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希望弄清中国文明的内在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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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希望弄清中国文明的内在秘密

本报记者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5月06日   15 版）

    杨义被称为学界的“成吉思汗”或“徐霞客”，这是指他学术“远征”之不畏艰险且屡战屡胜，不断开拓学术上的新视境、新突破。如今他在海内外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文学地理学会通》等著作50余种，超过一千万字。2015年3月，他的《论语还原》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作品对《论语》的发生过程进行实证的古典学的研究。该书“内编”部分，采用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论证了《论语》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前后的50年间的三次编纂，以及每次编纂在文本上留下的生命痕迹。“外编”部分贯通《论语》和儒家“五经”以及传世文献、出土简帛材料，对孔子和门徒传经的特点和脉络，进行知识考古。“年谱编”则以历史编年学的方法，对公元前552年—公元190年孔子的生平，及《论语》的编纂、传播、形成定本的历史脉络和历史事件现场，进行逐年和逐时段的排比和考证，完成了一幅孔子和《论语》的文化地图。
    日前，杨义接受了《中华读书报》的专访。
    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鲁迅的？
    杨义：鲁迅研究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始发点。从1972年在北京西南远郊的工厂库房里通读《鲁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及王士菁先生，开始系统地研究鲁迅。此后我发表的若干关于鲁迅的文字，是我学术生涯的起步。
    读书报：鲁迅研究对您后来的学术有影响吗？
    杨义：在与鲁迅进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审美精神的深度对话之后，再整装前行，对古今叙事、歌诗、民族史志、诸子学术进行长途奔袭，应该说，多少是储备了弥足珍贵的思想批判能力、审美体验能力和文化还原能力的。当我在审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历尽艰辛地探源溯流三十余年之后，再反过头来清理鲁迅的经典智慧和文化血脉，于是在最近两年陆续推出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遥祭汉唐魄力——鲁迅与汉石画像》（《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的《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8月），对我的学术生涯第一驿站的存货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清理。清理的结果，使我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的存在，油然生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读懂鲁迅，可以使你眼光犀利。
    读书报：今天如何推进鲁迅研究？
    杨义：鲁迅是一口以特别的材料制造的洪钟，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是否与研究对象相称。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是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然而以往即便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只是演绎批判国粹之类的文字，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原本性了。不要忘记，鲁迅是兀然站立在中国大地上身穿长衫，手执毛笔写文章的思想者。他交友使用旧体诗，送给许广平的礼物是《芥子园画谱》。所谓“灵台无计逃神矢”，从语源学上说，“神矢”是外国的箭，“灵台”依然是中国心。
    鲁迅搜集石画像拓片，不是为了淘宝升值，而是为了考证其中展示的生活情态及其蕴含的民间精神情态。许寿裳称赞：“至于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页）可见做的是精粹的古典学的功夫。这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长志，增长见识，认知世界，联通血脉，涵养精神。其间曾用南宋人洪适的金石学著作《隶续》，校订《郑季宣残碑》。考证古碑时，对清人王昶（号兰泉）的《金石萃编》多有订正。1915年末，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清人黄易的《小蓬莱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鲁迅的金石学、考据学修养，于此立下了精深的根基。他也于此接上了清代考据学的传统，正因由心细如发，才能使其在后来的文明批评中旁通博识，眼光如炬。没有如此精深的传统学术修养，鲁迅是不可能写成《看镜有感》这类杂文，也不可能以山东嘉祥和河南南阳的汉代石画像考见汉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中发现发现“东方美的力量”，藉以遥祭“汉唐魄力”。由此可知，沟通血脉，是当今鲁迅研究的当务之急，既关注鲁迅借鉴外来思潮，又顾及鲁迅植根于本国文化血脉，才能超越研究“半鲁迅”的局面，还原一个“全鲁迅”。
    读书报：您原来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后来是怎样向古典文学研究的？
    杨义：90年代初，对于文学的评价标准有些混乱。我希望按学术内在的逻辑找到切入口，就转向了古典文学。我的学术研究有几部分，一是叙事学系列；二是诗学系统，写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对经典文本和经典作家进行文化和生命的还原性探讨；三是图志系列，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
    进入到古典文学领域，我先从熟悉的小说着手，但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还必须研究中国的诗文。所以，我又研究了李杜诗学、楚辞诗学以及宋元时期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文学。最近七八年，我的精力主要都放在了研究先秦诸子上面。就这样，在明清、唐宋、魏晋、先秦分别“打了几个桩”之后，我又开始思考文学的整体观问题，进入对文学的深层意义和生命血脉进行整体研究中。因为只有站在贯通古今、会通多域的角度上，才能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个精神谱系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异的，从这个基础上来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性，思考国学的深层脉络及其精神内核，才是有理有据、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魂的。
    读书报：能否概括一下您的学术方法？
    杨义：我在研究中国叙事学时采取的学术方法是四句话：一，回到中国文化原点；二，参照西方现代理论；三，贯通古今文史；四，融合与创造新的学理。简单说就八个字：还原、参照、贯通、融合。在研究诸子学采取的方法，是以史解经典，以礼解经典，以生命解经典。对先秦诸子的生命存在，就像考古学修复古陶罐那样，聚合许多材料碎片，根据它们出土的地层以及形状、弧度、纹饰、断口，按照科学的方法缀合成完整的陶罐，有些残损处还按照其形制补上石膏。没有这项缀合，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那些令人精神震撼的古器物，也许还冷冰冰地堆放在库房里。这就是“缀碎为整”的方法。另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基于战国秦汉的书籍制度，是简帛抄本，它们的成书是一个过程，迥异于宋元以后的刻本的一版定终身。因此许多书籍都存在着类乎考古学上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辨真伪，而是穷究其原委，梳理其前世今生。这就是“辨析叠压”的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首先要对饱经沧桑的经典抱着尊重和珍惜的态度，把经典视为古人的生命痕迹，进而“以迹求心”，给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说法。
    我希望弄清中国文化、以致这个伟大文明的内在秘密，探究其本质、根源、特征、价值在哪里。一定要先把材料弄清楚，以卷地毯式的方法摸清基本材料，既知道西方的理论，还要重视自己的感觉和体验。不能拿着一些似懂不懂的概念去乱套。很多研究者阉割了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我把文学放在原来的生态中，考虑和各种文化方式的联系，对文学的生长条件、发生条件、深层意义和文化身份进行考察，就获得存在的广阔空间，这就是我在文学地理学中研究的问题——连通地气，把文学的观念松绑了。
    心学是最终的关键。《孟子·告子上》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心学讲究的就是“思则得”，开通心窍，发挥心思的功能是关键，要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得出自己的第一印象，然后再反过头来与前人的解读进行对话，这是排除“矮子观场”之弊的重要方法。开窍，可以使读书成精。
    读书报：先秦诸子的还原说，具体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
    杨义：应该说，探讨和解决了一些两千年来没有认真解决的问题，或被遮蔽了的问题。比如孔子什么时候见老子？根据《礼记·曾子问》的记载，孔子跟随老子见习过一次殡葬，出殡途中发生日食。按照周礼，周人是上午出殡的，把尸体下葬之后，还要在中午举行虞祭，“日中而虞”，把灵魂迎回宗庙。我缀合了大量的材料碎片，考定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是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这时成周洛阳已经平息王子朝之乱，按周礼上午出殡，途中遇到日食应在上午10时左右。我用现代天文学检验这个判断，结果考得这年的日食发生在公历11月14日上午9点56分，与周礼若合符契。
    关于《论语》编纂问题一直都有争议。关键在于把春秋战国书籍的编纂，如实地看作一个过程。如果按照宋儒的说法，是曾子的弟子们编的，这就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比如为什么颜回和子路有那么多鲜活的材料，他俩都没有私家弟子，而且到了曾子的弟子时，已经是50年后了，不会有人记得那么多的故事。再比如，为什么“四科十哲”中没有曾子，如果只是曾子的弟子编纂，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其实《论语》经过三次重大编纂，第一次是“夫子既卒”，仲弓等人负编纂的责任，发生在众弟子为孔子庐墓守心孝的三年（二十五个月）；第二次是二三子推举有若主持儒门，有若、子张等人负编纂的责任；最后一次是在曾子死后不久，曾门弟子编纂的。三次编纂，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编撰者的价值取向和生命痕迹，形成了“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究其原委，进行条分缕析，需要深厚的学力和敏锐的眼光，旨在发现一部“活的《论语》”。
    在先秦诸子还原的研究中，我提出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去探寻古人留下的生命痕迹。学问之道贵在原创，而不是要求你纯粹地去充当前人的吹鼓手，那是没有太大出息的。必须在充分理解前人长处的同时，发现前人没有达到的空白和缺陷，这才谈得上学术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我们有些学者做学问还比不上破案的警察，警察是把鞋印看作人的生命痕迹的，根据鞋印就可以推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身高、胖瘦和走路的姿态，甚至作案动机。我们一些学者只量鞋印的尺寸，标明离窗户、门槛有多远，记录在案，就觉得非常实证了。其实，经典就是古人的“鞋印”，蕴含着人的生命痕迹，必须激活它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