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个人叙事与微观中等师范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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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叙事与微观中等师范教育史

个人叙事正在成为表述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可以向许多领域推广的，比如师范教育，再细一点，中等师范教育，当个人叙事介入这一领域时，就可以形成微观中等师范教育史。也许，这一学制的专业教育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许，回顾上世纪直到新世纪初，不少人的记忆依然停留在学制、专业设置，以及它的生死存亡上，然而，当尘埃落定以后，蓦然回首，许多争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支点，许多的设想可能确实不能适应时代的大趋势，而许多现在看来依然纠缠不清的悬案向后再推若干年结果也就瓜熟蒂落，结论水到渠成。唯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曾经在中等师范学校工作过的老师，以及从中等师范学校走出来的莘莘学子们，他们的鲜活的青春，花样的年华，这种不可重复的生命具有不可轻慢的价值，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他们的事业还在提升。特别是大批中师毕业生，他们是基础教育的中坚，薪火相传，以自己的实践传递着千年的文明。这样的个体生命历程常常是宏观叙事难以表达的。

我一直期待有对中国现代师范教育史，特别是初等和中等师范教育史作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应该是多样化的，在可以想象的现有的各种类型的教育专题史以外，能否有耐心细致地研究学校与个人的教育叙事？一个学校的办学实录，它的历时性的过程与共时性断面，哪怕这样的叙事是琐屑的，流水账的，日常化的。我实在是担心现有的教育史视角与框架会将那些真实的生活格式化了，也担心“现代化”的教育理论会遮蔽和虚构那段历史，而当人们放下学术的野心，舍弃利益的掣肘，甚至，小心地管束住自己的观念时，那段历史才会以本真的状态、本来的面目呈现出来，而它的精神和意义也才会自在地显露出来，我固执地认为，它会彰显许多我们自以为熟悉但实际上是非常陌生的事物。

虽然离开师范教育已经十多年了，但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十分乐意与原来的同事和学生见面，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们在校时的生活。许多学生在教育领域工作也已几十年，教育的话语也已十分娴熟，但是，谈到当年的学校生活，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些细节，学校的草木，门前的流水，音乐楼木制楼梯的吱呀声，具有个性特征的特立独行的老师们。一场又一场的考试与基本功训练大都忘却，入学教育以及数不过来的班会课也已淡出记忆，但某位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令他们震惊，如醍醐灌顶至今受用。前几天，遇到一位二十年前教过的学生，他说他至今还收藏着在中师三年的作文本，一本不缺，他经常把这些作文本拿出来，对他儿子说要好好写文章，“爸爸今天还能靠文字为生都是师范打下的基本功，你看老师当年给我写的批语，打的圈。”这位学生是我当年的课代表，在一次聚会中，同学问他怎么当上了汪老师的课代表，他平静地说了三个字：“凭实力。”结果全场笑翻。

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回忆！虽然学生的作文我早已忘记，更记不得如何夸赞他，但一个学生会收藏着几十年前的作文本，并且有勇气以它作为下一代的教育材料，一定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显然超越了作文本身，更有许多人生的意味。——当年的中师语文与高中语文的差别是很大的，大的程度不能以数量与距离计，它是本质的。中师的作文教学相对自由，与学生的生活相对贴近，一般不在技艺上作多少指导，更不会有什么模式，不会去让学生去套作文。这也是中师老师与普通高中老师的区别之一，这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若要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你会不期然地遇到一位学生说起当年的一次讲座，也会有学生复述出你当年在“周记本”上与他的谈心，还会有男生说起他在基本功过关时跳的儿童舞得到了你的夸赞。一次在陌生的城市酒店的电梯中，碰到一位我怎么也记不起当年面容的学生，他非常着急地帮我回忆说，毕业的那一天我整整与他说了一晚上的话。当年学校确有这样的惯例，学生毕业的前一天总是通宵无眠，教学楼人声鼎沸，灯火辉煌，他说：“就在东二院，那个长满梅花的院子，在你的办公室，我们说了一晚上的文学。”我随口问了句，你现在还接触文学吗？他说一直没离开过，“我已经是我们那里小有名气的作家了”。由此，我们恢复了联系，他的作品还真是好，朴实无华，乡味十足，今年将结集出版。我想，当时为什么不多找几个学生通宵说说文学呢。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你无法想象的。九十年代中期，学校招收第一届大专班，文科，写作是必修课。但有个学生，一学期下来了，愣是一篇作文也不写，写作老师找他无数遍，怎么说他就是不写。写作老师没办法，如实告诉了我这个班主任，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写，道理是什么？他脾气好得很，说没什么道理，就是不会写，以前也没写过。我很诧异，我们围着操场谈了几圈也没什么效果，只好移师我家。这是这位学生第一次到我家，后来他在文章里说，想不到一个老师会有那么多书。如果不是后来看到学生的文章，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写起了作文，而且越写越好。一个老师的藏书量与一个学生开始写作文，并且喜好作文，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因果？但学生固执地认为正是“那么多”的书，让他说不出的惊讶，并让他从那以后再也离不开书，他的工作岗位已经换了几个，但买书、读书、写书，是他一直不变的生活选项。

我说这些与我的主题有关系吗？这些琐屑的细节只是个人生命中倏忽即逝的偶然碎片吗？不是。恰恰是这些看似偶然的碎片，如同一个个生命检材，记载着“师范”的基因。学校，教师，学生，以及主持、主导过师范教育的机构与个人，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生命共同体。在整个国家与社会中，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当年的中等师范教育虽然不可避免地与各方面有着复杂的联系，但是，它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正是这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使它拥有了自己的个性，并渐渐涵育出了自己的品质、内容甚至文化。为什么上到国家教委的师范司，各省教委或教育厅的师范处，下到各师范学校，都不断提出风行一时的师范教育办学主张，并且能落地生根，行之有效，是有道理的。这种相对自由的教育氛围和相对专注的教育行为此后再也见不到了，所以更有保存、反思和汲取的价值。

前面已经说过，历史研究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也可以采取学术和叙事两种视角，不管是当年的师范学校，还是师范教育行为的参与者，在现有的研究中，我再次推荐以它们为个别对象的微观研究，而其方法就是“个人叙事”。对此不妨再多说两句。在许多研究者眼中，个人叙事总是不可靠的，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所有的叙说曾经都不过是“代言”，而从“代言”的立场与价值观看，真正的个人叙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直到二十世纪，个人叙事的地位才慢慢得到认可，这一结果是因了人们真实观、历史观、科学观与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因为，只有这样变化才诞生了真正的个人叙事。强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本体地位，肯定私人视角在观察社会中的不可重复性，重视社会生活现象层面的完整性，重新将情感、体验等内心情绪纳入到对象评价序列中……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个人叙事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个人叙事对宏大叙事的反拨。真正的个人叙事是忠实于个体经验的，是不进行理论预设的，它拒绝道德的绑架，权力话语的压迫和现成学术结论的规约。同时，真正的个人叙事是生动的，具体的，经验的和多样化的。所谓多样化是叙事形式、叙事风格上的多样化，日记、书信、札记，包括访谈等口述史都应该在选择和运用的范围。这些多样的话语方式能够留住因统一的话语而牺牲和流失的材料。

我曾多次规划自己的中等师范个人叙事，一方面试图客观真实地留下一个“师范人”在八九十年代的经历，期待形成“一个人的师范教育史”，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成长史留下记录，在我的规划中，至少有这样一些方面。

物质生活记录。幸好当时曾留下部分日记和账册，可以帮助我们回忆当年苏中地区省属市管的中等师范学校青年老师的待遇。这是两个人或一个小家庭的断代经济史。我们80年代中期结婚，租住的是学校的宿舍，一开始吃食堂，结婚后就自己开伙了，这是有象征意义的，你不再是“单身汉”了，你有家了。但开伙的条件其实并不具备，只不过是在廊檐下搭建个小厨房，放个炭炉子而已。后来参加福利分房，再后来集资建房，再后来是房改房，住宿条件才得到根本改观。刚工作时每月工资四十三元，等到2001年离开学校时，工资已近两千元。八十年代逢年过节会发放水果，还发过煤气罐，电炒锅，再后来就是直接发放奖金。因为写作，稿费也是我们重要的收入。需要记录的是个人的经济生活水平与学校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早期学校的经济来源一部分要靠校办工厂，所以各学校的教师福利不一样，因为每个学校的校办工厂效益不等。九十年代就靠招生了，师范招生的收费政策现在看来是有利有弊，利是扩大了办学规模，提高了办学水平特别是硬件水平，提高了教师待遇，但也打破了基础教育师资供需平衡，降低了生源质量。校办企业后来统一改制，这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教学与教学管理以及个人成长。一开始是普通教师，后来评职称，九十年代中期评上了高级讲师，这已经是中师最高的职称了。2000年评上省特级教师。教学管理则起步于教研组长。这个班组长工作很琐碎，却承担着教学管理的基础职能，要组织老师开展政治学习、业务学习、集体备课，作学期与学年总结，制定教学与科研计划等等。再后来是教科室主任助理，教导处副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每个层级都有相应的分工，因为自己的成长几乎是一步一个脚印，因此，对这一过程的追忆大致可以看出一所中等师范学校的科层结构和行政流程。作为一所省属市管的师范学校，与属地打交道的方面是很多的，市（县）委、市（县）政府、教育局、财政局、银行、工商局、税务局，直到街道、派出所都需要协作。前些时，遇到当地的一位公安局副局长，还与他说起和当年学校所在地迎春派出所的友好关系。记得那年的一次聚会，派出所的一位吴姓警官特地带来自泡的药酒，厚实，劲道，直喝到东方既白。科研是我们当年的重要成长。我们的学术研究即起步于中师工作期间，条件当然艰苦，特别是对于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来说，在县城工作对研究的限制很大。但回头想想，如今想在县城做出全国影响几乎是不可能了。翻开用稿记录，真的令人吃惊，每年几乎都要在全国知名评论报刊以及刊发理论评论的综合文学期刊上发个遍，这个量在现在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曾为写莫言的评论到县图书馆手抄过他的许多作品，因为期刊不外借，又没有复印技术，自己抄不过来还请同事帮忙抄过。当时也没有电脑，最快的写作速度是一夜手写9000字。记得是因为赶稿，从邻县的实习基地赶回，连夜写完，早上再赶到实习学校。

学校传统与地方文化。这是背景，是个人成长环境，也是许多故事孕育的地方。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八十年代就成为省级文保单位，现已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在原址、原房办学的师范当时唯此一家，一进五堂，白墙灰瓦，很有书院格调。因为百年来在原址原房办学的只有这一所，随着城市的扩建，原来地处城乡交接处的学校来越接近中心，因此与城建规划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常常要“保卫学校”，一看见规划红线威胁到学校，教职工便群情激愤，一些退休的老教师会拄着拐杖到学校，命令后生务必保住家业。我曾经与当时分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为此事拍过桌子。所在地是苏北名镇，代有名人，人文积淀丰厚，学校毗邻冒家巷，集贤里，相传宋代词人王观、清代名士冒辟疆都曾在此，可以说，每一个到这里工作和求学的人都会终生难忘。学校档案完备，建校九十年纪念时曾编有校史，一百年时又事增补。可贵的不仅是物质的遗存与文字的记载，更有一代代相传的办学传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所学校要办出特色并不难，但要形成传统却绝非易事，因为它需要时间，需要长时间的筛选与积淀，而我们学校正是一所具有自己传统的学校。这个传统包含了一种精神，一种崇尚学术、求真务实的精神。每一个到学校工作的年轻人，在一开始都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制度，也不是来自于管理，它是一种氛围，弥散在你工作与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在这种氛围中，读书与治学成了你几乎唯一的选择。我们求学时的学校教育是有许多遗憾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为到这所学校工作感到万分庆幸，我们在八十年代前期到那里，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写作也开始于这个时期。虽然这只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但她拥有出色的教育专家、科普作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和在许多学科领域颇有造诣的老师，我们的所谓文学批评不过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教育教学研究而已……”这里面显然有许多的人与故事。当年曾有“天下师范是一家”的说法，全省、全国师范学校交流非常多，学校还曾接受过湖北、海南等地师范学校的老师来进修。省、市都有各学科中心组，组织会课，论文评比。由于办学成绩突出，经常有上级领导视察，而学校经验也得以参与到各级师范教育管理的建议中。作为学校代表，我经常参与教育部师范司、省教委师教处文稿的讨论和起草，因为时常和当时高邮师范的辜伟节老师合作，而被同行戏称“汪辜会谈”。因了这样的机缘，得以接触到许多师范教育界的领导、专家，获益很多，印象极深，回忆起许多文件与规划的出台，那里面确实有许多的思考和智慧。

班主任。班主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岗位。学校从党总支到学生工作支部、教导处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政教处是后来设置的职能部门）、团委、学生会、年级组，一直到班主任，形成学生教育与管理体系，再加上学生工作计划与具体到每天的导护制度，起码从制度与人员配置上将学生德育工作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班主任不仅是管理，更是学生的朋友，年轻的老师实际上是与学生一同成长的。我做过普师的班主任，也做过大专班的班主任，对班主任与学生工作理解颇多，故事也很多，与许多学生结下了超乎年龄差异与师生关系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套用一句话就是：多年师生成兄弟。许多人做老师，都有从年轻气盛惟恐学生不惧，到宽厚待人但怕学生不亲的过程，我也一样，每次师生相聚，这类话题最多。

其实，这部分的叙述可以邀约学生参与。学生的生活实际上可以分为两面，一面是切合学校教育教学规定的，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一是不但学费全免，而且享受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二是毕业包分配，在校学习的情况一定程度关系到分配，所以，总体上都有强烈的学习欲望。但另一面则是青春期特有的心理。青年亚文化也会影响师范学生的生活，课余、休息日、假期、校外、宿舍，都是他们生活的另一面。我曾经无意中撞见学生在宿舍喝酒，更有学生毕业后在老师面前不再拘束的相互“揭发”，其丰富与“出格”着实令我吃惊。但关键是他们大都轻松地度过了“危险期”，现在也都为人师，为人父，为人妻，可见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力量。这方面非常值得研究。

学科教学。师范的学科教学自成体系，教学目标、课程设置与普通高中都不一样。像普通话，作为“三字一话”基本功的一项曾经被强调到相当的高度。八十年代，南通地区北三县的学生普通话一般都比较差，学起来很困难，所以不及格的学生常常被扣饭菜票，这种惩罚的严厉迫使学生在短时期内刻苦练习直至过关。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它的优势便显现出来，由于八十年代毕业生渐成小学教育的主要力量，所以，普通话教育已能衔接循环，普通话课程也随之弱化，逐渐由普通话等级考试取代。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课程设置可叙述的很多，仅语文学科的文选与写作的分分合合，就是部课程演变史。

业余生活。学校是个小社会，相对独立，衣食住行虽然条件各时期不一，但基本上不出校门都可以解决。体育活动是教师主要的业余活动，每天下午都要打乒乓球，比个高低胜负，老师们相互之间也有交往，打牌，下围棋等等。有一段时间每个周末就有一个老师做东，相对固定的几个人到他家打牌，打完牌接着吃饭，下个周末再到另一位老师家，这大概成了学生眼中老师的另一面。毕业后在刊物上看到学生的一篇文章，写到我，说有一次我们俩在前面走，他在后面听到我们在聊什么饼干好吃，便飞奔到教室对同学们说：“汪老师也吃饼干！”所以，学生的叙述视角有趣而重要。由于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与地方文化界也有接触，并在文联有兼职，当地文化界曾有“三权一政”的说法，也就是四个文化人，其中另三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quán”音的字。虽是文人戏称，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地方对这所学校师资水平的看重。

……

这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开放的个人叙事，可以在写作中增删，其中重要的是当时的文档，可以作为链接。当然，这里不是具体讨论它的写法，而是提供一个个案来探讨其可能性及其意义。仅从上面粗线条的提纲即可见作为师范教师的个体状况，他的活动半径及其对师范教育的介入程度以及影响，是可以作为当年师范教育的历史叙事的素材的，也可以看成一个人的中师教育史，一部微观的中等师范教育史。如果将师范看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和文化类型，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这种鲜活的具体的实证性的表述与史学留存，许多当年的重要节点包括非常响亮的“改革”都可以在其中看出痕迹，它已经具体化到一个教师的实践与日常生活之中了。

这样的工作不知何时才能开始？不知道有无当年的师范人在做相似的工作？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其后分化的新世纪，都应该有人做相似的工作，如果这样的叙事匮乏，我们如何去保存那份记忆进而推动其研究呢？遗忘，是很容易的。

                                                          2014年7月，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