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承刚：被驯化的《新华字典》

管季超0712

范承刚：被驯化的《新华字典》
发布时间:2013-08-29
作者:范承刚

写在前面的话：最近整理了几个故事，来自于《新华字典》这篇报导的边角余料，俺想探讨的是：人在面对所谓体制时，为何总不能Hold住？ 新华字典1971版 　　就像我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1、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彷佛给我们打击节拍。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然而，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钜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2、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 　　3、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钜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像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4、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管季超0712

潘晓凌、范承刚、雷磊：在新华字典里读懂中国
时间:2010-12-28
作者:潘晓凌、范承刚、雷磊

原题：新话字典 　　从1953年至今57年，《新华字典》发行逾4亿册，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而它营造的新话系统也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烙印 　　爱女生，更爱祖国 　　无数中国人的人生第一次都与同一本字典相关。 　　男生甲的第一封情书写于小学四年级，为了搞清楚“爱”与“喜欢”哪个更精准而不得不求助《新华字典》。而答案却让他更纠结：字典上，“喜”和“爱”都是“对人或事物有真挚的感情”，比如：爱祖国、爱人民；当然还有“爱惜，爱护”的意思，但用于向女生表白好像不是那么靠谱，因为对应的举例是：爱集体爱荣誉。 　　男生甲怎么也无法将集体和荣誉与自己体内的荷尔蒙等同起来。 　　男生乙第一次对于敏感词的追根问底也来自于《新华字典》。他用这本字典研究了所有带“女”与“月”字部首的字，这一不可告人的癖好最终止于对“胴体”的探窥。字典上，这个让男生乙第一次产生生理反应的词被解释为：躯干，整个身体除去头部、四肢和内脏余下的部分。 　　在私底下，许多遭遇青春期的男生都承认，当年都曾厚着脸在这本字典上查找过“敏感词”，只是答案都不太给力—— 　　比如，“性”只是“男女或雌雄的特质”；“精液”就是“雄性动物体内的生殖物质”；而“生殖”，也就是“生息、滋生”……同志丙生于上世纪60年代，打从他懂事起，同志就是社交场合上最普遍的称谓。尽管在这本字典上，同志是“志趣相同的人。特指在政治上立场和见解相同的人”，但他与所有同龄人在情书或公开场合里都情愿彼此“同志”。 　　同志丙对这本字典的几乎所有释义及例句都能如数家珍，只是在若干年后，同志丙在指导儿子写作文时，常常感慨词不达意。 　　比如，在向儿子解释“颠沛流离”与“倾家荡产”时，熟悉的两句例句便脱口而出：旧社会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地主的剥削使农民倾家荡产。但儿子却不买账：现在不是也有人过着颠沛流离、倾家荡产的生活吗？ 　　同志丙一下子哽住了，不仅如此，当年的例句在儿子现在使用的版本上也已经不见了。“我就像被自己的证人掴了一嘴巴。”他说。《读库》主编老六念大学时甚至想在字典里找到关于“毛片”的解释。但他最终沮丧地发现，字典里解释欠妥的词太多了，如果真信了它的说法，你简直就找不到还有什么下三路的事儿是不淫秽的了。 　　当然，这只是台面下的小动作，在交给老师的作业簿上，我们说话的腔调始终规范且整齐划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小学始终热衷组织的查字典比赛。 　　就拿一次春游来说：天空，总是“万里无云”的；走过的路上，必定是“载歌载舞”的；心情“兴高采烈”是必须的；见到五星红旗，立即想到是“烈士鲜血染成的”。 　　最后这句差不多拉近了共和国几代人的距离。在他们印象里，“红”在字典里是“国旗底子的颜色”，后改为“鲜血一样的颜色”。 　　这句话是这本字典对几代中国人所产生的植入骨髓的影响。 　　今天，就要配给你了 　　从60后同志丙，到80后男生甲乙，再到生于90年代同志丙的儿子，上小学语文课的第一天都曾被通知：请同学们尽快去新华书店买一本《新华字典》。 　　从1953年至今的57年，《新华字典》发行逾4亿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的。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想想有多少人的名字是父母翻《新华字典》查出来的就知道了。 　　当然这只是流于表面。在过去的57年中，《新华字典》10次修订，修订频率及释义变幅严重影响了它的稳定性与普世意义。 　　不过，在仍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转型期中国，这本既讲政治又随波逐流的字典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太惊奇，它只是浓缩了这个国家过去60年所摸着石头趟过的河。 　　用过《新华字典》1953年首版的同志丙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国际上是除中国外最强大、最重要的所在，因为在字典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中，社会主义兄弟们全都占据了最前面的席位，一长串资本主义尾巴国追随着我们。 　　首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大多数已经作古，曹先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首版编撰牵头人魏建功的学生——认为，53版的“新话系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受到高层的授意。 　　那时候知识分子主动投进新社会的洗澡堂，涤尽旧社会的思想污垢，这当然包括旧时期的封资修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缠绵悱恻。 　　从第一版开始，《新华字典》就以“新华”的视角系统性地创造新话，重新划分世界地理与历史，将“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切割开来，按字典上的例句，叫做“划清敌我界限”—— 　　作为新话，“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全都收录其中，在新话系统里，连“娶”、“嫁”、“媒”都成了旧社会的产物，“配”，才是“男女结婚”的新表达；“乞丐”什么的全是剥削制度下的毒瘤，因此在“新社会里再也看不见蓬头垢面的乞丐了”；美帝国主义“卑鄙无耻”，尽管“一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吓得打哆嗦”，但“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 　　“敌我”的三八线遍布字典各个角落，即便是“淋病”，也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 　　这套新话系统所构造的世界观与幻觉持续被当年的报纸、电视、广播所不断强化。并且，新中国政权初建就将文字改革委员会设为正部级机构，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主任韩敬体认为，这足以体现新政权对语言建设的重视程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同志丙说。 　　一颗红心累不死 　　如果说53版的《新华字典》是知识分子主动的“思想洗澡”，而到了71版的时候，《新华字典》已经全面被工农兵来营造了。 　　曹先擢的另一个历史身份是《新华字典》71版编撰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工宣队与军宣队的干部，以体现“工农兵营造话语系统”的时代要求。 　　时代要求编撰者将“封资修”全面赶出字典。比如，被划分为“剥削制度的产物”包括：婊、娼、妓、嫖、妾、宗祠、寺庙、伦常、典当、掮客；还有比“封资修”略显进步的字词，包括官、自由、民主。 　　若干年后，同志丙被公派到当年在《新华字典》排名倒数第三位的“美帝国主义”考察，看到自由女神的那一刻，他条件反射地在脑海里对“资本主义自由”的释义轰隆隆过一串惊雷：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而回想当年，同志丙别说“自由女神”，就是“神”，也是不能随便乱提的，除非是引用字典里收录的词条：无神论，不信鬼神。 　　尽管如此，《新华字典》仍是同志丙当年最心爱的读物，因为“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 　　“文革”期间，《新华字典》成市面上惟一流通的一本字典。“为什么要修订这本词典？”71版编撰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回忆说，“第一是没有一本像样的书送给外宾，第二是周总理深感我们学汉语没有一本像样的字典”。 　　周总理直接负责71版的修订工作，提出的要求是“小改应急需”。彼时，大学停课了，中小学校还在继续，没有字典，将严重影响语文课的教学。 　　在安平秋的回忆中，当年几位编撰负责人同时是“黑帮爪牙”、“反动知识权威”、“反革命小集团”、“专政对象”，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 　　小改是不敢的，提不同意见更是不可能的，这是前车之鉴。所有词条，事无巨细，都经历过编撰者的好几道“政审”—— 　　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 　　例句“累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热情到哪里去了？删除； 　　例词“背着太阳”，有隐射毛主席之嫌，改为“向着太阳”； 　　例词“利人利己”，不符合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甚至有人要宣判“茹毛饮血”为反动成语，因为“茹”是吃的意思，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吃毛”…… 　　71版“小改”《新华字典》涉及一两千处的修改意见。意见最终到了周总理那里，看到把“背着太阳”改成了“向着太阳”，周说了句，“神经过敏！” 　　去“封资修”，突出“工农兵”的政治要求，影响的不仅仅是《新华字典》，还有中国整个十年的语言与思想。 　　不仅是字典。中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将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于展现、歌颂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凸显农民的国家主人地位；语文教科书将所有被打倒的作家的作品全部撤下，所有不健康、不革命的情感的名家文章都要进行删节，比如朱自清的《背影》，里面流露出对父亲的依依不舍就太过于“小资产阶级情绪”…… 　　几位71版编撰者总结当年的修订经验：言多必失，能用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意思，就尽量不要再新增另一个相近的词，尽量缩小表达和思想的界限，以减少口误、涉嫌隐射、被人攻击的几率。 　　一旦一个词语被公认为政治正确，又红又专，它将在这个新话体系中被迅速跟从、放大，成为影响几亿人的热词，或者说，是套话。 　　“红”，71版中释义为“我国国旗底子的颜色”，与其相对应的“黑”，释义为“恶毒”。据香港大学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钢考据，反右运动深入之时，作为“黑心”的对立面，“红心”降生。 　　随即，它密集地出现在党报、典型宣传、诗歌作品、革命歌曲、入党申请书；它还被做成纸质、绸质的“红心”实体，高举于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效忠社会主义的游行队伍中。 　　一颗红心也成了新社会新青年的基本政治素质。 　　找前途，查字典 　　1978年，四人帮刚刚被打倒，北京西单的墙上就有了区别于以往套话的社会新词——民主。而字典回归常识仍然是百转千回的系统工程，这差不多用去了此后改革三十年的时间。 　　79版《新华字典》修订于1975年。据韩敬体回忆，其时，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词典编撰出版规划会议，话语系统主管者张春桥、姚文元要求160部字典的修改“全面贯彻无产阶级专政”。160部字典，一路向左狂飙。 　　当时修改得最突出的是《新华词典》，编纂者提出“把封资修赶出新华词典”，“将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词条”，以示贯彻75广州会议精神。比如“抗旱”，也是有阶级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人民抗旱；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可能抗旱…… 　　直至到了80年代，字典才开始试着回归常识。“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个人崇拜与意识形态批判是题中应有之意，是无需讨论的，”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副主任程荣说，“自此我们编的不再是本政治字典”。 　　比如“倾销”一词，1979年以前的释义均为，“大资本家为了垄断市场，把商品减价大量出售”。1992年改为，“指把商品减价大量出售”。那一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确立，很多此前与资本有关的词汇开始松绑。直到2004年在经济学专家的建议下，重拟了释义，“一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大量抛售商品的不正当竞争手段”。 　　“因为倾销不只是简单地把商品减价出售，”程荣说，“词条释义必须科学精准，同时也要让一般读者看得懂”。 　　许多行为与现象也取消了“主义”的界限，比如，妓女、嫖客、佣金、掮客、典当、抛售、出租等； 　　许多例句则直接换掉或去掉带有意识形态切割的主语或定语，简化为例词，比如，“帝国主义前途暗淡”，简为“前途暗淡”；“解放前天灾人祸，工农的生活太惨了”，改为“她的遭遇太惨了”。 　　字词表达的多样化也在逐步恢复，程荣介绍，近年，“吧”这个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酒吧、网吧、吧台，04版修订时，就在“吧”字下增补了新的义项。 　　韩敬体也表示，下一版的《现代汉语字典》将考虑收录“给力”，“大家需要，也喜欢更丰富的表达。”他说。 　　表达是丰富了，但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套话仍然没有退出历史。 　　在深圳机场，你仍会看到有“社会停车场”；在一些报道标题中，你仍会看到“某社会青年逼迫同学卖淫”的字眼，这是在“文革”前流行起来的叫法；在国庆60周年之际，天安门实施暂时封闭，一些媒体将其描述为“暂时不对社会开放”。 　　这些早就习以为常的用法被香港大学传媒研究学者钱钢钻了回牛角尖：对“社会”的这种贬义竟然沿用至今，也算是“有主义，无社会”的旧体制弊端的后遗症。 　　经不起推敲的套话遍布于当下生活的细枝末节—— 　　填写简历时，你的“政治面貌”，要么“党员”，要么“群众”，而关于“党”，《新华字典》里，“在我国，党特指中国共产党”； 　　消费埋单要开发票，收银员总会问你，“抬头写个人，还是单位？”在《新华字典》里，“单位”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而个人，是被排斥于单位之外的无组织者。在英语里，单位是个谜。 　　绝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刻意回避这套新话，在网络世界中，数量庞大的网民也磨合提炼出自成体系的腔调，这两套腔调大多可以相互转换、翻译。 　　比如，男生甲说，“小姐”，按新话体，是“剥削阶级的产物”“卖淫为生的女人”，不过，最近改叫“失足妇女”了；有些则直接共享，无需翻译，比如，“你是哪个单位的？”还有些翻译过去就变成了“敏感词”，比如……“算了，还是别比如了。” 　　男生甲也有不得不操起新话体的时候，比如，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主持班级的党支部生活和发展新党员的场合，男生甲总是需要努力板起脸，提醒别人“注意思想觉悟”。 　　“思想觉悟”这境界真的很重要。临近毕业，男生甲的工作还没落实，私底下，一帮哥们姐们有拜卧佛（OFFER）的，有给曾哥烧香的，有算塔罗牌的，有把老爸老妈三姑六姨的关系全使唤上的……但在系里组织的就业动员大会上，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思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主持人说，“相信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也已经被《新华字典》规划好了的，在第十版661页，“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链接 　　字典里的中国 　　在新华字典里可以读懂中国—— 　1953年：苏联当年还是“贵宾”，“美帝国主义”是“卑鄙无耻”的；刑法还没颁布，随便就“毙了一个土匪”,动物保护也还完全没概念，老虎、豹子、狐狸、貂，都还标着“肉质鲜美”“皮可做衣”“脂肪可炼油”。 　　1962年：妓女、嫖客、淋病什么的都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新中国继续“朝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就“太惨了”，朝鲜有了两个首都，一个是平壤，一个是汉城（临时首都）。 　　1971年：无产阶级开始了全面专政，“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凡事要跟群众商量”；在阶级社会中，“爱”，也是有阶级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普遍出了问题，“思想陈腐”，“再不学习，思想就该落后了”。 　　1992年，“爱”不再被要求有阶级性了，各种仇恨与“主义”都被删了，一些不需详细解释的字词也被省略了，比如“坦克”。 　　1998年，原来认为的各种“剥削制度的产物”被允许在在中国存在了，“宗教”也不再是“虚幻的、歪曲的反应”，“倾销”“利润”也不再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手段”了。 　　2004年，老虎、豹子、貂不再“肉可吃，皮可衣”，成了受法律保护的珍稀动物；开始出现了“弱势群体”，“禁毒”“盗版”“代沟”，也开始“性教育”了。 　　（南方周末记者潘晓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