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章说理文体在中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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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章说理文体在中国的形成
徐 贲

近读丁晓原的《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2014）一书，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讨论中国早期报章说理文体的部分。对此贡献最著，最为人称道的是梁启超的“新文体”，又称“报章体”（语出谭嗣同）、“时务文体”，“新民体” （与梁启超所办刊物有关）。

现代公共说理需要有相应的写作形式，这种形式不是由文化传统自然而然传承给后人的，而是一种写作者（当然不是一个人）自觉创造的成果。“新文体”与今天报章说理应有的标准是有距离的，但其形成标志着现代说理的理念已经开始在中国古老的文化土壤里撒下了今后成长发展的种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陈述了他的“新文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人们一般将此视为“新文体”一说的由来，强调的是思想上解放，精神上自由（与“自由谈”近义），但却未能点到说理文体的具体特征。

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新文体”经由日本散文家德富苏峰（1863-1957）的影响，受到“欧西文思”的滋养。“欧西文思”包括引入和运用新概念和西方的论述结构。新概念——如“责任”、“人生”、“独立”、“自由”、“进步”、“青年”等等——是蕴含新观念和新思维的新名词，但对论述结构并无直接影响。至于论述结构，有论者解释道，指的是“外国语法”，丁晓原认为，应该是指“逻辑性的增强”。其一是“长句的增多，表意趋于严密”，其二是“段落层次间意义关联紧密”。这样的表述仍不够具体，不足以让我们看到“新文体”的说理结构特征。

不妨以梁启超《呵旁观者文》（1900）一文来对他的“欧西文思”说理稍作说明。此文运用的是西方修辞学中常见的“六步说理”（当然可以根据需要来简约或扩充）。这六步分别是1.、引介：引入话题（Entrance, introduction）、2、分题（division）、3、正题（confirmation）、4、反题（confutation）、5、铺成（分析）（amplification）；结论（conclusion）。

引介是提出问题：“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分题是将人分为“旁观者”与“行责任者”。正题和反题是分别讲这两种人的不同。

铺成则是分析了六种“旁观”表现：浑沌派（“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为我派（“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呜呼派(“‘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派”)、笑骂派（愤世嫉俗、喜笑怒骂，“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暴弃派（自暴自弃、妄自菲薄）、待时派（不作为地等待时来运转）。这六种表现的“旁观主义”其实亦可称为“犬儒主义”。

然后便是结论：对国家之事人人皆不应旁观，“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

胡适曾说，梁启超的应用文体“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条件是先要懂得其论述结构）。在今天的说理教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六步说理”的影响。例如，中学辩论说理的作文要求充分考虑到“反方立场”，因此基本章法格式是：一、介绍论题，需要告诉读者，辩论关于什么和持什么主张或立场。二、自己的主张和理由，需要充分证明。三、厘清反对一方的主张和理由，并逐条驳斥对方理由。四、结论。当然，第二、三两部分在不同程度的学生说理中可简可繁，在此姑且不论。

公共说理要求有基本的章法结构，是因为“理”是在条理分明、清晰有序的陈述中一步一步展开的，是一个让听着自己明白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灌输和强加于他人的结论。这样的说理形成于清末民初之时，成为当时“觉世之文”的一个特色，是现代理性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