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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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力量

——在深圳书城中心城的讲话

                                       陈世旭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来到深圳书城中心城，参加周末书友会，一起来讨论文学。很感动于深圳书城中心城给文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空间。

我有一点惶惑，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贡献一点有益的意见，恐怕让大家失望。俄国作家契可夫说，大狗叫，小狗也叫。我们书城中心城也是这样。我知道这里来过很多非常著名的重量级文人，我只是属于小狗那一类。我知道在坐各位是偶然看到广告后参与进来的，对我很陌生，我们就作为共同的文学爱好者来做一次交流吧。

诗经上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样的诗句，唐代一位作家把这句诗发展成：“言念平生，求其友声，适我愿兮，共得朋从之道。”通过交流，成为朋友。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做的事，我相信，我会从大家那里得到更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文坛内外出现一片文学将死的哀叹。现实生活的高速变化，视听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社会进入一个读图时代。

有家出版社出了部马克思的《资本论》，叫做“图说《资本论》”，那么深奥复杂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共产主义的圣经、共产党赖以立身的基础理论，居然用小人书的方式就对付了，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它得了国家最高奖。

古往今来，都讲皓首穷经，让多少学者熬的气血干枯、穷困潦倒的那些典籍，纷纷成了电视秀，脑子活络，口齿伶俐的学者走出了充满霉味的书斋，成了腰缠万贯的电视明星。

一切都快餐化了，一切都必须速成，否则就只有被淘汰，被嘲笑，直至被抛弃，被遗忘。

在这样的时代，文学成了一件可笑的事。

前几天在哪里看到一位著名教授的文章，说现在的诗只有诗人自己在读，小说只有作者自己在读。他的话锋是批评当下的诗和小说没劲，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要让诗人和作者之外的人群去读诗和读小说有多么难。

对文学取这种消极态度的人远不止这么一位教授。我接触过的官员和老总对文学很不以为然，觉得写诗、写小说根本就是狗屎的大有人在。

有次在北京开会，吃饭的时候有人向同桌的一位京官介绍我，说这位是作家，没想到那位立刻皱起眉头，说：作家？什么东西！把那个介绍人搞得很尴尬。没想到一位京官会这么没礼貌，又觉得很对不起我，事后跟我解释，说那京官不久前要提正部没提上，一肚子别扭。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其实我一点不在意，我和他八竿子打不着边，作家不是东西，他是东西就好啦。这种事见得多了，油盐不进。

我那时的省里的主管领导就当面对我说：你的小说我是不看的，现在这些作家的小说我都不看，我只看二月河写的秦始皇。我当时也是笑笑，顺便告诉这位省领导，第一，二月河也是“现在的作家”，第二，他好像没写过秦始皇。这位领导倒有雅量，不跟我计较，说秦不秦始皇的无所谓，反正是皇帝就是了。

应该承认，这些消极面表现了一部分事实，但也应该肯定，那也只是一部分事实。

在现实生活中，文学的经营好像还不至于这么惨淡。

去年我参加中国作协在一个发达地区的创作基地的活动，得知当地政府每年都有很大一笔资金资助当地的作家出书，诗集、散文集、小说集，都有。

就是经济落后的老区，我也常收到许多由作者寄来的书，有当地政府资助出版的，作者很有幸福感，觉得自己受宠，被重视，是一方人才。

也有自费的。我的一位朋友为了出诗集，把自己从儿时开始集的邮票，像股市割肉一样贱卖掉。如果不是急于出手，那些邮票中，有的一张就能值他当时得到的全部价钱。

还有许多领导干部都成了作家。把自己署名、秘书代笔的讲话、报告、批文、自己的家书，都编印出版，因为是公款出版，印制就极为精美，发行量也很可观，摊派到单位、企业，由公款购买，分发给广大干部群众。自己也得到不菲的稿费收入。

各类征婚求偶的广告上，我们常常见到有“爱好文艺”的要求，“文艺”自然包括很多方面，但文学也在其中。

最近各地政府有一件很流行的事，就是请作家诗人采风，写文章，有的就只要写一句话，就是广告词。

有个地方政府网站的大标题是“一个叫春的城市”。据说是一位文人的杰作，闹得沸沸扬扬，说他们用发情来吸引眼球，是下半身文学。他们也没想一想，如果一个城市整体发情，谁敢进去？最后解释说“叫春”是“叫做春”的缩写，就是“春城”。可是云南的昆明早就占了“春城”的名份了，以前他们生产的一种香烟就叫“春城”牌；早在唐代，就有诗人把长安叫做“春城”：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很多年前，有位外地的作家路过某城写了篇文章，很随意的说“这个城市没有好玩的去处”，只有郊外一处清代道观或可一观。我不知道这位说的“好玩”指的是什么，以我的愚见，三五友人，浮生但得半日闲，相邀于城市郊外，或疏林或荒湖，置几碟小菜，举几盏薄酒，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不也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么？

后来那位作家名声如日中天，那处道观赶紧把他的文章镌刻到墙上。而政府领导急了，光说一个道观好哪行啊，就花重金把他请来，好吃好住好行，然后恭请他更正上次的话。他这时已经贵为大师名震天下了，金口玉牙。大师自有大师的品格，立刻就又撰文，把那句话改成了“这个城市颇有好玩的去处”之类。

许多作家还被请去写企业发展史，企业家成功史，城市巨变史，各种大工程纪实，等等。

所有这些，参与的作家都能或多或少从中获益。酬金从千元、万元，到几十上百万元。前几天在《文学自由谈》看到李国文老师的文章，说有的才子，还能享受老板提供的一夜两位小姐的陪侍。

我在省作协工作，也想过办写作班，文秘班，学生作文辅导班，说穿了就是想把文学变现，赚钱，当然我失败了，我不是那块料。但确有成功的例子。

也不少这样的人，得意的时候，他的确没理由看上文学，因为文学求他，求他拨款，求他给赞助；但一旦失意，他又求文学了。我认识的官员中，就有好几位跟我说，我给你素材，写官场，我可比你有生活；还有的干脆说，等我退了休，我就来写小说，好好揭露官场黑暗，保证比王跃文还精彩！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此公仕途受挫了，或是没戏了。

凡此种种，谁说文学边缘化了啊？也许是恰恰相反，文学风光依旧，不仅依旧，还更神气了呢。以前的作家名头再大，谁会花钱雇小姐陪你睡觉呢？

上面说的所有那些，并不是对文学的信仰，而是对文学的利用。我今天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对文学的信仰，一个有点宗教色彩的话题。

一九八八年夏，一位头发蓬乱、面色苍白、从赣北很偏远的修水县来的文弱、沉默的中学教师，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到省城办事，顺便来我们省作协坐。他当时跟我说，他将直接从省城去海南。关系路子是一点没有，钱只有仅可做川资的几文。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白天打零工，夜里睡海滩。他从地摊上买了几本印制极劣、错讹百出的麻衣相书，预备或有可能，就摆摊算命，糊人糊口。我当时很为他鼓舞。即便是作为一种人生体验，这也是值得的。我很惋惜自己被各种各样的负担所累，不能像他这样自由洒脱。

他一去杳若黄鹤。一年多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从修水县寄来的《收获》一九八九年第四期。扉页上只有一句话和一个签名：“丁伯刚”。“丁伯刚”是该期《收获》的作者之一，作品是中篇小说《天杀》。

《天杀》属于那种在理性思维和艺术表现上都很深刻的作品。我是读了好多遍才对这些仿佛是从冰水里捞起的文字多少有所领悟的。虽然作家在开篇之前，就把深入其堂奥的钥匙交给了读者，那便是引鲁迅《野草•墓碣文》中的一段话作的“题记”：“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淹没了整个《天杀》的是一种极度残忍的精神自虐。一个有着这样自虐心理的人，其人生体验是怎样的惨痛，可想而知。很快我就在一张地方报纸上读到丁伯刚本人的自述，他写道：“……此次生病，实在是宣判了我这一生的死刑……我现在所能有的，一是贫穷，二是疾病，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回顾童年少年时的饥饿，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体质虚弱。读书时所有的，便是自卑、屈辱，和被外界的形形色色激起的强烈自尊，及自尊遭蹂躏后的痛苦。毕业后出来工作，又是极度的生活重担，为家庭为社会，让自己的青春时光都在沉重的负荷下度过。等到个人事业刚有点转机，便又是疾病，和因身体的病残而来的对整个一生的绝望。”

更使我为之心颤的，是他由绝望而生出的那巨大的茫无边际的心灵无归宿感。他“看到劳动的农人”“总羡慕不已”，觉得他们至少“活得踏实”，而自己则“可有可无”；他想到了结婚，却又害怕“要打那么多家俱”，“更还有那无休无止永无尽头的过日子”，他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生活能力”，但想到“假如到了晚年我仍没有一个家，那将是多么悲惨”。他求助于《圣经》，又发现“上帝也不能救我”。

于是，他“只好退守文学”。

一九八八年夏天，正是我以为他在闯荡着、进取着的时候，他却“在海口市中心的大陆三角区，寄身于一个小饭摊上，闲时便无聊地翻一本《海明威传》。“看着身前身后漩涡般的人流和车流，我深深感到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的。我再一次坚定了我的小说该写些什么。海明威是个硬汉，写了一大堆硬汉人物，讲了一大堆硬汉的话。我呢，正好相反，一个典型的软汉。这是一种天命，我想我只能如此。阿Q说：‘我是虫豸，还不行么？’”

由不幸而绝望，由绝望而自虐，由自虐而获得病态的快感，借以达成对内心深处“极深刻极深刻的惶恐感”的“逃脱”，“借以向虚无挑战，接近永恒。”这是软弱还是顽强？是消极还是积极？是怯懦还是抗争？或二者兼而有之？

评判这些实无意义，重要的是作家对艺术饱含辛酸的却是全身心的真诚。作家固没有因文学而仕途经济发达者的得意，以“士大夫”或“玩文学”自况的雅士的潇洒；也没有怀才不遇者的愤世嫉俗，命乖运蹇者的怨天尤人，有的只是“退守”，退守于文学，将文学当作宗教，从而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幸承担下来。这“退守”有时竟取了对自我加以贬抑、加以虐待的方式，乃至成为一种基督式的献身。

我无意于赞赏自虐，却不能不为之震撼。即便是“自啮其身”，作家也作了那样纯粹、那样精致的艺术表现，呈现出一种触目惊心的残酷的美！命运的苛刻对于作家是一种不幸，对于文学，却是一种幸事，正应了“文穷而后工”那句谶语。这样说也许同样不无残酷，却证明着，真的文学和真的艺术，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事实上，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他的境遇未必就比与他相同社会地位的人差到哪里，但是作为作家，他的神经总是较为敏感、脆弱，对生活的感受总是更为强烈更为深切，并且这种感受的疼痛深植于内心，然后以文字代替呼喊。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说“作家比社会上的人要小得多、弱得多。”当然，伟大的作家则总是为社会担当，他们的呼喊，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这是另一个话题。

再讲一个例子。湖南的朋友告诉我的一个小老板的故事。

这位小老板小学的时候偶然读到一位湖南作家的小说，崇拜得不得了，发誓长大了当作家。可惜后来书读得并不好，有了小老板身份，觉得可以结交作家了，就把积攒了多年的小说书稿寄给他们“斧正”。起先他们真的仔细看，完了，认真退回，他又寄来一批，又批阅，又退回，又寄来。如是几年，几位不得不说，你安心开店吧，小说这碗饭莫吃了。他好久没有回音，大家以为自己话讲重了，让他吃不消了。但想想，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这样就能让他安心当他的小老板，也是对他负责。不料过了几个月，又收到他的一部巨著手稿，他在信里说，这部新作比刚刚得了茅盾奖的一个小说一点不逊色，请老师们鼎力推荐，这也是他最后一部请老师斧正推荐的书稿，如果不成，就按老师讲的，从此搁笔，决不食言！几年来，这样的话他说过起码有十回了。但大家还是怀着极大的希望耐心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实在找不出鼎力推荐出版的理由，只有再次写信，说为了你，也为了你家人，求你再莫起写小说的念头了！他回了一封很悲伤的信，说写小说可以死心，老师为不才的学生白辛苦了这么多年连顿饭也没有吃他不能死心。就邀上几个赴宴。也就从此跟定了几位。几位讲什么他都当作圣旨。只要有事，他自己的事再忙，也会马上丢下，跳上电驴子，屁滚尿流地跑来。

几位找他，都是文学圈的事，比如开了谁的研讨会要请记者和评论家啜一顿，外地来的作家洗了脚，作协卖报纸杂志的零碎钱花光了，便找他来买单。每次买单，他都一本正经，像是在办自己那家店的头等业务。完事了，一脸荣幸，好像是揩了几位的油。要是几位有几天不找他，他就自己来找几位，找到几个是几个，一块去喝酒。说酒合知己饮、诗向会人吟，没有你们，喝酒没味道。他喜欢喝酒，什么时候见到都是晕晕糊糊的醉态，其实酒量并不大，一口两口就红脸，一杯两杯就搞不下去了。

他算不上大款。娘老子早年做工的厂子倒闭，问亲戚借了点小本钱，从乡下贩菜到城里来卖，后来攒出一间卖杂货的小店面。他高中毕业连考了两年没有上成大学。看看儿子没有指望学而优则仕，自己也又老又病，娘老子就把店面交把了儿子。他赚的钱，除了养家活口，一个是花在小姐身上，一个就是花在这帮作家身上。问他在小姐身上花钱和在作家身上花钱哪样快活，他说一样快活。几位十分感动，大家一致说，一定要在他生前给他写个天下至今最好的墓志铭，让他晓得作家是有情有义的，让他到了死的那天晓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值得——虽然没有当成作家，但是作家给他写了墓志铭。

那给活人写的墓志铭还真写了：

这里埋葬着一个痴心文学的人，一个热爱作家的人，一个总想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小姐和作家的人。他一辈子没有醉过，一辈子没有醒过；一辈子没有穷过，一辈子没有富过；一辈子没有冷清过，一辈子没有火爆过……

这个例子有一点黑色幽默。但生活中的确不缺乏这种对文学痴情的人。

我后来把这个故事敷衍成了一个中篇：《白板的墓志铭》，发在那年的《人民文学》上。小说中的那位“湖南作家”的原型是谭谈。

谭谈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大哥，他矿工出身，成名作是《山道弯弯》。他最让我敬重的是对文学的真诚。在全国首创文学院，为家乡建“爱心书屋”，在老家娄底深山建起中国作家创作基地，跑钱，跑物，向全国文坛呼吁捐书，不知耗费多少精力和心血。

那年我路过湖南，他邀我去看那个创作基地，真是个好地方，半山坡上，依山面水，一个大水库，一碧万顷。为了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谭谈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但不幸的是，这里的利用率很低。到处已开始破败，散发着霉味。有人劝谭谈租出去，有人管理，还可赢利，他不干，担心人家搞黄赌毒，玷污了文学的纯洁。他大概觉得文学还是个处女。

另一个小山头上，还建了一个园子，里面长长的回廊和围墙上立满了青石板，每一块上面刻着一位作家的头像、题字，和创作成果。

高天流云，荒山野岭，石墙剥落，乱草没膝，我站在我那块碑前照了张相，心里有说不出的凄凉。觉得那就是块墓碑。人还没死，墓碑就立在那里了。

晚上谭谈让我题字，我觉得不能扫他的兴，就题：“神灵乎山水，锦绣也文章”。

山水的确神灵，锦绣文章何在呢？就是有，又有谁人识呢？很惆怅。但这就是文学的命运。文章是寂寞之道。

出大作品的作家大都特别有定力。有一年访问台湾，有幸与写《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在一个团，听他讲《白鹿原》的写作。

1988年春，陈忠实避开了现代文明和城市喧嚣，在三十年后重新回到家乡的老屋，这里连电视信号也因为高耸而陡峭的白鹿原的阻挡而无法接受。最近的汽车站离这个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子还有七、八里土路，一旦下雨下雪，就几乎出不了门。陈忠实重新呼吸的是左邻右舍弥漫到屋院的柴烟，出门便是世居的族人和乡邻的面孔，听他们抱怨天旱了雨涝了年成如何之类。除了思想，他完全绝对地封闭了自己：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不参加应酬性的活动。从1988年春到1991年深冬，他全部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是孤清。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每天趴在一张小圆桌上，“连着喝掉一热水瓶酽茶，抽掉两支以上雪茄，渐渐进入了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氛围”。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小娥、黑娃……形形色色的人们从黑暗的纵深一个个被召唤到他的面前，进入他的笔端。唯一的消遣是河边散步，院里弄果木，夏夜爬山坡，用手电筒在刺丛中捉蚂蚱，而冬天，则放一把野火烧荒：“我沉醉在这北方冬夜的山野里了。纷繁的世界和纷繁的文坛似乎远不可及，得意及失意，激昂与颓废，新旗与旧帜，红脸与白脸，似乎都是另一个世界的属于昨天的故事而沉寂为化石了。”

整整四年，陈忠实领着《白鹿原》上三代人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让他们带着各自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进入最后的归宿。而陈忠实，像野火一样呼啸着，燃烧了自己。什么是纯粹意义上的作家，我以为这就是。像福克纳一样，一辈子都不肯离开家乡那个“邮票大的地方”。让他去好莱坞写剧本，他呆了几天就偷偷溜回去了。

他们是我的偶像。

2000年，我当选我们江西作协主席。最后有一个就职讲话，事先有专人起草，印好了，放在每个人桌上。我说，作协跟别的协会比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来开会的代表都认识字。这样，这个讲话就大家自己看，我就不念了。文学界这么多人集中在一块，机会难得，我们还是敞开来交流吧。那次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我讲电影《冰海沉船》。

《冰海沉船》是个黑白片，后来重拍了《泰坦尼克号》，是彩色片。但我喜欢那个黑白片。片子最后，船长留下了，设计师留下了，还有那个小乐队留下了。船长在广播里说：各自逃生去吧；设计师自杀了；小乐队奏乐为所有的逃生者送行，为船的沉没送葬，直至被海水淹没。我说，各位选我当主席，我就是那个船长。

当时江西很多有才华的作者纷纷南下，身边的许多朋友纷纷背井离乡，往特区谋职，说是“孔雀东南飞”。有的行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我都取积极的鼓励态度。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事。自己要生存，还要养家活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鲁迅也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龚自珍说“著书都为稻粱谋”，既然有比“著书”更好的谋“稻粮”的去处，还犹豫什么！

但是我会留下，会和小乐队一起为他们送行。

这些人后来大都发展得不错。那年我去广州看上学的儿子，偶然遇见几位早年南下淘金的朋友，听说我还在写小说，惊叫起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说以我的能力当初要是出来，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依旧留在温饱线上。他们而今最不济的都买了车置了房握了大把股票。

我很为他们高兴，却无悔意。我知道他们的财富起码不会是逛马路的时候捡来的。也许是出于礼貌，他们对我的能力估计过高。且不谈创业打拼的辛苦，仅仅是想到一旦换个地方必然要搬家这件事，像我这样一个惰性十足的动物就会立刻打消一切妄念。小时候看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写的《奥勃洛莫夫》，当时不是太懂。现在想起来，除了不是贵族，我简直就是那个俄国懒虫的中国版。

但这样的“船长”很难让人满意。我们省高校有位青年教师，文学评论写得不错，争取担任院系负责人未成，活动进省委宣传部门，那部门已派人到原单位考察，终又放弃。可他已经早把告别的话说出去了，搞得很尴尬。我跟我们单位领导建议把他调来，让他屈尊来主编我分管的评论刊物。毕竟我们省这样的评论人才不多。

当时单位的经费很困难，摊到每个人头上还不够出一趟差，而且不能出省，更不能参加那种要交会务费的活动。我自己参加外地活动，前提必须是对方付费，否则就只能谢绝。但他出差很勤，常常不打招呼就走了，多是那种在风景区开的要交高额会务费的活动。我开始心里也是默许的。江西很闭塞，有一个人常在全国性的活动中走动，多少能开一点眼界，也让外界多少知道一点江西的文坛。但单位会计只管帐目，一看没钱了，就报告领导，领导警告说，你们协会的钱上半年就用完了，下半年你们关门好了。我不得不把这话转达给大家。没想到他突然从单位消失了，过了好久才忽然听说他在深圳一家公司上班了。

后来我们单位一个人到深圳出差，他跟那人说，我现在可以请你吃饭，我有签单权了。不过陈某人来就对不起，我不会请他吃饭的。

我很难过。虽然我到哪也不至于找人蹭饭，但你干吗恨我呀？不都是穷惹的祸吗？有朋友说，你也去闯荡闯荡，不信就混不出个人五人六来，牛什么牛啊。但我认了，我觉得我还真混不出个人五人六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是我的命。对我来说，这辈子傍上文学就行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很穷，孩子多，交不起学费。有天正上课，老师让我离开教室，回去拿钱交了学费再来上课。我走到教室门口，又把我叫回来，让坐到最后一排去。她大约是动了恻隐之心，因为我从来是最规矩、成绩也一直优等的学生。回来告诉父母，他们很痛苦。母亲无声地流泪，父亲则把我吓坏了，他拼命地用拳头捶打着瘦骨嶙峋的胸脯。

我离开家，胡乱走到了郊外。那里正在开始建公园，没有围墙和大门，忽然下起了小雨，我走到一棵大树下避雨。不远的高音喇叭在午间播送小说，似乎是一位非洲作家写的关于一个非洲人命运的故事。独自一人，面对着一片无声的迷蒙的雨，一片无声的闪亮的浓绿，听着一个动听的声音讲述一个悲凉的故事，心里面涌起一种莫名的忧伤。没来由的泪，就像一股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泉水。我相信文学就是随着那阵雨，最早地进入了我的内心世界。

初中毕业，我去了—个远离省城的农场谋生。决定是突然作出的，那时母亲在街道工厂赚十几块钱一个月，无法养活一家。我没法升学了，先后找过铁匠和木匠，他们都嫌我太小，正好有九江的一个农场来省城招工，我在欢送会上跟着同学一块报了名。第二天用网兜兜了一只脸盆，几件短衣短裤，还有几本诗集——同学借给我的，在日后艰难寂寞的日子，它是我最温暖的抚慰之一，第三天就出发了。睡觉的时候母亲一直给我打着扇，半夜我给尿憋醒，朦胧中看见母亲泪流满面。我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在火车上我看见送行的人群中大哭大喊的母亲和姐姐，我周围，车上的人也都哭喊得一塌糊涂。我也很想哭。为了转移情绪，我站起来，离开车窗，走到车厢连接的地方，闭上眼睛，背戴望舒的《雨巷》，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应该是一种理想的象征。

下乡两年，一切热烈和浪漫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剩下来的仅仅是为生存必须作出的努力。在乡下染上的血吸虫病差一点要了我的命。“破四旧”的时候，我慌慌张张地把同学借给我的那些诗集一把火烧得精光。

农场的劳动量很大，一个人要管十多亩地，种棉花，生长期每年二百四十多天，剩下的时间就是修堤坝。农场在长江中间的一个沙洲上，四面都是江水，一年春秋两个汛期，对堤坝冲击很大，堤坝就老也修不完。

我们那个生产队长不爱说话，一天到晚难得听到他的声音。但他完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他半夜敲钟，晚上不到实在看不清草棵子，他决不吹收工的哨子。有人就唱当地以前长工对地主表示不满的“五句头”民歌。他权当耳边风，听了跟没听一样。大家没办法，就去煽动他老婆造反。他老婆就会骂，你是死人，别人都是死人哪！他这才摸出个吹不响的哨子硬吹两下。大家早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一看到这动作就“轰”地一下往回跑。其实他是队里最苦最累的人，天天最先起来，最晚睡下。那些活不这么干，根本干不完。

在那些日子里，我最该感谢的便是文学。是文学给辛苦的生活带来了一丝甘甜。我常常一个人在黑夜里，坐在大堤的外坡上，脚下是开阔的草滩和密密的柳林，林子外面是静静涌流的长江，江上有标灯闪闪烁烁，江对岸是灰蒙蒙的庐山的山影，山脊上孤悬着一轮明月。有时候，我就偷偷地把岸边渔业队的小船解开，摇到远离沙洲的江面把船锚抛下，把自己扒得精光，跳进江水，痛痛快快地一通猛游，直到筋疲力尽，爬上船，安安静静地在船头的甲板上躺倒，胡思乱想，想家，想女孩子，想极其迷惘的未来，一切都是那么遥远。下大雪的天气，不出工，就窝在被子里，用木棍搭的床上垫着厚厚的散发着香气的干稻草，草棚的窗洞外面，是铺天盖地、纷纷扬扬的大雪，这时候背诗，真是莫大的一种享受：莱蒙托夫的《孤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之类。离我最近的只有诗。

除了背诗，我自己也写，当然很幼稚，大都是给墙报写的口号，也有我很得意的句子，比如，春天的时候，从我住的草棚的窗洞看出去，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田垅长出了一行行碧绿的棉花苗，像孔雀的开屏。而窗外的地下不知名的草卷曲着爬上窗口，我们的草棚在堤坝脚下，堤坝那边是长江：“长江滔滔从我门前流过，而春天静静地爬上我的窗户……”

我在那个农场呆了整整八年。1966年，开始了文革，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红色恐怖。开始，当地农民开始破四旧。我烧掉了同学那里借来的外国诗人的诗集，给浣纱女图案的脸盆涂上红漆。从城里下农场的人大部分进城成立造反司令部，被取缔后赶回来。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我没进城，以为自己没事，却也被关进了“学习班”。第一次亲眼看见以前在电影里看见、在故事里听见的种种酷刑，亲耳听见彻夜的惨叫和呻吟，隔几天就有一个活蹦乱跳的男孩或女孩喝农药或投水身亡，农场笼罩着一片死亡的气息。

进了“学习班”，我知道了事情的荒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蓄意制造的假案，用来平定这之前由平定者自己制造的社会动乱。让唸《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趁看守的民兵打瞌睡，我给大家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1969年元旦社论，说对反革命也要给出路，宣布我们全部解放。宣读完“解放”名单，全场号啕一片，山呼万岁。我一直沉默。军管会一个人发现了，问我，我反问：让我感谢什么？如果现在是对的，那么当初就是错的；如果当初是伟大胜利，现在就是伟大失败。死了那么多人，残废了那么多人，谁来负责？从小家长和老师就教育我们做错了事就要认错，现在谁来认错？他后来告诉农场领导，注意，这家伙思想很复杂。

我为这“复杂”付出了代价，第二年农场绝大部分城里下来的知青都被招工进了城里的工厂，我们生产队原来三十多个知青只留下了我一个。但我并不后悔。一长排宿舍只住了我一个人，一口煮几十号人的大锅只煮我一个人的饭，我觉得特清静。

斯大林死了，苏联“解冻”。历经巨大苦难的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女神阿赫玛托娃在得到解放之后，面对迟来的荣誉，她说：不可能给诗人添加什么东西，就如同不可能剥夺诗人什么东西一样。

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多年后我写《小镇上的将军》，用一颗遭受雷击而折断的老樟树，来隐喻一个被迫害的人，想要表现的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力量。一种内在的强悍力量。

文学像水。水是最软的，也是最硬的；是至柔的，也是至刚的。

正是文学的力量，支持我度过所有艰难的岁月。

当时有《北京之歌》、《南京之歌》，都当反革命追查。我和农场宣传队一个拉提琴的哥们也写过一首，我的词，他作曲，躲在江边的密林里唱：

黑夜渐渐消失，

一个歌者唱着他的忧郁和爱情。

在黎明时分，

田野一片寂静，

我在寻找你那美丽的眼睛。

你可知道，可知道？

这歌词就像普希金的翻版，曲子也很西化，我后来给我们县文化馆的一个音乐老师看，他说，这哪像中国歌，没用的。我当然也就死了当音乐家的心。但随这首歌留下来的一切，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农场的那段经历我后来写成了长篇小说《梦洲》，90年春出版，毫无反响。当然主要是我写得不好，极度的真实和不必要的虚构搅在一块，反而冲淡了悲剧。但是作为一段人生的记录，我依旧珍视它。敝帚自珍吧。

我终生感激文学。

文学可以让我在痛苦中获得慰藉；在逆境中获得信念；在困窘中获得超脱；在歧视中获得骄傲；在失意中获得希望；在喧嚣中获得独立；在精神上始终保持坚硬的自我优越感，在万丈红尘中努力不迷失自己。

为此，文学对于我是极为神圣的。某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几位大腕说他们写毛笔字就可以轻轻松松大把来钱，写小说太可怜了，还谈它干吗？我忍不住发言：你们的字所以能卖钱，是因为文学给你们带来的巨大名气。今天你们可以放弃文学，但请不要过河拆桥，不要嘲笑文学，更不要贬低文学！

王安忆在《神圣祭坛》中写道：“也许是软弱不堪重负，期望支持，使世界上有部分人去写小说，他们找到了艺术的依傍，而写小说的命运却要求他们有另一种勇敢与献身，好将他们的心灵牺牲，那便是‘祭坛’的由来。我只可献给我的神圣祭坛。”

在《重建象牙塔》里，她再次强调：“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接引我们，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只有精神的光芒。精神这东西有时候大约就像是宇宙中一个发亮的星体，光芒是穿越了凉冷的内核，火热的岩浆，坚硬的地壳，喷薄而出。现在我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的时期，那是人生的古典主义时期。那是可以超脱真实可感的存在，去热情追求精神的无感无形光芒的时期，我心潮澎湃。我有种回了家的亲切的心情，我想我其实是又找寻回来了我的初衷，这初衷是一个精神的果实，那就是文学。”

说的真好。

对于所有献身文学的人来说，文学是无可替代的人生选择，是宗教。文学就是他们的生命。

江西是个不为人注意的地方，虽然寂寞，却可以享受现代社会难得的宁静。江西之外，当然不少热闹，但凑不凑热闹，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插队的县是陶渊明故里，我很敬仰他，他给我的最大教益就是把“简单生活，快乐劳作”当作了生活的信条。一部《古文观止》，我背得最熟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寓形宇内复几时，偈不委心任去留，胡为惶惶欲何之？”一个人如果能吃饱穿暖，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那还瞎忙些什么呢！

我很庆幸把这一生交给了文学；我很庆幸时代和社会给了我实现这种选择的可能；我很庆幸可以与文学同欢乐共忧患，无论是在它轰动的日子还是在它被边缘化的日子。我喜欢文学，喜欢的是它本身，未必是它可能带来的别的什么，因为它本身已经足以使我快乐。我的生活由此而单纯、充实、从容、自在，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文学丰富了我的人生和生命，使我的身心都获得相对充盈的空间。

我在一篇访谈文章里把范仲淹《岳阳楼记》里最后的一句感叹变一下，就是：

噫！微文学，吾谁与归？

讲了这么多，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很对不起。尤其是我讲的这些，无论是人生观还是文学观都很传统。在深圳这样一个年青的前卫的城市，这样的价值观显然有一点不靠谱。大家不妨把它当做一种参照吧。前卫是传统参照出来的。没有传统也就没有前卫。

而我个人依旧会固执地坚持我的保守主义。一种价值观经历了将近一生的风吹雨打，要改变是很难的。英国作家克伦威尔的一段话也给了我一种信念。他说：传统是什么？传统不是一种曾经活着的东西已经死了，而是一种看上去死了的东西依然活着。

最后，我想借用惠特曼的《大路之歌》来结束今天的胡说八道。在我这里，“大路”是指文学之路：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

  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踌躇，也不要求什么，

  ……

  地球，有了它就够了，

  我不要求星星们和我更接近，

  ……

我仍然背负着我多年心爱的包袱，

  我背负着它们，

  我发誓，要我离弃了他们那是不可能的，

  ……

谢谢！

          (《文学自由谈》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