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集体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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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集体备课”

王晓春

    “集体备课”的做法通常建筑在以下几个假设（或叫理论预设）上：
1、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2、可以由一位教师做代表，再现教师的集体智慧。
3、可以通过集体智慧，创造“典范课”，以供“复制”。
    这三条假设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一条，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只在非常宏观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比如我们可以说，人类智慧的总合高于爱因斯坦的智慧，德国人智慧的总合高于康德、黑格尔的智慧。然而这只是抽象地谈，一到稍微具体一点的场合，集体智慧就不一定高于个人智慧了。
    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的通俗说法是“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其实是一句鼓励人的话，有激励作用，而不可当真。当年刘备就不相信这句话，所以他宁可风尘仆仆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也不到集市上去找“臭皮匠”。刘备不胡涂，他知道即使找来三百个“臭皮匠”，也无法帮助他“兴复汉室”。“臭皮匠”自有“臭皮匠”的贡献和尊严，但是这不等于他们加在一起就能产生诸葛亮的智慧。
    “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都是农耕时代体力劳动者的真理。它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数量，不重视质量，不讲科技含量。在工业时代，尤其在信息时代，质量往往比数量重要。一项创新能救活一个企业，增加一千个工人却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而创新是不会在一大堆人的头脑中同时出品的。
    脑力劳动也讲团队合作，但是这种合作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不是“齐心合力”，而是“百花齐放”，不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而是“头脑风暴”式的互相启发。现代知识分子团队合作的立脚点是主体性的个人，而不是群体。这道理很简单，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若干人共用一个脑袋思考的现象。思维是个体性的，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所以在思维问题上搞伪“集体主义”，无异于和造化作对，其后果如何，只要想想“文化革命”中的小说集体创作就可以了。
    如果某一位老师善于博采众长，他水平就可能高于他人。传统上，我们会把他的成绩归于“集体智慧”，他个人作为一种谦虚的态度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他能把别人的东西都学到手，我们就不行呢？还是因为他个人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高出我们一筹吧？所以，与其说他的成绩来源于“集体智慧”，不如说主要来源他的个人智慧更实事求是。事事强调集体智慧，有“智慧大锅饭”、“红眼病”和“分我一杯羹”的嫌疑，不利于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我看现在的集体备课往往就有这样的问题，会助长一些教师的思想懒惰。
    第二条，可以由一位教师做代表，再现教师的集体智慧。
    很多校长都认为,教师各有各的长处，如果把大家的闪光点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他会更亮。这其实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并没有这种事情。你把曹雪芹、施耐庵和吴承恩加在一起，会更亮吗？只会更乱。如果你觉得红色不够飘逸，黄色不够热烈，蓝色不够庄重，白色不够沉稳，黑色不够轻盈，而把他们混合起来，那出现的将是最无特色的、最不招人喜欢的灰色。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再现别人的智慧，正像我们吃牛肉脸上不会长出牛肉疙瘩一样。勉强把几个人的意见让一个人代表说出，这些意见没有经过本人的消化和整合，效果极差。很多公开课就是这种“灰课”，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大杂烩”、“大拼盘”。
    所以，当我们帮助一位老师备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任何意见和看法，但是不能要求他必须接受。怎样讲课，是教师自己的事情，他有自主权，而别人没有干涉权。现在的示范课备课时，某位领导说一句什么话，某位专家又说一句什么话，某位教研员再说一句什么话，都自以为画龙点睛，都要求教师加进去，最后这堂课还有教师自己的思想吗？他成了一个捉襟见肘、照顾不周的传声筒，而这堂课则成了一条龙不龙、虫不虫的怪物，还长着若干个眼睛……
    第三条，可以通过集体智慧，创造“典范课”，以供“复制”。
    我前两天到北方某大城市的一个有名的重点中学去，还听到有关领导对我说这样的话。他说鉴于教师水平不高，而且参差不齐，必须集体备课，找到最佳讲法，大家都这样讲。重点学校尚且如此，普通学校可想而知。
    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扼杀教师的创造性了，这明明是在制造教学“标准件”。如果你承认教师是专业人员而不是技术工人，如果你承认教师的劳动属于创造性劳动，你就不应该搞这样的“集体备课”。现在大家都赞成讲课要“个性化”了。什么是个性化？个性化就是不承认样板。如果一边口头上提倡教学个性化，一边搞“示范课”，那不是胡涂就是言不由衷。齐头并进的素质提高是不可能的。
    没有教师的个性化教学，就没有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两者都没有，就没有创新，因为从来的创新都是个性化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跟别人一样，谈不到“新”。复制，即使是第一次复制，也已经不再是创新了。
    如果我上面的分析有道理，那么我们就得承认，“集体备课”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应该取消。其实这是把政治生活中的“走群众路线”硬搬到业务领域中来了，一开始就是误会。
    但这并不是说教师是绝对的“单干户”。教师之间在备课问题上的互相帮助是不可或缺的，现在这种互相帮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质量尤其差。我们的“集体备课”常常是表面文章，并没激发大家思考。我所说的互相帮助不是大家一起备某个人的课，而是真正的研讨和切磋，可以称为“备课研讨”，“备课沙龙”，本人自愿，参加者也自愿。教研组做起的作用只是创造研讨的环境，校长也不要做“业务法官”。
    备课是教师个人的事情，而不是集体的任务。
    当教师真正取得教学的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形式主义的“集体备课”没有了，而教师之间真实的业务交流反而会增加，就像网上的探讨一样，虽然意见不同，但都真诚而热烈。
    教师的素质，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提高；真正的好课，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诞生。
                                         2003，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