多去海外的华侨无法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选择了“两头家”这种特殊的家庭形式，即男人在家乡与侨居地都娶有妻子，男人居住在南洋。改革后，回到家乡往返于两地，对两边家庭都负有责任。“两头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特殊的家庭逐渐减少，但很多拥有“两头家”背景的人仍健在，并且“两头家”至今仍然对侨乡及海外华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一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家庭本身的类型的变化与特殊的政治的隔阂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东南亚还有很多华人社会的方言社团。了解方言社团的组织形式、发展状况、成员组成，是进入华人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一。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组建宗亲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地所建构的已不是祖籍地的宗族或家族，而是以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五大方言群为基本结构的帮群社会。这样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得脱离祖籍地行政管理系统的华人社会必须透过各社团间的“执事关联”关系来建立内部的交往频道。在漫长的华人移民、定居过程中，东南亚各地的殖民统治者、本地原住民都对华人进行过驱逐、限制和迫害。在全球化移民的背景下，华人开始有意识地融入当地本土社会，积极在东南亚政治社会谋取自己的权益和地位。然而，如果把华人的家族、家乡意识和华人的流动，置于中国人的跨国主义意识的背景下思考时，我们会看到这也是作为资本主义积累新策略中的独特文化领域。
海内外中国人所形成的各种跨国网络，是华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历史上看，最主要的是基于“三缘关系”。这就是血缘、地缘和业缘。其中地缘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因为地缘比血缘的范围更大，血缘常常被包含在地缘关系中，说相同方言的人们组成了同乡人集团，以及超越血缘关系的同姓集团，组成的“宗亲会”等。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宗亲会”，常常以“振兴中华文化”为契机，实际上逐渐成为在异国他乡的利益共同体。但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集团组织与仪式行为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宗族组织的非血缘化与社团法人化、祭祀祖先的象征化与非宗族化、各种仪式活动的简单化等，都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或新的文化生产。在不同的国家中的华侨，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如以同姓为基础，组成了宗亲会、以同乡为主形成同乡会、以同行业为主形成同业会。
宗姓为宗族社会某一群人所共享有的一种象征符号，但同姓并不一定源于一个祖先。500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虚拟认同，也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宗族组织通过同姓的扩大成为可能。菲律宾的宗亲会，主要是由福建人和广东人组成。其对于同宗的认同大多是一拟制的宗族关系，并不断扩大宗亲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讲家族是研究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战略概念。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消费和文化策略之间已相互扭结为一个整体。作为全球体系之中的华人，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的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华人的文化认同与家族、家乡观念对于中国研究和从外部世界认识中国日益重要。对于多民族的国家尤为重要。所以对于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要进一步深化和讨论的问题。
以上笔者把家族研究通过将历时性与共时性有机结合的思考框架，在社会、文化、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概念背景下，讨论了中国家族研究的几大突出领域，进而在此基础上试图引出家族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方法论意义的讨论。首先，如何把静态的作为家族结构的社会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如何把家族研究与其所处的区域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关怀相联系在一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超越家族的族群和民族所出现的文化的生产和再造现象、跨国网络等问题，成为了人类学研究的一大主题。
【注释】
①Redfuekd Ribert: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②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麻国庆：“宗族的复兴与人群结合”，《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④麻国庆：“祖先的张力”，《事件、历史与记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美］拉波特，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作者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