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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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
王涧（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5月27日   05 版）

1968年4月北京市中学语文试用教材封面

1968年4月北京市中学语文试用教材第46页

1968年4月北京市中学语文试用教材插页一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小学教材呈现出很多匪夷所思的特点。1968年的北京市中学语文试用教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随着196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发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大中青年学生停课闹革命，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教育陷入瘫痪状态。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年多，随着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特别是1968年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运动逐渐平息，全国大、中、小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

    然而，教育领域的实际状况是，建国后十七年的教材就被彻底否定，不许再印，复课后的学生面临着无教材可用的局面。因此，编写新的、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全新教材，成为当务之急。

    这时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当时中央提出的是由师生自订方案，自定课程，自选教学内容，自编教材。北京市响应中央号召，编写出了当时最早的一套中学语文试用教材。1968年2月编写完成，1968年4月出版发行。

    作为目前可考的文革期间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1968年《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 语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无论是内容还是外在形式都留下了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十年文革中学语文教材的编排体系和内容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认识那个时代的一面特殊镜子。

    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残缺的“急就章”

    1968年这套《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 语文》，是文革初期为配合中央“复课闹革命”的要求而紧急编写的，属于“过渡性试用教材”，初高中加起来一共只有三册，跟此前此后的教材比起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残缺的。

    这三册教材，分别供初中一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学生春季使用（当时学校春季开学）。第一本供北京市初中一年级（1968年春季升入中学的新生）使用。第二本供初中三年级使用。这一年级的学生该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忙于大串联、闹革命，根本就没有上课，此时直接升入初中三年级，这本教材就是专门为这届特殊的学生编写的。第三册是高中教材，供北京市高中三年级（原高中一年级）复课闹革命使用。这届学生跟初中学生一样，也是在该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忙于闹革命，根本没有上课，此时直接升入高中三年级。

    二、以领袖语录贯穿全书

    在教材后面的说明中，署名为“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教材编写者阐述了这套书的编写思想，那就是：“编写一套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新教材”，“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密切配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教育学生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这一指向首先可以从教材的插页看出来。翻开教材，首先看到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

    除了封面和插页，领袖语录也多次出现在教材的内文中。这套教材只有选文，没有练习，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图书，而是具备一些教材的基本要素，有自己独特的编排方式和助学系统，选文并不是随意地组合在一起，而是按不同的主题分了几个不同的组。

    在目录中，几篇选文为一组，组与组之间用空格隔开；在内文中，各个组前面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导读”文字，这些文字前后都没有出现“导读”之类的相关字眼，但它们单独成页，版式与字号也与课文迥异，起着导读的作用。

    这是一些没有“导读”之名，却有导读之实的特殊“导读”，是只有文革期间才有的一种非常规的导读形式，那就是以领袖语录或中央文件作为每组课文的导读。它们集中放在各个单元前面，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这个单元起着统领和指示学习方向的作用。其中既有毛主席语录，也有林彪语录。

    林彪语录在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两条，初中三年级和高中课本只有一条。这些语录内容很集中，就是以夸张的语句拼命吹捧毛主席，将之称为“最伟大的天才”。如《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初中一年级），第一组的主题是歌颂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共入选了6篇文章，其中有毛主席诗词，有林彪所作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有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发来的致敬电，有颂扬毛主席在战士心中崇高地位的通讯，有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有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故事，还有一个附录，里面分别记录了雷锋、欧阳海、陈永贵、刘英俊、李文忠等人的日记或文章中，对毛主席表达敬意和崇拜之情的言论。这组文章前面的“单元导语”用大号楷体（课文是宋体）和显著字号印行的两条林彪语录：

    同样，在具体的课文前面，也有类似的导读。如在《收租院解说词》前面，就用黑体字、大字号印行了两段语录作为课文的“导读”。

    总而言之，这套教材无论是前面的插页，还是内文中各组课文的前面，抑或具体的课文前面，都印有领袖语录。这种特殊的“导读”开启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教材导读形式的先河，为后来的诸多教材所继承，并成为文革期间教材编排的整体特色，是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治社会化的极端表现形式。

    三、政治化的选文内容

    这套教材的课文都是分组编排的，初一年级分为三组，初三年级分为四组，高中分为六组，分组的标准就是内容和主题。三册教材的共性大于个性。组与组之间有分隔，但并没有截然的界限，有些内容存在着相互交叉。

    总的来说，这套教材的选文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领袖的诗文。三册教材都大量收录了毛主席的诗词、讲话和理论文章，以及林彪的讲话稿。本套教材的三册书中都首先收录了毛主席诗词，共11首，涉及毛主席各个不同年代的代表词作。另有毛主席不同历史时期的讲话、理论文章和语录，共计11篇。另外，这套教材还收录了林彪的3篇文章。

    这套教材以领袖文章为课文，开启了文革教材选文的先河。文革十年间的历套教材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只是选文的数量和具体篇目有所区别。

    （2）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这是这套教材内容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无论初中教材还是高中教材，都把颂扬领袖的文章放在最前面。这些凸显伟大领袖个人魅力和思想的文章，内容和形式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其中有当时人所写的毛主席传记。另外，全国各地、各阶层军民热爱毛主席的故事或直接向毛主席致敬的文章在教材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有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发来的致敬电；有颂扬毛主席在战士心中崇高地位的故事、通讯；有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有署名陈永贵，记述大寨人民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还有雷锋等人的日记或文章中，对毛主席表达敬意和崇拜之情的言论摘抄。

    教材还收录了世界各国人民崇拜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故事，以及国际友人论述毛泽东思想伟大意义的理论文章。多篇文章记述了苏联、阿尔巴尼亚、索马里等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1967年《毛泽东选集》1-4卷缅文版出版，缅甸共产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缅甸武装革命的锐利武器》，表达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敬之情，此时也被收入教材。

    （3）大批判文章。“批判”是文革的“关键词”，可以说十年的社会大动乱都离不开这一核心指向，它是理解当时一切社会运动的关键所在。在当时的教材中，这一倾向也得以集中展现。北京市的这三册教材都有一到两组文章是围绕着“批判”来选文的。细分的话这些批判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及其代言人。这是毛主席当初发动文革的主要缘由，因此，教材中这类文章也非常集中。如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指出中央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文革指示了方向。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要“从组织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把“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其他还有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工人阶级恨透了剥削》等文章，都是以批判刘少奇为首的现任政权为目标的。

    二是批判万恶的旧社会。这类文章主要以《红灯记》《收租院解说词》等课文为代表。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旧社会的苦，凸显新社会的甜。

    三是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三册教材中都有批判以前教育路线的课文，如《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育要革命》《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等。

    这些课文的核心理念就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在政治上、思想上颠覆一切，打倒一切，从而建设一个“新世界”。

    （4）“狠斗私心一闪念”。这是此套教材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初一教材这一主题（内容）是与学习“老三篇”结合在一起的。即先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课文，再学习几篇展现军民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斗私批修”的亲身经历或感受的文章。如李文忠生前的思想汇报提纲《彻底地亮狠狠地斗坚决地改》，就是围绕着自己如何挖掘灵魂深处的“私”，清除内心的“私”来写的。除了李文忠的文章，教材中还有如蔡永祥的日记、《在新的考试前面——记北京某学院毕业生破私立公填写分配志愿表的故事》等课文，也都是展现了同样的内容。

    （5）表现亚非拉革命友谊，反帝反修。教材中有些几篇课文表现了中国与亚非拉各国的战斗友谊，有苏联、缅甸等国人民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的文章，也有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贺电。还有一些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课文。

    这些课文内容都是非常政治化的，讲的都是革命的大道理，更多地是一种“宏大叙事”，严重脱离学生实际。

    四、成人化的文章体裁

    这套教材课文的文体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值得探究。主要有以下几种：

    1.文学类文体：（1）诗词。主要有毛主席诗词（11首）和当代诗歌（《祝毛主席万万岁》）；（2）戏剧（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3）故事。

    2.政论文：大字报、领袖著作和讲话稿、社论、批判稿、杂文（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3.实用文体：前言、致敬电文、人物通讯和事件通讯、思想汇报提纲、收租院解说词、传记、日记。

    全套教材共74篇课文，只有少数课文属于文学类体裁。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都有所涉猎，但选文比较集中、单一。如诗歌主要是毛主席诗词，唯一的一首当代诗歌也是歌颂毛主席的《祝毛主席万万岁》。唯一的戏剧是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有少数几篇课文属于有情节的故事或散文，如《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就是一组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小故事；《在震撼世界的喜日里》《斥“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铺路》等文章皆选自《解放军文艺》，应该属于散文或者小说类文体，但这些文章在教材中占比相对较少。

    更多的课文是政论文和实用文体。政论文中有领袖的理论文章和讲话稿，有社论，有大批判稿，有杂文等。实用文体则有前言、致敬电文、人物通讯和事件通讯、思想汇报提纲、收租院解说词、传记、日记等。二者在教材中大概各占一半的比例（内容上有个别交叉）。唯一入选这套教材的著名作家是鲁迅，选了他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五、色彩浓厚的封面、插图与夸饰的教材语言

    作为复课闹革命后编写的全新教材，《北京市中学试用教材语文》不仅在内容上与民国教材、十七年教材不同，而且在封面、插图等方面都与过去风格迥异。有人将之总结为“红光亮”“高大全”。

    值得注意的还有选文的语言。跟过去的课文相比，这套教材所选的课文，大多具有比较夸饰的文风。它们大量使用多种修辞手法，造成夸张、强烈的效果，以突出非常规的革命感情。
    林彪的文章或语录无疑是其中最早也最鲜明的代表。他的文章喜欢用“最”“最最”，大量运用比喻以及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语言效果非常突出。其他很多课文也有类似的特点，辞藻华丽，修辞叠用，大段抒情，构成了文革期间课文的主要语言风格。

    “毛主席啊，毛主席！看长城内外，红旗如林；海河上下，人潮似海。在这凯歌高奏，万众欢腾的大喜之日，我们河北英雄儿女，怎能不心潮澎湃万感集，热血沸腾喜泪流。”（《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初中一年级第三课）

    “山在摇啊，地在动，湘江唱起了欢乐的歌！欢呼啊，欢呼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那最最不平凡的夜晚，我们怎能不激动，我们怎能不欢呼！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历尽千辛万苦，缔造了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您，驱恶雨，拨迷雾，驾驶中国革命的航船，沿着最正确的航道，乘长风，破巨浪，奋勇前进！”（《伟大的航程》，初中三年级第七课）

    这样一种感情泛滥、修辞夸张的文风，是与当时文章的内容互为表里的，同时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整个国家、人民的精神状态。当时全国人民，除了那些被打倒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基本上精神都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这种文风也是1958年经济上的浮夸风在精神上的延续。

    总而言之，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北京市1968年4月《中学语文试用教材 语文》填补了当时的教材空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十七年的教材被批倒之后，它的出版为复课闹革命的学生提供了基本的学习材料，使他们不至于无书可读，无教材可用，为把学生拉回课堂，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这套教材的出版也为各省编写适应文革需要的教材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后来很多省市自治区的中学语文教材都是吸取了这套教材的基本要素而编写的。

    但它的流毒也是非常深远的。从内容到形式，它都颠覆了以往教材的基本范式，开了语文教材泛政治化的先河，埋下了文革期间语文教材政治化的种子。选文政治化、成人化，“假、大、空”，语言与行文夸张、虚浮，感情与故事以虚假、夸张为美，极易养成学生不正确、不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另外，这套教材缺少最基本的语文要素。教材中只有干巴巴的选文，没有写作，也没有练习，缺乏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训练。也没有配备教学参考书，教学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课文导读中除了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完全没有语文能力的指导。可以说，这时期的语文教材只注重思想教育功能，不顾学生母语学习的规律和认知水平，将语文教材等同于政治教材，完全抹杀了语文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特性，教育无疑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