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画报中的晚清华人科技活动

教师之友网

西方画报中的晚清华人科技活动方益昉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4月08日   16 版）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全三册），沈弘编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4月第一版，198.00元

    两千多年前，墨子阐述“针孔成像”。遗憾的是，世人真正实时记录世间万态，要到19世纪中叶以后，光学成像方成实用技术。1867年，照相摄影技术开始带进清朝帝国，获取了系列华夏黑白影像，这批原版真迹《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A Series of Two Hundred Photo⁃graph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ve of the Places），至今保留在美国大学图书馆，近年还有中文版付印。摄影技术的发明与进步，得以全景记录满清晚期的社会冷暖和世态变迁。
    在此之前，世人只能通过绘画，重现华夏与世界的影像交流。前摄影时代的绘画，依靠主观所见、大脑记忆和艺术表达后的场景再现，写实性和文献性不如摄影资料。比如，托马斯·阿罗姆（Thom⁃asAllom（1804–1872）有关中国的绘图版亲历游记，或者通过他人叙述，转化形成想象画面，分别在1842年，1845年和1859年由菲学（Fisher）父子、彼得公司（Peter Jackson)和伦敦印刷出版公司（The London Printing&Publish⁃ing Co）付梓面世。这批绘图景致流传至今，当然也属难得史料，但原作笔触下夸张和变形成分，与国产《点石斋画报》通病类似，研究参考价值有待小心求证推敲。
    诸如依托画笔，向西方社会叙述远东场景的早期绘画版研究资料中，学界有识之士公认《伦敦新闻画报》最具研究价值。它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再现了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
    现在，经过整理者沈弘先生的努力，中国读者有幸从《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中、下）中，发现回眸历史的一扇窗口。《伦敦新闻画报》弥补了阿罗姆的记忆失真和汤姆逊的前期空白，对中国史学界而言，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旁证史料，具有与文字记载相互印证的平行实证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画报记录的历史时段处于1840以后的中国转型时期，东、西双方激烈碰撞的世纪火花，亟需来自他方的视角与语境，供后人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具体到作者潜心跟踪的西学东渐领域，主流史界一般以1847年受训美东中学的容闳（1828－1912）、黄胜、黄宽作为近代华夏留学西方的先驱，并习惯将容闳推动与带领的1872年百名幼童旅美学习，作为晚清人才全面开放的主流源头。至少，在《伦敦新闻画报》1845年11月8日报道中，上述流行学术论点遭遇图文并茂的严峻挑战。是年，两名来自广州商人家庭的男孩郭亚成（A-Shing）和郭亚裔（A-Yow），从英国利物浦上岸，8个月后移居伦敦。他们面目聪慧，外表儒雅，英语能力日趋上进，开始参与社会活动，并在新闻画报上留下秀丽的汉字签名，作为本人证明。显然，郭氏兄弟要比容闳等三名清国学子，提前两年进入西方学习，并全面接触西方主流社会。
    学术研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于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发掘史料。如有史料挑战所谓的留学西方第一人“容闳标签”，将晚清华夏青年游学西方的始发时间，上推两年，不是轻慢了已经形成的容闳传奇，而是提升了民间力量在文化融合中的权重。发掘更多勇于远离东土，西渡求学的年轻背影，是国运转机的扎实依据。
    也就是说，从不同社会层面的海外交流细节，重构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具有认识国门开启路径的再审价值。比起1850年22岁始入耶鲁大学的容闳，1861年22岁的颜永京已经从俄亥俄州肯阳学院（Kenyon College）心理学专业毕业。作为上海牧师家庭后裔，颜永京（1839－1898）等清末社会西化阶层子弟的留学受训史料，发掘并不充分。这批教会信众的子弟，海归创办教育、创建医院的过程，比起容闳等乡村子弟，具有更多可以利用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1878年，颜永京建起上海圣约翰书院，全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他首译的《心灵学》，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上地位重要。1881年，容闳推动的幼童留学计划流产后，圣约翰书院接纳了不少容闳计划中的佼佼者，延聘他们归国任教。
    研究晚清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另一种视角，是重新认识规模巨大的留洋经商打工阶层，他们以工代学，更接社会地气，同样体现了近代东西方交流的原生态实况。《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何的家族传奇《茶壶烈酒》（TheTeathatBurns），展示大批第四代华裔手中的纽约唐人街原始史料。1840年，十几名华人水手入住纽约下城樱桃街和简街，他们中间既有广州人，也有上海人。清国水手“跳船”高峰在1847年，“凯英”号帆船抵达纽约港后，共计40名船员上岸。“凯英”号归航时，留下许多水手，仅纽约居民林景春一人，就“搭救”了26名健康欠佳者。
    以来自上海的阿宝（昆宝）为例，这个操几句洋泾浜英语的水手，早在上海租界里见多识广夷场生活，上海的时尚细节不输尚未发达的纽约。阿宝滞留纽约自有一套想法，与当时从广东农村，前往加州淘金筑路的农民工故事，截然不同。
    阿宝在纽约下东城莫街住下不久，发现此地卷烟奇贵，而西人雪茄作坊里，工艺粗糙浪费，中间有利可图。于是，上海人心灵手巧、脑筋活络的特征派上用场，阿宝先去雪茄作坊搭讪，凭几句简单英文搞来几乎无本的烟叶杂碎，晚上发动邻居加工纸烟，白天则向路人兜售廉价但并不拙劣的产品。结果生意出奇火爆，白天黑夜连轴转，一个月下来，收入大大高于月均30美元的普通工钱。类似的底层交流，也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一个中国家庭以文化穿着特色为卖点，入住伦敦博览会，以后又出现在爱德华回顾的纽约展览表演中。
    一直以来，有关华人移居美国的记载，以美洲西岸叙事最为详尽，以致掩盖了美东华人的留洋特征。洋场阿宝们移居美国大都市的经历，类似当下“北上广”商业文化叙事，与从华南出洋的农民工故事，区别挺大。1848年，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广东台山，当年就有二男一女前往“金山”探路，不久捎回小袋金块、金粉。次年，台山立即动身800男劳力与2名妇女。再过一年，台山周边共有3000男工和5位女性渡洋淘金。到了1852年，追随出洋的淘金民工总数达27000名。
    从技术上讲，淘金所需的开沟、筑坝、抽水等活计，与水稻种植手艺类似。因此，台山农民工对开矿淘金的工艺触类旁通，按照白人竞争对手的说法，华工淘洗过的矿区，连“塞进虫子牙缝”的金子都找干净了。华工在此行业中积极主动，智慧闪亮，仅仅突出以往的猪仔苦难叙事，是无法自洽理论建构与事实依据的。
    早期留洋农民工中，不乏手握绝技，在异国创造奇迹的史料。以《伦敦新闻画报》中出现的浦安臣清国外交团队为例，《蒲安臣条约》不仅为华工赴美就业达成法律依据，而且，浦安臣长期行走在中美沟通桥梁中，其言行还潜移默化他的家人参与其中。
    1871年，美国各地掀起仇华反华风潮，蒲安臣堂妹芳妮（FannyBurlingame）反对种族歧视。她联合教友为华人制鞋工讲授英语，布道福音，其中包括台山青工刘锦浓。他在芳妮影响下入籍美国，继而被她收为养子，一生主要担任芳妮的佛州果园园丁。
    1894年冬天，佛州橙子因霜冻大批毁灭。刘锦浓自幼在台山随父栽培水果，掌握果树嫁接、授粉等园艺技术，所以他的果园工作基础扎实。他十几年如一日，试验新品种，终于在1909年，避开冬季霜冻，收获夏季橙子。这种橙子保鲜时间长，便于运输储藏，就是如今市场上大名鼎鼎的金山橙。刘锦浓因此荣获美国果树学会威德（Wilder）奖章。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美橙食客并不知道，是中国首批留洋民工，嫁接、发明了这桩科学技术果实。
    另一项旅美民工推动的科学文化奇迹，反差更为明显。1901年6月28日，纽约华裔仆人丁龙，向哥伦比亚大学捐款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成为设立东亚所中国学研究基金的部分捐款。至此以后，哥大东亚所的受益者中包括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大批名流，如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等。
    100多年前，丁龙赴美劳务克勤克俭，积攒每分银子，但终生未娶。他的晚年愿望与世俗的仆人身份，看似格格不入，即在美国著名大学建立汉学系，以弘扬交流祖国文化。东家卡本蒂埃先生对为己奉献了大半生的仆人，心怀感激并倾其所能，助其了却夙愿。经过努力，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东亚系，专门设立“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桩民间推动的中美科学文化交流，甚至引起清末变革中的上层关注，以慈禧太后名义捐赠的五千余册珍贵图书，以及继而出现的李鸿章、伍廷芳等人的连锁捐赠行动，越来越获得中美双方史学界的研究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