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惠谈台湾中学语文教材的经验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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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月惠谈台湾中学语文教材的经验与反思

文章作者：陈菁霞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4-7-1


    在中文学界，林月惠的名字是与儒学研究学者、牟宗三弟子这些身份紧紧连在一起的。从1985到1995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从硕士班到取得博士学位，其间亲炙牟先生受教，并断断续续有服侍导师的机会。诚如林月惠所言：“这样的师生情缘，可遇不可求，我常想那是上天赐予的恩宠，而在现代制式的大学教育中，已成绝响。除了课堂正式上课之外，我还能陪伴牟先生散步、用餐、听戏；及至牟先生病痛时，也能亲奉汤药”。    出生在台湾中下层家庭的林月惠，尽管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却只能选择师范专科学校就读。在台湾省立台中师范专科学校一年级时（1977），父亲带她去拜访自己日据时代小学的老师。在老师家里，林月惠一眼就对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产生了兴趣。虽然读得似懂非懂，但经由此，她进而阅读熊十力与徐复观的著作，最终进入牟宗三的哲学世界。
    有感于台湾需要更优质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四书），再加上过去的教学经验，近几年林月惠倾注了很多精力和心血，邀请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和中学老师，着手编写高中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本报趁她来北大学术交流的机会，就她的学术研究，及台湾中学语文教材的变迁、现状，进行了采访。
   不能站在中国文化中心研究日韩儒学
    读书报：您多年从事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您对这三国儒学异同有什么看法？
    林月惠：韩国人和日本人最讨厌别人说他们的儒学是从中国来的。在他们看来，自己国家的儒学有其主体性和特色，并不是中国儒学的附属品。这给了我一个启发：不能抱着中国文化中心的角度去研究韩国和日本的儒学。为此，我也要求自己研究韩国与日本儒学时，能在韩、日等国有长时段的生活体验。
    我虽然研究宋明儒学，但却是以尊重韩国儒学的独立性或在地化特色为前提而展开研究的。我发现，整个朝鲜儒学基本以朱子学为正统，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制度设计，就是以儒家知识分子治国理念来设计的。朝鲜儒学的特色在于哲学理论高度和实践力强，他们将朱子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思考，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的设计里。
    日本对于宋明儒学的接受与韩国儒学不一样。早在唐代，派遣留学生（主要是僧人）到中国学习儒学。降至江户时代，宋明儒学也影响到日本。壬辰倭乱(1592-1598)时，丰臣秀吉攻打朝鲜，在这个过程中，朱子学也经由战乱传到日本。不过，因为日本江户时代没有像中国或韩国的科举制度，故其儒学发展与韩国、中国不同。
    日本吸收宋明儒学是兼容并蓄的（不像韩国，朱子学是正统，阳明学是异端），这对整个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有些学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奠基于江户时代儒学的教育普及上。所以相较于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实用性与活用性较强，并将宋明儒学的思想落实在社会教化层面。
    读书报：为什么阳明学在日本受到吹捧，而在朝鲜被视为异端？是否因为朝鲜儒学过分尊崇朱子？
    林月惠：阳明学传到朝鲜的时候，时运不济。因为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学说达到鼎盛，但朝鲜此时正处于朱子学发展的高峰。阳明学还没有传进朝鲜时，明代批判王阳明的书籍就先传入朝鲜，比如说罗整庵的《困知记》、陈清澜的《学蔀通辩》，詹陵的《异端辩证》等，都是驳斥阳明学的书籍。这些书籍在明代没有市场，但传入朝鲜半岛却受到青睐。因此，朝鲜儒者还来不及理解阳明思想，就先入为主地对阳明学有了抵制心态；再加上朱子学是正统，阳明学说在朝鲜受打压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直到17世纪，朝鲜儒者才看到较完整的阳明著作。
    相对朱子学而言，阳明学的行动力比较强。因此，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志士们大多吸收阳明学的精神，转为改革的动力。德川幕府政权归还给天皇，政权实现和平转移。日本从前现代到现代化的成功转换，其动力来自于阳明学。可是在朝鲜和中国，阳明学被认为是亡国的罪魁祸首。直到20世纪初，很多留学生，蒋介石、张君劢、梁启超等人到日本留学之后，发现阳明学在日本受到尊崇，再回过头来看阳明学，才了解它的重要性。
    读书报：有人说朝鲜儒学过分崇拜朱子，长期在四端七情等问题上纠缠，导致气象、格局不够大，也无法出现像牟宗三、内藤湖南等主动回应现代性问题的大儒。您同意此说吗？
    林月惠：我不是韩国人，对韩国的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实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朝鲜儒学因为纠缠在朱子学里面，导致无法实现现代化，而其儒学也无法有很大发展。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中国朱子学没有开展出来的议题，在朝鲜朱子学都开展出来了，而且朝鲜性理学者将朱子学植根为朝鲜半岛的文化基因，内化到所有的政治社会活动中。朝鲜时代真是个充满儒教教养的国度，文明程度极高。
    至于说没有出现内藤湖南或者牟宗三这种大儒与大思想家，我持保留意见。韩国在近现代的命运很挫折。朝鲜后期，尤其正祖时代，大量吸收西学，极其开放，颇有中兴之格局。但因正祖改革志业未遂便辞世，西学也随之受压抑，错失与西方文化进一步接触的契机。尤其，韩国处在日本、中国、俄罗斯这几个强国中间，国际处境非常复杂。日本占据朝鲜时，还掠夺了韩国很多重要的文化资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韩国始终是在被压抑的状态下。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值得尊敬的学者。在我们还未能对韩国学界有深入的理解之前，一些价值性的评断恐怕要有所斟酌。
    国学教育应回到经典本身
    读书报：您本人曾当过小学教师，可否介绍一下台湾中小学课程中有关儒学和国学的内容？
    林月惠：小学阶段的课程基本以白话文为主，文言主要是诗歌，如《唐诗三百首》等。到了国中阶段，出现文言文，但主要是篇幅较短的古文，如《爱莲说》、《五柳先生传》等。到了高中阶段，文言文的比例加重，包含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论语》、《孟子》的选读，而《古文观止》是高中国学教育最主要的选文来源。
    最近十多年来，因为台湾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为了强调本土化，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要降低文言文的比例。然而强调经典教育的呼声也不曾中辍，这也是王财贵先生要提倡读经运动的原因之一。
    读书报：以四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以前台湾高中生的必修课，陈水扁当政时把它取消了，听说马英九上台后又恢复了这门课。目前这门课在台湾的教授情况怎么样？民众对此有何反应？
    林月惠：以往《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与国文课一样，都是必修课，现在是必选课（六选二），并更名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上课时数也减少，一星期只有一小时。
    基于复兴中华文化之需，台湾解严前（1987），《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由“教育部”编纂，为必修科目。但解严之后，1996年台湾进行教育改革，1999年高中教科书逐年开放由民间书商编纂，不再由“教育部”来编。但政权转移，陈水扁执政时后半，于2005年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废除，改为《〈论〉〈孟〉选读》，时数也减少。直至马英九上台后，于2010年又恢复此一课程，此即是当今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包含《论语》上一学年、《孟子》、《大学》和《中庸》上一学年，每周一小时。
    此课程虽然恢复，但因涉及排挤其它课程，以及政治社会因素，又引起轩然大波。第一，一些反对派人士认为这是党国教育的复辟，意识形态的捆绑。第二，实际教学的困难，因为在既有的课程中又增多一小时，且列为必选，其它学科受到排挤，自然引起其它学科老师的反弹。所以当马英九政府希望恢复这个教材时，台湾社会出现两极化的反应，而且反对势力不小。
    读书报：听说您们在编写一套新中国文化的教材，请问是出于何动机？编写群体有哪些人？是自愿的，还是政府聘请的？
    林月惠：《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蒋介石撤退台湾之后，基于复兴中华文化，而有此教材。数十年来，这门课程造成两方面的效果，正面的是通过教材引导学生去阅读和亲近经典，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负面的是将经典与党国教育捆绑在一起，扭曲了对经典的认识。
    所以当马英九政府提出要恢复这门课时，一群年轻学者和高中老师有感于经典教育的重要性，就想抓住这个契机，自发地为学生编一套比较好的中国文化教材。而顺应“教育部”课纲的规定，我们这套教材的名称也是《中华文化基本教材》。
    基本上，台湾自从1996年推动教育改革开始，第一步就是教科书自由化。教科书的编写权下放到中学教师，“教育部”负责只负责审定工作。各家出版商为了使自己的教材得到认可，会想尽办法编出好教材。可是，也有不少学生家长开始后悔了——原先只用一个版本的教材，现在是以一个版本为主，再补充其它版本。现在孩子的升学压力很大，因此最近又有人呼吁要回到“一纲一本”，但是这条路已经走不回去了。
    编辑这套教材的学者，涵盖台湾学界中壮派的学者，分别来自文、史、哲等学科的大学教授，以及一些热心而教学丰富的高中教师。我们希望以有别于以往的编辑理念，将辛苦编辑出来的教材，成为公共财产，让所有教师、学生、家长，乃至社会人士使用。为此，我们以向“教育部”申请科研计划的方式来编辑此教材，称之为“编撰普通高级中学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课程辅助教材实施计划”。希望促使“教育部”开放版权，将教材公布在网上，大家都可以免费下载，不做营利之用。此外，我们编辑委员会成员也实际参与师资的培训与教材的推广，从理念到编纂教材，直至师资培训，我们有一个团队。
    读书报：这套新教材有何特点？将来会有市场吗？
    林月惠：第一，突破了以往教材与现代议题（生活）未能结合的局限。第二，编辑过程中进行有机整合，更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第三，让学生通过经典，培养自我反省、批判的能力。我们强调《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属于经典教育，而非国文课的延伸。因此，这一套教材是以经典教育为主轴，生命教育为起点，人文精神与文化省察为视野。我们想引导学生，以生命经验与经典对话。所以教材的编辑生活化，贴近青少年的情怀；不再以说教的方式来理解经典，而是以说故事和情境导引的方式，激发学生提问，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另外，在教法上多样化，引发青少年的志趣；例如老师会设计很多活动，如通过辩论、戏剧等来阐发经典的意涵。在评量上也趋向多元化，引发青少年的创意。经典的背诵不是这一阶段教学的最主要目的与评量方式。例如，我们会让学生去参观孔庙、古迹，让学生去体验周遭活生生的世界，将经典与生活结合，学生的感受就很不一样。
    由于大家编辑这套教材时，原是希望在既有的传统教材与教法上，能跨出新的一步，为台湾高中学生的经典教育尽一点心力，这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傻劲。因此，实际的市场需求，不在我们的考虑内。但我们也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如果这套教材经得起考验，我们也希望将它推广到中国大陆，乃至华人世界。
    读书报：您认为大陆今后开展中小学国学教育应当吸取哪些经验或教训？
    林月惠：台湾在解严之前，国文教科书里，孙中山与蒋介石的文章占的分量很多，而文学和思想作品很少，显然这样的编辑与党国教育有关。即使在党国教育之外，所编入的选文，也要与民族精神教育与爱国教育相关联。长此以往，语文教育或国学教育，沦为手段，只具有工具价值，为党国教育与意识形态服务。其结果，都与语文教育或国学教育背道而驰，也达不到党国教育与爱国教育的目的，这是台湾一个很大的教训。因为，语文教育本身有他的独立性，国学教育亦然；台湾的语文教育与国学教育，对此有深切的反省。我想国学教育应该回到经典的本质，排除党国教育的干预（党国教育可以有另外的管道），我想这对大陆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