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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与本体探索 来源:中国文化报 李清霞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从数量到体积都达到了文学史发展的极致,但文体研究却没能跟上自身发展步伐,晏杰雄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作家出版社,2013)是一部系统地对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进行整体性、学理性研究的学术专著。该著对长篇小说文体本体性的探索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其文学观点的原创性尤其值得称道。
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80年代是文体意识萌发时期,1990年代是文体意识扬厉时期,新世纪是文体意识沉淀时期。新时期长篇小说文体意识的萌发是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政治的直接美学化、二元对立的文化审美模式与教诲式的语言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逐渐被作家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摒弃,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长篇小说迎来了适合其文体发展的精神文化生态,长篇小说文体的美学潜能得到充分释放,文体意识逐渐觉醒,并在30多年的时间里逐渐走向精微与成熟。作家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将形式与内容割裂开对文本进行考察的方式,试图在创作意图与表述方式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甚至有人提出形式就是内容。
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崛起,给新世纪中国作家带来了文化和艺术自信,作家们不再手忙脚乱、亦步亦趋地步西方作家的后尘,而是沉静下来,将现代意识自觉渗透到长篇小说创作中去,寻找适合表达中国声音、中国气派、中国人心的长篇小说文体。晏杰雄将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整体特征描述为:静水流深,微言大义。他指出,内在化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之象,本土化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救赎之途,混沌化是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追求的理想之境。近百年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本土化纠结了几代中国作家,1990年代狂热的文体实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精英文学丧失了广泛的读者和市场的支持,文体实验有时竟沦为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和作家的自我抚摸。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本土化是中国文化本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化是历史和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和作家的双重选择,也是市场经济运行法则裹挟的结果。莫言的《蛙》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书信、小说、话剧等文体形式在小说中有机融合,文体整体上呈现出混沌化的风格,是本土化比较成功的作品。在作者看来,混沌化无疑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方向。
然后,晏杰雄从叙述、结构、话语三个层面对新世纪长篇小说进行微观、细致的分析,以探寻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美学的内在规律及其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核心观点。这部分学理性的文本细读和理论建构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彰显了作者独特的艺术直觉和远大的理论抱负。首先,他用减法来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叙述问题,选取了视角、距离、时间、空间四个要素对文本进行微观研究与细读,在对概念解释、阐发的基础下,对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庖丁解牛式的分析,以探寻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向内转的美学规律。如在距离方面,作者指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叙述者和主要人物之间常常是零距离,三者的价值取向大体一致;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则出现了一批“距离两极化”的文本,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就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已达到零距离的逼真效果,反映鄂温克人百年衰亡的悲剧历程,而某些具有反讽意味的小说却有意选择一个和作者价值立场相对立的叙述者,以达到间离与陌生化的效果,如阎连科的《坚硬如水》。
其次,他指出新世纪长篇小说结构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态势,情节性结构居于主体地位,开放型结构在探索中居于相对次要地位,有时难免显得拙朴而稚嫩,贾平凹的生活流形式、史铁生的心理图式形式、莫言等的系列小说形式和空间并置形式,是比较成熟的有代表性的结构形式。喧嚣之后,作家们意识到文体和思想主题的内在关联,扬弃了1990年代那种掏空意义的结构实验,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结构表现出对主题的归顺,情节性结构成为主体,故事性和有价值的生活成为作家写作的目标,时间法则和因果法则在结构文本时,重新引起了作家们的重视,作者和读者内心的尺度因之被巩固,时间律和因果律使新世纪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被解构后漂泊无依的灵魂,在小说内在尺度所构建的世界中暂时找到了栖息地和停靠点。
再次,联系长篇小说文体的内在化和本土化,他指出长篇小说话语有不自觉地向远处的本真状态复归的倾向,表现为对以往统一性、集体性话语的弃置,以及对多语的、多声的对话性话语的青睐。他选取了引语和对话这两个基本点进行考察,具体阐述了他对新世纪长篇小说话语模式的看法。话语研究部分是该著中最富有智慧的章节,作者的阅读量极大,极其熟悉新世纪长篇小说,他对不同语体细致入微的分析阐释,入情入理,表现出作者独特的艺术直觉力,而这种直觉力源自于作者丰富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以及多年积累修炼打下的理论根基。这些论述宏观与微观相互印证,理论与文本有机结合,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触及长篇小说文体的本体性的观点,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巴赫金曾说,长篇小说是唯一在形成中的和未定型的一种体裁。作者对此深有感悟。在文中,他没有以某种先验的、假定性的长篇小说文体标准去对不同的文体进行价值评判,当然也无力确立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文体”榜样,更没有建构一种长篇小说文体标准的企图。他研究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从具体文本的细读出发,从具体的“文体”现象入手,力图客观描述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基本脉络,部分地揭示长篇小说的文体“真相”,尽可能地挖掘与探寻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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