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月庵：台北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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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月庵：台北的书店2015-04-20
来源:风传媒作者:傅月庵

传奇多半因其创意。诚品卖的不仅是书籍，并且是一种生活风格，刚开张那几年，台北人还未能接受这样经营方式，类如“造作的布尔乔亚优越感”之讥，不时传出，但经过10多年的磨合、调整之后，诚品人以其创意征服了台北人。

台北大大小小小的书店，从连锁到独立书屋，竞奇斗艳而不哗众，是台北最美的景观。(作者提供)

　　台北像个大脸盆，四面环山，淡水河贯穿而过。河左岸是新北市，发展慢些，勉强可类比为浦东;右岸的台北城伴河而起，由西而东而北而南，不停向外扩展，直到山边。
　　台北的书店发展，众所周知的“书店街”重庆南路，虽说1930年代已算繁华的街廓所在，但除了知名的“新高堂”，书店或恐还不像战后般密集。当时城外沿河的大稻埕，因为酒家、餐馆、吃茶店、咖啡座林立，骚人墨客喜于此雅聚晃荡，书店密度显比城内更高一些。1927年国民党闻人连战祖父连横所开的“雅堂书局”，1929年台共创始人谢雪红设立的“国际书局”，都在太平町这一区，也就是今日台北市西偏北的延平北路一带。
　　书店街
　　重庆南路旧名文武街，日治改名“本町通”。街头由总督府直营，专卖中小学教科书、参考书的“台湾书籍株式会社”与街尾私营的“新高堂”遥遥相望，这条街的文化含量，遂经注定。日治时期，此地便已有不少书店，到得1949年国府撤退，随之来台的几家大出版社/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纷纷于此落脚，加上改制后的“台湾书店”，一时之间成为台湾的出版重地。沿街橱窗浏览其所翻印的大陆时期出版品，竟让人依稀有上海“福州路”之感。
　　重庆南路最兴盛的1960、70年代里，短短几百公尺，挤进了近百家书店，黄昏时分，下班等车的学生、上班族常就近踅进店内低头浏览，一边看书一边注意公车动静。谁想买书，第一个念头便是“到重庆南路找去!”逢到年终打折特卖，店门口红布条翻滚，熙来攘往的人潮，加上骑楼的书报摊，往往挤得摩肩擦踵，水泄不通。“卖书也能卖成这样!?”今日想来，诚然难以想像之事。
　　至若书店所卖的书籍，由于“动员戡乱时期”戒严所致，严格限定意识形态发展，只能“接轨”，不准“出轨”。既抓“红”且抓“黄”。也因此，整个1950、60年代里，尽管出版业有所前进，新书量增加不少，可卖来卖去，不外检查合格的反共文艺作品或大陆时期文学翻版书(30年代名家，大概被管制到仅剩朱自清、徐志摩两人，算是年轻人所最熟悉的了)。其余则是国学、字典、中医、算命等算大宗，翻译小说则限于美日英法西德这些盟邦，冷战格局隐然若现。至于古典小说，《金瓶梅》不用说，肯定只能贩售“洁本”，但就连《醒世姻缘》这种胡适写序背书的名着，读着读着，照样会嚼到“(□□□□□以下删去×××××字)”字样，其它就不用多说了。

一代文青的共同记忆：明星咖啡屋下的明星面包厂。(明星咖啡馆提供/欣传媒)

　　彼时一名穷文青的假日活动，很可能是花上8毛钱，挤上公车到台北车站，迅即转入重庆南路，一间接一间书店闲逛过去，口袋钱有限，翻看不足，就此立读亦无不可。中午不能不吃，明星咖啡店旁边的“排骨大王”5元搞定后，带着方才买来的报纸，上到“明星”，点一杯很奢侈的咖啡，要价6元，边喝边看报，随后拿出书包里厚厚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继续翻读。书是翻印的，无论封面、版型都与上海老版本相同，版权页里却删去了译者“耿济之”的名字，代之以“本社”二字。
　　蜕变的开始
　　1980年代开始，台湾书店业发生了剧烈变化。经济起飞带动出版荣景，出版量跃升后，既有流通方式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金石堂书店”遂应运而生。
　　1982年，“金石堂”旗舰店在台北南区一间铁工厂旧址改建的大厦地下层开幕，从日本取经回来的经营方式，譬如空间宽敞、光线明亮，装潢时尚，多种类别陈列(除了内容，还按作家、出版社分类摆设)，让读者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籍。平台只摆“新到书籍”，更一扫以往“平台专卖廉价风渍书”的传统，甚至连排队结帐，柜台收银机的哒哒声，都让人有着“现代化”的感觉。于是读者如织，热闹红火。等到该店势如破竹，接连开出分店，并推出“畅销排行榜”之后，台湾书店的现代化(商业化)蜕变，几乎也就完成了。
　　金石堂鼎盛风光大约10多年，它的出现，带动台北书店的陈列摆设，乃至装潢设计，书店不再仅是四面立满书柜，将书塞满就行了。而是需要思索读者所需，规划动线，让读者迅速买到他所要的书籍，更要主动推介，用尽各种软性手法，从大的海报到小的DM;从特价折扣到年节促销，无时无刻都要找出不同名目，积极贩卖新书(产品)，为自己也为出版社创造更大的利润。
　　此时的台北文青，若要逛书店，重庆南路犹是首选，先到金石堂站前店翻翻看看新书，重庆南路从头逛到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中华书局“传记之家”、世界书局“中国学术名着”、三民书局“沧海/三民丛刊”俱有可观，最吸引人的则还是沿路书报摊所偷偷贩卖的各种地下禁书，从黄到红，从PLAYBOY、PENTHOUSE、党外杂志到三十年代“陷匪”作家作品，摸熟门路，自有得买。一上午若嫌收获还不够，搭上6路公车，直抵光华商场，4、50摊旧书铺子让你逛到饱足，归家时，只怕又要被碎碎念：“哎呀，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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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诚品!　　卖书是一种商业行为，固然没错，但假如一切商业化，一如昔时的“杂货店”进化成“便利商店”之后，美则美耳，方便则方便耳，许多人却不免也要嚷嚷，似乎某种人情之美也跟着消逝了。昔时进店买书，还能跟老板聊聊文学，讲讲作家，可便利商店里一切讲究效率，买一本书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是常态，想多讲两句则未必有人搭得上话。
　　于是又有“诚品书店”的登场。
　　“诚品”如今已成为一个传奇。这家书店，不仅属于台湾，更是所有华人之光。以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便曾写道：“我曾经有一次认真考虑搬到台北，为的是一家诚品书店。我坐在东京的书房里，想像台北有家诚品书店，感觉犹如奇迹一样。”说是传奇，还真是传奇，前两年某个周末之夜，有事到诚品敦南店约会，只见一部游览车拉来一车香港观光客，导游手拿小旗，不停叮咛：“一个小时后开车，千万别忘了!”男女游客兴致勃勃直往店里冲。书店而能成为观光景点，想想纽约曾有过的“高谭书店”(Gotham Book Mart)，今时旧金山的“城市之光”(City Lights Bookstore)、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台北人大约也可抬头挺胸，昂首阔步了。

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Christine Zenino/Flickr/维基百科)

　　传奇多半因其创意。诚品卖的不仅是书籍，并且是一种生活风格，刚开张那几年，台北人还未能接受这样经营方式，类如“造作的布尔乔亚优越感”之讥，不时传出，但经过10多年的磨合、调整之后，诚品人以其创意征服了台北人，成了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地标之一。以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史无前例的“24小时不打烊”为例，便是发想于1995年的一次“看不见的书店”徵文活动问卷，其中有24%的人提到：“能不能有一家不打烊的书店?”为了回应读者的热情，书店先办了一次“今夜不打烊”活动，从早到晚安排诸多节目，以飨来者，结果人潮汹涌，多到需要交通管制。其后遂尝试24小时营业，本来预备试办三个月，没想到一试就成功。“半夜逛书店”因此成为台北最独特、也是举世仅见的夜生活了。
　　整个1990年代到2005年前后，诚品风格几乎成了台北乃至台湾文青的终极追求。到诚品买书，不仅是买一本书，也是买一种生活风格，而事实上，这家书店的经营策略也正是“以书店为品牌，用百货来营利”，书籍贩售仅是书店一部分，整体以观，则不折不扣是一间百货公司，衣、食、住、行各种大小道具都可在这里获得满足，穿着打扮之后，便成了不折不扣的“诚品文青”了。
　　台北书店维新运动
　　至此，由金石堂、诚品当带头羊的台北书店维新运动，大致也就完成了。大体而言，这一维新，包括了软硬体：
　　硬体上，1990年代中期起，一家书店若想在台北立足，“装潢”成了一等大事。从动线考量、书柜分布、店内采光、主视觉、标准色、logo……等等，无不细心规划，甚至要考虑到“友善度”，适当设置桌椅让读者可以坐下来翻读，至于厕所，那也几乎是必备的。相对于此前传统书店因为怕读者“打书钉”、“只读不买”、“雅贼偷书”而缺椅少厕照明差，几乎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硬体革命，一路席卷，最后连旧书店也群起仿效，皆以新书店的面貌贩卖二手书籍了。
　　软体方面，“服务态度”是最基本的，店员的专业知识未必尽如人意，但服务态度普遍及格，“请”、“对不起”、“谢谢您”几个词汇常挂嘴边。另一个看不见的，则是出版社与书店的紧密结合，产销连线，经常推出各种大小书展、特卖、讲座、新书发表会，让读者进入书店，除了买书，还能有更多的期待。
　　此一维新，加上1990年后期网路的崛起，2000年之后，影响逐渐浮现，而有所谓的“三大通路”出现，金石堂、诚品两家连锁书店，加上博客来网路书店，几乎垄断了台湾出版社50%以上的营业额，传统独立书店若无法投入金钱，更新软硬体，几乎一无例外的被迫关门大吉。到了2010年时，台湾319乡里，竟有120个没有任何一家书店。最南端的农业县屏东，33个乡镇当中，有27个乡镇书店已然绝迹。许多文化人为此而忧心忡忡。
　　独立书店的归来
　　但也就是在此时，随着台湾经济的衰退，一股青年创业潮无声涌现，许多年轻人——有的是40岁之前已经从高科技业赚够了钱、有的是对土地有着无限憧憬、有的是对某一门技艺着了迷——纷纷走自己的路，种田的、开餐厅的、卖手工制品的、开咖啡店的……，他们多半以“环保、专业、公益、有机”为号召，形成“小农经济”的一环，自觉或不自觉推动所谓“小革命”、“小清新”、“小日子”，让人与社区、土地的结合更加密切。其中的一个亮点，即是“独立书店”的归来。
　　2010年前后，台湾独立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台北尤盛，这些小书店，开了又倒，倒了又开，大不过30坪，往往新旧书兼卖，咖啡书籍兼营，老板可能是诗人、影评人、作家、社区工作者、儿童文学研究者……，因为怀抱某种理想，不求闻达地开起了一爿书店，店内书不是特别多，却无不显现自己的特色，譬如处身台北圆环老街区巷弄中的“侦探书屋”，卖酒卖书卖咖啡，书则仅限推理小说，满屋皆是，成了台北推理迷最重要的去处;再如观光景点淡水的“有河Book”，老板夫妇一是诗人，一是影评人，卖诗集卖自己喜欢的书也卖咖啡，店内不过10来坪，却保留一个几乎相等大小的阳台，让人可以一面看书一面看北台八景之一的“淡江夕照”;再如隐身台北东区巷弄却入选“世界最美丽的20家书店”之一的“好样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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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足以为代表的应该就是“水牛书店”了。　　“水牛”的主人罗文嘉曾在政坛显赫一时，当过部长级政务官，最后却选择“开书店”为一种志业。他先是买下一路陪他长大，受过滋润不少的“水牛出版社”，希望让老水牛犁出出一片新绿田地。随后又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巷弄里，开设“水牛书店”，要将“土地”与“书本”这两条看似不相关的平行线结合在一起。也因此，这家书店不仅是卖书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市集。在店里，你可以买到店长精心挑选的好书，也可以买到无毒无污染的好米、好肉、好蔬果……。还可以带着家人到这里的二楼吃一顿毫无负担的餐点。“很幸运地，在我中年时，土地与书本这两条平行线能同时相交，”一直向往传统客家知识份子“晴耕雨读”精神的罗文嘉说。
　　甚至，为了扶助弱势，创造价值。水牛书店还有一项特殊的营业项目：视障按摩。书店聘用视障者为店员，以其专长为顾客服务。——这恐怕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有人问他按摩和书店有什么关系，罗文嘉如此回答：“都能让人身心感到舒服!”
　　同样的“水牛书店”，在离台北有段距离的桃园新屋乡也有一家。乡下的这家不以营利为目的。罗文嘉将水牛出版社上万册藏书全部搬回老家仓库，并在网路号召友人捐书到乡下，让乡下的孩子在书店看完20本书就能换得一本新书，藉此改善偏乡孩童资源相对匮乏的现象。整体以观，此时的书店不仅是书店，更且是一人文公益、社区营造的平台了。

水牛书店 , 是书店也是“舒店”，店中提供视障按摩。

　　这些几乎都采复合式经营且成为某种类型沙龙的独立书店，创意而有个性，宛如摔碎了的珍珠手链，散落大台北盆地之中，闪闪发亮，让台北的书店趣味独具，组成了一道立体的风景。
　　结语
　　台北的书店，从数量来看，不算多，了不起也就200多家，与号称光旧书店便有800家的东京之类大城市自然没得比。
　　真可一提的，或许还是深度。小小271.7平方公里的城市里，有新书店、有旧书店;有连锁书店、有独立书店;有专门书店、有综合书店;有24小时不打烊的，也有一周开门3天的;有卖书又卖咖咖的，也有卖书卖菜还卖米的……。其五花八门，竞奇斗艳，恰恰显现了这个城市的活力与创意，与乎文化软实力。
　　凡此种种，组成一道立体的风景，遂让台北更加美丽了。
　　*作者为作家、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